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1]2002年在《社会语言学角度基于媒体英语的禁忌词语的量化分析》文中提出禁忌词语是英语尤其是口语交流中一项重要的构成部分，有关的专着也较少，充分了解其用法对学生来说是相当必要的，对教师和研究人员也有一定的帮助。而媒体英语中使用了大量的禁忌词语。本文中新建了四个媒体英语库：当代电影剧本英语(CEMC)，当代电视英语(CETVC)，当代因特网英语(CIEC)，当代报刊英语(CEPC)，通过运用SPSS及FOXPRO编程对这四个数据库在禁忌词语的各种用法和特点进行统计与比较，再与其他语体库：轮机英语(MEE)，航海英语(NEC)，海事条约英语(MTE)，科技英语(T4)及新闻英语(LOBA&BROWNA)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关于媒体英语中禁忌词语的特点及使用方式的结论。本文并对此方面的教学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祁晨娜[2]2014年在《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以来汉语词汇中出现了较多的新词语，在这些新词语当中，有一些新词语的义项具有特殊含义，不能随便使用，这些新词语便具有了禁忌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这些新词语，而对这些词语的禁忌涵义不是很了解，在日常交际中使用不当，很容易出现错误，从而发生不必要的误会。鉴于目前对外汉语学界尚无针对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的研究与教学，故本文选择了“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课题加以研究。本文主要涉及如下叁个方面的内容：一、从词汇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叁个维度，对有代表性的七条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的复杂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揭示。同时，从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与揭示了新词语禁忌义产生的原因；二、通过问卷并辅以访谈的形式，对留学生了解或使用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分析；叁、依据上述研究，对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实施新词语尤其是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教学，提出了较为切实可行的教学建议。
杨彩贤[3]2015年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动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发展阶段,社会的巨变引起了汉语明显的变异。很多关注这一时期汉语变异的学者,开始注意新词新语的研究。我们知道,语言作为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的工具,它的变异是在语用的动态过程中才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有的变异也是在语用中才产生的,而语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对语言变异的动态研究更易于发现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故本文将讨论的侧重点放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的动态研究上。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变异网络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都有表现：汉语字词读音的分化,话语中的新词新语层出不穷,词类界限进一步模糊,句式更加灵活多样,多语多言混用等。这一时期汉语表达明显体现出模化、娱乐化以及话语意义整体提取等特点,它们的语言学实质分别在于语言的格式框填、语言能指的狂欢和事件化词语的构式化。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新变式在语言系统内部以及社会上呈现出不同的扩散轨迹。新变式在词汇中的扩散轨迹主要受到语言变式变异条件的影响,而在社会上的扩散主要和扩散的方式密切相关。两者虽然存在诸多的区别,但它们的扩散曲线存在共同点,即语言新变式在词汇中的扩散和在人群中的扩散都体现出由少到多再到少、由慢到快再到慢的扩散趋势。这些语言新变式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已有形式的基础上开拓出的不寻常的语言资源。