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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坚持共产主义的实践这一命题，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来说，是一个确定无疑，而且必须坚持不懈，为之倾注心血的毕生事业；但对某些站在社会潮流边上“观景”、“涉足”和几经在急流、险滩“沾湿了裤腿”的人来说，似乎这是一个嗤之以鼻的“人类认识的极大误会”。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已经风风雨雨近一百五十年，在我们这块国度上也经历了七十六年。时至今日，为什么人们对这一事关人类命运的大课题的认识反差却如此之大？！共产主义运动究竟是不是人类彻底解放的通途？当代共产党人究竟应怎样重新认识这一伟大目标？又应当怎样坚持好这一伟大的实践呢？本文试图在这些问题上作点理论上的探索。
对真理的亵渎与对谬误的批判
（1）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大旗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事实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标志；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表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有组织、有纲领的自觉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一场中国共产党争取、联合国民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现解民于内乱倒悬之苦，“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的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工农民众直接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及其奉行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反革命策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和农民阶级实行耕者有其田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磅礴之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日本的侵华战争，当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战胜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又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和履行自己的宗旨提供了极好时机和历史舞台。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人民的希望，从而也真正感到了共产主义真理的魅力。如果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蒋介石反动集团自掘坟墓的话，那么它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以雷霆万钧之力、不可抗拒之势，打垮反动政治，建立人民政权，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马列主义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已成为亿万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坚强的精神支柱。那时，以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光荣、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为信条，看待勤劳和懒惰；以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信条，对待胜利和困难的境迂；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为信条，对待自己和同志；以个人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全党服从中央为纪律，对待工作和事业。总之，这样一种高尚的精神文明，又直接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片欣欣向荣的神州大地，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卓越成就，粉碎了帝国主义实施封锁政策的阴谋，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人民面前。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凯歌。
（2）客观上，共产主义运动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经验，没有基础，必须在摸索中创造条件，积蓄经验和力量，才能前进；主观上，是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认识尚不自觉和自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使认识不断得到丰富，使主观符合客观、掌握客观。五十年代末的那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践，造成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已令人沉思了；然而，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革文化之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长时间的队伍分裂、人心涣散、停工停产、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则令人不得不作沉痛追首——人们在痛定思痛，总结历史教训的过程中，遭受到思想上很难医治的精神创伤，实际上造成了信仰的“断裂”：假若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方面，生产的是“草”、发展是“低速度”，交通是既“不安全”又不“正点”[①]假若社会主义的分配是“排排坐吃麻果”——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假若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无休止的派仗，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这样割不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争，那么，“宁愿不要社会主义，而要资本主义”了。人们彷徨着、忧虑着，怨恨着、诅咒着。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于危难之际后的又一次受挫。帝国主义的元凶们借机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大肆地进行诽谤和攻击，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华反共大合唱；伴随着帝国主义的谩骂声，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借着“思想解放”之机，打着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幌子，行亵渎、蛊惑之实，唯恐天下不乱地煽动着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不满。在一些地方，马列主义的讲坛变成了批判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坛。所谓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一场“乌托邦”之梦呀，“马列主义过时了”指导思想不能“一元化”，而必须“多元化”呀，“只要能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宁愿再当两百年的殖民地”呀……等等，什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直都成了无稽之谈；一代天骄、东方伟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一夜之间，被他们“恢复”了所谓仅仅是“只会吃红烧肉”的“农民的儿子”的“本来面目”；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一下子成了“现实主义者”们的飘渺的空中楼阁。听任和怂恿如此言论的泛滥，实际上造成了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导，本已够酿成了人们思想的紊乱，使人们迷惘的是，我们的某些单位和部门，提拔重用了一些靠谩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起家的人物。这种组织上用人的失误，自然极大地搞乱了是非。处于追求知识、寻讨真理阶段的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佼佼者们面对阴霾和迷津，更加如饥似渴地通过学习和调查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从工人、农民那里找到了闪光的“思想锁匙”以解开现实之迷，认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类的解放事业，从而成为九十年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乏有一些青年被自由化的谬论引入了迷途，走向“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有的人不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良莠不分，而且连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谁好谁坏，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也本末倒置，好歹不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除其他一些因素外，从思想本质上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酿成的恶果。
