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资料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日报论文,新华社论文,新中华论文,工作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初，中共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后，为了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立即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并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中央党报委员会由洛甫、博古、周恩来、凯丰等同志组成。廖承志同志任秘书，主编《解放》周刊，并负责日常工作。中央还决定将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原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报社与通讯社是一个机构，一班人员，由博古同志担任社长，在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下工作。
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设有两个工作机构，即材料科和发行科。材料科不仅担负着为《新中华报》、新华社提供国内外有关消息、资料的任务，也为中央一些领导机关提供文献资料服务。材料科当时订有国内出版的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等，还有一些各地方出的报纸；外文报纸有俄文的《真理报》、《消息报》，英文的《莫斯科新闻》，日文的《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以及在上海、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除了订购报纸之外，只要当时工作需要的材料，他们也总想方设法收集。1937年春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在报告中讲到蒋介石的“阿Q精神”，很多代表没有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这一作品，不了解什么是“阿Q精神”。材料科的同志就想法找到了许地山写的《阿Q》剧本。毛主席知道后，要廖承志同志组织演出，材料科的涂国林同志就和其它单位的同志合作，排演了这一剧目。
材料科的同志不光是收集报纸，整理材料，还要协助编辑做校对工作。延安编印的马列主义著作陆续出版后，发行工作的任务加重。1937年5月，材料科撤销，成立了出版发行科。实际上是材料科原来的工作任务都还存在，只是加强了发行工作，并开始用“新华书店”的名义对外发行书报，为此，专门刻了一个长方形“新华书店”的图章。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防止日机轰炸，党报委员会和《新中华报》社、新华社都一起搬到了延安清凉山的几处窑洞里。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与新华社分开，各自成立编辑部。报社分开以后，《新中华报》又专门成立了材料室。材料室的同志十分重视各种报纸、杂志的收集、保存与利用。从江西苏区时期出版的许多珍贵历史文献到延安出版的各种报刊，从大后方不同政治派别的出版物到沦陷区出版的敌伪宣传品，以及国外、香港出版的报刊，都尽可能予以收藏。材料室于1941年2月22日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全国报展，以“帮助延安各界同志研究时事，供给实际的策略教育材料为目的”。共展出报纸、杂志1000余种。资料的来源，一部分是由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图书馆等借给的，主要的还是《新中华报》材料室自己多年收集保存的。他们不只是把这些报刊简单地陈列出来，而是以各报刊的政治立场为主要的分类标准，对每种报纸和杂志的派别、政治主张、编辑人、销路情况一一加以简略的说明，并且对国内各政治派别之历史、现状、组织机构及其当前的政治主张，特别绘制了大幅的图表予以直观的介绍。整个展览分为5个展室：第一室除对报刊的编辑、印刷、出版过程加以介绍，以实际材料使观众对此有一个概括的印象外，主要是陈列介绍了我党早期在地下秘密工作时代出版的报纸杂志，如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实话》等。这些报纸都是我党珍贵的历史文献，在当时就已十分稀有。其中有的是白区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有的是红军经过长征历尽艰辛带到延安的。第二个展室为海外(包括香港)、沦陷区(包括上海)及敌伪三个方面的出版物。其中有我党的革命报刊，有华侨同胞及国内进步人士的出版物，也有国民党的、保守的及各种汉奸托派的反动报刊，还有日寇侵华反共的宣传品。第三个展室，是大后方出版的报纸。凡共产党、国民党及其所属各派别、进步人士的、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地方势力、中间派等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的各种主要报纸均有陈列。第四个展室，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及文化团体出版的报纸、杂志，其中有陕甘宁边区、晋冀豫边区、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及新四军所在地区等各种反映各根据地军民从事政权建设、抗日军事斗争、生产建设及文化教育情况的报刊。第五个展室，是大后方各党派及进步人士、地方人士和抗日友军出版的杂志。这次报展，其规模之大，工作之细致，收效之显著，都给当时的亲身经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来参观的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全国空前的有政治教育意义的展览会，并纷纷要求扩大展览场地，延长展览日期。举办者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并组织得更好。电影团的同志还专门前来拍摄了展览会的照片。