促使这一时期汉语发生变异的既有语言内部动因,更与当下特殊的社会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在探讨相关的社会因素时,大家主要从社会变化、社会心理和语言接触等角度入手来讨论。本文则进一步把语言变异放在消费主义文化这一语境下来研究,分析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怎样加剧了汉语表达的符号化,希望能给出汉语变异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而新媒体的出现也改变了汉语的面貌,使汉语的变异出现去规范化的倾向。本文对汉语新变式变异的过程、无序变异向有序变异转化的条件和转化的机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一时期语言变异的规律和语言变异形式的发展趋向,从而深化对这一时期汉语变异的认识。当下的汉语既丰富多彩、生气勃勃,又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该方面的常规变异形式不断为汉语的充实、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同时那些超常变异的形式又时时冲击着汉语的规范表达,影响我们话语的纯洁性。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既生动活泼,又准确优美,就需要对语言进行规范。语言规范总是随着语言新变式的不断出现而始终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所以语言的规范是一种动态的规范,汉语规范的标准也应因时而异。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形式进行规范时,我们首先要根据汉语言文字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来确定规范的标准,在此基础上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来进行规范。本文阐述了在“热言时代”,一些关键的语言职能部门怎样各司其职,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来分层规范汉语。语言是社会的镜像,口头与书面的鲜活的语用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本文对当下语言生活的及时描写和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规范汉语新变式的判定标准和规范办法,既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我国的国情和我们的生活状况,为今后语言生活状况的预测提供语言事实依据、为现代汉语的研究提供了更加鲜活的语言资料,也可以为当下汉语规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以资借鉴的规范策略。
张维莎[4]2012年在《公共政治话语中以术语为手段的掩饰委婉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国语言学家、德国“年度恶词”评选活动的发起者Horst Schlosser教授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是这样解释“恶词”的，他说：“恶词是字面意义与所指对象明显不符的词。使用恶词，可以避免说出事物的真实名称，从而掩盖真相、夸大事实。恶词的使用可能是无意识行为，但通常情况下都出于特定的目的。在Schlosser看来，恶意诋毁的粗直语和粉饰美化的委婉语同样不可取。比如在提到“鸡笼”(Hühnerk fig)时，动物保护组织了借用纳粹时期的历史名词，称其为“鸡的集中营”(Hühner-Konzentrationslager)，以此强调工业化肉鸡养殖的非人道性。与之相对，养鸡场主则使用动物园管理学术语，将鸡笼美其名曰“鸡舍”(Hühner-Voliere)，显示他们采用现代技术，提供了适宜家禽生长发育的环境，实现了科学化管理。不论是用贬义的“鸡的集中营”，还是美化的“鸡舍”，都不是对面积较小、限制活动量以实现快速育肥的鸡笼的恰当表达。两者通过隐喻或借喻的手段，将专业领域概念引入日常语言表达，产生了特殊的修辞效果，达到了预期的交际目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赖于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商人和政客越来越多地利用专业术语，大玩文字游戏，从中牟取利益。本文重点研究专业术语被借用到日常交际领域，发挥掩饰和美化功能的情况。20世纪，大众传媒的兴起大大推动了公共层面的交际活动，现代政治深受媒体影响。政治家须依靠媒体来传达讯息、赢得选民。媒体本身也成为一股政治力量，通过舆论来影响和左右公众对政治人物、党派以及政治事件的判断。媒体作用之大，从政治学新概念“媒体民主”就可见一斑。如今，媒体被视为与行政、立法、司法并列的“第四大权力”。媒体时代以信息爆炸、话题快速更新、流行词汇的推陈出新为主要特点。公共话语中一旦有新的热点出现，必伴随流行词汇的产生。一旦话题热度褪去，相应的关键词、流行语也随之淡忘。为保证在媒体中的出镜率，政治家常常需要用争议性的出位言论来博人眼球，以防被公众遗忘。媒体时代咨询的传播形式和速度是恶词产生的社会条件之一。