（3）这场政治风波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严酷的训示：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不能动摇，必须坚持生产力根本标准的原则，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必须抓紧对全党，尤其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再教育，以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党的宗旨，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有鉴于此，我们党在花大力气抓安定团结、抓经济建设、抓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抓反腐败斗争的同时，又着力在党员队伍中抓了宗旨观的教育；在群众中抓了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这就在事实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批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基本概括。当然，也是在同改革开放、推行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来自“左”、右两个方面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中成长和显现出来的理论成果。它既要求我们要与“左”的传统观念决裂，又揭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要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切忌在利用资本主义资金和技术过程中，把资本主义颓废、末落的精神鸦片任其肆无忌惮地戕害我们的青少年。它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怎样认识和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脚踏实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引导人们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锐利武器。然而，这面鲜艳的旗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却举得不高，学得很不认真，甚至存在某些歪曲和阉割现象。这就不仅有损它真理的光芒和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严重影响了理论的战斗力，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批判力。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应该说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是有成效的，但又必须看到这种批判的力度还是不够的。究竟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还是搞资本主义好？在一些人那里，回答仍然是含涩的；在某些人那里回答却是“明确”的，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好，资本主义生活好”，或者说社会主义是“乌托帮”、共产主义“更渺茫”。总之，一部分人的信仰危机问题，实际上仍未得到解决。
理想的确认与信念的坚持
（4）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紧密相连的、经过努力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人类的理想是人类美好的追求，是促进人类进步的精神驱动力；个人的理想是个人奋斗的意图，是促进个人奋发努力的意志与力量。理想有两大类：一类是为个人、为自己出人头地而奋斗的理想；一类是为民解患、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奋斗不息的理想。前者是个人主义者的理想，也是得不到群众赞同和支持的理想，这一类理想往往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②]只有把个人的命运融于集体，把个人理想融于集体的事业（理想）之中，才有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后者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它是以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作理论基础，得到人民群众关怀和支持的。因此，是能够实现的。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是无产阶级追求彻底解放的理想，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这个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生产力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发展，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述，揭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根据是两条：一是社会化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排斥私有要求实现公有）的革命性。即当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不能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阶级本能。基于这两条科学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③]后来，列宁概括性分析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④]我们认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表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本性；帝国主义仍然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的内部矛盾和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因此，终究改变不了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规律。所以，我们仍必须坚信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
（5）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七十多年来是在几经挫折的同时，得到不断发展的。绝不能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经受这样那样的磨难，就一筹莫展地被“渺茫论”和“乌托帮论”噎着，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了。从我国积七十余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笔者认为，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大讲特讲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仍然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从物质文明建设上，即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看，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因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有高度觉悟的工人和劳动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时，“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和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于自己的旗帜上。”[⑤]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极端丰裕，全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应当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从精神文明建设上来看，人们有一定的文化和科学素养，有高尚的道德准则。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教育、培养，人们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在那里人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纪律。那时，劳动“不再是奴役人们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重负，变成一种快乐”。[⑥]“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⑦]列宁曾明确地揭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现象。”[⑧]建于这个基础，旧社会的一切“毒瘤”和病态都将得到剔除和医治。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在那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从而也就“消灭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⑨]每个人在社会上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说“地球大家庭论”的话，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使整个人类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诚然，关于对共产主义社会预见性的认识，谁也不可能说得那么贴切、清楚，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列宁在1917年就告诫着后人：对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要经过那些阶段，通过那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⑩]
