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与“中化”之辩——评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中国论文,中化论文,观点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是在外部刺激下发生的国这现代化过程对社会意识形态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合法性要求和合理性要求。前者解决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后者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及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开始逐渐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讨论的重心事实上已转移到现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转移到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关于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的争辩从“五·四”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中达到高潮。当时展开的几场大讨论，如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说到底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全盘西化论”、“全球化理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等等。今天，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大讨论时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餐是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应当是西方式的还是中国式的。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现代化浪潮的掀起，这一基本问题又为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对现代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理论热点。我们发现，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许多讨论仍未超越30年代那场关于现代化模式大讨论的基本逻辑。因此，以分析和批判的眼光加顾那场大讨论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把主张西方现代化的理论简称为“西化论”，它包括“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全球化论”或“世界化论”等。这种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30年代前后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与西化论者不同，中化论者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中化论者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
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大讨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极端的观点已经很少见。虽然他们在根本立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是中化论者还是西化论者几乎都不再因为自己主张西式现代化或中式现代化而绝对排斥中国传统或西方文明。
胡适和梁实秋是公认的西化论代表，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全盘西化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胡适把其一贯主张的“全盘西化”改为“充分西化”，尽管在汉语中“全盘”与“充分”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而“充分”则是“尽量”或“全力”的意思，于是“全盘西化”便成为“一心一意西化”①。梁实秋尽管认为中国文化中值得称道者廖廖无几，但也终于承认，“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①有中国优于西洋者；②有西洋优于中国者；③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④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进者”②。
梁启超和梁漱溟是公认的中化论代表，即使激烈如他们者也不再一味拒斥西方文化。梁启超说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③。梁漱溟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④。
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20、30年代的折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表明他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是全球化的趋势；中车方面，在全球化的同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意识却日益增强，民族文化的特征日益被人强调，全球化不是消灭民族特征；而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地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已开始认识到这两种并存的看上去似乎矛盾的趋势，但他们对此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在争论和反驳时也常常不得要领，甚至自相矛盾，经不起认真推敲。
西化论者主张西式现代化有三个主要理由：西化是世界趋势；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相冲突；中国传统文明基本上无可取之处。后面两点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在当时就被争论的对方所驳倒。正如其论敌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的所有的文明体系或多或少都是混合的，几乎从未有过一种纯粹的文明，中国历史上就从未存在过这样一种纯粹的文明。例如，所谓的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多民族文明的混合物。进而言之，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本身就强有力地证明，其内部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实际上，对此西化论者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最强有力，以致其当时的论敌很难驳倒。在西化论者的心目中，西化实际上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向世界扩张其市场的过程。市场经济与民族壁垒是内在地矛盾的。发达的西方国家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其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寻求廉价劳动力，因此需要进行国际贸易。西方发达国家在输出其商品的同时也输出了其文化。落后国家很难抵御西方国家的先进产品和武器，抵御可能意味着自取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化也就是全球化。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看到了这一过程：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的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
纵观中国近代史，西方化或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即使西化论的最激烈反对者也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例如，梁漱溟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国家经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前一种国家，例如日本，因为领受接纳西方化，故能维持其国家之存在，并且能很强胜地站在世界上；后一种的国家，例如印度、朝鲜、安南、缅甸，都是没有来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结果遂为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而唯一东方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经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⑥。
但是，西化论者把西化全球化，完全无视与全球化趋势共存的另一种趋势——民族主义，这注定了它的不现实性。西化论的反对者在当进试图用中国文化的性质来解释这种不现实性。反对者们相信，要使中国人放弃历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全盘接纳西洋化，这是无稽之谈。甚至作为西化论主要代表之一的胡适本人最终也发现了其的非现实性。他试图用所谓的“文化的惰性”来辩护并修正其先前的观点，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⑦。
除了这种文化的“惰性”外，西式现代化的不可能性更重要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丧失自主性而依附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对中国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而不是由内部自发产生，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只能处于“外围”的地位，它必须依附于“核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学者在二战后提出的这种“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基本观点在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的形象比喻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述：
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事实上已经分成两种：（一）经济先进的民族，即所谓“城里人”。（二）经济落后的民族，即所谓“乡下人”。换言之，即经济先进的民族是剥削者、压迫者，经济落后的民族，是被剥削、被压迫者。而前者是正在对后者施行压迫。我们中国民族在现在，不幸就属于经济落后的民族，而不幸成为“乡下人”，成为被压迫的民族。知道了我们所处的地位，即可知我们民族活动之方向是求“自由平等”。即上边所说求为“城里人”，也就是求与经济先进的诸民族平等，不受他们压迫。所以中国民族近来之活动方式虽多，而其最后，最大，主要之目的，是在于求自由平等”⑧。
除了现实中的不可能性，西化论还有某些概念上的局限性。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西方化”是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概念，综有三个局限：①当把西化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时，它的逻辑意义就是，不论好坏新旧，西方国家的氖东西都是值得效仿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文明体系内总存在着某些消极的不值得效仿的成份。②把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潜在地意味着，中国传统文明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保存。这种观点也不能为人所接受，因为任何伟大的文明总有某些东西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③西方文化包含着极不相同的内容。西化论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和所痛恨的共产主义都源于相同的西方文化。正如社会学家吴景超所指出的，“在‘西方文化’的名义下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子文化。贵族制是西方文化，民主制也是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是西方文化，共产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集体主义也是西方文化；自由贸易是西方文化，统制经济也是西方文化。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全盘西化是指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西方文化内在的这种矛盾性对全盘西化论是致命的”⑨。
