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派论文,启蒙运动论文,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浪漫派研究的热点，同时也属于其重点和难点问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众说纷纭。问题的提出，时间久远，可以追溯到一个半多世纪以前。传统的看法总是强调两者的对立。
一、“对立论”的来龙去脉
“对立论”一向声称，德国浪漫派是一股逆流，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早在18世纪30年代，海涅在其著名的《论浪漫派》(1836)一书里就对浪漫派的本质特征作了批判性的说明：“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诗、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注：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页。）诗人这番描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联系，并首次表明两者的原则对立。海涅的评论对后世，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的德国文学史家们总以各种罪名把浪漫派送上历史“法庭”。不同时期的“判词”与传统的“对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一致否定浪漫派与启蒙运动的联系。
在20世纪，沿着海涅攻击浪漫派的轨迹，著名文学史家赫·奥·科尔夫(Hermann August Korff)和保尔·克卢克霍恩(Paul Kluckholn)也一唱一和。前者声称：“毫无疑问，浪漫派的首要对立面和它终究要起来反抗的历史势力……乃是启蒙运动。”（注：Silvio Vietta (Hrsg.),Die literarische Frühromantik,Vandenhoeck & Ruplecht in
,1983,S.12.）在其代表作《歌德时代的精神》及其它著作里，他在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划了一条以理性与幻想为标志的界线。而在克卢克霍恩看来，浪漫派的一致性在于“在各个领域共同反对启蒙运动”。（注：转引自Helmut Schanze,Romantik und
,Untersuchungen zu Friedrich Schlegel und Novalis,Verlag Hans Carl Nürnberg,1966,S.1。）
在纳粹统治时期，反法西斯阵线内部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纳粹某些思想理论起源于浪漫派。前东德文化部长阿·阿布施(Alexander Abusch)声称：“反动派支持浪漫派，浪漫派为反动派效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浪漫派在前东德成了众矢之的，浪漫派与纳粹被认为是一路货色，说前者在思想舆论上为后者鸣锣开道，后者是前者遗留的恶果。20年代，文艺评论家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曾在浪漫派问题上同科尔夫唱过对台戏：当后者强调启蒙运动和浪漫派的对立时，他在其论著《德国古典文学与浪漫派或者尽善尽美与无穷无尽》(1922)里突出魏玛古典文学与浪漫派的矛盾。但是，在二战以后新形势下，在“对立论”的巨大影响下，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949年，即在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1954)发表前5年，他把浪漫派又说成是“对欧洲理性的背叛”，因为它“敌视启蒙运动”，转向黑暗和潜意识。（注：参看Wilfried Malsch,Klassizismus,Klassik und Romantik der Goethezeit,in:Deutsche Literatur zur Zeit der Klassik,Hrsg.von Karl Otto Conrady,Phlipp Reclam Jun.Stuttgart 1977,S.397。）
卢卡契堪称当代“对立论”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一系列论著里把攻击矛头对准浪漫派，大造“对立论”声势。在他看来，浪漫派成了德国文学史的“转折点”，即从进步的启蒙运动向反动派的转变。他在《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一书中声称：“同启蒙运动的决裂”乃是浪漫派的“主要倾向”；（注：乔治·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上卷，范大灿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8页。）他认为“现代反动派到德国启蒙运动中去寻找浪漫派的祖先”是“对历史的篡改”（注：乔治·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上卷，范大灿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7页。），从而批判了鲁道夫·翁格尔(Rudolf Unger)所宣扬的所谓浪漫派同当时著名哲学家哈曼和文艺理论家赫尔德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他强调指出，批判浪漫派是“德国文学史的一项极有现实意义的任务”，而“这种批判一向不够深入，不够尖锐”。（注：乔治·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上卷，范大灿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3页。）在前民主德国，卢卡契长期享有“文学教皇”的权威。他的金口玉言成了东德当局制订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要同“对立论”唱反调显然是困难的。