媒体一方面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推动了科学技化进程。当一个对广大人民群众有重大影响的丑闻、事件被媒体曝光后，相应的行业也进入聚光灯下，该领域的学科知识、专业词汇也会迅速在大众中得到普及。近年来，多起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苏丹红、叁聚氰胺、塑化剂、工业明胶等化学名称被频繁提及，以至于普通百姓也能对它们的用途和危害道出一二。食品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话题自然备受关注，媒体报道中提到的专业词汇被频频使用在公共讨论中，快速进入通用语词汇。同样，德国媒体大量披露了核电站、垃圾处理厂、化工污染物排放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的危害，环境话题受到持续关注和激烈讨论，大量专业术语进入日常语言，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去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在德国引发轩然大波，民众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核电站的潜在危险，集体游行抗议，在联邦州选举中用选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迫使默克尔政府在能源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本文选择环境话题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由于环境类话题涉及多个专业（如环保、生态、化工、核物理），环境讨论中使用到特别多的专业词汇，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语料；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环境问题对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影响，以此来分析公共政治话语具有代表性。专业术语泛化进入通用语后，语境变化导致了语义的偏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术语失去了作为科学概念的精确性和感情色彩中立性。一方面，民众缺乏专业知识背景，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掌握术语的准确定义，他们只想大概知道这是什么、有什么影响，就够了。术语的语义因此变得模糊。另一方面，记者和政治家在使用术语时也尽量精简，将复杂的现象、过程、事物笼统概括为容易掌握语言，专业术语具有了口号语的性质。以环保为例，“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等概念都被附加上了意识形态色彩，成为了时髦的政治口号语。进入日常交际后，术语本义变得模糊，引申出包含价值判断的附加意义，这点常被利益集团利用，借此掩盖负面事实、误导公众、操纵舆论。专业词汇的非术语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一部分在专业交际中恰当合适的术语词汇在进入日常交际后，变得具有争议性。以保险业术语“死亡奖励”(Todesfallbonus)和“高龄风险”(Langlebigkeitsrisiko)为例，Todesfallbonus指受保人自然死亡（养老保险）或意外死亡（人寿保险）后，受益人可获得数额不等的赔偿金。Langlebigkeitsrisiko指因受保人寿命长于预期，保险公司面临盈亏风险。在专业语境下，两词含义明确、形式精炼、无隐含意义，作为业内人士交流使用的术语毫无问题。进入日常语境后，交际对象变成了普通人，两词的构词方式与社会普遍价值发生了冲突。死亡是让人悲痛的事，却偏偏成了奖励，不近人情。长寿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却被保险公司看成是老不死造成的财务风险，唯利是图，冷酷无情。加之2005年Langlebigkeitsrisiko被德国政治家用来隐喻老龄化给德国社会造成的问题，入选年度恶词，更加受到大众的厌恶和排斥。对于这类在日常语境下可能引起误会和造成冒犯的术语，我们有必要加以解释。Hass在1989年编着的《争议性词汇》一书前言中，指出了解释的必要性，他说：“我试图在本书说明这些术语的本来含义，分析不同理解可能造成的冲突。至于它们究竟合不合理，需要由读者自己判断。”本文希望通过批判性审视公共政治话语中错误使用和有意滥用的术语，来唤起读者对公共语言使用规范的重视。希望通过分析和阐述以术语为手段的掩饰委婉语的语义特点、构成手段、作用机制、交际功能来提高读者的语言意识和对话语的敏感性。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避免滥用术语对语言本身和实际生活造成的危害。
