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东盟五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五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10-090525-0383
一、引言
公共投资，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教育和公共R&D投资等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增加总需求，而且长期中还可以增加公共资本存量。理论研究表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可以通过提高私人部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生产率来提高经济增长率②。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则不尽一致。Aschauer(1989a，b)利用生产函数法考察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明显提高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Aschauer的研究掀起了学术界对公共投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热潮。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Munnell(1990)的研究支持了Aschauer的研究结论；然而，Garcia-Mila et al.(1996)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公共投资的使用效率是决定公共资本是否具有生产性的主要因素。如Hulten(1996)、Pritchett(1996)和Aschauer(2000)等的研究表明，公共资本的使用效率同公共资本存量的规模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同样重要。因此，一国的公共投资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应，需要以实证研究加以具体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东盟五国公共资本投资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除了遭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衰退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外，东盟五国经济长期以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③。菲律宾之外的其他4个东盟国家由于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卓越表现而被列入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World Bank，1993)一书中。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来源的研究方面，人们往往认为资本积累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以私人资本积累为对象，公共资本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进入生产函数，公共资本的外部效应将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并由此带来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公共资本对东盟五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模型和数据；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模型和数据
1.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来考察东盟五国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生产函数法被广泛运用于公共资本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中。近年来，一些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的研究中也同时以生产函数法进行估计，并把从生产函数法中得到的计量结果作为对VAR结果进行评价的标准(Ligthart，2002；Kamps，2004a，2004b)。
假定私人部门生产由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投入共同决定，即：
α，β，γ分别为私人资本、劳动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公共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带来了规模报酬问题。(2)式中，如果产出对所有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γ=1，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这意味着私人投入体现递减报酬特点。(2)式可变为：
2.数据
考虑到1970年之前东盟5个国家公共和私人投资数据不易获得，本文的数据集合样本国家1970年之后所能获得的最长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数据说明如下：
(1)产出(Y)：产出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④，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均选取按1990年固定美元计算的GDP。由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可获得的公共和私人资本存量分别为1988年和1993年不变价格数据，因此，将这两个国家的GDP分别折算成1988年和1993年的实际GDP数据。
(2)劳动力(L)：数据来自于亚洲开发银行“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各年就业人数数据。
(3)经济短期波动指数(cu)：本文采用失业率来衡量经济的短期波动，数据同样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各年数据。
(4)私人和公共资本：在东盟5个国家中，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可获得其官方公布的投资存量数据。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Offi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NESDB)在其发布的国民核算账户中对公共和私人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可获得自1970年到2003年按198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公共和私人资本存量数据⑤。Noor Yudanto et al.(2005)⑥以永续盘存法估算了印度尼西亚1960年到2003年以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但是，他们对印度尼西亚资本存量的估算仅按照其经济类型分为金融租赁商业服务、工业制造业、农业、交通通讯部门资本存量等，从他们计算的印度尼西亚资本存量中不能直接得到公共和私人资本存量。本文将以印度尼西亚公共和私人固定资本形成在总资本形成中所占比重对Noor Yudanto et al.(2005)中总资本存量进行分解，以获得公共和私人资本存量数据。
其他3个东盟国家公共资本存量数据则无法获得，从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定期出版和更新的Trends in Private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1)⑦中可获得1970-2000年除新加坡之外的4个东盟国家各年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占GDP比重，新加坡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则由笔者以新加坡各年总固定资本形成中私人和公共部门所占比重进行分解得到，数据来源于新加坡贸工部每年发布的“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在获得各国私人和公共投资流量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相应的资本存量⑧，即：
