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人论文,日本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初，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主持编译的日本当代思想大师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关注，同时，我为其写下的“代译序”也遭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最激烈的当属国内的鲁克俭与日本的三位马克思学专家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①。鲁克俭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代译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研究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上；而大村泉等日本学者在《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中，对我的批评则更多侧重于“代译序”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这些批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敦促我对相关问题作了冷静的反思和重考，从中也得到不少重要的启示，因此，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批评，我内心十分感激。同时我发现，自己与当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地位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有重要的原则性分歧，其中也包括对广松哲学的理论定位和译介意义的认识。如果再延伸下去看，这种分歧还直接涉及文献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关系。我以为，上述问题对国内学术界今后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紧要和关键的，所以不妨再深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各位同仁探讨。
一、西方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本研究的基础？
鲁克俭认为，我在2005年出版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竟然“无视”德国西方马克思学专家陶伯特的“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陶伯特原为前东德的研究人员，现为德国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持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借此，鲁克俭告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的新成果”②。对这种简单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批评，坦率地说，我不能接受。（先不说鲁克俭的政治立场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因为他已经站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立场上，这一点我后面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鲁克俭把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新译手稿中的编译说明，说成是“错误”和“以讹传讹”。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批评我在“代译序”中提供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生成过程的错误信息。说实话，我真是感到冤枉，因为自己关于手稿第一章写作的基本信息，基本上是从1988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编者说明中获得的。这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设想在第一章中同时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第二，关于第一卷前三章写作的结构和时间；第三，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删除了关于鲍威尔和施蒂纳相关段落后的结果。被鲁克俭指责为我的错误和“以讹传讹”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均来自中央编译局写下的编者说明。③并且，在2003年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译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④于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我们今后正式发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文献根据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所谓“最新成果”吗？鲁克俭所持有的内在逻辑构架，即是以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作为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学术的标准。（他的这种立场并不是没有背景的，近期以来，国内的确有一些所谓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西方马克思学。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理论倾向。）
再回到鲁克俭对我的批评上来。说实话，在写这篇“代译序”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陶伯特女士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篇论文以及国内学者介绍性的文章，但是，对于是否按照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观点来改变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信息，我是犹豫再三的。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问题上，有着根本性的原则差别。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学 (Marxologie,Marxdogy)是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学术思潮。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著名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rximiliem Rubel)首创。在 1959年，他用这个术语为自己倡议创办并出任主编的刊物命名，这就是后来在西方享有盛誉的《马克思学研究》。这一术语，旨在倡导一种研究立场，强调把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所谓中性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因此，它被理解为在马克思研究中的一种“超党派”或“超意识形态”的学术态度。西方的“马克思学”，是随着 20世纪中叶因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而兴起的对马克思重新解释的热潮而诞生的，它甚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起源、政治立场、学术立场、理论旨趣等基本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异质性，就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之后，西方马克思学的阵营中又接纳了一大批新成员，其中，前东德的陶伯特、前苏联的巴加图利亚等人都是著名的转型专家。（这里所讲的转型，即是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转变为一个“客观”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
