辛格“民族忧煎情结”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情结论文,民族论文,辛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很长的时间里,国内外研究者关于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克·辛格(1904-1991)确切的哲学思想、创作思想似无定论。有人说他是“遵守传统的作家”,有人说他是“以色列的叛徒”,有人说他是现代派作家,有人说他是存在主义作家;有人说他“既怀疑上帝,又相信上帝”;有人说他“具有犹太人的正统观念,却对这一观念毫无信仰”(注:鹿金《艾·巴·辛格创作简论》,见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54页。又见冯亦代《卡静论辛格》,《读书》,1979年第1期,第114页。)……作者自己呢,他既不对作品承载的思想内涵作任何解释,又嘲笑“当今批评家”“任意曲解”作家,在作品中寻找“连作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东西。(注: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陆煜泰译,见《魔术师·原野王》附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这样一来,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真实面目及其作品的思想旨趣就愈发扑朔迷离。
不过,从辛格对批评界的态度来看,辛格研究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显然与作者所谓“我们的时代创立了错误的写作”(注:黄育馥《艾萨克·辛格谈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3期,第121页。),即轻视作者思想分析而“绝对关心作品”不无关系。为此,弄清作者思想精髓及作品深层底蕴就对驱散辛格研究的迷雾至关重要。本文拟以辛格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中的演说辞以及他与朋友理查德·伯金的谈话——《辛格访谈录》为主要材料,对作家的哲学思想、创作思想的形成和流变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尤其是对揭示辛格作品的旨趣,作一初步探析。
探索辛格的思想,决不能忽视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受奖演说》。因为《受奖演说》以罕见的坦诚,庄严地公开了作者鲜为人知的深层思想,是作者敞开心扉、倾诉思想的最庄重、最全面的文献。在演说中,他宣称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儿子,心中汹涌着拯救人类的一腔热血,终生锲而不舍地探寻着永恒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对苦难深重的犹太民族处在“即将到来的危险”中有不敢掉以轻心的强烈关怀。他坦露了对民族解放“多次努力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的忧愁悲苦和永不放弃的决心,自信“当社会的所有学说不复存在,而战争和革命又使人类处于暗无天日的境地之时,被柏拉图逐出文坛的那个诗人也许会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不言而喻,辛格在《受奖演说》中把自己内心郁积已久的情结痛快淋漓地抖露出来。这是一组扭结缠绕的复杂情绪,是辛格及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也是一种沉疴般的情结。其主要精神归结到一点则是:作为犹太民族的儿子,辛格自始至终为民族的前途和出路上下求索、左冲右突却总是难以如愿,因而长期处在“忧思如煎熬”的苦境。根据这一归纳,也为论述的方便,估且把这组情绪称之为“民族忧煎情结”(以下简称“忧煎情结”)。我以为,忧煎情结既是促使辛格走上文坛的根本动力,又是辛格创作的思想源泉,在辛格的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是辛格全部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辛格研究不可忽视的前提和关键。
一、“忧煎情结”的孕生
辛格出身于波兰一个恪守传统的犹太拉比(犹太教教士和法学博士)世家,祖父、外祖父、父亲都是体面的拉比。他们为了让辛格也成为拉比,从小把他禁锢在“上帝的世界”里,甚至隔离辛格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他们“一听见街头被糟蹋妇女的呼救声,便把书斋的窗户扃起来”(注:冯亦代《卡静论辛格》,载《读书》1978年第1期,第116页。),怕世俗世界的“不洁”玷污了辛格精神上的“净土”。这样,被宗教教义等正统文化的乳汁哺育的辛格,头脑充塞着上帝崇拜、求索精神、子民自豪、拯救意识等强烈的犹太民族精神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正如卡静所说:“这种宗教熏陶成为辛格内在的‘真实存在’,似乎已深入到辛格连篇累牍的作品中去,变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实体。”(注:冯亦代《卡静论辛格》,载《读书》1978年第1期,第116页。)