图1和图2分别显示了东盟五国1970-1998年公共资本存量绝对值和其在总资本存量中所占比重。从图1中可以看出，样本期间东盟五国公共资本存量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公共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则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图2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东盟五国公共资本存量比率(公共资本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大体呈上升趋势，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东盟五个国家公共资本存量比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泰国的公共资本存量比率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下降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上升。菲律宾公共资本存量比率则低于其余4个国家，并自1982年以来保持在20％左右。从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看(图3)，东盟5个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出现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早期逐年上升，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再次上升的变化过程。
探究东盟五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投资比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盟五国顺应世界性减税浪潮进行的一系列税制改革虽改善了税制结构，却限制了税收增收的空间，同时，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政府债务利息的增加、工资上涨等原因使得经常性支出不断上升，压制了公共资本投资。其次，这一时期东盟国家纷纷实行私有化改革也是造成其公共投资下降的重要原因。相对其余4个东盟国家，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但是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同私人部门竞争时存在不平等的竞争优势，并进而产生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新加坡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公共部门投资撤出委员会(Public Sector Divestment Committee)以寻求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道路。而其他4个东盟国家的国有企业则由于缺少明确的经济目标、高投入成本、政治偏好、缺少透明度等原因而效率低下，成为这些国家财政的负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国也纷纷进行私有化改革，减少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Jose L.Tongzon，2002，pp.94-103)。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宏观经济不稳定则是菲律宾长期忽略公共投资的另一重要原因。Rosario G.Manasan(1998)指出，菲律宾在20世纪80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的财政体制调整期间，公共投资受到严重冲击而大量减少。
图3 东盟五国公共投资占GDP比重(1970-2000年)(单位：％)
资料来源：图1、2、3中的资本存量数据均由笔者根据世界银行Trends in Private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01)公共和私人投资数据，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OLS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拟合的同时，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影响到OLS 的估计效果，因此在自相关现象比较严重的样本国家使用Cochrane-Orcutt法进行纠正以得到最佳拟合效果。同时，在对样本国家数据序列进行非限制最小二乘回归的基础上，以Wald检验确定私人资本、公共资本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总和是否为1，以确定生产函数是否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此外，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这里将以一个虚拟变量来反映危机前后泰国总量生产函数所发生的结构变化。
对这5个国家非限制性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公共资本对总产出增长具有正的显著效应。其中，马来西亚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12，意味着公共资本存量增长1％，将使产出增长0.12％；泰国则为0.1，即公共资本存量增长1％，产出相应增长0.1％；而印度尼西亚公共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则相对较小，为0.049；新加坡和菲律宾公共资本弹性很小，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私人资本产出弹性在这5个国家都大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菲律宾私人资本产出弹性则远大于其他4个国家，这与其私人投资不足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私人资本形成率一直远低于其他东盟国家，并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从1975年占GDP的20.6％下降到了2000年的12.2％(IFC，2001)。劳动力的生产弹性在这5个国家则分别为0.471、0.73、0.11、0.553和0.856。将这5个国家公共资本、私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加总，分别为0.971、1.16、1.13、1.02和1.49，除了泰国之外，其余国家3种投入要素系数之和都略低于或高于1。这里将使用Wald检验来检验这些国家生产要素弹性之和是否显著不等于1，即检验其生产函数是否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特征。Wald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泰国之外，其余4个东盟国家的总量生产函数均不能拒绝规模报酬不变假定。
在对泰国生产函数进行递增规模报酬限定，其余国家作出固定规模报酬限定的情况下，再次对东盟五国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从表2显示的模型估计结果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均显著为正，并略大于没有限制条件下的弹性值。具体而言，公共资本产出弹性在这3个国家分别为0.085、0.157、和0.286，也即是公共资本存量增长1％，可使产出增长0.085％、0.157％和0.286％。印度尼西亚公共资本产出弹性在限制性最小二乘估计下仍然比较小，说明其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相对较小。新加坡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125，意味着公共资本存量增长1％，将使产出增长0.125％。菲律宾的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021，但是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可以认为菲律宾公共资本对总产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5个国家的私人产出弹性分别为0.428、0.34、0.92、0.347和0.437，均高于公共产出弹性，属于正常现象。