鲁克俭看不到的东西正在于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要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作为已经死去的文本，只需客观地“不加外来主观意愿”的对待，以得到历史的“真实”。相反，我们精研马克思的初衷首先因为我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真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恰恰是因为我们意图通过对他们的科学理解来真正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以之为武器，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以上，是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第一个区别。故而，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意味着简单地用所谓历史证据来对经典文本进行僵化和冰冷的客观处理，而是应当通过正确的解读使之成为一种具有重要质性内容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理论系统，指导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因此，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及其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应当被视为走向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武器。此为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者第二个根本立场上的区别。其实，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学与自指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也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否这个问题上。我注意到，鲁克俭在新近出版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就公开提出要将原本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马克思学”变成一个彻底的“中性词”，甚至将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部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混同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⑤他在该书中得出的最后结论与他文章的论调是一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依据应当建立在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之上。可见，鲁克俭正努力试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为西方马克思学争取某种不恰当的更加重要的学术地位。
到底是谁错了呢？我以为，正确的说法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研究，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建立在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基础之上，对国外的任何研究性文献，都只有在进行了认真的理论鉴别之后，才可能作为我们研究的一种参考文献。更不要说是西方马克思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果（不是成果！）。我们当然要关注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进展，但也要警惕他们简单随意地处理文献的做法。因为，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对于西方马克思学者来说，可能只是文献的结构问题，可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在刚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中，我们看到了陶伯特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新成果”。然而人们发现，她的理论目的却是要“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对马克思进行哲学的解构”⑥。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基础吗？！
二、什么是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看不见的东西？
站在西方马克思学立场上的鲁克俭批评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仍然坚持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理论关联。具体地说，他将我主张的“《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入口”的观点，说成是无视西方马克思学最新成果后不“可靠和令人信服”的解读⑦。我甚至觉得，可能中国任何一个认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公共课的普通大学生都会知道，这个观点并非我的发明，而首先是恩格斯生前公开确认的既有事实。恩格斯在一百一十多年前（1888年）将《提纲》直接说成是“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提纲”，而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指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个新世界观的真正诞生地。《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不是写作提纲！）⑧，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那么，鲁克俭的批评源头究竟来自何方呢？窃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与我、或者说与恩格斯直接指认的结论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根本的分歧，根源还是在于他心里的西方马克思学情结。陶伯特等人的确曾经指认，《提纲》只是与《神圣家族》的写作有关，然而问题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所下的结论就一定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人人都必须遵循吗？
陶伯特为什么这样说呢？鲁克俭告诉我们，陶伯特等人的依据是：“在写有《提纲》的笔记本中，在《提纲》第一条前面有四行文字。”⑨这真是什么新发现吗？这不叫“四行文字”，在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73页上，这一文献叫《笔记本中的札记》。它也不是什么新发现或新发表的文献，它最早刊登在1932年出版的 MEGA1第一部分第五卷上。大约三十年前，就已经是我们读研究生时熟知的文献了。鲁克俭还告诉我们，陶伯特等人对这“四行文字”有了新的解读，证明它的内容主要与《神圣家族》几节相关。由此确认马克思的《提纲》“只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这一句话的黑体是我加上的，因为这句话至关重要，我后面会专门讨论。）鲁克俭觉得：“陶伯特等人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对该成果的中文介绍发表于2003年。几年过去了，但张一兵仍然无视这一研究成果，仍然说‘《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文本解读结论，这样的解读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
