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1]2001年在《论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悖论形态》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在25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题材广泛、内容复杂的小说，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现代文坛上都是少见的。然而，国内对沈从文创作的研究曾走过一条崎岖甚至是不正常的道路，沈从文也因此得到过很不公正的待遇。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常的文学批评轨道，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肯定。这一方面源于沈从文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和良好的批评风气。通过对沈从文作品的审视，笔者认为悖论是造成其小说创作独特性的关键所在。沈从文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悖论的思想情感，使他始终在自卑与自尊、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进行小说创作，构筑理想世界，栖息疲惫的灵魂。作家悖论的思想情感导致了其创作上的悖论形态。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一方面是一个唯美的世外桃源：山美、水美、人亦美。那里的生命都充满了原始的活力：积极、单纯、乐观。人性是优美、健康、自由的；另一方面，湘西也是一处古老、蛮荒的“野地”。知识的困乏造就了野蛮无理、贫困简陋的人性。沈从文的笔下的都市是作为乡村的陪衬而出现的。与湘西淳朴的人性相比，都市人性无疑是扭曲与异化的，这是都市人性“丑恶”的一面。然而同时，都市毕竟是经受过现代文明的浸染，文明的二律背反使都市的人性也显示了其进化、进步的一面。沈从文小说的这种悖论形态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多样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些特性同样可以从对他小说创作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得到印证，这些评论的悖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沈从文的小说是边缘还是中心；二、沈从文的小说是倒退还是进步。对沈从文小说创作评论的悖论表明了他小说悖论形态的丰富内涵。创作的悖论形态使沈从文跻身于最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之列。
张晓琴[2]2005年在《行走于无地——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文中研究指明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构成因素比较复杂,楚文化是其思想构架的一个大背景,同时,他又受到老庄道家文化和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凡此种种,造成沈从文难以逃脱的命运,那就是在各种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思想中无法抉择,最后只能在边缘或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沈从文所经历的精神上的矛盾是非常复杂的,他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的道路。本文正是试图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进行分析、概括,并在此基础上真正走近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探索其意义。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回顾沈从文研究史上的情况及研究现状,并简要说明不同学者对于沈从文这一作家研究时出现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及其原因。 第二部分旨在对沈从文的思想构成因素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楚文化、老庄道家文化都对其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身上又有着不完全的现代意识,种种因素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统一,而是矛盾的、不断交锋的状态,它们共同构成了沈从文复杂的思想情感。 第叁部分着重通过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对其人生的矛盾与痛苦进行探析。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闯入都市,却又成了一个作家、文学教授,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都市和乡土的两难文化选择中无所适从。所以,沈从文始终徘徊在乡土文明和都市文明的边缘,苦痛地寻找着他的理想的乐园。 第四部分论述了自抗战爆发到1949年沈从文的创作。并探讨了其小说创作的渐次减少和最后中断的原因。他在种种矛盾与痛苦中放弃了文学创作,但他的灵魂却最终归于静穆。
杜昆[3]2006年在《沈从文小说接受研究（1925-2005）》文中研究表明沈从文小说研究至今已经丰富可观，其接受研究则相对薄弱；后者是探知民族期待视野的流变与深化理解作品的新视窗，是文学研究范式的拓新。本文在细读小说文本和接受文章的基础上，概论建国前沈从文小说的接受情况，发现期待视野与沈从文的创作命运紧密相关；通过分析“湘西世界”、都市小说在建国后的接受情况和《看虹录》的接受史，探讨沈从文小说接受的特征以及接受变迁中的原因和内涵。 在长达80年的接受变迁中，沈从文小说得到的诋毁和荣誉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受时代接受氛围和权威话语的影响，沈从文创作的蕴涵丰富人性和相当高审美价值的小说，在乱世中遭遇冷暖揄扬，继而在建国后销声匿迹，终又浮出历史地表，得到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垂青。在这个过程中，“湘西世界”倍受争议，光芒愈加耀眼；都市小说研究起步稍晚，却借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现实机遇进展很快；《看虹录》这篇沈从文后期实验心理小说的代表作，也因为读者审美观念的解放和审美能力的提升而显得秀外慧中。文章认为读者和沈从文一起创造了瑰丽多彩的“湘西世界”，“桃源”情结是作家和读者共有的；沈从文杰出的叙事和想象能力在创作中炼就、呈现，沈从文小说的意义潜能在接受中展现和丰富，读者群在阅读中理解、解释作品和自身。