以上基于生产函数法对东盟五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估计尚未考虑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不具有平稳性，通常的统计检验将会具有非标准的分布，这意味着标准的统计推断将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并可能产生伪回归问题。只有当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时，也即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体现长期均衡关系时，以变量的水平形式对总量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才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中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滞后长度通过AIC信息准则来确定。通过各变量的趋势图确定检验是否含有时间趋势项和截距项，可以看出，除了失业率之外，其余变量的水平值均具有时间趋势和截距项，而一阶差分则不体现时间趋势，其中，部分一阶差分变量包含截距项⑩，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除了菲律宾的对数私人资本/劳动力比率、新加坡的对数GDP/劳动力比率和泰国的对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趋势平稳变量之外，其余变量均为I(1)形式(11)。
由于用于估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总量生产函数的各变量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形式，因此，必须对它们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主要有两种检验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二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Johansen 多变量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本文采用E-G方法对模型中非平稳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从表2的E-G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总量生产函数回归方程的残差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意味着回归方程是有效的。而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各变量序列分别存在对数私人资本/劳动力比率、对数GDP/劳动力比率和对数公共投资为I(0)，其余变量为I(1)形式。根据Yash P.Mehra(1993)的研究，当子变量平稳，其余非平稳变量序列存在协整关系时，OLS方法仍然可以得到一致估计量。因此，分别就菲律宾的非平稳序列ln(GDP/L)与ln(G/L)，新加坡的非平稳序列ln(K/L)、ln(G/L)与cu，以及泰国的非平稳序列ln(GDP/L)、ln(K/L)与cu，采用E-G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这3个国家分别可以在10％、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非平稳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协整检验的结果意味着这3个国家OLS估计仍然可以得到一致估计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生产函数法对东盟五国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除了菲律宾之外，其余4个东盟国家公共资本对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85、0.157、0.286和0.125，也即是公共资本存量增长1％，可使产出分别增长0.085％、0.157％、0.286％和0.125％。印度尼西亚公共资本产出弹性相对其余3个国家较小，说明其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较小。而菲律宾公共投资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笔者认为公共资本使用效率低下是造成菲律宾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低的主要原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01，转引自Gilberto M.Llanto，2004)的世界竞争力排名将菲律宾的竞争力排在75个国家中的第54位，总体基础设施质量则排在倒数第8位，在亚洲国家中仅略高于越南，低于东盟其余4个国家。而政府维持性和其他运作性支出不足(maintenance and other operating expenditures)且逐年下降是导致菲律宾基础设施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1975-1985年间，该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3.37％，1986-1991年下降为2.77％，1992-1996年进一步下降为2.46％(R.G.Manasan，1998)。除了资金不足之外，Llanto(2004)认为菲律宾的公共投资还存在如成本控制不严、设计低劣、项目执行效果差等问题。各种公共投资项目的非正式安排、投标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以及对合同条款的履约效果差等使得哪怕公共投资资金可获得，资金的使用也极其缺乏效率。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东盟五国公共资本投资对其产出增长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是这5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大大落后于其他4个国家。目前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来源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其私人资本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也较快，相反，菲律宾则由于公共投资缺乏效率，公共资本没能带动私人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有限。
注释：
①东盟五国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②如Barro和Sala-i-Martin(2003)认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通过其外部效应促使私人资本产生递增收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③菲律宾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政策失误的影响，经济增长率逐渐落后于其余4个国家，但是除1980-1990年间的经济停滞之外，仍然保持了中速的经济增长，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④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
⑤http://www.nesdb.go.th/Default.aspx?tabid=98.
⑥作者为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实体和政府金融统计部门研究员(Real Sector and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Division，Bank of Indonesia)。该文提交到欧文·费雪中央银行统计委员会会议(Irving Fisher Committee On Central Bank Statistics，2004年9月9～10日，巴塞尔)，并发表于IFC Bulletin，No 20，April 2005，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⑦该数据是国际金融公司为比较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而定期公布和维护的权威数据。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2001年数据是国际金融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
⑧尽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可获得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文仍然以永续盘存法对其公共和私人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以便同其余3个国家进行对比。
⑨笔者采用对数线性模型
，估算各国相应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⑩这里单位根检验仅仅报告最后限制性回归方程中所用到的变量。
(11)由于篇幅限制，文中略去单位根检验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笔者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