但是在联邦德国，从6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的“对立论”开始遭到了挑战。一些专家学者多以作家专论形式探究早期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关系。而在早期浪漫派作家中，备受关注的是该派两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和弗·施莱格尔。
当今，诗人诺瓦利斯被看作浪漫派的真正代表。对诺瓦利斯及其作品，例如他的宗教政治文章《基督教或者欧罗巴》(1799)，历来存在争议。评论家维·马尔施(Wilfried Malsch)以诺瓦利斯为突破口，探索早期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关系。1965年，他在《〈欧罗巴〉，诺瓦利斯富有诗意的演说》一书里不仅论证了诗人同启蒙运动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他与法国革命的直接联系，坚决驳斥了对诗人传统的消极评价。一年后，赫·尚策(Helmut Schanze)的博士论文《浪漫派与启蒙运动——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研究》问世。该论著探讨了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的“过渡点和联系点”，以富有说服力的事例论证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财富如何转化为诺瓦利斯和弗·施莱格尔富有诗意的幻想，从而批驳了传统的“对立论”。随后，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浪漫派，反思传统的“对立论”。于是一种新的浪漫派观念便应运而生，研究早期浪漫派蔚然成风。继马尔施之后，约·马尔(Johannes Mahr)和汉·林克(Hannelore Link)也先后于1970和1971年推出研究诺瓦利斯专著。与此同时，克·布里格勒布(Klaus Briegleb)、埃·胡格(Eberhard Huge)、弗·诺·门内迈尔(Franz Norbert Mennemeier)和海·迪·韦伯(Heinz Dieter Weber)等学者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撰写的研究施莱格尔论著接踵而至。据称，这些论著都同传统的浪漫派观念决裂，抛弃了把浪漫派说成是非理性、主观主义和感情用事的传统偏见。（注：参看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Hrsg.von Klaus Peter,Verlagsgruppe
-Hain-Scriptor-Hanstein,1980,S.20。）
同联邦德国相比，前东德的浪漫派研究在总体上远远滞后。但必须指出的是，在重新评价浪漫派问题上，当年东德的理论家比其西德同行先行了一步。1962年由著名学者汉斯·迈尔教授在莱比锡大学主持召开的浪漫派问题研讨会即是说明。迈尔的开幕词和罗马语族语言文学家维尔纳·克劳斯教授作的题为《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的报告，非常精彩，备受关注。后者的水平很高，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对西德的浪漫派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注：Heinz Hartl,Frühe Romantik-
,in:Weimarer
,1987 H.4,S.645.）这次学术会议无疑是个好开端，有助于推动东德的浪漫派探索。但是会议发起的重新评价浪漫派的倡议，却遭到东德当局的断然拒绝。尽管如此，会议的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十多年后，70年代中期，形势变了，东德人终于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那只曾几何时“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着手反思传统的“对立论”了。（注：陈恕林《德国浪漫派及其评价问题》，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刑》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1-82页。）
纵观一百六七十年来“对立论”的来龙去脉，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自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立论”遭到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其二，“对立论”的兴衰是以浪漫派的“命运”为转移的。当浪漫派遭受贬斥和冷落时，它能风行一时。而当浪漫派博得表睐、走出“冷宫”时，它就会逐渐销声匿迹。
二、“对立论”难自圆其说
关于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的关系，有两种说法流传颇广，一种说法声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和理性至上的大旗，而浪漫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唱非理性、主观主义和感情用事的赞歌。另一种说法宣称，启蒙运动者向前看，世界观先进，而浪漫派则向后看，迷恋中世纪，世界观落后甚至反动。其实，两种说法都是传统的“对立论”的变种，都是站不住脚的。