辛格自幼年起就对普通犹太人在悲伤屈辱中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极为关注和同情,这种同情甚至发展到连犹太罪犯也可以“原谅”:“我通常憎恶罪犯,但不知为什么,我能原谅我年轻时认得的那些犯罪的人。因为我目睹过他们出身和长大的环境”。(注: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陆煜泰译,见《魔术师·原野王》附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499页。)的确,在辛格耳濡目染的“环境”中,“犹太人在火刑架上被烧死,教会学校的孩子们被拉向绞架,处女被强奸,婴儿被虐待,哥萨克士兵刺穿儿童的肚子,并把他们活埋,将一个女人的肚皮剖开,装一只猫进去,然后缝上……”(注:戴侃译《那里是有点什么》,见《辛格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06页。)这种种惨状必然会刺激、煽动辛格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使小小年纪的辛格被一种无形的痛苦所咬噬,也激发了辛格初始的民族使命感,只是这种思想雏形仅限于盼望救世主弥赛亚降临人世,拯救苦难中的犹太人民。
可悲的是,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使他陷入痛苦的怪圈:他愈企盼上帝的拯救,就愈对上帝寄予厚望;愈寄予厚望,就愈对上帝失望,这种周而复始的困惑对幼年辛格的折磨是不难想见的,它终于使辛格想通了“果真有上帝的话,为什么那些祈祷又忍辱负重、恪守人为的法规的人们常常是贫病交加,在苦水中挣扎,而那些不信教的人反而过得愉快呢?”(注: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陆煜泰译,见《魔术师·原野王》附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这种想法进而诱发了他对上帝的怨恨。这时候,忧煎情结已初现端倪,在他的作品中,则表现为对上帝的责骂:
上帝是个聋子。而且他憎恨犹太人。在克迈尔尼斯基把孩子活活烧死的时候,上帝拯救过他的人民吗?在基什尼奥夫他拯救过他们吗?——《渎神者》
你们笔下瞎写的那个上帝在哪儿?他是杀人犯,不是上帝。——《皮包》
老百姓已经祈祷了快二千年了,可救世主还是没有骑着白毛驴到人间来。——《外公和外孙》(注:以上三段引文译者分别为:《渎神者》,杨怡;《皮包》,宗云;《外公和外孙》,诸葛霖。见《辛格短篇小说集》,第330、277、378页。)
从辛格成长环境及其早期思想流程来看,辛格忧煎情结的初步形成既符合这位民族之子的思想轨迹,也与环境的熏染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辛格民族忧煎情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辛格作为“民族的儿子”与独特环境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忧煎情结的形成,也是作者思想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由于它的关系,辛格带着对上帝神力的怀疑,背弃了父辈“想得快发疯了”的愿望,(注: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陆煜泰译,见《魔术师·原野王》附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00页。)不做拉比而把文学作为“自己的方式”,踏上了“探寻永恒的真理、生命的真谛”,(注:辛格《受奖演说》,段传勇译,见《魔术师·原野王》,第486页。)争取民族解放的求索之路。辛格始终如一地使用意第绪语——一种非犹太人和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都瞧不起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标志着他寻求民族和人类“真正的出路”的“自己的方式”。
二、“忧煎情结”的求解与发展
我的民族承受过人世间疯狂到无以复加的沉重打击,作为这个民族的儿子,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岂可掉以轻心。无奈多次努力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富有创造力的人的悲观并不是颓废,而是一种要拯救人类的强烈情感。他不屑于诗人的消遣娱乐之道,而是锲而不舍地探索永恒的真理、生命的真谛。
