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1-0033-10
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左派”逐步占据左派政治的风头，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上就终结了，代之以复杂多元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学术话题，作为一种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规划，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未完成的规划，但今天却必须以“超越”它自身的方式来完成它。当然，这种超越并没有积极纠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误，从而使之走向科学，相反，它带来了更加复杂的理论难题。本文基本目标即是在历史逻辑上梳理这一现象的学术和政治内涵，这项带有导论性的研究试图描述它的基本框架，并提出批评性判断。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位置及其多元化的语境
虽然post-Marxism这个术语较早已有之（注：从术语看，在广义上，post-Marxism既可以用以描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某种新理论。M.波兰尼、丹尼尔·贝尔、吉登斯等人在不同的含义上较早地使用过这一术语。参阅M.波兰尼：《个人知识》，许泽化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376页；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73-92页；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4年版，第5、305页；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豪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我们强调，它是一个具有歧义的术语，不可简单地从术语含义来定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在西方左派文化中，“后马克思主义”学术与政治现象是由1985年出版的《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引发的，在此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公开声明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既是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延伸，又是这一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断裂。因此，在理论上，它借由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把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理论发挥到极端；在政治上，则以新社会运动之名彻底地抛弃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道路。（注：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前提都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了“失败”的判断，也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在贬义上泛指某种时髦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立场。（参阅彼得拉什：《知识分子：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马克思主义批判》，载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在理论上，它具有双重起源——理论逻辑与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后者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点具有关键性影响。）因此，1990年代后，随着苏东的垮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及新社会运动的变迁，它关于激进民主的政治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大的支持和同情，从而产生较广泛的影响。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不仅西方左派理论，而且似乎整个知识学基础都发生了激烈的转型，这便是“后现代”决定性地浮出历史水面并成一种时尚。在这一语境下，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础不仅是直接建立在对先前左派实践和理论的质疑上的，而且它确实也浸润和沾染了后现代的风格，故而学者们也往往不加区分地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进行断代定位，用它指称包括后结构主义以及北美的詹明信，甚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内“新”的理论思潮。（注：参阅曾枝盛的《后马克思主义》，扬智文化公司2002年版。）本文认为，这种界划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它既忽视了诸多并不同质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如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明显的冲突），又直接反对不同理论家的公开立场（如詹明信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不是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而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散裂后左派理论多元趋势中的一种。张一兵曾经区分出“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是这三种之外又一种。（注：关于张一兵的界划以及我与他的区别，参阅张一兵：《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之后》，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为说明这一点，我下面简要地回顾一下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秘密报告”公开后，传统欧洲左派便围绕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逐步开始了分化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在这一过程中，新左派作为一种积极的但是“模棱两可”的立场出现了。从理论上讲，如果说安德森所称“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实际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姿态，那么随着新左派逐步占据风头，从学理上重新审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可能走向便成为一种政治需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安德森在70年代中期界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并非偶然，事实上他代表着“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多元性和西方左派理论的方向性预测。（注：因为安德森是《新左派评论》的主编，而这一杂志本身又是新左派运动的合理结果和某种意义上的指针。）在理论上，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姿态，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因为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立场，但实质上却是基于资本主义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元性的肯定，这一点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最后提出的问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P156)也因此，几年之后，他便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扩大到哲学之外，宣布“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注：当然，在做出这种宣告之际，安德森主要依据是代表人物的沉寂，而不是这些代表人物所开辟和深化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这个细节暗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个显著的外在的线索，它串起的是它本身不能负载的内容，这便是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的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马克思主义探索。