张森[4]2008年在《在“诗”与“史”之间：沈从文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沈从文思想全面而整体的研究。包括沈从文的生命观、政治观、文学观、社会历史观;以及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沈从文对自身的理解,即思想者的生命。本文的研究重心是沈从文如何在现代中国这一具体历史语境中,在个体承传的特殊思想文化系统(即湘西巫楚文化传统)与五四以降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建构形成其独特的思想。将观念的辨析与历史的追溯交互运用,将思想的内涵与思想发生的各种历史情境联系起来考察,力图勾勒出沈从文思想的整体面貌。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沈从文对自身的定位。分为两部分,一是沈从文的“乡下人”定位,二是沈从文的五四观。“乡下人”定位内含着沈从文对自身文学及思想的边缘地位的确认,所昭示出的是沈从文思想与五四以降现代文化思想的差异。而强调五四精神对他的重大影响,自觉承继五四文学革命理想,所蕴含的又是沈从文对五四的认同,表明沈从文有意识地将自身思想纳入现代中国文化思想这一历史场域中。第二章是对沈从文思想的核心部分:生命观念的分析。据其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并以各时期的占主要地位的“生命”内涵为准,分叁部分进行讨论,即“神”之颂赞,“神”之反思,“神”之重造。第一部分“‘神'之颂赞”,主要考察存于传统湘西世界中的“生命神性”的具体内涵。与“乡下人”同一的价值立场,使沈从文在他人视为“无物”的生命中体察到了生命深处的“多方复杂”,也导致他对“乡下人”生命存在的别一种理解。“乡下人”生命中的“神性”是从其生命的本真存在,以及生命与自然的谐和关系中显现的。第二部分“‘神'之反思”,以沈从文这段时期两部重要作品,即《湘行散记》(《湘行书简》)和《边城》为考察对象,讨论沈从文的生命观念在1930年代中期的新变。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牵涉的是沈从文思想价值立场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乡下人”问题上出现的两难困境:以生命自身的合理性为准,“乡下人”的生命形态是具有“神性”的存在,而以历史的合理性为准则,以启蒙视角观照,“乡下人”生命却是一有缺陷的存在。《边城》一方面极力构筑出一湘西神话,一方面又不断暗示着这一神话正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颓;既意识到这一神话没落的必然命运,又极力建构一理想化的湘西世界。《边城》又是一部关于命运的文本,它言说的不仅是作家个体的存在命运,同时也是边城的存在命运以及人类的存在命运。命运,在抗拒同时是深深的持守。这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复调性因素,昭示出沈从文思想中多种异质思想因子并存的复杂局面,明显指向了沈从文生命观念建构中的两条基本思路。第叁部分“‘神'之重造”,着重讨论的是沈从文在1940年代对“生命神性”的重建。沈从文在“生命”重造上具有双重目标:一是以民族、国家为旨归的民族人格重造,一是依生命自身的存在原则重造一普泛的人类意义上的理想“生命”。这一理想“生命”是在“生活——生命”构图中呈现的。《看虹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本。“压抑——反压抑——回归压抑”的身体出场全程,以及由具象走向抽象,由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的身体表达,所指向的是沈从文所建构的理想“生命”的基本内涵:“爱”与“美”。“美”是主体“泛神情感”与客体“生命”存在的统一。“爱”是对万物“有情”,并由此将“我”融于万物间的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生命的“神性”就在对“美”的彻底皈依,即“爱”中显现。除了从“抽象“层面建构理想“生命”外,沈从文也从“实际”层面对人进行一系列思考,并深刻感受到自我生命于“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的存在困境。“实际”层面的思考以《湘西》和《长河》为主要考察对象。文本中贯串的两种话语,昭显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心理。对1940年代沈从文存在困境的分析是以《烛虚》为主要考察对象。“吾丧我”是他对这一时期自身生命危机状态的概括。面对存在的两难,沈从文试图重新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自我生命却因此陷入以“具象”与“抽象”为中心衍申而来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形态中。而在历经一系列对自我的建构和消解后,沈从文重新确定自身“乡下人”身份。这是沈从文超越生存困境,回归本真自我的行动。第叁章是对沈从文思想中其他方面的分析:包括他的文学观、政治观、社会历史观。沈从文的文学观,不仅承接五四启蒙文学观,同时还倡导文学于思想的本体功能。文学既是“立国”的工具,同时也是“立人”的工具。这一独特的文学观,与他的生命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沈从文的政治观主要表现在他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反思,以及他关于理想政治的构想上。论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一是倡导民主,反对独裁;其二,反对战争,提出用“抽象原则”替代武力;其叁,提出“专家治国”与“美育重造政治”的重造方案;最后还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澄清沈从文与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沈从文的政治观,同样体现了他思想建构中的双重思路。在“科学与‘神'”的问题上,沈从文对科学持双重态度,他承认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但又不能认同“唯科学主义”者的科学万能的观点。基于湘西“神之如故”、神人和悦的生存状态,沈从文认为,“科学”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神”在现代社会也有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沈从文的历史观的讨论,是围绕其核心即“有情与事功”进行的。对“有情”的重视,以生命为底色的历史观,实是沈从文生命观念的延伸,其根本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第四章论述的是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个体生命。本章选择沈从文生命的几个关键转折点对此进行分析,既看他如何坚守本真生命形态,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对其外部形态作调整的。具体包括:从《从文自传》到《水云》;1949年沈从文的自杀:以及从一名文学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结语部分则试图对沈从文思想的整体特征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并对沈从文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历史的评价。论文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在“史”与“诗”的张力间建构形成的,是“史”与“诗”的交融。