李海英[5]2015年在《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发展为全球在地化、社会信息化程度加深和世界经济全面向服务经济转型,语言已成为国家实力的指标,语言问题被安全化,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规划的战略意义愈加凸显。在中国,受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等因素影响,言语社区加速复杂化,产生语言认同困惑和母语能力下滑等问题：自媒体时代的全民“语言狂欢”造成了语言生活的种种乱象。此种背景下,《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确立了至2020年“国家语言实力显着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的规划目标,包含了可量化的综合国力目标——发展语言能力,和非可量化的语言生态管理目标——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这是当前语言地位规划的具体化,同时需要科学设计、优化本体规划系统。因此,本文拟从语言规划形成机制角度,采用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本体规划进行发展趋势研究。论文首先进行理论建构,论述本体规划内容的组成部分和语言规划形成机制的构成要素；再以此为分析框架,基于所建“当代本体规划信息库”,分叁个阶段描写本体规划实践；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论述当代本体规划的演进特点和趋势走向,并结合本体规划调查分析其现存主要缺弊；最后提出对本体规划发展的思考结论。语言规划是在语言意识的影响下,基于言语社区的语言实践形成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规划分别构成语言规划系统的理论板块、实践板块和政策-管理板块,叁者互动构成语言规划形成的基本机制。但语言意识并非直接、而是通过语言规划观间接影响本体规划；语言舆情则集中反映了语言实践。因此本文确立语言规划观、语言舆情和本体规划为从形成机制视角考查本体规划的叁条主线。本体规划居于语言规划系统的核心地位,具有“固本强体”的功能；主要内容包括政策规划和培育规划两个部分,政策规划有语言、副语言和领域语言叁个规范化版块,培育规划包括语言净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叁个方向；在语言舆情的促动下,当代本体规划经历了分别以语言规范化、语言标准化与信息化、柔性语言规范建设为主的叁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体系雏成,第二阶段成果规模化,第叁阶段规划理念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当代语言规划经历了从“问题观”到“资源观”,再到“服务观”两次转向,规划观的转变对本体规划的内容、标准和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中国社区本体规划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建立了语言规范化叁级体系新模型：宏观层面首创语言生活状况发布制度、定期报告社区语言生活状况；中观层面丰富了语言规范系统的层次,提出新的语言规范类型“软性规范”；微观层面则尝试在具体规范中使用“推荐性标准”。政策规划部分,规范成果数量排序为文字>词汇>语法>语音,但是语言规范、标准同项更新、升级的比率较大；副语言规范集中于本体规划第一阶段；领域规范自第二阶段呈上升趋势,涉域广泛,但尚未成系统,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体现出实用性和即时性。培育规划显性和隐性形式并存,显性规划逐渐增加；语言净化贯穿规划历程始终,显性规划以“内外标准”类为主；语言现代化线索清晰：词汇现代化过程中,新词语筛选、提取形成叁级进阶模式,语体现代化体现为稳定的自上而下模式,术语规划则是科技名词审定和术语工作规范化两条线索并行；语言国际化发展历经了确立中文国际地位、使《汉语拼音方案》提升为国际拼写标准和参与汉字信息技术编码国际标准建设等叁个阶段。现有本体规划的主要缺弊体现在本体规划的内外缺环、内容失衡和施行效果不足叁个方面。主要缺环表现在本体规划与地位、习得规划有所脱节,对应的声望规划缺失。内容失衡在于：培育规划的弱势不利于政策规划更新和落实；领域语言规范化薄弱,无法满足语言生活诉求；语言文字各要素规划不均衡,语法规范从严苛到淡化,词汇规范覆盖不全；语言净化规划不力。施行效果不足的典型表现是规划成果社会闻知度低,对语言的“脏俗化”缺少控制,并且忽略了“对语言规范的规律性违反”现象。基于语言舆情的综合特征,论文提出本体规划的优化和发展应从明确新的语言规划观、优化本体规划系统和提高本体规划效应叁方面进行：母语规划观有利于维护国家语言和文化安全,有助于统摄语言规划系统,培养语言情感,提高本体规划认同；明确语言规划服务观才能为社会提供基础语言服务和契合语言服务发展,具体做法包括丰富其内涵,区分不同层面的服务功能,并在实践中落实服务观,将“语言服务”管理纳入语委工作日程等。优化系统的前提是遵循系统规划和区域规划原则,避免脱节和规划浪费,进行社区和分层规划；重心则在于设计均衡的政策规划内容,包括：加强领域语言规范化,开拓国际化规划视野,形成语言净化、现代化的动态机制,重建词汇和语法规范,更新词汇、语法规范模式。提高本体规划效应受多重因素制约,但重在创新,因此论文提出充分分析言语社区语言设施的优劣势、从规范“语言”转向规范“言语”和尝试借用“信噪比”理论等观点。全文共分十章：绪论部分介绍、说明研究背景与意义、材料与思路以及所用理论与方法,同时进行概念界定和分类,完成部分理论论述;第二章为研究现状综述,梳理文献,提出研究不足；第叁章论述语言规划的形成机制,完成理论构建；第四、五、六章为当代本体规划的分阶段共时描写,结合语言舆情分版块描写、分析本体规划内容；第七章是本体规划发展趋势分析,结合语言规划观的变化,进行量化统计和理论分析；第八章结合本体规划调查,论述当代本体规划的主要缺弊问题；第九章分析自媒体背景,基于前述研究发现,提出优化、发展本体规划的理论和实践设想；第十章为结语,总述主要研究结论,指出研究不足及展望。