《受奖演说》中的这段剖白正是辛格忧煎情结的写照,概括了作者求解忧煎情结的拳拳之心。事实上,综观辛格的全部作品,不管是描写现实人生还是妖魔世界,不管是描写19世纪的东欧犹太人还是20世纪的美国犹太人,不管描写信仰上帝的信徒还是耍弄上帝的痞子……其原动力均来自忧煎情结,思想内容也受忧煎情结的统摄。以写鬼神题材的《魔鬼的婚礼》为例,作品通过犹太民族的代表阿龙·纳弗塔里拉比终生与鬼魂恶魔孤军奋战,终因势单力薄而失败,女儿也在魔鬼的迫害凌辱之后彻底毁灭的故事,寄托了作者为苦难深重的民族面临毁灭而忧心如煎的感情。小说在人鬼大战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场面中渲染了“即将到来的危险”的恐怖,通过齐甫凯夫村教徒们被魔鬼利用而不自知,从抱怨阿龙·纳弗塔里拉比到合伙迫害拉比的女儿辛戴尔,揭示了大祸临头却浑然不觉的犹太教徒的麻木不仁,含蓄地表述了忧煎情结,同时说明了求解忧煎情结征途的漫长与艰难。
当然辛格并不因忧煎情结的折磨而放弃努力,他坚定地认为:“必然有一条路,这条路使人们获得可能得到的所有的快乐”,并且能“获得自然界所能给予的所有力量和知识”。(注:辛格《受奖演说》,段传勇译,见《魔术师·原野王》,第485页。)这条“路”,就是辛格毕生求索的救亡图存之“路”,也就是化解忧煎情结之“路”。辛格的各种题材、主题的小说,无不承载着作者对各种主义和观念的思考、比较和求证;无不承载着他在各种“出路”之间的试探、挫折和失败后的忧伤。这一系列寻求出路的努力,主要表现于在上帝与科学、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三个方向的求索与彷徨。这种“无奈多次努力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的苦恼,在辛格各阶段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上都有所表现。
(一)上帝(宗教)与科学
辛格从小受宗教熏陶,对上帝的情感总是难以割舍,寻找上帝拯救之“路”的幻想,在他的小说中时不时流露出来,常有上帝派天使把犹太子民救出苦海,送往天堂的情节。试看《短暂的星期五》的结尾:
是呀,那些混乱与诱惑的短促年头已经终结。施穆尔-莱贝尔和苏雪终于到达极乐世界。夫妻早已缄默无声。在沉寂中,他们听到天使翅膀的扇动和宁静的歌声。上帝差来的天使引导施穆尔-莱贝尔裁缝和他的妻子苏雪进入天堂。
在这里,作者把一对虔诚的犹太教徒因煤气中毒的死写得神圣而美妙,读者稍不留神,便会产生上帝把子民引入天堂的幻觉,这种效果无疑是辛格上帝崇拜意识的生动写照。不过,辛格在上帝那儿找“出路”,祈请上帝拯救苦海中挣扎的子民,首先是要证明上帝“真实的存在”。这种偏执在《渎神者》、《那里是有点什么》等中短篇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在《卢布林的魔术师》主人公雅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雅夏作为“我想成为的人”(注: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陆煜泰译,见《魔术师·原野王》附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12页。),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上帝的祈望、追求与失望。这位卢布林省赫赫有名的魔术师,聪慧过人、技艺高超,既熟读犹太经典又饱览科学知识。表面上看,雅夏常常调侃上帝,不去教堂祈祷,“摆出一副无神论者的架势”,动辄以“你什么时候去过天堂,上帝是什么模样”的话来讥刺劝他皈依上帝的邻居,他骂“那些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的人都是骗子”,公然干“上帝不许”的罪恶勾当——与各种女人明来暗往,但雅夏内心“处处可以看到上帝在插手……每一块鹅卵石,每一颗沙子都证明上帝的存在”,“每分钟,每秒钟在他身内身外,上帝无不显示他存在的征兆”。(注: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鹿金、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258页。)雅夏内心和表象的南辕北辙看似矛盾,但它恰恰说明雅夏比“以上帝名义说话的人”更虔信、更忠于上帝。他那些看似亵渎上帝的言行,与其说是否定上帝或挑衅上帝的恶作剧,倒不如说是太虔信上帝,企图以激怒上帝、让上帝惩罚自己来呼唤上帝、求证上帝的一种极端行为。小说末尾,雅夏一改他的异教徒形象,变成了公认的虔诚的圣徒,其实质也是以相反的极端行为求证上帝。不过,无论他先前亵渎上帝还是后来皈依上帝,都不能换来他所渴望的上帝的反应。如果说雅夏求证上帝的毕生追求证明了什么,那就是作者祈求上帝拯救幻想的彻底破灭。
除了对上帝拯救之路的探求,辛格也曾寄望于科学拯救,这一点在自传体小说《庄园》的爱兹列尔身上表现得尤其充分。爱兹列尔是个聪敏好学、目光敏锐、熟读犹太经典的热血青年。与雅夏不同,他追求进步,不迷信宗教而热爱科学。他很早就认识到,“波兰犹太人狂热迷信是十分荒谬的,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当欧洲其余部分的人正在学习、创造,取得进步的时候,他们依旧深陷于愚昧无知之中。”(注:辛格《庄园》,陈冠商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爱兹列尔立志走现代自然科学的道路,想用现代科技成果帮助犹太人“脱离黑暗”,但是,当他长期投身自然科学且学有所成时,却蓦然发现,科学既不能阻止战争与暴力,也不能解决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于是在他看来,“科学救亡”之“路”也不能帮助犹太人“脱离黑暗”。也就是说,“科学救亡”之路也不能帮爱兹列尔——辛格的代言人——解开为民族出路而忧伤的愁绪,最后他不得不回到巴勒斯坦去重新寻找民族的出路。爱兹列尔最终的选择,无疑宣告了辛格关于以“科学救亡”的方式拯救民族、求解忧煎情结的探索的失败。