的确，浪漫派以重主观、厚情感、崇尚幻想著称于世，但他们并不轻视理性，更不会敌视它。1795年，在拜读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哲学家孔多塞的《论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1795)后，年轻的弗·施莱格尔马上撰文称赞道：“（孔多塞的）论著由于简朴、明快和高贵的写作方法，由于对真理和见识的真诚热情，由于对美德的纯情和由于对偏见、虚伪、压迫和迷信的高尚仇恨而给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注：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Band 1.S.287.）翌年，诺瓦利斯在日记里写道：“务必竭尽全力训练并经常发展和提高想象力，如同理智、判断力等一样。现在我增强理智，这最值得，因为它教我们找到道路。”（注：转引自Wolfdietrich Rasch,Zum 
der Romantik zur
,in:Ernst Ribbat (Hrsg.):Romantik,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s Studienbuch, Verlag 1979,S.7。）这些并非浪漫派作家的片言只语。18世纪被称为理性主义时代，浪漫派作家在世纪末年的这些表述，闪烁出理性的光辉。可见他们并不反对理性，并不反对理性原则。但他们反对理性主义，反对把理性绝对化、教条主义化，反对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和精神与物质的二重性。如果说在18世纪理性主义时代，理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智与幻想属于一种主从关系，那么在18世纪末开启的浪漫主义时代，理智与幻想固然存在对立的一面，但两者已不相互排斥。奥·威·施莱格尔在一次讲课中谈到两者关系时这样说：“它们仿佛永远对立，因为理智绝对强求统一，而幻想则在无限的多样性中开展其活动，但它们都是我们本质的、共同的基本力量。”（注：转引自Lothar Pikulik,Frühromantik,Epoche-Werke-Wirkung,C-H Beck München 1992,S.24。）诺瓦利斯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在1791年10月5日致赖因霍尔德的信里，他仍把“我的理智大大地占了感情和幻想的上风”看作优点，但数年之后，在1799年的断片里，他却将理智与幻想视为平起平坐的兄弟姐妹关系：“清醒的头脑同热烈的幻想结成兄弟姐妹关系，乃是真正的有利于健康的精神食物。”（注：转引自Lothar Pikulik,Frühromantik,Epoche-Werke-Wirkung,C-H Beck München 1992,S.24。）
尽人皆知，浪漫派迷恋中世纪文化，他们提出了“回到中世纪去”的口号。过去，人们对此不大理解，甚至横加指责，声称这个口号有着反动的涵义，认为他们是要回到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统治中去，“要在新世纪恢复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显然牵强附会。其实，这个口号并非浪漫派的政治行动纲领，而只是一种文艺主张。它说明浪漫派对民族传统，特别是对中世纪文艺的向往。他们迷恋中世纪文艺，是因为它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表达方式自由。尤其在蒙受异族侵略和压迫时期，他们对民族传统和民间文艺的重视，还含有鼓舞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的因素。他们在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特别是中世纪民间文学上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和贡献，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启蒙运动与浪漫派同中世纪的关系仿佛背道而驰。其实不然。维尔纳·克劳斯教授1962年在莱比锡大学浪漫派问题研讨会上作的那个非常精彩、备受称赞的报告《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对此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他探索了启蒙运动和浪漫派双方同中世纪的关系，根据西班牙启蒙主义学者，特别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如布兰维里埃(Henri de comte de Boulainvilliers)、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Sieur de Fontenelle)、麦西安神甫(Abbè Massieu)和拉加尔纳·德·贝拉叶(Lacurne de Sainte-Palaye)等同中世纪的关系证实，浪漫派对中世纪的浓厚兴趣，遵循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植根于启蒙运动的世界观。他们对中世纪的向往，是以启蒙主义者为榜样的。这位教授同时也指出，对中世纪的兴趣产生了有利于反动派的变化，那是在1815年封建复辟之后：“当一个世界性的封建主义大君主政体的卡特尔通过神圣同盟而组成的时候，而且是在一种要确保各民族监狱和平的和平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下，中世纪意识形态才出现功能的转变。”（注：Werner Kraus,
und deutsche Romantik,in: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Hrsg.von Klaus Peter,Verlagsgruppe -Hain-Scrip-tor-Hanstein,1980,S.176.）
从上文不难看出，“对立论”及其变种，都缺乏科学的辩证的分析，远远偏离了客观实际和真理，都是一种偏见，难以自圆其说。
三、浪漫派——启蒙运动精神的继承发扬者