首先，必须说明，我并没有像鲁克俭所说的那般，完全无视陶伯特等人的高见，同时故意回避 2003年相关的中文介绍，狭隘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出版于1999年的《回到马克思》第348-353页上，我就已经讨论过鲁文告诉我们的所谓“新事实”，即马克思写在《1843-1847年笔记本》第51页上的《笔记本中的札记》（“四行文字”）。当时我已明确表示，并不同意将这一文本“简单地指认为其他思想运演的重复”。在书中，为了使说明更具针对性，我还专门用一个括号标注出巴加图利亚和这个鲁克俭倍加推崇的陶伯特。⑩鲁克俭说，陶伯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中文介绍则出现在2003年，而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写下这段文字并专门标注出陶伯特的时间是在1998年。可见，我不仅不是无视陶伯特，甚至可以说在相当早就主动遭遇了她，问题只是我不主张完全被动而不假思考地接受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相反，当我拿到新东西，我更愿意选择在独立考量之后形成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运用，让别人的研究成果以更科学的姿态介入我自己的研究。因此，我十分希望与鲁克俭商榷的是，我认为在具体批评我的观点之前，似应当认真读一读我的相关文献，至少是看过相关的最重要的文献，对我的观点形成一个大体准确的了解，而后才具备讨论的基础。对学者而言，争鸣固然相当可贵、也极其有益，但无疑只有在真知对象观点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批评才能实现与对方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实质而有真正意义的争鸣与碰撞，从而促进学术发展，否则，只能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欲加之罪，不是我们应当提倡之风。
其实，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关于《笔记本中的札记》的解读正是拒绝和批评陶伯特一类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观点的。在这一分析中，我不是像陶伯特等人那样仅仅从文献的一般历史文献线索出发，而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我的研究成果与陶伯特等人的观点显然是不一致的。所以，不像陶伯特只能看到文字中与《神圣家族》相近的东西，我会看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此文本中看不到的新的思想内容，即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全新思考点。(11)而这一新的思想质点，将是《提纲》中思想革命的爆发之点，奇怪的是，站在自己独立思考的立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研究成果竟然不是最新成果，用鲁克俭的话说，叫“明显低于陶伯特研究水平或者已被陶伯特明确否定了的说法当作基本事实”(12)，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陶伯特在此之前发表的观点就叫“最新成果”。不同质于他们的东西，就叫做“无视”新成果和只能是不可靠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解读，这是什么逻辑？
其次，在陶伯特等人的最新成果中，《提纲》的写作时间被推延至1845年7月以后，并被判定是“《神圣家族》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我们知道，《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以精确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出现在具体讨论中的关于欧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研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仍然运用的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和隐性逻辑架构。说《提纲》仅仅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马克思在《提纲》中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这直接抹煞了《提纲》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原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不要说是什么新成果了，更是我绝不可能接受的错误观点！我想，这恐怕不是鲁克俭的真正用意吧。
在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视域中，他们看不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形成的特殊历史意义，看不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的批判意义，看不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解放理论和科学思想的信仰和热爱。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绝不是可以一般“中性”处理的历史文献，而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依据。所以，我再次向鲁克俭说明，他的让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基于西方马克思学“成果”的观点才是真正错误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误理论倾向。我坚信，这也一定会是大多数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赞同的东西。
当然，鲁克俭的文章也不是完全没有正确的东西。比如他所指出的陶伯特等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编号问题，这应该是我注意的细节。也是在此文的最后，鲁克俭还提到了我有“拔高广松涉的倾向”，这正好与最近刚刚收到的三位日本学者的批评文章中的意见一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日本学者的批评。
三、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高了吗？
2006年9月，我收到朋友转来的日本学者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的一篇长文，标题为《新 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此文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基础研究A以及同基础研究B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社会规划基金项目）。在这一论文中，日本学者对我的批评集中在关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上。当然，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广松涉版和小林昌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式的。概括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1974年出版的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已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文译本），“完全没有理解”20世纪70年代相关研究的水平，即1972年出版的新MEGA2试编本 (Probeband)的标注，从而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研究水平“倒退了四十年”。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倒退了四十年”，不是从现在倒退至20世纪70年代，而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倒退到30年代。具体地说，是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版的水平。(13)这一点，既否定了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学术价值，又批评了没有学术眼力的我。