赵小兵[6]2007年在《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现代汉语基本词汇自动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文中提出从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来说，词汇是承载语言信息的基本载体，它是语言系统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的元素。假若没有了词汇，语音发挥不了作用，语法也无法建构起来，叁要素中词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语言不是静止的，它在运用中不断地产生变化，语言是具有生命力的“活”的语言，是一个“语言生态系统”。在语言系统中，社会生活的变化总是最先反映到日常的词汇使用中。因此，叁要素中又以词汇的发展变化范畴最大、速度最快。基本词汇的词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日常都在使用的、不容易变化，比较稳固的词语，它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是语言中派生新词的基础。基本词汇是语言词汇系统的核心，基本词汇的研究对语言教学、词典编纂以及语言信息处理等领域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基本词汇所具有的“全民常用性、历史稳固性及构词能力强”叁大特性概念宽泛、评判标准模糊，而且其量化标准受限于计算语言学的发展程度，因而以往对基本词汇的研究及认定大都限制在语言学家例证性的范畴内，极少进行定量的分析与考察研究。因此，本论文首先对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上进行研究的基本词汇、通用词汇给出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目标，那就是：在现代汉语动态流通语料库上实现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自动识别及提取方法研究。本论文研究将以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平面媒体)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中的2002～2006年大陆地区发行的六份主流报纸(《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法制日报》、《环球时报》、《羊城晚报》)作为考察对象，动态跟踪和考察词汇在大众媒体中的真实使用情况。本论文首先提出了词语通用度的计算公式，据此计算并提取“语言工程用现代汉语通用词”CCWE，然后在CCWE词汇范畴内进一步考察语言学家例证所获得的CBVE先验集词汇所具有的统计特征类型，确立基本词汇的特征描述向量，采用遗传算法构造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语言工程用现代汉语基本词汇”CBVE自动识别及提取模型，实现CBVE的自动提取，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量化考察途径。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词语预处理：词语的预处理主要是将网页格式语料文本转化为纯文本格式语料。◇文本领域分类、词语切分：为了计算词语在不同领域的通用程度，需要将语料进行领域分类。本研究将语料分为“政治”、“经济”、“教育”等十个领域类。◇CCWE通用词汇特征描述及自动提取：根据本文对CCWE通用词汇的界定，描述词语通用度特征，提出词语通用度计算公式，进而实现CCWE的自动提取。◇构建CBVE基本词汇先验集：研究语言学家用举例法所获得的基本词汇先验集，根据其特征表现，获取CBVE自动识别及提取模型的构建标准。◇选择CBVE基本词汇特征向量：依据CBVE基本词汇所具有“常用性、稳定性和能产性”的统计特征属性，选择CBVE自动识别及提取模型的特征向量。◇构造CBVE基本词汇训练初始集：对CBVE先验集通过聚类方式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CBVE先验集类别辅助人工标注CBVE训练初始集，为训练和构造CBVE自动提取模型提供保证。◇采用遗传算法训练CBVE自动识别及提取模型：在训练集上，采用遗传算法训练CBVE自动识别及提取模型参数，直到CBVE集合趋向稳定为止。◇CBVE自动识别提取模型对比实验分析：为验证本研究所构造的CBVE的自动识别和提取模型的性能，设计实验进行相关的对比分析。