（6）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紧密相连的共产主义道德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们现实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共同呼唤的精神力量。我们党内某些蜕化变质分子的言行，表明了党内某些人事实上存在的信仰的危机、理想的丧失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的沦落，这些人早把当人民公仆的训示抛到了九霄云外，大搞以权谋私，赤裸裸地搞钱权交易、色权交易和权权交易，由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蜕化成腐化堕落分子——成为人民的罪人。正是由于这些“共产党人”共产主义道德观的丧失，直接影响着、遗害着社会上某些人伦理道德观的江河日下，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一切向钱看，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从而严重破坏了井然有序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活秩序，闹得那些原本信奉“只扫自己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的人，也深感危机四伏，不得不大声疾呼：我们的时代要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李国安式的人民公仆和李玉安、雷锋、崔大庆、徐虎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实践在昭示一个真理：不断对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观的教育，荡涤残存于我们队伍中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以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合格的党员和合格的党员干部，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强化人民群众社会主义道德观，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弘扬共产主义道德观的工作。绝不能在所谓反“左”的旗号下，把共产党人的本质和本职丢掉。江泽民同志自十三届四中全会担任总书记以来，一个卓越的理论贡献，就是他把宣传教育的主旋律分了两个层次，即：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特别强调依照党章从严治党，要求经常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观的教育；对人民群众就是强调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从而在不同层次上培养、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气节。这样就使党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从过去的“一锅煮”，不是“左”就是右的那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走上了实事求是，又有远大目标的健康发展道路。
（7）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旗帜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共产主义战士锐利的武器），它的指导地位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动摇了这面旗帜，共产主义运动必然遭受挫折。这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沉痛教训。曾经一个时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的蛊惑和诽谤下，圣洁的马克思主义形象遭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曲解和诬篾：把不管人民群众疾苦、无顾他人死活的官僚主义者标谤为“马列主义老太太”；把“左”得出奇、阻碍改革开放的人和事冠之为“老马列”；把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斥之为“老顽固”……。熟不知官僚主义不但不是“老马列”，恰恰是对马列的背叛！马列的基本观点不但不是改革开放的阻力，而恰恰是改革开放不可缺少的武器！四项基本原则，不但不是“老顽固”，恰恰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他们这样歪曲，并不是对马列主义的无知，而是唯恐思想理论战线不乱，极尽其对马列主义攻击之能事为快。不仅如此，一些人竟把邓小平讲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话纂改为“不学马列”了。造成了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迷惘，使我们的同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恢复，并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实事求是地、行之有效地破除和清理各个领域，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里泛起的各种唯心史观的渣滓。
现阶段，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说到底就是高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针对性地解决好在某些党员、干部中确实存在着的错误思想，澄清是非，使大家真正体会到邓小平同志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雄才大略；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从而增强学好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主动性。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入学习，搞清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搞清楚大是大非，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政治立场。
漫长、曲折与坚定、稳步
（8）前进性和曲折性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因为旧事物既为新事物的产生准备好了条件，且又为新事物产生和成长设置了重重的障碍。这一规律同样决定了新的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活动之路，不可能象“涅瓦大街的人行道”[11]那样笔直。遭受挫折，造成反复和多次反复，乃至局部的倒退，都是难免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处于新制度发展（建设）长河中的初级阶段，它的不成熟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在国内由于“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急于求成的“穷过渡”、理想主义的自我夸张，显然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虚伪性，及其带来经济上、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错觉，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突然变化，苏联的解体，使共产主义运动表现了重大曲折与反复，给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十分严峻和险恶的。但从历史发展的高度看，这个曲折与反复毕竟与十九世纪上叶发生的受挫与反复不同，这次曲折与反复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之后发生的。当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十月革命后面临着帝国主义挑起的凶恶的战争和饥荒包围的严重威胁，都没能吓倒共产主义战士；今天发生的挫折与困难，对当今经过磨练而更加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来说当然就不在话下了。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那样，表现出垂死和末落，相反，它们吸取了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某些优越的功能，为其所用，使资本主义显现出一定的“活力”。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劣根性顽症；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和东亚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困难与波折，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江泽民同志在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有迂回和曲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仅仅看见某些漩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这就向我们鲜明地阐述了一个真理：历史的长河向着生产力不断解放、不断发展的潮流奔腾向前；在这样一往无前的过程中，与共产主义运动相悖的逆流与漩涡，不管它如何险恶，那总是前进乐章中的一个简短的插曲，而且这个插曲也是历史的必然。当代共产主义战士的任务，就是要更高举起马列主义的人类彻底解放的大旗，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认真探索各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通途，并为最终实现世界大同而作不懈的努力。