第二，广松涉的编辑方式“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在只有手动式打字机的当时姑且不谈，在个人电脑得以普及的现在，只要会一点点德语，谁都能进行编辑”。为什么呢？因为，广松涉的工作只是将阿多拉茨基版中“异文一览”中的草稿修改过程信息原封不动地移入文本正文，只是将马克思的修改用粗体标出，仅此而已。所以，广松涉“没有将阿多拉茨基之后四十年对草稿的解读，特别是关于改稿过程的研究成果的核心部分吸收到河出书房版之中”。这样，广松涉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学术生命”。这是死罪之宣判。言下之意，我们是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已经死亡的书。
第三，代表今天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最高水平的版本，是日本学者涩谷正（此文三位作者之一）于1998年在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据此篇论文的作者自己说，这一版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与广松涉版等日本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的决定性不同在于：“涩谷版是涩谷正自身在对草稿进行调查、在对记载状态进行确认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从字面来看，似乎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区别就在于广松涉没有看到真迹，而涩谷正则在现场（阿姆斯特丹）看到了文本的真面目。
第四，是对广松涉的学生小林昌人在2000年由岩波文库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批评，认为小林没有改正广松涉版的错误，反而“留下了很多遗漏和错误”。为此，此文作者们甚至还直接指责出版此书的岩波书店是“可耻”的，并且在广松涉版的中译问题上，小林的正确做法是“应该奉劝南京大学以及中央编译局的相关人员放弃该计划”。在他们看来，“试想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在文本本身的核心部分即改稿过程的标注上照抄斯大林时代研究成果的广松河出书房版，有翻译的必要吗？”
第五，批评我在涩谷正那本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出版之后，竟然还向中国学术界推荐广松涉的学术水平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的、没有了生命的版本，并认为我对广松涉版进行了“无条件的赞扬”，评价“过高”。所以，他们“有必要向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研究者尽早告知问题的本质”。这很像是在举报伪劣产品的正义行为。
以上五点，即为三位日本学者图文并茂的万言书中实质性的东西。
事实上，译介广松涉这部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的研究计划当中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我向中国学术界系统推荐广松涉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至于推荐和研究广松涉思想的原因和意义，我曾经多次阐述，在此不再赘言。但是我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放求索，中国学者应当已经有能力自主地辨别什么是值得我们介绍和研究的东西。我非常主张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与探讨，包括与日本学者的知会，但这应当是一种客观、平等、互相尊重的对话。
广松涉的思想，至少是目前我看到的当代日本哲学发展史中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之一。从他一生留给后世的大量论著和极有深度的学术观念上看，从他创立的一个极富东方精神个性、又能与现代西方文化对话的思想体系来看，广松涉无愧于当代东方思想大师的称号。当然，我喜欢广松涉，还因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始终将马克思的精神遗产作为自己学术理念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早在十年前，我就指出过广松涉思想方式的重要性：“他开始是一个熟知自然科学的学者，后来在关心日本左派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式的解读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高点。后来，他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为逻辑中轴，广收当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创立了一个很具东方（大和）特色的广松哲学。”(14)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的治学道路。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我主编的旨在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有价值的世界学术思想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广松哲学系列里，作为广松涉的第四本经典之作，我选择了广松涉出版于1974年的文献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
应该指出，与上述三位日本学者不同，我不是一位文献学专家，而是中国的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其实，在自己的手中已经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之后，看到广松版是最能让我激动了。这一版本的特点，我已在“代译序”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我们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15)其中，除去第三点与梁赞诺夫版的编排方式相似外（在删除记号上还是有一定差别），其余五点均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内在逻辑有着深刻理解的广松涉之独创，与所有其他版本相比，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出版史上至今不可替代的结构性变革。我今天还认为，这个版本在基本逻辑思路上要优于2004年由陶伯特等人所编排出版的MEGA2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二篇的“先行本”(16)。
在这里，我对上述特点再作进一步的说明。第一，广松涉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是想直观地映现手稿的原始状况。当然，这个所谓的“原始”中已经含有广松涉对手稿逻辑结构的主观猜测。（本来，他希望按手稿相同页码的全部内容排印，因为印刷排版问题而放弃。在中译本排印时，我也曾经提出实现广松涉的设想，后来还是失败了。）第二，区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文字，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删除和改写的信息，意味着科学世界观最初形成过程的历史性构境之可能，特别是中国学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两位思想家在其中的不同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学术界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涩谷版基本上沿用了广松涉的这些做法，不过更加准确和细致了。）第三，广松版汇集了在他之前主要版次的相关文献信息，并且第一次完整地在手稿排印中直观地呈现出来，这也让中国学者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版本研究的历史线索。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大村泉等人要执意贬低广松涉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呢？他们所说的“倒退四十年”到底是说什么呢？
四、是谁的编辑水平“倒退四十年”？
现在来看一下大村泉等人“四十年倒退说”的基本内容。