1941年5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新中华报》与新华社办的《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原《解放》周刊同时停办。《解放日报》和新华社都设在延安清凉山，报与社又合为同一个领导机构，由博古同志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下面也是统一的业务机构，同一个采访通讯部，共同的资料室。
这时的材料室，同时担负着为《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提供资料服务的任务。报社领导和资料人员千方百计扩大材料室的资料来源。《解放日报》社材料室的资料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这主要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时，由《新中华报》社材料室收集、积累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这条资料来源几乎中断。二是我党在敌后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这些地区分布范围很广，热心抗日的知识分子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各种出版物有数百种之多。由于环境艰苦，这；些出版物大多数是油印或石印的，很少有铅印的。如当时新四军出版的《拂晓报》，尽管是油印的，但钢板刻得很好，编排新颖，印刷清晰，更重要的是及时反映了新四军部队的战斗与生活，给报社的许多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敌人经常“扫荡”，延安和敌后的交通联系经常中断，这条资料传递的渠道也时断时续，有时两三个月接不到一次，有时一下来了很多。三是由新华社空中抄收来的电讯。那时新华通讯社还没有发电设备，抄收电讯都是通过手摇马达发电进行收报和发报。当时抄收的国内电讯主要是中央社的，国际电讯有同盟社、海通社、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等。抄收到的电讯，一部分经过报纸编辑之手，按我们的观点，编成综合报道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加以整理和分类，由资料室收藏，供日后工作需要时参考。四是利用《解放日报》自身，向社会各界征求图书和报刊资料。1941年6月1日和4日，《解放日报》连续刊登了该社材料室的《征求图书启事》：
本报征求下列图书：(一)世界知识年鉴(不拘年限)；(二)世界政治经济地图或书籍；(三)国际政治经济地图(金仲华编)；(四)俄华、英华字典；(五)《解放》二、六、八、九、七十、七十二、一○四、一○八各期；(六)其它有关国际问题之书籍。以上各种如有愿出售，请持至本报接洽，一经采用当以优价购取，如有割爱赠送者，更无任感激。
解放日报材料室启
《解放日报》材料室后来还多次登载过征求图书的启事，征求《英文百日通》及类似之初级英文文法书籍、《鲁迅书简》等图书。1942年7月，报社为了给新闻工作人员编一本业务工具书《新闻手册》，也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启事，“征求各种有关新闻业务(采访、制稿、编辑、发行、国际国内重要通讯社和报社的现状和历史等)之书籍、刊物及单篇文章等”。征求资料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他们希望“藏有或熟悉此材料的同志”，可以“出让、出借、或以其出处见告”的形式与报社联系。正是通过这样多种形式和长期不懈的努力，使《解放日报》的资料室，成为一个规模蔚然可观、报刊资料收藏达好几万份的为新闻工作服务的专业资料室。
《解放日报》创刊时，正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重要报告。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2年春，延安的整风运动普遍开展。毛泽东同志相继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一步批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当时的《解放日报》社的领导，从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陆定一到编辑部的负责人，对资料工作都极为重视。他们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注重各方面实际材料的收集。博古同志常给同志们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如何重视收集资料。博古同志还亲自动手做资料工作。他除繁重的编辑工作外，还担负着编译马列著作的重任。在他窑洞的书桌上，总是放着很多的卡片盒子，装着他亲手制作的各种卡片目录和文摘、索引。总编辑杨松同志被大家公认为当时最好的圈报员。博古和杨松同志要求资料人员不仅要注意资料的收集，更要重视资料的整理。他们常说，假使只收集不整理，资料就成了一堆废纸，不能为报纸利用。为了给资料工作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报社领导仍为资料室配备了剪报架、卡片盒、索引箱等，使报社资料室的工作初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