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浪漫派政治上所追求的是自由解放，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启蒙运动精神孕育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检验人们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试金石。1792年，年方19岁的浪漫派作家蒂克在致友人的信里表示：“现在，我日夜思念着法兰西，如果她遭殃，我就蔑视整个世界。”（注：Die Revolution in Widerspiegelung der deutschen Lieratur,Hrsg.von Claus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Leipzig 1979,S.376.）随着法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战争与和平问题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它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和文人墨客写作的主题。针对康德的论著《为了持久的和平》(1795)，青年弗·施莱格尔发表了他的重要政论文章《试论共和主义》(1796)。他从天赋人权的观点出发，认为公民不仅享有立法权，也应拥有执法权，并且在无法忍受专制主义压迫或者宪法遭到破坏时，甚至还有暴力反抗的权利。施莱格尔的文章不仅批判了康德的错误观点，同时也反驳了英国政治家伯克(Edmund Burk)及其追随者们对法国革命的攻击。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一书里以所谓暴力行为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传统为由谴责法国革命，鼓吹渐变式的改革。他的书译成德文后，广为流传。人们曾认为它对德国浪漫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们改变了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施莱格尔此文及其90年代的其它论著，分清了是非曲直。
艺术上，浪漫派向往创作自由。浪漫派文艺强调作家的主观随意性。弗·施莱格尔声称，浪漫主义文艺不受任何文艺法则制约，“诗人的‘专断’不容忍任何法规约束”，乃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条法则”。诗人诺瓦利斯本着启蒙运动精神，提倡思想的独立自主：“可理智不是要求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吗？世人应该只服从他自己（制定）的法则。”（注：参看Ernst Ribbat(Hrsg.),Romantik,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s studienbuch, Verlag 1979,S.10。）浪漫派并没有让他们的文艺主张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在创作中，他们的确“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浪漫派之前的德国文学，存在理性化、教条化的现象和倾向。给人以索然寡味的感觉，除歌德、席勒等少数个别作家外，在国外影响寥寥。浪漫派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梅林语），使之生机勃勃，富有魅力，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和形象。
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确立的思想，尤其是事物“不断发展”和
（可臻完善性）的观念，也为早期浪漫派所接受。孔多塞关于人类能够不断进步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最后一部、同时也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著《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中阐明了人类可以不断进步、日臻完善的观点以及要消灭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看法。此作的发表，特别是由于它产生的特殊背景（它于作者1794年3月在狱中死亡前完成），在德国尤其在早期浪漫派中引起广泛关注。如上所述，1795年，在此作问世当年，弗·施莱格尔就及时撰文热情称赞。他的胞兄奥·威·施莱格尔原来也打算撰文嘉许，论文虽然没有写成，但他1798年在《断片》第195则里对这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哲学家表示了敬意。正是在包括孔多塞在内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不断发展”的思想影响下，弗·施莱格尔把浪漫主义诗称作为"progresive Poesie"（向前发展、逐渐升华的诗）。这位浪漫派理论家、代表人物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在他看来，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这个“发展变化”，无穷无尽。尽善尽美的事物是没有的，完美无缺的文艺作品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浪漫主义的诗只能是“向前发展、逐渐升华的诗”。浪漫派把Unendlichkeit（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看作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理想。这个理想蕴涵着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思想。施莱格尔给浪漫主义诗所下的定义，体现了浪漫派的艺术主张和理想。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不难看出，浪漫派的某些见解同启蒙运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浪漫派不仅继承而且也发扬了启蒙运动精神。汉斯·迈尔在他的论著《不幸的意识》(1986)中在评论卢卡契对浪漫派的评价时指出：卢卡契否定了浪漫派对歌德以及对德国启蒙运动某些基本立场的历史合理性。他不仅把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看成是尖锐对立的，“而且与马克思不同，看不到恰恰在德国历史思维上，浪漫派作家对于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
