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特点分析
梅 花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通辽，028043；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 现代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特点形成除了古代蒙古部落人口迁徙之外，还与科尔沁蒙古人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科尔沁部落的迁徙及与满汉民族的语言接触，使现代蒙古语科尔沁土语形成内部差异较大，借用外来成分较多，保留古代蒙古语成分较为丰富等特点。
关键词 ：科尔沁土语；科尔沁部落；借词
蒙古语科尔沁土语是中国蒙古语方言土语中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的土语。据2015年统计，科尔沁土语区的蒙古族人口有234.8万人，占中国蒙古族的39%，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通辽市、兴安盟，以及吉林、黑龙江等地的蒙古族居住地区。在语言结构方面，蒙古语科尔沁土语与蒙古书面语及其他方言土语的差别较大，是蒙古语方言土语中发展变化较快的土语。[1]本文立足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从人口迁徙、语言接触、文化传承的视角，分析研究现代蒙古科尔沁土语特征形成的原因，以便深化蒙古语方言土语与蒙古文化的关系研究。
一、人口迁徙与科尔沁土语的内部差异性
由于语言演变的不平衡性，现代蒙古语科尔沁土语具有一定的内部差异性。此外，科尔沁土语内部差异的形成与古代蒙古族历史迁徙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科尔沁土语地区的人口迁徙情况，可追溯科尔沁土语内部差异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首先，现代蒙古语科尔沁土语中，郭尔罗斯和杜尔伯特地区的话语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话语。这与明代科尔沁部落从呼伦贝尔地区迁徙至嫩江流域的历史事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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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语言学家的研究，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的初步形成，涉及蒙古汗国的成立至明代末期。蒙古汗国和元代时期，蒙古科尔沁部落居住于额尔古纳河流域，元朝灭亡之后，此部落亦过着相对稳定的游牧生活。据《科尔沁蒙古史略》研究，元朝解体之后，蒙古各部落的领土发生较大变化，在卫拉特和东部蒙古部落的战争之中，各蒙古部落发生了多次的迁徙和交融，形成很多新的部落。但哈萨尔为首的科尔沁部落以自己封地为主，过着相对稳定的游牧生活。[2]稳定而统一部落的形成是方言土语形成的重要条件。在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蒙古秘史》语言中有科尔沁土语的痕迹，如，《蒙古秘史》部分词语将蒙古书面语的辅音
标音为ʃ，而这类辅音变化现象是现代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的主要语音特点。[3]
以上词语中，《蒙古秘史》将蒙古书面语的
音节以汉语“搠”字标音。对此问题，蒙古历史语言学家亦邻真教授在《蒙古秘史》复原当中以“搠沉讨兀”一词为例，做如下解释：“搠沉讨兀，惊怕也。搠：审觉开二入。读为ʃ
u，这是切音，广韵的发音。以往的用汉语校注《元朝秘史》者总读作tʃu。如，海涅士、伯希和、李盖提、列维茨基等人均读作tʃo。”[6]由此看来，《蒙古秘史》作者或汉字标音者的语言具有科尔沁土语的特点。科尔沁土语是在蒙古语方言土语中较早形成的土语。
郭尔罗斯和杜尔伯特口语将蒙古书面语的辅音s发作t，这种现象在老人的话语中更为明显，而科尔沁土语区其他地区的口语将其发作s。蒙古科尔沁部的迁徙与现代科尔沁土语的形成历程，在科尔沁土语中有明显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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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科尔沁部落完成过一次大迁徙，从呼伦贝尔地区迁到嫩江流域。众所周知，嫩江流域是郭尔罗斯、杜尔伯特等蒙古部落的故土，这些部落自元朝初期就居住于此地。这样的历史背景，使现代科尔沁土语区郭尔罗斯和杜尔伯特口语有别于其他科尔沁地区的口语。
蒙古方言土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均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但由于历史、文化、分布环境等诸多因素差异，其受影响的语言及其程度各自不同。科尔沁蒙古部落长期居住于内蒙古东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受了东北少数语言及汉语言文化的影响。[3]
科尔沁土语区的科尔沁人与喀喇沁人的蒙古语既有相同特点，又有不同之处。现代科尔沁土语保留原来科尔沁土语特点的同时，吸收了喀喇沁土语的特征。科尔沁土语和喀喇沁土语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系统上，而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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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音方面，科尔沁人把蒙古书面语的辅音读作ʃ，而喀喇沁人读作