(二)西方与东方
二次大战以后,西方物质文明和东方意识形态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使许多国家和民族面临抉择,辛格当然也不例外。但他对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西方文明似乎从无好感,在他描写西方生活的作品中,找不到一部作品说西方文明的好话。他好像毫不思索就否定了红红火火的西化之“路”,并且常常告诫读者不要受物质和金钱的诱惑。《迈阿密海滩的聚会》用原东欧犹太人、美国“超级富翁”麦克斯·弗莱德布什的话,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人与金钱高度异化的西方文明之“路”:
啊,不错,我过着令人瞩目的豪华生活,但这豪华中隐藏着悲哀。这所房子虽然富丽雅致,但它无疑也是地狱。告诉你吧,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比集中营更糟。在那儿,大伙儿至少怀着希望,每天总是不住地安慰自己:希特勒的疯狂行径不会长久了。一听到飞机声,我们就想象盟军已经开始进入德国了。很少有人自杀。而这儿,上百人坐着等死。一个礼拜不到就有人魂归西天,全是有钱人哪。他们积攒了家产,把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也许还是用欺骗手段谋得的呢,而如今揣着钱却不知道怎么办。他们都忌食,衣服也不知穿给谁看。至于报纸,除了金融栏他们什么也不看。一吃好早饭他们就开始打牌。你能无休无止地打牌吗?但他们只好这样干,不然要憋死了……(注:辛格《迈阿密海滩聚会》,黄源深译,见《外国文学报道》,1982年第1期,第33页。)
弗莱德布什的这段话深刻揭露了与西方文明伴生的人与金钱的异化,人类的孤独、冷漠和狂躁,它告诫羡慕西方生活的人们:没有信仰的金钱世界决不是人类的出路!正是辛格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和揭露,使80年代一批美国批评家愤愤不平地说:“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他(辛格)的创作对美国的尊严构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注:Daniel G.Marowski,ed.,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vol.38,Detroit:Michigan Gale Research Company,1986,p.407。引文为笔者自译。)
相对于西方,20世纪中期的东欧和亚洲正在种种“主义”中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的出路。这种形势对于辛格的求索应不无启迪。可惜在犹太文化浸润中长大的辛格,既想寻求民族出路又惧怕暴力的破坏,顽固地坚持“只可医治,不可伤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对东方意识形态不予认可。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力解放会牺牲无辜,自由主义则会导致放纵无度,而“战争和革命将使人类处于暗无天日”的境地。在短篇代表作《傻瓜吉姆佩尔》中,辛格塑造了一个宁肯在屈辱悲伤中艰难度日,也绝不使用暴力反抗的圣徒吉姆佩尔,表达了他的改良主义理想。在《外公与外孙》里,辛格把暴力革命描绘成“他们杀人又遭杀害”的儿戏,革命者傅力为正义、理想而献身,换来的不仅是自己暴尸街头,连反对暴力的外公也遭到连累……这样一来,东方的种种“主义”和民族解放之路又被辛格否定了。
(三)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
辛格对犹太传统文化充满留恋和推崇,希望古朴温馨的犹太文化为世人接受。因此,在《游子归来》中,辛格把伦特欣村写成“伟大的谋求和平、自治和人道主义的尝试”(注:辛格《受奖演说》,段传勇译,见《魔术师·原野王》,第487页。)。在那里,人们恪守祖训,信仰上帝,笃守教义教规;没有贪欲,没有欺诈,没有偷盗;金钱在村里只是多余的负担。村民们在详和、温馨的世外桃源安宁度日,其乐融融。但作者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年轻一代的塞缪尔们先后西去美国,伦特欣村仅存的村民均七老八十,后继无人……这种描述无疑说明,活化石般的伦特欣村虽然美好但难免衰亡,以回归传统为民族出路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辛格在《迈阿密海滩的聚会》借弗莱德布什之口诉说了西方精神生活的孤寂和冷漠,那么,《第三者》则通过一对东欧犹太青年的堕落,控诉了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人的毒害。小说中的热力格·芬格宾和吉丽娅是一对传统的犹太夫妻,30年代初从东欧流亡美国,在贫困中拼搏多年,过上了“像样的日子”。但由于被象征现代文明的、幽灵般的麦克斯所诱惑,不知不觉地背叛犹太传统,终于堕入家庭破裂、迷失自我的苦海。令人惊心的是,圣女般纯洁的吉丽娅就是从向往“摩登妇女”的生活方式,追求“现代人”纵欲无度的生活开始堕落并逐渐走向深渊、葬送了家庭幸福的。小说警告年轻的犹太人,切莫被现代文明的海市蜃楼所迷惑,从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小说末尾,热力格被迫流落街头,面对四层楼高拿着手枪的半裸女郎广告,“他的脸一半红,一半绿;他的眼一只在笑,一只在哭”。(注:Isaac Bashevis Singer,"The Third One",in A Crown ofFeathers andOther Stories,New York:Penguin Book,1980,p.199。引文为笔者自译。)人们仿佛看到凶恶的“摩登”裸女和主人公的怪相组成了一块此路不通的骷髅牌。