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在总体上失败了，但它却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知识界的传播和发展做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今天流行的许多激进话语正是在其中孕育的（比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由它直接激活的（如阿多诺的反同一性哲学）或在它的内部争论中产生的（如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是因为这一点，拉克劳等人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标识自身的逻辑断裂并不令人惊奇，关于它的争论最先在《新左派评论》上出现也不难理解。（注：Norman Geras,"Post-Marxian?",New Left Review,No.163,May/June1987; Em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New Left Review,No.166,Nov/Dec 1987.）在此，人们不应该忽视，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规划上公开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替代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先前左派历史的一个“含糊其辞”的总结。（注：从理论角度看，关于马克思的可错性，法兰克福学以及70年代逐步占据显著位置的而试图替代马克思的鲍德里亚等人都明确地表达过，但是他们也都无意（至少在公开的理论层面上）规划出新一套“社会主义”话语。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公开的“新战略”的“总结”性质十分明显。）正因为此，它一出现便遭到较为激烈的批评，同时在审理这种话语时，不少理论家也都把它追溯到第二国际时代（例如英国的Sim)。这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历史起点要比它的直接诞生的那些年代久远许多，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形成存在着一个潜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表征，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后果。（注：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例外。在对抗逻辑的普遍性上讨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立场时，齐泽克甚至把后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定位到黑格尔那里（《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完整的地追溯上历史及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必须强调的是，当拉克劳和墨菲发展“后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在政治上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双重失败时，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上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包括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便成为其新构想的基础。[2]（第一章）而这一点，可以直接挪用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理解，如果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在采取一种政治策略保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3](P8)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在“1968”革命行动中达到巅峰并跌入低谷后，那么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便逐步撕开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或其他面具，把对工业文明、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响亮的口号。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确实是“后68”激进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在这种趋势中，后马克思主义首先重要的不是在逻辑上的递进，而是试图激活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而被传统左派政治压抑的那些理论资源，以此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拉克劳和墨菲在《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中充分表达了这一逻辑。而在90年代，前苏东的社会主义巨大挫折只是在形式上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转型过程，并带来一些复杂的难题，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言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复归，[4](P13)又如齐泽克所言在前苏东国家新意识形态氛围中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两难”。（注：在前苏东学界，教条主义束缚解除后，人们似乎可以自由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却面临着相反的任务，因为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回归”不仅没有实现人们的自由民主理想，而且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控制。Zizek,S.,"Taking Side:A Self-interview",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Verso,1994.PP.205-216.）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左派无须受到社会主义教条而自由地谈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这大大加剧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多元化，甚至不少学者把它发挥到令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地位，例如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
在多元化格局中，与其他具有明确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后马克思主义”在直接的意义上代表着那些无法直接定义的怀疑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传统相比，这种怀疑论立场不仅仅局限于先前已经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绎性质（即决定论）的颠覆，而且从深层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的时空局限性问题，从而公开地从知识学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问题，只是它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从而并没有公开地直接地否定马克思的思想。