◇CCWE通用词汇和CBVE基本词汇专项考察分析：进行与CCWE通用词汇和CBVE基本词汇研究相关的一些专项考察分析。本论文的研究创新点及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大规模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中，考察了大众媒体报纸的词汇真实使用情况。处理考察的语料规模庞大，覆盖文本数632，255个，词次总数247，257，749，不同词数8，750，105。◇首次提出了在动态流通语料库中定量分析和考察CBVE基本词汇特征的一种方法，为今后基本词汇从定性研究过渡到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途径。◇提出了一种词汇通用程度的计算方法，为词汇统计特征考察提供了一种新的计量指标。◇借鉴了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方法，依据遗传算法搜寻特征向量空间范围广、收敛速度快、鲁棒性强等特点，将其应用到对CBVE自动识别及提取模型的参数训练上，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刘雪莲[7]2006年在《民族院校藏族大学生英语学习问题研究与理论探讨》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以中国少数民族院校的藏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和英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央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四所民族院校中的藏族大学生的主要英语学习主要问题和相关问题等情况进行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作为研究的客观依据，同时以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和英语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对民族院校藏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本论文研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现实性和创新性。藏族社会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宗教原因，它的经济，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社会生产力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与现代文化保持相当悬殊的距离，制约了藏族社会的发展。在藏族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民族教育是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在少数民族教育过程中，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的外语教育成为这一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民族院校的藏族大学生大多数来自西藏自治区和西部地区的藏族自治州或自治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藏族大学生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心理，以及其它多种因素造成大多数藏族大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的低学业成就表现，导致藏族学生在校内考试，英语水平测试，考研，出国深造等个人成就方面出现障碍。缺乏外语能力的人才会进一步影响整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和文化交流。研究藏族学生的英语学习
程曦元[8]2013年在《外企职场小说中语码转换的顺应性研究》文中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码转换作为一种交际策略，已有诸多语言学家对其进行过研究，作为其研究的几种理论基础均略显不足。而在上世纪80年代由维索尔伦提出的言语顺应论则把人类使用语言的过程描述为不断做出选择，并进行动态顺应的过程，国内学者于国栋教授则又基于其观点，提出了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即对语言现实、社会规约以及心理动机的顺应。本文将选择这一理论视角，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本文以顺应论及顺应模式为理论基础，选取网络上较为畅销的几部外企职场小说为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借此期望能够从新的视角分析外企职场小说中的语码转换现象。