（9）怎样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为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做好准备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要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让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真正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列宁曾揭示过：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制，光靠剥夺资本家”这种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不行的，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2]斯大林在解释列宁这个观点时，更为鲜明地指出：“只有当我们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才可希望我国有完全充足的消费品，有丰富的食品，那时，我们就有可能实行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13]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教训，引导我们紧紧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牛鼻子不放，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4]“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15]所以，除了发生战争以外，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来规范我们的一切工作任务，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应当看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即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观念要求我们：第一，再不能做那种“目前就企图具体实现那完全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将造成的此种未来的结果，这无异于教四岁小孩去学高等数学的蠢事”。[16]既要批判和克服“渺茫论”，又要批判和克服急于求成的情绪，树立起长期奋斗的观念。第二，要着力于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展。因此，我们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使我们的发展超过资本主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第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加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脚踏实地的搞好我们的教育、文化、科学以及体育、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要不断大力地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弘扬共产主义道德观，在人民群众中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划清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持久、卓有成效地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再教育。第四，要不断推进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使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与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得到逐步完善，真正最大限度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局面。
（10）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共产主义实践，这付重担历史地、责无旁贷的落在当代共产党人的肩膀上，尤其是经历了七十六年风雨、几经曲折考验在政治上十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膀上。面临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雨之秋，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势，面临世界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呼唤，我们中国共产党五千七百万党员，一定要在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国际共运的立场上——临高而望，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擎得更高，坚定不移地将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立足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上——平步而履，按照党的十四大规划的蓝图和十四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决策，努力地把我们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健全起来，使精神文明建设能适应并促进物质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搞上去。这就是我们必须具有的历史责任感。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只有五十来年，任务十分繁重，时间相当紧迫，如果我国的经济在下世纪中叶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很难站住“战胜资本主义”的脚跟。这就是当代共产主义战士的紧迫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讲究效益，要重视个人利益，但必须防止拜金主义思想的滋长。特别是一定要保持党政机关的纯洁性。而如何保持党政机关的纯洁性，又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先烈，要牢记左权将军的名言：“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长征吃过草，准备（将来）还吃草”。[17]能不能端正党风，把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地进行到底，这是事关我们共产党人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的大事。因此，对危害党的事业、危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我们党千千万万的优秀党员为榜样，树立廉洁奉公、为民为荣，贪污腐化、堕落为耻；多干、实干、干好事为荣，吹牛拍马、搞假冒为耻；克勤克俭工作为荣，讲排场、摆阔气为耻的良好党风。这就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荣誉感和羞耻感。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8]全党全国人民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这一谆谆教导，真正认识到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之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必将对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必须以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榜样，抱负饱满的政治热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来实践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二十一世纪中期达到“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并再接再励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而奋斗不息。
注释：
[①]“四人帮”张春桥公然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安全正点；宁要社会主义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资本主义有文化的精神贵族。
[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3页
[④]《列宁选集》第一卷86页
[⑤][⑩][12]《列宁全集》第25卷454页、458～459页、388～389页
[⑥]《反社林论》31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23页
[⑧]《列宁全集》第30卷25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05—616页
[11]《列宁选集》第四卷226页
[13]《列宁主义问题》739页
[14][15][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6—123页、228页、110页
[16]《列宁全集》第2卷715—716页
[17]《人民日报》1995.7.22《三张照片留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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