佘阳毅[5]2005年在《论沈从文小说的文本对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整体印象上的确存在着一种较为独特的文本对立现象,而这种文本“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本构成上的时空对立。它还可以具体划分为时间关系上,以抗战为界的文本的发展演变,以及空间维度上,湘西与都市的两极。二是文本叙事模式上体现出来的抒情与写实的两分。叁是文本批判上的“向前看”与“向后看”,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沈从文小说文本批判的指向性问题和沈从文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的问题。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本身,多年来研究界意见不一,争论颇多。而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从这一现象入手,立足文本,运用多维视角,对以上叁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时间关系上,两次创作高潮的实现和文本的演变是沈从文视角调整,从关注湘西的个体叙事向回应民族国家问题的创作思路的演变和延伸;湘西与都市的城乡对立和沈从文传奇的人生经历和矛盾的创作心理密切相关,这种城乡对立格局最终消解于沈从文对两种文化筛选的痛苦过后的理性获得之中;正是文本叙事模式上抒情与写实的对立与融合,才最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牧歌体小说;而关于文本批判的指向性问题,本文认为,虽然由于沈从文崇尚“传统”的文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停留在“向后看”的认识层面上,但在深入分析他的小说文本后,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小说的基本指向是“向前看”的,其思想意识也是地道现代的。于是,本文得出结论:沈从文小说在整体印象上给人的“对立”其实只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一种表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分析指出:造成对沈从文小说这种印象的根源并不是文本本身,而是沈从文在运用小说文本探索理想人性的过程中遭遇到的人性本身所固有的悖论和他直觉顿悟式的思维特点在回应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时的困惑。而这些蕴藏在文本背后的内涵正是沈从文小说复杂性、丰富性、深刻性和独特性之所在。
闫春宇[6]2014年在《人性清流濯心田—孙犁人道主义文学论》文中研究表明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孙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极具特色的个案。作为受主流政治领导和规约的主流文学作家,孙犁适度地协调了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这两条标准,使他的作品兼具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双重特质。具体说来,是因为他在服从和响应主流文艺方针的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个性,他的作品总能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赋予读者一种人文的温情。孙犁作品中彰显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很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文学是人学,它承载着揭示普遍人性的使命,文学展现人性之美给读者以启迪,文学揭批人性之恶给人以警戒,它引导人们萌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①。孙犁的作品无论是从人物塑造、审美品格、叙事语言上都因打上人性的烙印而显得真实可感、温婉可亲。孙犁及其作品在文学研究领域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推崇的根源就在于他对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扬弃,始终坚持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话语进行创作。本文的基本结构由绪论、论文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其中论文主体部分为上中、下叁编,分别着眼于作家本体研究、文本研究、作家比较研究。上编是作家本体论。孙犁力主人人平等,期望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可以消弭,他自身就是一个具有仁爱、悲悯、真诚等典型的人道主义特质的人。上编从作家本体论的角度来探寻孙犁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既能呈现出作为个体的孙犁的精神世界,又能揭示出作为文学创作主体孙犁的心路选择。第一章主要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个全文紧紧围绕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尽阐释。