但不管怎样，后马克思主义确实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问题，因此对于它的总体定位也就作为一个理论提出来了。在目前的研究，贝斯特和凯尔纳等人的历史分期视角、[5](P1)詹明信的范式或文化风格区分视角（注：杰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参阅《论现实存在马克思主义》（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莫泽里斯等人宽泛的“非还原主义”框架[6]是流行的做法，但是它们之间也都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因为，从“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字义出发并不能简单地推断出由它概括的一群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立场，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之共时性的多元结构中，它只是描述这种多元性的概念之一，它的实际含义必须在与其他术语之间的关系中精确地界定。我个人的意见是综合知识学立场和政治立场来考虑，集中于不同理论家对当前资本主义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生长方向的判定，由此进入个别理论的深层理论逻辑。在这种理论视角中，后马克思主义与已经区分出来的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诸种理论姿态是并列的，它们共同地构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景观。在其中：在资本主义性质问题上，前三者都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质的变化，而晚期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除了后马克思思潮外，其余三者都明确地声称了马克思主义姿态（不管这种声称是本质上的还是形式上的）；在与意识形态关系上，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直接采取了拒斥姿态，而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则较为复杂，后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问题上与自由主义实现了妥协，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则在某些重要趋势上与资本主义有着共谋；在乌托邦规划上，后马克思思潮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都否定了这一主题，晚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明确的乌托邦声称，而后马克思主义则处于中间姿态，它提出了诸如“激进民主”等政治规划，但是又反对具体的乌托邦。而所有这些话语都可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称为“千面马克思主义”(thousand Marxism)某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三个时期的产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知识学前提和范式的变迁，它们都必然把理论视角转向马克思主义自身。[7](PP.170-180)
从上述理论立场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急剧增殖。而就后马克思主义声称而言，除了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等人外，我们至少看到下列显著人物：“告别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法国生态政治学家高兹；承袭了尚塔尔·墨菲之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凯瑟琳·吉布森和朱莉·格雷汉姆（她们共用笔名J.K.吉布森－格雷汉姆）；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同时又试图超越马克思的英国经济家B.辛德斯和保罗·赫斯特（他们比拉克劳和墨菲更早产生了理论影响）、法国“调节”学派的M.阿格里塔和阿兰·利皮茨等经济学家等等，甚至在人文地理学中都产生了独特的“后马克思主义”。
林林总总的“后马克思主义”确实带来了复杂的理论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它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标准争论。在这一背景下，究竟如何评论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呢？在这一点上，英国学者希姆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他指出，在当前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知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前者的重点是“后”，意味着对马克思的拒绝，就如中文语境的“过时”之说；后者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形式上直接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但也保留了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8](PP.1-3)在这个语境中，后马克思主义因其着力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以降的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这种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而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如果需要进一步限制，那么只要注意到本文区分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都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质疑而构筑的，我们便可以使用德里克对“post-”前缀所做的“反”(anti)和“后”(after)两种解释，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为包含了双重含义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一方面他们要求从理论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要求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这是因为在第一点上立场错误和第二点上的方向错误，但就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评以及基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却也都是当代国外学者的普遍共识，这一点必须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因为不进一步深入细节，在表面上我们无法直接清晰地辨明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声称。当然，就后马克思主义来说，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理解“必须终结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权力之间的婚姻”这一J.K.吉布林－格雷汉姆论断的合理性，但又遭遇到“如何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点上等待革命”这一真正的当代难题。
总而言之，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可能边界、理论意义和政治价值等多方面看，我们可以用它来指称70年代后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某种批判基础上的激进民主思潮。这种思潮声称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而压抑了其他部分，使之成为激进、自由和多元民主斗争的有用工具。
二、不确定的知识规划
诚如安德森在界划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之后新一代理论家的知识实践中，作为一种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已经大大地发生偏移。事实上，后马克思主义便是这种偏移进一步的后果，在实践上，无论是狭义的革命环境，还是广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都大大不同。特别是20世纪科技革命、管理革命所催生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金融集中、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政治结构变化以及共产主义在制度实践、政治运动和理论发展等方面的挫折所造成的激进形势变化，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实践的性质和形式。在这一背景下，由卢卡奇肇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可错性的探索、而由哈贝马斯等人推动的对马克思的直接批评等等，也改变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知识话语并非偶然。加之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增生扩散显然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特征一致的。因此，要讨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潜在的政治意义，必须考量它的知识规划。