)来说是个重要进步。看不到启蒙运动因而也是资产阶级自由解放的某些科学原则，不是经过德国古典文学，而是首先经过早期浪漫派获得继续发展的。”（注：Hans Mayer,Das unglückliche Bewustsein,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1986,S.438.）
虽说浪漫派与启蒙运动有着继承关系，但毋庸讳言，两者在下列问题上也存在矛盾：其一，在宗教问题上；其二，在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第三，在早期浪漫派作家同一些后期启蒙运动者的关系上。
在宗教问题上，浪漫派作家同启蒙运动者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他们对“正教”(Positive Religion)情有独钟。早期浪漫派圈内的基督教神学家、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缔造者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说里坚决捍卫“正教”，攻击启蒙运动者把“自然教”(Natürliche Religion)当成真正的宗教。在他看来，自然教“只是个微小和单薄的宗教”，很少显示出虔诚来。因此他责怪启蒙运动者只重视自然教而憎恨正教。（注：Wolfdietrich Rasch,Zum der Romantik zur ,in:Ernst Ribbat (Hrsg.),Romantik,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s Studienbuch, Verlag,1979,S.14,S.16.）诺瓦利斯在他的《基督教或者欧罗巴》里严厉批判了启蒙运动，因为它对天主教的憎恨“逐渐上升到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并最终甚至对宗教的憎恨”。（注：Novalis,Werke in einem Band,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3,S.336,S.337.）
然而，如上所述，正是启蒙运动使世人从教会的监护下，从宗教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从而才为浪漫派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后起的浪漫派显然受惠于启蒙运动。但是，它也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去同基督教的联系。因为教会不允许浪漫派所追求的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自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等人既想享受那样的自由，却又不愿失去同教会的联系，于是便试图另起炉灶，独自创造一个宗教。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创建计划无非是一纸空文。这样，1808年，在诺瓦利斯逝世(1801)数年后，弗·施莱格尔终于皈依天主教，其他早期浪漫派作家随后也相继投入天主教的怀抱。这意味着他们同启蒙运动的疏远。随着早期浪漫派在19世纪初年的解体，浪漫派开始向后期过渡。
早期与后期浪漫派的一个区别，反映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上。同早期浪漫派相比，后期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谴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艾兴多夫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和态度在文学界比较典型。他在其《18世纪小说同基督教的关系》(1851)一书里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这位诗人持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判断问题的是非曲直总以天主教信仰为准绳。据称，他之所以敌视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导致蔑视任何正教特别是天主教”。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启蒙运动最终的后果……乃是而且无非是生活的渐渐终结”，家庭被“腐蚀”，国家遭“蚕食”，在“日甚一日的粗野的和日益强烈的破坏欲中，上帝终将被取缔”。（注：Wolfdietrich Rasch,Zum der Romantik zur ,in:Ernst Ribbat (Hrsg.),Romantik,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s Studienbuch, Verlag,1979,S.14,S.16.）
在如何看待理智同情感和幻想的关系上，浪漫派作家与启蒙主义者再次狭路相逢。如上所述，浪漫派重主观，厚情感，爱幻想。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性主义和理性至上，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和非议。在他们看来，理性主义乃是文艺之大敌，它势必扼杀文艺，使之枯燥乏味，丧失魅力。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或者欧罗巴》一文中抱怨说，一些启蒙运动者“孜孜不倦地把文艺从自然中，从大地上，从人的灵魂和科学中清除出去。——根除神圣的任何痕迹，通过冷嘲热讽使人们对一切动人的事件和人物的怀念变得兴味索然，卸除世界上一切五光十色的装饰……”（注：Novalis,Werke in einem Band,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3,S.336,S.337.）