文中在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背景方面进行了概述，并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历史有所回顾，同时又简要介绍了过去四十年中语码转换现象研究的几种路径，包括社会语言学、句法学、心理语言学、会话分析、语用学五个角度。而在本文最重要的章节中，作为语料的典型例子均选自最为畅销的九部外企职场小说。所有语料都以顺应模式对其语码转换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具体操作主要可分为叁方面，包括对语言现实的顺应，即外企职场小说中经常用到一些在汉语中难以找到相对合适词语的英语表达；另外是对社会规约的顺应，即外企职场小说中会对某些类别的词汇进行转换，以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或公司内部文化产生摩擦与碰撞；当然还包括对心理动机的顺应。每部小说的作者在选择语码转换的表述方式时，均能达到更好塑造人物形象，丰富人物性格的效果。通过分析发现，进行语码转换时应考虑其社会、语言及心理因素，而小说文本中的语码转换也可能是为达到某种文学效果，反映真实外企职场环境下的语言特点而出现。
方珍平[9]2006年在《表达的认知量度观》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丰富多姿的言语行为生活，运用认知、结构、功能等理论的研究成果，初步建构起一个新的量度观研究视界，并通过这一中观的定量研究视界，对表达行为进行整体考察。认知量度观，即对言语行为的整合度量，其核心是比差较异。认为在呈现的结构(语句)现场或背后，必然包含着同现或未现的对应结构。这种对应由语义产生，可能是同义结构，也可能是非同义但是相关的语义结构；这种对应由结构产生，可能是同形结构，也可能是非同形但是相类的句法结构；这种对应由语用产生，可能是同类功能，也可能是非同类但是相宜的功能结构。比差较异，量度语言，可以体现“值”的内涵。量度观的“值”不仅包含“数”，也包含“级”、“类”等系统因素。“数”有小大，“级”有高低，“类”有强弱；但又不仅如此，有时，比如“类”，无法用数学方法排出大小位置，但是它们不同，有差异，即为含“量”。比差较异，动力起点在思维，就不光是语言符号即字词句的比较选择，而是包含表达意图本身的考量以及相应语言符号单位、结构、组合甄选的言思互动。在言语行为中实现的结构(说过的话／写成的话)及其对应的同现或隐现的语言结构就成为可供思量、选择的资源库，通过量度观培养言思互动的表达意识，使交流不再是传递性表达，而接近认知性表达的目标、能动性表达的目标。这样，认知的量度观就比“同义形式选择”的观点更广泛些，比“语词调整”的观点更具体些。全文共九个章目，分为七章，加上引论和结语，约18万字。引论阐述论题的形成、相关的研究思路。并由现象引出量度概念及表达的认知量度观，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和意义。结语是全文的总结与结论。本文主体部分第一到第七章，又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第一、第二、第叁章，属观念论、认识论。阐述物质存在、主体思维与语言符号的相应相生的关联。认知量度观叁项内容即由叁章分别探讨。第一章论述量度观内容之一：物我相应的观点(-M_0-M_1-M_2-)。阐述物质、思想、语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表达不是或不光是技巧和手段，它是认知世界、构成思维方式的要素。第一节提出叁元运动的假说，构拟了“叁元环圈”互动图示，提出“元(本质)”(M)的叁个组成要件，即对象(W)、组合方式(S)和运动性(C)。各元(物质存在、主体思维、语言符号)大致如此。得出元本质的共同图式，即M=W+S+C；第二节考察人主体(M_1)对客观世界(M_0)的反映，认为人类思维的主体性不容忽视，这种主体性正是言语创新的源泉。主体思维观照物质存在是准双向性的，即M_0<…—>M_1。观照的方式有等同式的(“=”)也有推断式的(“—>”)。人对世界的观照体现在符号表述上即形成象似性结果(M_(01)或M_(10))；第叁节阐述叁种历史阶段性的思维方式，即把对象的质属性等同的互渗思维(P_0=P_1)、把对象推断为其他对象的隐喻思维(P_0—>P_1)和主体性符号表述、建构概念对象的叙事思维(P_1—>P_0)。第二章论述量度观内容之二：言思互动的观点(-M_1-M_2-)。阐述物质对象到思想对象即概念建构的过程。认为概念的建构是意义的来源也是创造的依赖之处。概念可以不断量化。第一节通过“同一律”到“同一性”与“同义性”的过渡，说明概念建构(M_1<—>M_2)的双向可能性；第二节通过概念属性分解为质属性和量属性(A=Pa+Qa)，说明语义的多种情况，即语义的繁衍(W=P+Q=(Pa_1+Pa_2+Pa_3…)+(Qa_1+Qa_2+Qa_3…)。这就为表达的多样性提出了一定依据。第叁章论述量度观内容之叁：比较差异的观点(M／M′)。阐述对象的各种变化来源与可能。主要以四种情况为基础，即类义机理(W=W′)、转义机理(W—>W′)、蕴义机理(W—)(w′+w″+w′″…))和合义机理(W=Wa+Wb+…)。这些思维机理的方式方法，反方向运动就构成语言机理的表达方式。本文第二大部分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章，属言语分析论。