h。如，蒙古书面语
御膳”，科尔沁人读作ʃap，而喀喇沁人读作hap。从整体上看，有些地区偏重于原籍科尔沁土语特点，有些地区则偏重于喀喇沁土语特点。
科尔沁土语区科尔沁人和喀喇沁人的语音区别具有一定的规律。以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为例，科尔沁人与喀喇沁人杂居的高力板镇呼和苏格嘎查、白音淖尔镇乌日嘎查等地的科尔沁人虽然保留科尔沁土语原有特点，但受喀喇沁人的影响，将蒙古语书面语词首元音
读作
，aγu读作
。
在科尔沁人聚集村落，保留科尔沁土语原有特点较好，与喀喇沁人语言差异较为明显。如，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苏木的科尔沁人相对完整保留科尔沁土语原有特点。与喀喇沁人杂居村落，科尔沁人的语言深受喀喇沁土语的影响。如，科尔沁右翼中旗好腰苏木、巴彦淖尔、巴彦茫哈苏木和高力板镇等地科尔沁人的语言吸收了喀喇沁土语的较多因素。
此外，在科尔沁土语区，不同旗县的话语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如，科尔沁土语区不同地方口语的基本词汇就有明显差别。[7]
其次，在借词使用方面，笔者使用一千条句，调查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人和喀喇沁人的汉语借词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科尔沁人口语中混合使用汉语借词的句子约占10—15%，而喀喇沁人的口语中混合使用汉语借词的句子约占60—70%。通过访谈得知，喀喇沁人的祖辈，迁移至科尔沁右翼中旗时，已学习蒙古文和汉文，甚至部分人仅学过汉文，没学蒙古文。显然，现代科尔沁土语借用汉语成分的过程中，喀喇沁蒙古人发挥了推进作用。
在元音方面，科尔沁人把蒙古语书面语词首音节的a、e、o元音，读作a、、
，而喀喇沁人则读作ɛ。如，蒙古书面语imaga“山羊”，科尔沁人读作jama，喀喇沁人读作jɛma；蒙古书面语gaoli“铜”，科尔沁人读作gl，喀喇沁人读作gɛl。此外，科尔沁人把蒙古语书面语词首音节的i元音，读作i或u，喀喇沁人则读作u或y。如，蒙古书面语sine“新”，科尔沁人读作ʃin或ʃun，喀喇沁人读作ʃun或ʃyn。
二、语言接触与科尔沁土语中的借词
其次，有清以来大量喀喇沁迁入科尔沁地区，使科尔沁土语内部差异性更加复杂。在清末“解禁”之前，科尔沁蒙古部落相对独立生活，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清末民初实行“借地安民”与“移民实边”政策之后，汉族和喀喇沁、土默特等地的蒙古族大量迁入科尔沁部地区。目前，在科尔沁土语区居住的蒙古族多数为清末民初从昭乌达、卓索图、库伦、敖汉等地迁移过来的喀喇沁、土默特、蒙古贞等部落的蒙古族，已形成“喀喇沁人占多数，科尔沁人占少数”的人口结构。这种科尔沁蒙古、喀喇沁蒙古及汉族杂居的居住方式影响了科尔沁蒙古语的使用与演变。
1.满语借用成分。有清一代，科尔沁部落与清政府之间交往频繁，贵族之间联姻人次最多，是当时与清政权关系最为紧密的蒙古部落。清代，科尔沁部落和满族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科尔沁土语借用了较多的满语词语。如，满语：elehun“坦然”——科尔沁土语：
lxn“无缘无故”、满语：suran“跳蚤”——科尔沁土语：sr“跳蚤”、满语：jiha“钱”——科尔沁土语：d
ga“钱”、满语：cirku“枕头”——科尔沁土语：ʃir
“枕头”、满语：nikan“汉人”——科尔沁土语：nɛxan“汉人”、满语：pampu“小棉袄”——科尔沁土语：pam“袄”、满语：kesike“猫”——科尔沁土语：xʃgɛ“猫”、满语：tatakū“抽屉”——科尔沁土语：tatg“抽屉”、满语：yangsa-“锄”——科尔沁土语：jasa-“锄”、满语：sarhū“隔板、碗架”——科尔沁土语：sarg“碗架”、满语：oktosi“医生”——科尔沁土语：tʃ“药王”、满语：wadan“包袱、瓦单”——科尔沁土语：wad“包袱、瓦单”、满语：ici“右、应手”——科尔沁土语：ɛʃ“右、应手”、满语：da“头目、首领”——科尔沁土语：da“头目、领导”、满语：faidan i da“王府长吏”——科尔沁土语：pɛsnda“清代职务称”、满语：booi da“管领”——科尔沁土语：bda“管家”、满语：fere i da“打围领头”——科尔沁土语：purda“打围领头”、满语：takūran“官差、差役”——科尔沁土语：taxr“差夫”、满语：doho“石灰”——科尔沁土语：dx“石灰”。[8]科尔沁土语中的满语借词在语言使用上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并且与清代官差有关的词语只出现于老人话语中，在年轻人话语中已经消失。
2.汉语借用成分。科尔沁土语区蒙古族已经定居，已形成蒙汉杂居村落等不同村落格局。受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科尔沁土语中的汉语借词日渐增多。
首先，科尔沁土语中的汉语借词明显多于现代蒙古语标准语的察哈尔土语和蒙古书面语。据学者统计分析，在科尔沁土语4 600个常用词汇中，汉语借词共有606条，占全部常用词汇的13%，而察哈尔土语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蒙古书面语则更少，全部4 600个词语里才出现汉语借词123条，占全部常用词的3%。[7]在词类分布上，科尔沁土语中的汉语借词以名词为主，其中现代用品名称、日常器具名称、农作物名称等专用名词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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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汉语的强烈的影响，科尔沁土语部分辅音已被汉语辅音代替。如，在郭尔罗斯口语中，蒙古语舌叶