西化论的这种非现实性和概念上的局限性使得其影响力日益减弱，到30年代，中化论的影响已超过西化论。陈序经在1935年不无感慨地叹息道：“我以为我们不要忘记，今日能主张根本西化者，还是廖廖无几。大多数的人，还是醉梦于中西各半的折衷论调，或是趋于复古的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⑩。他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西化论的支持者日益增多。对他而言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化论者不仅没有增加，而是益发减少。
中化论者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理由有三个：东西方文明是可以融合的和互补的；中国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西洋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正象西洋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中国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一样；中国有其自己的特殊国情。抽象地说，这些理由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事实上都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20、3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老的汉字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之一。陈序经说：“中国加快的大阻碍之一，我认为是文字。中国的文字，无论如何加快，赶不上用字母的文字。假使我们真有加快的决心，废止汉字，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11)。西化论持这种观点自不必说，甚至鲁迅先生也持此观点，他的名言是，“汉字不废止，中国必亡”。这种观点在80年代初电脑技术开始在中国普及时又得以抬头。由于电脑软件最初是用英语设计的，当时许多人认为汉字无法电脑化，从而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科技进步。然而，只几年时间，五笔字形等数十种汉字输入方式和成千上万种汉字软件便相继问世，在电脑的中英文输入比赛中，汉字的输入速度甚至超过了英文的输入速度。于是，汉字不能电脑化的观点便不攻自破。
然而，在中化论的背后确实包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含义：中化论可以被保守分子用来反对现代化，尤其是中化认可以被用来为政治当局反对民主，维持专制独裁进行辩护。由于第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中国国情”、“中国本位”、“中国特色”作出不同的解释，然后在“国情”、“本位”、“特色”等名义下对西方现代文明任意取舍，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谓之符合中国国情，反之则斥之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此等等。这是中国近代一切保守的、反动的政治势力抗拒进步的基本逻辑。正如哲学家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的那样：
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对思想，都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因此，当革命者努力要求使中国进步，要求我们去追赶先进的国家，要求我们向先进国家去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理论以及革命的实际经验教训，学习他们的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在中国能够更顺利更迅速地完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闭关自守主义者就要大声疾呼地起来反对，说中国的“国情”和国外不同，外国的科学文化以及革命理论经验教训等等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不应该接受这些东西，而应该拒绝这些东西，即使退一步说，有某些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也应该以保持中国旧有的东西为基础，在保持旧中国的立场上来学习和接受，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来学习接受(12)。
毋需说，清朝政府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名义下抵制大踏步现代化的。其后的国民党政府又何尝不是这样。30年代的中化论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即国民党要员萨孟武、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论”。他们在1938年1月10日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并由此发起了一场“中国本位”运动。这篇宣言实质上是为配合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经济建设运动”而作的宣传。“宣言”对所谓“中国本位实质上文化”的论述是空洞的幌子，而对“中国本位政治”的论述则是实质性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得中国人”(13)。中国本位论者试图使人们相信，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在政治上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因此，今后的任务重点不在政治改革，而在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14)。
阻止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不要民主政治，而要维持独裁专制统治。当时人诘问十教授何谓“中国本位”时，十教授答复说：所谓“中国本位”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具体地说就是“人民的生活需要保障”(15)。简言之，“此时此地的需要”中不再有政治民主，而只剩下经济的发展。一位中国本位论的反对者在当时就指出了中国本位论者的这一真实目的。他说：“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6)。
不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要民主政治，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同时拒绝引进与此相适应的代议民主，而仅仅只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这正是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国此，30年代的“中国本位论”不过是清末“中体西用”的翻版，尽管十教授口头上也批判“中体西用论”。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取其所当吸取’，不正是‘西学为用’吗？(17)
正如本文开关所提到的那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分别由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领导的两次现代化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西化论者把这种失败归结为西化不够，而中化论者则将其归之为中化不够，即没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现在看业，这两种解释都显得肤浅，没有涉及到或不敢涉及到问题的要害。当时由清政府和国民党所领导的这些现代化尝试的失败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条是，一旦现代化的进程危及其统治基础，统治当局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利益便会拒绝现代化，尤其是拒绝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改革。因此，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政治当局是否推行现代化所要求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文化对现代化成败的影响是次要的。
中化论和西化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是极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但在这些不同的观点的背后，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都把文化决定性的变量，把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西化论者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物质文明相抵触；中化论者之所以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相容于现代西方文明。把文化当作压倒一切的因素，以此来解释一切，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文化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但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遗憾的是，3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的这一方法论覆辙在80年代又再度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所重蹈。在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热”中，许多知识分子再度把文化当作“万灵药”，把文化是否转型看作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原因，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申从30年代关于中化与西化大讨论中引伸出一条教训：决定性地影响中国两强有力听首先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而非文化的因素。文化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但不是根本的驱动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对中国现代化进行除了要进行文化的分析和评估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分析与评估。否则难免事与愿违。
注释：
①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②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1935年《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6月9日，第1卷第10期。
③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④梁漱溟，《东西方文论及其哲学》。
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卷第255页。
⑥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⑦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3月，第142期。
⑧冯友兰，“中国现化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
⑨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1935年2月，第139期。
⑩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1935年7月，第160期。
(11)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1935年7月，第160期。
(12)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年，前引书，第592-593页。
(13)王新命等10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1月10日，第1卷第4期。
(14)王新命等10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1月10日，第1卷第4期。
(15)王新命等10教授，“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5月10日，第1卷第8期。
(16)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新闻周报》，1935年4月，第1卷第33期。
(17)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3月31日，第14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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