即用量度观对语言运用、言语现实进行分析操作。分一般分析法，语义分析，结构分析，语用分析几个部分。第四章是量度观一般分析方法，认为量度观是特殊的中观的定量分析，与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不同。主要分析范畴是“比较差异”与“设量用量”。第五章是量度观的语义修辞分析。构拟了量度观语义分析的范畴是“概念结构”，它是量语义的实质：语义就是各种概念结构。包括数值量、概念量与合成量等。第六章是量度观的结构修辞分析。提炼了量度观结构分析的范畴是“叙述方式”，它是量结构的实质：结构就是各类叙述方式。包括标点量、句式量、外观量、语体量、角度量等。第七章是语用修辞的分析。概括了量度观语用分析的范畴是“情态功能”，表达行为的量语用的“类属含义”是情态功能：语用就是各形的情态功能。包括类别情态、建构情态和策略情态等。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到，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人们对交流的需求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普通表达性命题也可以赋予语调，成为情态之用，或者有情表达，或者反讽表达，或者冷静表达，都是交流升级的表现。交流的升级体现电子机器时代、网络虚拟时代交流的新要求，即交流时必须完成公关建设，体现交流的公关性趋势。交际诉求(化)，与听说读写牵手，为交流提出了新课题：不是真诚交流、有情交流根本行不通。但是有情交流不是以往的抒情、感叹，只能是表达方主动地提出“有价值”的信息“脉脉”等待应对方挑选回应。于是，不仅表达的叙事性强化了，而且对叙事的“技能”要求更高。这使得表达需要向内走，即“内心叙事化”；也需要新鲜感，即“思想创造性”；还需要言语行为技巧，即“语言情态化”。表达就这样行走着“个性—>为他者个性—>为他者的个性”的路途。也就是说，从“说自己”，到“为了别人说”，再到“为了别人而说又必须与众不同”。表达主体个性平凡，又须自我信仰。其趋向是人通过主体性来散失主体性——这正是文学体裁“悲剧”的结构，体现了社会文化特征(如反讽、解构)，体现了高技术高生活质量表象之下人的渺小与孤独。表达，完成着“语言工具化—>语言生命化”的迁移。
王瑛[10]2014年在《现代汉语“X式”综合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X式”，通过“X式”的修饰，语言表达更加精细和形象。本文立足于大量语料，多角度、多层次地对“X式”进行了描写和阐释。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说明了文章的选题目的和意义，总结梳理了“X式”的研究现状，明确了“X式”的研究对象和语料来源。第二章对“X式”中的“式”和“X”分别进行了考察。确定了“X式”中“式”的性质、作用和语义，并考察了“X”的音节构成、语言单位和语法特征。第叁、四章是本文的重点，考察了“X式”的性质、语义表现以及句法功能。认为“X式”是区别词性质的，“X式”与中心语在语义上主要存在相关性和相似性两种关系，并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对语义中的相关性和相似性进行了解释。第五章是本文的创新点，针对现代汉语中出现的“X式”黏合语（A式B），从音节、结构、语义、功能、语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理论对“X式”黏合语的成因进行了解释。第六章从社会、语言、心理叁个方面解释了“X式”产生的原因。第七章结论部分，认为“X式”的产生和发展扩充了汉语的组合形态、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凝练了语义的表达。
参考文献：
[1]. 社会语言学角度基于媒体英语的禁忌词语的量化分析[D]. 陈莉. 大连海事大学. 2002
[2]. 具有禁忌义的新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 祁晨娜. 广西民族大学. 2014
[3]. 20世纪90年代以降汉语变异动态研究[D]. 杨彩贤.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4]. 公共政治话语中以术语为手段的掩饰委婉语研究[D]. 张维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5]. 中国当代语言本体规划研究[D]. 李海英. 南京大学. 2015
[6]. 基于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现代汉语基本词汇自动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D]. 赵小兵. 北京语言大学. 2007
[7]. 民族院校藏族大学生英语学习问题研究与理论探讨[D]. 刘雪莲.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8]. 外企职场小说中语码转换的顺应性研究[D]. 程曦元. 齐齐哈尔大学. 2013
[9]. 表达的认知量度观[D]. 方珍平. 复旦大学. 2006
[10]. 现代汉语“X式”综合研究[D]. 王瑛. 四川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