从以上三方面不难看出辛格这个犹太“民族的儿子”为“探寻永恒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所作的终生不渝的努力。作为救亡图存的具象,上述作品相应地构成三大主题系列,它们记载了辛格在宗教(上帝)与科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三方面的探索和失望。我们不能说上述三方面涵盖了辛格作品的全部,但是可以说辛格的每一个作品,不是渲染“即将到来的危险”,便是映现着重新萌生的求解忧煎情结的激情与希望,而每个作品的主题几无例外地记录了新一轮探索的希望与失望。辛格从小郁结于心的忧伤烦躁的愁绪和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热情,便在这一轮又一轮“不断萌生新的希望”又不断遭受新的失望的循环中,变得愈来愈具体。这样,更深沉的民族忧煎情结又成为下一轮探索的动力,制约乃至规定着下一个作品的主题。
三、“忧煎情结”的隐藏
既然忧煎情结在辛格创作中如此重要,那么,从50年代初辛格蜚声美国文坛到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止近30年的文坛生涯中,他为什么从不谈及自己把文学作为拯救民族的方式,想通过文学创作寻找人类真正的出路的心结,即创作的原动力“忧煎情结”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辛格极其推崇19世纪文学,可以说他的艺术观、文学观来自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文学大师,而19世纪文学理论本来就讲究艺术地再现生活,主张作者的思想倾向在作品中隐藏得愈深愈好。举世公认的辛格“炉火纯青的叙事艺术”本身也说明,像他这样的叙事大师,在小说中着力掩藏思想情结首先是其文学观、艺术观的反映。
(二)辛格不仅仅在作品中掩藏“情结”,在1978年获诺贝尔奖前,他在任何公开场合都不愿披露其“忧煎情结”,好像故意和批评家们捉迷藏。辛格这样做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有难言之隐:辛格认为,20世纪文学创立了“错误的理论”,他对“当今批评家”“绝对关心作品”从而“任意曲解”作家思想的作法大不以为然,他讥讽批评家连篇累牍地大写特写作家“做梦也没有想过来表达的东西”。(注:理查德·伯金《辛格访谈录》,陆煜泰译,见《魔术师·原野王》附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01页。)他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为孩子写作”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孩子只读书不看评论,他们根本不理睬评论家”。(注:辛格1970年获国家图书奖声明:《我为何为孩子写作》,黑鸟译,见《魔术师·原野王》,第489页。)这样一来,辛格把自己摆在当与今批评家敌对的立场,批评家们群起而攻之的可能性对于辛格来说,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即将到来的危险”。所以,辛格不愿意主动把思想症结暴露给批评家,让他们“任意曲解”和“吹毛求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忧煎情结”是辛格深藏于心、头绪纷繁的情绪。它涉及到哲学观、创作观、宗教观、科学观、伦理观、自然观、民族观……每种观念本身又非常复杂,充满多面性、摇摆性和矛盾性。以宗教观为例,作者对上帝的信仰经历了“信——不信——信”之间的彷徨与反复……而作者最终信奉的“上帝”,是以宇宙为词汇的、冥冥之中一种神秘的规律。(注:辛格《受奖演说》,段传勇译,见《魔术师·原野王》,第485页。)这个“上帝”与其说是犹太教人格化的“神”,毋宁说更像中国道教的“道”,它和宗教信徒所谓“上帝”的内涵相去甚远。其它各种构成“忧煎情结”的观念,其复杂性、摇摆性、多面性,也同宗教观一样都不是很容易说明白的。与其说不清楚,不如干脆不说。这,恐怕也是辛格不愿暴露其思想情结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格不便暴露真实思想的处境,使他不得不在叙事和文体艺术上花大力气,以增强作品的含蓄性,从而巧妙地躲避文敌的攻击,这样一来,困境反而成了作者苦炼“叙事艺术”的绝好动力,迫使他在叙述艺术上下功夫,达到更高的境界。但作者这种“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言”的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作品披上了迷彩,为评论界正确解读和评价他的作品造成了如本文开头所述的迷魂阵。仅以其长、短篇代表作《卢布林的魔术师》和《傻瓜吉姆佩尔》的主人公为例,奋不顾身地“探索心灵的人”亚夏,被批评界误解为流氓、恶棍;恪守犹太教规、坚守传统道德规范的圣徒吉姆佩尔也被误解为生性懦弱、逆来顺受的愚民。所以,隐藏忧煎情结对于辛格的创作来讲,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四、倾吐“忧煎情结”