、、ʃ演变为汉语舌尖后辅音d
、tʂ、ʂ，与察哈尔蒙古语和科尔沁土语其他地区的蒙古语有着明显的差别。如，蒙古书面语：uaγan“厚”——察哈尔土语：an“厚”——郭尔罗斯口语：ddan“厚”——科尔沁土语区其他口语：an“厚”、蒙古书面语：
纸张”——察哈尔土语：tʃas“纸张”——郭尔罗斯口语：tʂas“纸张”——科尔沁土语区其他口语：ʃas“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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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传承与科尔沁土语的中世纪蒙古语特点
现代科尔沁土语除了借用较多的汉语词语之外，保留了很多古代蒙古语的特点。
第一，古代蒙古语的词首h～f辅音，在现代蒙古语及其多数方言土语中已经消失，但在科尔沁土语的有些词语里仍保留着这种演变的历史痕迹。如，蒙古书面语：asaγaqu“点亮”——科尔沁土语：xasax“点亮”、蒙古书面语：utqoqu“盛装”——科尔沁土语：xtgx“盛装”、蒙古书面语：uγ tasu“彻底”——科尔沁土语：xg tas“彻底”、蒙古书面语：üliyekü“吹”——科尔沁土语：pulx“吹”、蒙古书面语：ilikü“抚摸”——科尔沁土语：bilx“抚摸”。对于古代蒙古语词首辅音h～f的历史演变问题，著名阿尔泰学家兰司铁认为，古代阿尔泰语的词首辅音p在现代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以p、h、f形式存在，在朝鲜语中以p、h形式存在，在古代蒙古语中演变为h、f，而现代蒙古语和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已消失。兰司铁还指出，原始阿尔泰语的辅音p在诸语言中以p→h→f→(零形式)顺序消失的。[9]以上例词中的词首辅音b、x、p是古代阿尔泰语言词首辅音*p在蒙古语科尔沁土语中的活化石。
第二，科尔沁土语较多保留古代蒙古语词汇，但这些词汇在现代蒙古语及其较多方言土语中已消失。如，d“窗口”、irg“墙根”、ung“山羊羔”、tu“山林”、glx“赶车”、nud“血块”、nlg“襁褓”、nn“男孩”、xixi“胞浆”、xuxx“鼓动”、sgl“骟马”、grgn“家人”。“在繁多的方言之中如果有一批时代相近的古语词汇同时存在某一方言中传承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而一定是古时某地的语言在该方言形成的早期过程中有过重大的影响。”[10]科尔沁语中大量保留中古蒙古语词汇的现象说明，科尔沁土语与中古蒙古语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
第三，科尔沁土语也保留为数不多中古蒙古语语法成分。如，科尔沁土语目的副动词词缀-xuɛ是从古代蒙古语副动词词缀-quya/-küye演变而来的，选择比较副动词词缀-asr/-sr/-sr是从古代蒙古语的动词aγsaγar演变而来的。
科尔沁土语保留众多中古蒙古语成分，与科尔沁蒙古人长期以来相对独立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语言学家梅叶认为：“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各个语言离开原始母语的语源中心越远，其受语源中心变化的影响越小，因而可以在这种语言中找到同源诸语言中最古老的语言特征。”[11]此论断对蒙古方言土语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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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132.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Horqin
MEI HUA
(1. Mongolian Study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City Inner Mongolia, 028043, China; 2.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migration of the ancient Mongolian trib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Mongolian Horqin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of the Horqin Mongols.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migration of the Horqin tribe and the language contact with the Manchu ethnic group have made the Inner Mongolian Horqin native language widely different, borrowing more foreign elements and retaining the rich features of ancient Mongolian language.
Key words :Horqin dialect; Horqin tribe; loanword
收稿日期： 2019-03-06
作者简介： 梅花(1977-)，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文教学与少数民族语言实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9)01-0052-05
标签：科尔沁土语论文; 科尔沁部落论文; 借词论文; 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