英国学者雷诺兹指出：后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意歪曲和检验既不新颖，也不新奇，它本身是由于那些为了在马克思理论与当代激进政治学之间划定界线，而乐于采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的人所具有的意向，而突出表现出来的。[9]这个评论事实上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仅仅从政治冲动来理解这一点的话，事情可能确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它也直接带来了新问题，而这在理论表象上是看不出来的。例如，“激进民主”这个显著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规划是一个“爱恨交织”的立场。一方面，当拉克劳和墨菲率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左派的任务“不能够是跟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断绝关系，而是相反，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来深化它和扩充它”。[10](P234)它的提出当然和告别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道路）有关，因此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失误的积极调整，这也意味着它在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的妥协，后来齐泽克也十分重要地强调过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激进民主本身不一定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但它也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批判。[11]所以，我们看到，在60年代的劳资斗争中便充满了激进民主的话语，而在直接的意义上，又可以理解为变化了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12](P17)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熟悉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府和主流学者关于“民主的危机”的研究以及80年代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治，我们也会发现激进民主内在歧义性，它在资产阶级政府和理论家那里也可以被接受为治疗当下社会危机的手段或被以保护民主的借口来拒斥它。这就是说，如政治多元主义这个问题一样，激进民主也是一个十分含糊的问题。所以按齐泽克的说法，它是一个“多多少少是有些自相矛盾”的口号，而他本人主张把激进民主声称的视为一种不可能性，即一种无法达到的全面民主。在他看来，全面民主将会导致专制和“同一性的暴力”，而激进民主是通过它自身的不可能性来挽救民主的政治战略。[13](PP.8-10)因此，“激进民主”本身只是一种理论姿态，一种既肯定现实的对抗性又试图超越这种对抗性的理论姿态，而这种姿态本身又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的质疑，因为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喊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它所趋向的是无对抗的社会，也即同质性的社会。在这里，拉克劳和齐泽克等人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的质疑，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他们延续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立场，从非同一性理论转向非同一性政治实践。这样来看的话，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和新颖性便凸现了，因为虽然它们声张了多元性、差异性、非同一性这些“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但是其来源和基调都与后者不一致的，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一方面对“后现代主义”保持了某种友好的姿态，如墨菲对后现代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努力足够的距离，例如齐泽克强调对“后现代主义”陷阱的防范。由此可见，即使在单一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中，也包含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不过，由于对先前同质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望，大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把这种矛盾看作是保持足够的理论张力的手段，并因此把裂隙(split)、创伤(trauma)、间空(clearance)等等这些来自精神分析的东西作为赖以进行知识规划的起始点。这种矛盾显然比我们的预计要大多得。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对立中来审视其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声称。而在总体上，雷诺兹的下列基本论断确实是可取的，他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多元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身份政治、社会分工政治的异质扩散和传播，而不是阶级、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特征的阶级与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可以产生超越主观立场的真知灼见的单一的科学分析的概念。”[9]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激进民主”可能是一个较新提法，但作为一个复合体所内含的生态、女权和民主等多重思想却都不是新的，这些思想正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展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多重经验的共同后果。也正是这些点上，后马克思主义试图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冲动可以直接观察到，例如，生态思想是建立在对生产力批判基础上的，在理论上由卢卡奇率先提出，而又直接受到资本主义发展事实支持；女权思想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替代，关于这一点无须多说。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民主思想，最直接的便是对革命逻辑的替代，这一点拉克劳、墨菲、齐泽克等几乎全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充分肯定了上述各点。这正是他们所谓新的知识规划中确定的东西。这样看来，把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是合适的，因为它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挫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终结之后的确定产物，但是它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以确定的答案，它所能够提供的便是把原来的答案颠倒过来。在理论上，这并没有多大问题，但现实上是否可行呢？中肯地说，尚有待进一步检验。在这里需要首先强调的是，由于后马克思主义在知识规划方面的两可性以及他们告别宏大叙事和刻意追求个人话语，虽然可能带来了新颖的学术视角，但是隐喻化、幽灵化和密码化等写作取向也制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在紧张，从而削弱了它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力量。
三、漂浮的政治立场
独特的语境造就了独特的位置，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后现代”风格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但那么由此而来的政治立场同样是漂浮的。只是与理论的抽象性和语言的模糊性相比，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漂浮性具有直接的和明确的意味，按照伍德的批评来说便是“阶级的退却”。（注：参阅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批评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原文标题是“Retreat from Class”，即“从阶级退却”。）虽然本文认为伍德没有充分照顾后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多元理论语境，但她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变迁视角来审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历史语境从而判明其政治立场，这一做法却是可取的。正是这样，在具体地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时，我们便能够清晰地看到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而逐步退出阶级政治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激进主义方向。