第一，大村泉等人认为，广松版（包括小林版）的编辑过程并不复杂，在有电脑的情况下，懂一点点德文，谁都能做，因为广松涉只是将四十年前的阿多拉茨基版的“异文一览”中草稿修改过程的信息“原封不动地用小号字置于〈〉内，将马克思的插入用粗体表示”(17)。此言真是离奇得过分。首先，谁都知道， 1932年的阿多拉茨基版最重要的排版方式，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补入部分直接排印到正文中，更重要的是，阿多拉茨基以自己的主观理解重新分割和拼合了手稿的文本，完全破坏了原稿的理论逻辑。广松涉对阿多拉茨基版是基本否定的，每个看过两个版本的人都不可能得出大村泉等人的这种误识。其次，广松版上的版本信息从头到尾都清楚地标注着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新德文版和MEGA2试编本四个版本的文献信息，大村泉等人为什么看不见呢？再次，“懂一点德文”就能做广松涉的工作，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空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就不可能有人（即使懂不少德文）能够做好广松涉已经完成的事情。
第二，大村泉等人认为，广松涉在编辑过程中根本没有理解MEGA2先行本中“异文一览”的核心部分，即改稿过程中的异文标注。虽然中译本也附排了这个“异文一览”的样稿，但我和译者都因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受到了责问。大村泉等人告诉我们，这个“异文一览”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进行极为简单的编辑整理的方法”。这是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编纂学的成果”，也是MEGA2编辑体制转换的结果。广松涉没有按照这一新的方式来做，也就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倒退四十年”。很有意思，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段话与前面中国的鲁克俭的腔调相似。怎么MEGA2编辑人员制定的编辑要点就成了硬性标准了呢？我承认，在过去MEGA2编辑工作仍然由前苏东当局控制的时候，它的编辑工作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儿子党”、“兄弟党”马列主义文献编译工作的天然准则，可是这种老子党的“王法”不是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了吗？如果MEGA版的编辑工作及其编辑标准就是阻止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独立性，我以为它真的可以休矣。事实上，我知道这绝不是MEGA编辑专家们的意志，而是少数根本不理解MEGA事业真谛的人在拉着大旗做虎皮。据我了解，目前 MEGA编辑机构的专家们与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保持有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建设性关系，他们十分注意听取各国学者的不同意见，之所以不断地出版“试编本”、“先行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编辑MEGA！更何况，任何一个看到过1972年出版的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试编本的研究者，都不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异文一览”是科学的文献编排方式和便于研究者使用的做法。
第三，大村泉等人认为，涩谷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复原版），是作为消除和校正了学术水平倒退四十年的广松涉版以及所有“至今为止的日译本的共通的致命缺陷的版本出现的”，可是，张一兵在涩谷版出版之后，却无视这一划时代的成果，反倒跑去出版早就过时的广松版，误导中国学术界。这样，中国学者“在依据有缺陷的版本进行研究的时候，成果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客观地说，涩谷版的确是在广松涉版基础上取得一定进展的成果。也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出版广松版中译本的翻译和研讨工作刚刚开始时，我们就专程从日本购买了涩谷正的“完全复原版”。在多次的译文研讨会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涩谷正的研究在文献学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细节上的新认识，特别是在德文原文的考据和第一手的信息上，都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平。也因此，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专门邀请了涩谷正前来南京参加会议。（后来只是因国际旅费问题，涩谷正赴会之事未果。）同时，我们在中译本中加注了涩谷版的近四十条信息，以表示对涩谷版的必要尊重。 （当然，我们也加注了小林版提供了一百余条新的文献信息。）这恐怕不能叫“无视”涩谷版的成果吧？
首先，我们是在编译广松涉哲学系列中出版这本书，并非是打算出版日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研究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有了日本的涩谷版、小林版、服部版和德国陶伯特 2004年的试行新版，就放弃出版广松版。其次，广松版所依据的主要文本信息并非如大村泉等人所说是倒退四十年的过时的东西，而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列宁亲自建立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机构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近半个世纪精心研究的成果，这里包括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领导下的文献辨识专家（如保尔·韦勒尔、弗兰茨、尼娜·伊尔伊尼奇娜·涅波姆尼亚夏亚）默默无闻的工作，以及后来前苏联巴加图利亚、东德一批文献专家的努力结果。我认为，这些原文辨识专家和研究者才提供了马克思大量手稿中复杂手写体原文基本信息。这些厚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基本文献成果，绝不是在阿姆斯特丹待上一年“对草稿进行调查，在对记载状态进行确认”就可以动摇和改写的。再次，广松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至今日也有它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在我看来，广松版的价值是一种重要的文献结构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文本细节的精确性。还应指出的是，涩谷版的基本编排逻辑就是广松涉版的进一步完善。
令我感到不快的一点是三位大学教授对小林昌人这样一位工人出身的自学者的傲慢态度。在译介广松涉的著作之前，我并不认识小林昌人。但在此后的三次接触中（两次在南京，一次在东京），通过交谈，我能感觉得到这位非专业的学者对学术的敬业精神和对自己老师的敬重之情。这即使在我们的身边，也是不多见的令人顿生敬意的学者。然而三位研究马克思思想和文献的专家对小林昌人和他所编著的“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贬斥却不够厚道和尊重——我始终觉得，学问之道，应当是一种敦实宽厚的为人之道，而后才能有治学宽阔的眼界和胸怀。