平心而论,辛辛苦苦地掩藏“忧煎情结”对作者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是一种违心的、不得已的自我保护。就辛格的本意而言,他何尝不想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宣示忧煎忧结呢?事实上,辛格无时无刻不在为创造“倾吐情结”的时机而苦苦奋斗和等待。正因为这样,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受奖演说》中抓住时机,一改多年神秘、深沉的面孔,像表白、像倾诉且不无唠叨地叙说了“忧煎情结”的方方面面,从而向世人敞开了为拯救民族终生不渝的痴心和上下求探索锲而不舍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当辛格登上世界文坛最高领奖台,扬眉吐气地宣泄了郁积多年的心结的时候,“情结”虽未因“奖”而“解”,但既然吐露于外,他就无须再为“掩藏”所苦,煎熬也因之缓减。这种变化对辛格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是:他的小说减少了若干束缚,也减少了精湛的叙事,增加了伦理说教的分量。《迈阿密海滩的聚会》和《第三者》已经呈现了这种苗头。晚年的长篇《忏悔者》更是受到西方批评家尖锐的批评,说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位可爱的富于幻想的或轻松幽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影子,相反,辛格先生倒像一位被人遗忘的老祖父,对他的孙子、重孙子们喋喋不休地唠叨抱怨。”(注:Daniel G.Marowski,ed.,ContemporaryLiterature Criticism,vol.38,Detroit:Michigan Gale Research Company,1986,p.407。引文为笔者自译。)这说明当“忧煎情结”作为创作出发点和归宿的意义一旦减弱,他的小说便减少了原有的魅力,变得平庸、平淡起来。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辛格既有从“一种死了的语言”中开掘出鲜为人知的“奇珍异宝”的眼光,又能从斑斓眩目的现代西方世界揭示出纸醉金迷背后精神空虚、人性堕落的衰败趋向,这种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无疑得到忧煎情结的滋养。他的以传统语言、传统手法来写传统题材以挽救犹太传统、建造犹太文化方舟的艺术风格,无疑受到了忧煎情结的浸润。辛格通过描写犹太民族在放弃与坚守传统时的激烈冲突中寻求一个古老民族的新出路的漫长与艰难,揭示出一个现代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是忧煎情结作用的必然结果。从这些意义上说,辛格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作品内容、无不刻有忧煎情结的烙印,受到忧煎情结的统摄。
可见,“民族忧煎情结”是辛格全部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作者创作的根本动力。虽然它不无偏执,不无幼稚,甚至不无缺陷,但确是一种称得上伟大的民族之子的激情,一种凝集在作家身上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感。这种崇高的情怀似是文学大师的一种基本要素,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屈原、鲁迅……的作品中都不乏民族使命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辛格从人才济济、成果骄人的当代犹太作家群脱颖而出决非偶然。而辛格立足于自己用意第绪语建造的“犹太文化的方舟”,在现代派文学理论喧嚷的20世纪世界文坛上,吹进了一股来自19世纪的祥和清风,赢得20世纪文坛上傲视群雄的一席之地,不妨说也是忧煎情结的功效。
因此,当我们面对辛格时,不能只看到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而首先要看到一个思想家,一个犹太民族忠诚的儿子。因为作者全部作品的动力和源泉都与“忧煎情结”密切相关。找到了这一点就找到了解读辛格的文化密码,辛格作品的诸多谜团也便迎刃而解;相反,如果忽视了对作者思想内涵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那就只能看到一个幻觉、局部或扭曲的辛格,一个不为辛格所认可的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