本文作者已经在其他地方专门讨论过后马克思主义否定革命、告别阶级和批判生产力三大核心规划，并强调这些规划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告别了马克思主义，（注：参阅拙文《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因此在这里着重进行定位和分析它的教训。我们认为，它集中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无根基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批判姿态。诚如拉克劳、墨菲以及齐泽克在9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在直接的形式上（或最拿手的）是意识形态批判，它通过对普遍主义、本质主义观念的批判，而在霸权政治上声张“激进民主”。这一点得益于两种理论，一是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它使我们看到，“传统是把我们塑造成主体的一套话语和实践”，而这一点则通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激进化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新的前提。其二是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它为反本质主义、反（西方的和人类的）中心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但是，这两种理论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进一步凸显时，福柯对权力机制微观分析和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根基分析的那种震撼力和深刻性便不见了，代之以共时性结构中与自由主义及其变种之间不解决问题的口水战。特别是在墨菲那里，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屈服和对民主实质的保留，其“自由社会主义”最后仅仅变成了一种与女性主义、多元主义相互渗透的价值姿态，变成一种对“传统民主的那种混合的、异质的、开放的和终极性不确定性的特征”的强调。[2](P20)正是这种姿态加剧其对对抗性、矛盾以及张力、创伤或不可能性的崇拜。因此，最后我们看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辨了，而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批评的“经院哲学”。
第二是乏力的生态主义政治立场。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立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糅合物，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由早年卢卡奇引发并在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那里达到极点的对生产力的批判等都是它的理论资源。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它没有采取其他生态学理论的实证研究视角，而缺乏后者的现实感；也没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如奥康纳）那样系统的理论，从而缺乏深度；更重要的是，在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逻辑时，他们更没有理解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实质从而有机地注意《资本论》与生态学之间可能的联系，从而显得简单与武断。所有的这些都使得它激进有余而力度不足，因此难怪奥康纳也批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资本和历史发展理论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背道而驰”。[14]（P29注25）
第三是过度的个人话语。它反对普遍主义而声称偶然性、反对宏大叙事而主张等值的多样性与异质性等等，这些理论无须多言了。最重要的是，当高兹等人公开宣称“告别无产阶级”、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取消“阶级还原主义”时，其关于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环境的“异质的民主斗争”恰恰是马尔库塞“大拒绝”主体的右派版本和乌里希·贝克的“自由个人主义”之“无劳动的资本主义”的左派版本，而从根本上则是革命没有同志之无奈境地的表征。马尔库塞因为无产阶级不再革命了，所以从左的方面把革命的主体转向一切在资本主义体制边缘生存的人群，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权，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15](P216)而贝克等人则乐观地认为，可以通对传统的个人主义进行改造而实现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现代，故而他的著名口号是“全世界的世界公民，联合起来！(Citizens of the world,unite!)”，[16](P18)当然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种颠覆版本，但在这里所发生的绝不仅仅是从“无产者”到“世界公民”的颠覆，在实质上，这是从主格“I”向宾格“me”转向的“我”，当然它又是由超越了谋生劳动的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所构成。
在后现代视角中，具有跨国特征的人生、多地域性和个人生活第一次成为政治的基础。拉克劳等人只不过以差异、多元、异质等为基础正面地建构了一种小写的政治主体。因此，用一种激进的方式重新表达了后现代生活政治的内容。
第四是似是而非的中间道路。正如墨菲自己所言，她们的规划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又是反资本主义的，“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既包含普遍主义又坚持特殊主义等等。[2](PP.11-24)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流动性、开放性、不确定性等立场，按照后现代行话来说便是ambivalence（爱恨交织）。特别是他们提出把不可能性作为一种正面立场时，这似乎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域，给评论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当他们用“超越A和非A之间”、“不A也不非A”、“既是A也是非A”等这些标准语法来描述自己的立场时，也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只要他们所言自己继承了“伟大的解放斗争传统”是事实，那么这种立场就是一种中间道路，一种与传统的折衷主义有差异的调和道路。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外学者在评论后马克思主义时把“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罗道夫·巴罗也算在内，而这一点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如果说吉登斯的“第三道路”是从拯救资本主义出发而利用社会主义传统资源的中左道路，那么后马克思主义恰恰是试图通过利用自由主义理论来寻找“社会主义”新路的一种尝试。不过，与其他的尝试相比，它不仅因为过于抽象而失去潜在的主体，而且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丧失自己的目标，因此它是一种似是而非不切实际的中间道路。