五、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理论研究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些问题不得不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下，即如何正确看待文献研究的方法以及文献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假、大、空的叙事模式，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成为中国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学术旨趣。于是，对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和原初逻辑结构的文献学考证研究，也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马列主义编译机构没有拥有足够多的第一手的经典文献原稿，也没有培养出专业的文献辨识专家，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段中，我们的马列主义文献编译和出版工作主要依据了前苏东学术界的现成成果，这使我们在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编译工作上始终不可能有太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国际马列主义文献整理的主体已经从国家意识形态机构转型为民间的基金组织，从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家队伍转向西方马克思学的专家群体。（我个人觉得，至少目前我们也没有能找到与这种新情况、新状态具体结合的路向，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有关部门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使得中国学术界的马列主义文献整理和考据水平与当下的国际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也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学者在遭遇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时容易迷失行进的方向，出现随波逐流的现象（前述鲁克俭的思考方式就是一个当下的典型）。然而，是不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只能跟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后面人云亦云呢？对此，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像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时的列宁那样(18)，高度重视马列主义基本文献的专业研究队伍的建设，立即着手建设马列主义文献原文（拷贝）的基本数据库，积极培养自己的原文辨识专家，哪怕是从零开始，也要独立自主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而不是在二手文献上做所谓的伪文献考据。（说到底，这种不是基于原文辨识和原始信息的文献考据和版本研究是一种变形的抄袭和非法挪用。）另一方面，应积极关注西方学者、俄罗斯以及日本等国学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献学上的重要研究进展，谨慎小心地辨识其中的积极内容，特别是在客观考据中的新发现，但必须要批判性地思考他们处理文献中的基本结论和所谓“新观念”。这只有一个目的，即真正使这种研究结果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当代发展，而绝不是破坏和损害这种学术事业的进程。
我认为，要正确处理好文献学研究与当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理论研究的关系。文献学研究，特别是基于经典文献原稿的历史考证研究，的确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一般基础。但是，在基本文献信息准确的情况下，在如何理解文本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术关系问题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能动性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文本学理论研究的领域。这里所讲的文本学，是对文本思想内容的学术理解和深层逻辑结构的认识，这是基于文献学又超越文献学的一种科学努力。文本学不同于文献学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文本学的基础是从主要文献事实出发的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当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有其自身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也因此，我们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本质都会根本异质于西方马克思学。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根据德国学者陶伯特的文献学研究，新编 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独立撰写的论著，而变成了一部由多人参加撰写的论文集，这部文集由马克思、恩格斯、赫斯等人共同撰写，编排方式也按合作文集的结构独立为十九篇文献的集合，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为名出版。据说，陶伯特等人认为，自梁赞诺夫 1926年第一次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以来，所有关于这一手稿的编排方式都是将其作为“一部著作加以编辑、评述”，而他们则在上述新的编排方式中，“将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19)因为如果要将此手稿“编成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20)。听起来，陶伯特等人的方案似乎是一种排除了任何主观猜测的纯客观的文献处理方式，就像鲁克俭所欢呼的那样，是一项文献学的最新成果。果真如此吗？
据我所知，这一方案一出台，就遭到了部分韩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俄国学者特别是巴加图利亚的坚决反对。为什么？我们仔细看陶伯特的编辑方案所依从的新的客观依据，无非有三：一是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相关当事人在其他论著、信件和回忆文献中的直接指认；二是文本当时所处社会中的出版物、出版日期以及相关信件提供的评论信息；二是手稿留下的各种文献信息，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人的页码编号、题名、调序、修改、删除、笔迹、纸张、墨迹重新辨识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文本结构的重新认证的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依据这些信息，当然也可以对过去八十多年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们的基本认识提出一定的修订，但是这些修订必须是在不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的前提下才是可行的。因为不难发现，陶伯特等人的文字在最新文本信息收集的工作上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唯独我们看不到他们对文本思想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的理解线索！因为他们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德意志意识形态》（前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关键性文本，这些文本结构和基本逻辑的变化直接可能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这是我们与他们研究立场上的根本区别。
在陶伯特等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新处理方案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独立的著作，基本理论逻辑结构也不再是他们最后确定的用新世界观全面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科学著作，而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赫斯三人仅仅为了反击在报刊上攻击了他们的鲍威尔、施蒂纳的争吵之作的论文集。他们完全根据《维干德季刊》第三卷的出版日期来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以鲍威尔、施蒂纳的论文内容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意图，他们根本看不到马克思从1844年“巴黎笔记”就开始的经济学研究的深刻学术影响，看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逻辑的内在矛盾运动，看不到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的思想变化，看不到《提纲》中的思想革命以及这一革命与《神圣家族》之间的质性逻辑差异，看不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质性影响，看不到现实工人运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想的深刻作用。也因此，《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成了可以随意处置的历史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等人成了同等地位的独立论文的作者。