此外，在处世哲学问题上，早期浪漫派同一些“平庸浅薄”的后期启蒙主义者（如弗·尼古拉，卡·戈·莱辛，梅克尔）也发生了冲撞。以尼古拉为首的这伙“平庸之辈”所倡导的健康理智(Common Sense)、中庸之道和功利主义这类说教，令浪漫派作家极为反感。这帮“凡夫俗子”竟敢援引莱辛的精神，甚至竟敢将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抬举为“平庸启蒙运动的英雄”(Held der seichten )，更令他们怒火中烧。在他们看来，“平庸的启蒙主义者”与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热衷于中庸之道和囿于平凡琐事的市侩是一路货，理应受到口诛笔伐。弗·施莱格尔在著名的《论莱辛》(1797)一文中对这伙“平庸的启蒙主义者”进行尖刻的批判，以捍卫真正的莱辛精神：“的确，倘若莱辛重返人间，看到人们不厌其烦地偏偏赞美那些他本人总是严肃认真地加以否认的卓越之处，怀着片面和不公正的偏爱，几乎只分析和颂扬他众多的努力和尝试中他本人评价最低，并且比较而言极少（有权）可以谈论的那些，而与此同时，仿佛根本就不愿意和不能够觉察到他的言论、评论中最独特和最重要的地方，看到这些，他即使不感到惊讶，可也会感到有点奇怪，并非毫无反感地微笑！”施莱格尔接着指出：“恰恰是他在世时从不间断竭尽全力去憎恨和关注的那些诗坛上的中庸之道卫士(Mediocristen)、文坛上的稳健主义者和一知半解的顶礼膜拜者，竟敢将他美化为美好的中庸之道的一个名流……仿佛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对此他肯定会感到吃惊。”（注：Friedrich Schlegel:
Lessing,in: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erster Band S.107-108,S.105,S.106,S.110-111.）
对待启蒙运动者，浪漫派善于根据其不同言行和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尼古拉等一些“平庸的启蒙运动者”，他们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痛斥。而对于欧洲的伟大启蒙运动者诸如伏尔泰、狄德罗、达朗伯，他们十分敬佩和称赞。诺瓦利斯就把伏尔泰尊为“最健康、最有教益的作家”。当然，他们也很赏识本国的门德尔松和康德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莱辛，他们推崇备至。在德国作家中，弗·施莱格尔格外赏识的除格奥尔格·福斯特外，就是莱辛。他把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誉为“民族和时代的真正作家”，（注：Friedrich Schlegel: Lessing,in: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erster Band S.107-108,S.105,S.106,S.110-111.）属于“革命英才”之列。（注：Friedrich Schlegel: Lessing,in: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erster Band S.107-108,S.105,S.106,S.110-111.）他特别赞赏莱辛的个性和人格，称他具有“可敬的刚强的原则性”，有“伟大、自由的生活作风”，有“最勇敢的独立自主”精神。（注：Friedrich Schlegel: Lessing,in: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Auf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erster Band S.107-108,S.105,S.106,S.110-111.）
四、基本看法
综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笔者得出下列几点看法：
1.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或者源出于：1)两者既有许多思想联系，但又存在一些矛盾。2)浪漫派自身的矛盾性。它是个派中有派的文艺流派。早期和晚期浪漫派的划分，标志着其内部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美学观念的变化发展。两者对启蒙运动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就是例证。3)德国启蒙运动者们之间的思想倾向和美学观念同样存在差异。这构成了浪漫派区别对待他们的缘由。他们同莱辛的关系不同于维兰德，又不同于尼古拉和哈曼。
2.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容易走入误区。因此，当一个事物存在两种或多种矛盾时，就得进行科学分析，设法找出主要和次要矛盾，分清主流和支流。浪漫派与启蒙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和继承关系应为事情的主要矛盾，是主流；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属次要矛盾，是支流。在如何看待启蒙运动问题上，早期和晚期浪漫派截然不同，前者积极，后者消极。前者的看法和态度是主要矛盾，属于主流，后者的看法和态度属于次要矛盾，是支流。倘若分不清主次要矛盾，或者甚至颠倒主次要矛盾，就可能与传统的“对立论”一唱一和，或者加入其合唱团。
3.传统的“对立论”虽难自圆其说，但并非毫无根据。这根据来自两个方面：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确实存在的某些矛盾；后期浪漫派的个别作家也的确对启蒙运动持有一定的消极看法，甚至是敌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