正是因为上述特征，后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这也又势必在其自身逻辑的发展过程中加速从理论逻辑到分析概念与马克思告别的过程。在这一点上，阿兰·李皮茨似乎特别爽快，他把马克思诸多核心概念（如生产力等）都当成圣经的—笛卡儿式的意识形态(Biblico-Cartesian ideology)给抛弃了，为解决这种本质残余，他把任务仅仅设定为对现象的分析，从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这个“三位一体”在他那里不复存在了，剩下的便是类似于马尔库塞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大变革(Great Transformation)。但是，这种激进的“变革”到底又有多少可能性呢？如果前者还因为要求文化和艺术批评具有某种现实操作性，而它则剩下价值说教了。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它的生态政治：首先，要说服资本主义放弃“生产主义”而又保留资本生产方式，无疑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蒲鲁东主义者要资本又不要资本家的幻想；其次，如果说满足于生态要求的生产方式意味着对资本权力的剥夺，那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而通过观念转变是行不通的，这一点也正是整个生态政治的难题。最后，更复杂的是，生态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已经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口号和国内政治的“政治上正确”(PC)，但资本主义在全球造成的灾难却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如何既要求生态又同时资本主义呢？这正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难题。
从这里看，虽然后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某种新的方式来完成解放政治的规划，但是由于其在继续声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从客观上，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变化，解放政治的主体、权利要求、斗争形式以及其他相关问题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但这种研究本身仅仅通过纯粹的理论推论是不行的，而是必须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艰深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因此，与后马克思主义相比，戴维·哈维通过对《资本论》的理解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空间变化与资本生产之间的关系、华勒斯坦等人通过对长时段的资本主义变迁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特征取得了更大的理论成果，而获得了更多的认同。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注意。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为“修正主义”而忽视它，也不能把它粗暴地斥为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没有原则地从术语出发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方向。
四、我们何以打扫这一现场
“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广义上可能指马克思主义公开诞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但是由于这个术语本身隐含着否定的含义，故而在狭义上，用它指称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即意味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在这一意义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清理同时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去魅”历史的描述[8](P3)。也是说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步步告别教条、把马克思从大写降为小写的过程。也正是这一点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获得了历史的连续性特征，而它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叙事之间的断裂便构造出一种学术空间。我们看到，在这个空间中弥漫着因为时空条件变化而不断增生的虚无情绪。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更为艰深的理论分析来刺穿这种虚无情绪，分析则必须依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把它落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其他方面的批判上。同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对于这一论域的研究，并非仅仅为了占据它，从而获得对20世纪时空条件变化的理解，而是要扫除在这一空间中无意识地扩散着的虚无情绪。也就是说，对于这一论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在其中正在发生的巨大分裂，消除从意识出发的幻想，使一种具有使命意识的历史研究与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重叠起来，从而实现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引的“实践的共产主义”知识规划。
如果本文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它本身是混乱时代所引发的两可性的知识规划，它的良莠不分使得我们必须以自身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来进行鉴别，而不是没有任何立场地欢迎和提倡创新。在创新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为响亮的口号这一背景下，如果缺乏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那可以预见的结果便是，愉快地加入到资本意识形态的大合唱之中。西方左派存在着这个问题，而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国外盛行后现代，我们便热衷利奥塔；西方出个德里达，我们便找到了同路人，这绝不是一种成熟的态度。沈起予先生在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译丛”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六大类丛书时强调，“不是所有西方出版的研究都适合我们国人的需要与现实，而且也不是所有西方的研究成果都是毫无缺点不可超越”。[10]（主编总序），我觉得这一立场在当代中国学术建构过程中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自己的道路，那么在今天，无论是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还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路向和空间，都必须改变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直接依赖。而要做到这一点，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都是必须的。
就学术而言，我同意陈学明在同一主题上的立场，其一是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边界，[17]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一兵反复重申的重新界划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边界是恰当和积极的技术路向，正是对这一路向的认同，我主张对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动向进行深层逻辑的审理；[18]其二是“校正”我们传统认识的不足，[19](P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认同研究对象，正确的立场在于重视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审理中，我曾经从整体的角度简要地探讨过它对我们研究的潜在意义，概括起来说便是它在现代性、全球共同体和自由自觉的未来三个向度上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忽遭遇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尚是一种别样的经验，但迟早也是会遭遇到的。[2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注，不是欢呼其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发问，也不是直接引进其对当代的定位，而是要站在21世纪的高度审视正在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和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干预社会历史进程的空间。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和强大的目标，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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