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于：第一，据说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答布鲁诺·鲍威尔》(21)成了开篇之作，显然，这篇东西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从这篇文献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竟然还在维护《神圣家族》中在人本主义话语框架内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我个人对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献是否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深表怀疑。）如果这一编排方案得到普遍确认，那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逻辑起点将被改写，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起点竟然是以肯定《神圣家族》的理论逻辑为前提的。（这一点，倒是与我们已经看到的陶伯特等人贬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想法一致，如果连《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与《神圣家族》同质，那么何况《提纲》呢？）第二，把马克思、恩格斯最终确定为批判对象的赫斯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之中，这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逻辑的混乱。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这种新世界观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话语的批判当然包括了对赫斯哲学的直接否定。这种根本性的思想决裂从马克思与赫斯的最终分手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把赫斯的文本（哪怕是经过马克思修改的东西）再放进《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将是可怕的引起内部爆炸的逻辑炸弹。这些问题，都是作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陶伯特等人看不到或者在他们看来根本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以为，在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专家那里，这只是文献处理的一种方式，可是，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件大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对此方案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我认为中国编译机构也不应采用这种编排方案。(22)
所以，文献学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认真谨慎处理的问题。这个关系，既是学术关系也是重要的政治立场关系。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专家们不了解的是，他们所关心的文字辨识、版本细节、字母后缀和版本差别，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解读文本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内容。我们关心的是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本质的思想内容。在当代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除去新的文献信息，更重要的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以及用当代中国改革的新现实、自然科学实践的新进展以及社会实践新发展中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这一事业任重道远。
注释：
①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载《经济》（日本），2006(10)。
②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③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编者说明，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⑤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导论，第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⑥《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柏林学术出版社(Akademie Verlag)2004年版。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本文作者注。
⑦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⑧鲁克俭可能太粗心了，连中文里的“写作提纲”与作为有理论逻辑关联的“思想提纲”的差别都区分不了。
⑨(12)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⑩(11)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 349、3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3)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阿多拉茨基版和其他版次的文献情况，可参见我为广松涉版《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代译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参见《哲学动态》，1995(9)。
(15)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2004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出版了由陶伯特等人编辑的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二篇的“先行本”。
(17)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载《学术月刊》，2007(1)。
(18)早在20世纪前期，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就立即指示阿多拉茨基和梁赞诺夫等人调用一切可能的资金和人力全面收集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第一手的文献，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文献档案馆和编译机构。这奠定了后来整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编译事业的重要基础。
(19)参见：赫尔穆特·埃斯纳特：《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工作》，见《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2)。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4-367页。
(22)令我担心的是，目前肯定性介绍和评介陶伯特这些“新成果”的国内学者大多为编译系统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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