在报社领导的教育与带动下，资料室的同志个个都十分认真地对待资料工作。虽然每天都要和浆糊、剪子打交道，但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低人一等的单纯的事务性工作，而是整个报社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资料员和编辑记者们是共同战斗在新闻战线上的战友。他们把大批的报刊资料加以分类、剪贴。即使是当时认为并无多大参考价值的资料，如《西京日报》只登载一些国民党当局的文告之类，似乎作用不大，大家还是把它装订成册，做成索引，归档装箱，妥为保藏，以备日后查考。凡遇到重要的数字和基本的事实，都一一制成卡片，以供报社和新华社的编辑人员查对。新华社当时每天出版一张《今日新闻》，刊登抄收到的从国内外发来的电讯。电讯稿是用单面的有光纸印的，电讯排得密密麻麻，有些电讯只占一厘米见方的篇幅，既无标题，也无空行。资料人员精心地把一条条电讯剪开，按问题的性质加以分类和粘贴。
资料人员辛辛苦苦收集、整理的这些资料，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效用。当时《解放日报》每半月向敌后发一次国际述评和一些重要的国际评论，都是有关领导或编辑人员依靠这些日积月累的零散的电讯加以归纳与分析研究后写成的。在总编辑杨松同志的建议下，《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和第三版开辟了“世界调查与统计”和“资料”两个专栏。凡是在读报过程中容易涉及到的许多参考资料，都可以在这两个专栏找到答案。如资料室的同志根据平时积累的一些战报，对当时苏德战场、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日战场等四大战场的敌我友各方的战绩作了统计对比，为读者了解国际战场敌我力量的变化提供了翔实的材料。此外，资料人员还配合编辑工作的需要，写出大量的编者按，介绍一些新闻的背景和内幕，登载了许多读者所需要的辅助性资料。《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当年的新闻通讯工作之所以能搞得比较好，受到读者的称赞和毛主席的表扬，用编辑人员的话来说，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那就是材料室”。“那里有丰富的资料，以及各种工具书、卡片和索引，为大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的一些中央机关和研究部门，响应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相继成立了从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资料室。《解放日报》社资料室由于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工作做出了成效，一些单位如中央政治研究室、总政敌军工作部、中央社会部书报简讯社、中山图书馆等都到《解放日报》资料室去学习、交流经验。《解放日报》资料室为延安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同行树立了好榜样，也开创了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指导下，进行资料业务工作研究的良好先例。
194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党办通讯社的问题。5月，《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编委会开会，确定编辑部的工作重点放到新华社。并将原《解放日报》的大部分人员划归新华社建制为主。资料室的工作也以收集、整理电讯稿为主。1947年3月，蒋军进犯延安。3月13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了最后一期，于第二天随中央撤出延安。3月15日又在瓦窑堡附近继续每天出版。直到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华社经过在陕北、山西等地的不断迁移，于1948年4月，搬至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这时的新华社下，仍设有资料研究室，由石西民兼任资料研究室主任。1948年8月，新华总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了采访、编辑与资料研究三者并重的指导思想，从编辑部门抽调30余人，加强了资料研究室。资料研究室由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图书资料员、剪报员等成员组成，分国际、国民党区和解放区3个研究小组。资料研究室的任务除担任新闻资料的搜集整理、管理图书资料外，主要是密切结合新闻业务和斗争实际，编写解释性文章。他们很快就对一年来收集的四、五十种报刊进行了剪贴和分类，共剪贴报约5万张，还编辑了九、十两个月的《参考消息》及《新华社电讯稿》的索引，以及其它杂志的索引。同时，他们还写出新闻评论、新华社信箱及其它资料性、消息性文章20多篇，5万多字。新华社资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我党新闻资料工作发展的新阶段，不仅促进了党的新闻业务，也培养了一批从事新闻资料工作的专业人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新中国的新闻资料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