第一节对中国传统的由善恶二元构成的人性观和西方的人性观进行了梳理,然后揭示了文学与“人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为全文阐发孙犁文学创作中闪烁的人性光辉做了理论铺垫；第二节全面回顾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并着重介绍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学统渊源、身世生平来找寻孙犁人道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孙犁是一个农民意识很重的文人,作为农民的他对故乡和家十分依眷,故乡与家对他性格的养成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孙犁生活的父慈、母爱、妻贤的家庭环境赋予他一颗仁者之心,家国同构的理念又让他热盼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能够早日到来；此外,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浸染,因而能够自觉地与封建思想的糟粕进行隔离,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丰盈的人文气息。患病中、“文革”中以及晚年孙犁的人生观和创作方式都因内在身体条件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转向,回顾孙犁的病史,观察孙犁在“文革”中的表现,评述他在晚境中先奋笔着述后缄默不语的变化,可以找寻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为何在中老年时期得以深化与完善的原因。第叁章论述的是人道主义思想形塑下的孙犁所具有悖论式特点的文化人格。运用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孙犁的人格具有的特点是：真挚却不放恣、孤僻却不孤傲、淡泊却不遁世,表现为“真—慎、独——合、出——入”的叁对向度,这叁对向度其中的每一极又在孙犁身上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学是作家人格的投射,所以孙犁文化人格的这种独特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孙犁文化人格中的这些悖论式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又使他能够适度协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标准,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用价值和形而上的审美价值,也使他自身成为主流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人道主义思想对其人格具有形塑作用,反过来,孙犁的人格也体现出了诚挚、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胸怀众生疾苦等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中编是基于孙犁的文本而展开的论述。孙犁曾说：“我主要的经历,时代的主要面貌,凡是在我心里印象深刻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写到文章里去了。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回忆,有的是小说……”①因而要全面地解读孙犁体现人性论的人道主义思想,必须要全面地解析孙犁的文学作品。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孙犁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即：亲水情结和水的意象。阅读孙犁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典型的“水情结”、“女性情结”、“故乡情结”、“抗日情结”和“童年情结”等情结,他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的作品频繁地出现关于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及其相关风情人物的描写,这一话语书写现象突显出孙犁无意识中的“故乡情结”、和谐论的美学观念与在追求真善美意旨上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水”可以说是孙犁进行人性化写作的一个具体场域,“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第五章主要论述的是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孙犁擅长写女性,也偏好写女性,是因为他在女性身上发掘了人性中许多的美好和崇高的特质。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孙犁描写女性主要着眼于观察她们在时代风云中和个人情感中的表现：孙犁笔下战争中的女性具有顾全大局、勇敢乐观、温柔贤良等传统的美德,同时她们作为个体自觉参与到战争中的独立意识也开始觉醒；孙犁笔下的女性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婚恋自由,并且多具有忠贞不渝的贞节观,她们的婚恋有志同道合式的、两小无猜型的,也有日久生情式的,孙犁通过对女性婚恋的描写完成了对人性中的丰富情感世界的探秘。通过论证可以发现孙犁的女性观就是把女性看作人性美与善的化身,但同时,他描写女性也具有男权中心文化的局限,譬如把女性形象过分理想化,对待女性的某些不足之处不够容忍等。第六章论述的是孙犁在文学创作中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完成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书写的。孙犁不仅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原则及方法严格遵循,同时对现实主义理论也进行了探索和整合。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是通过对人道主义的真、善、美的追寻来实现的,鲁迅以及文学研究会作家和党的文艺政策都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着一定的影响,孙犁十分注重通过现实主义手段来实现文学对道德的宣教和对政治的宣传,因而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中的现实主义是跟功利主义纠葛在一起的。第七章论述的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张力是如何体现在孙犁和孙犁的创作上的。孙犁及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向往和对工具理性的支持体现了鲜明的启蒙现代性特色,但同时他却对现代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体系非常拒斥；孙犁及其作品对压抑人自由和幸福的不公正制度和待遇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和受损害对象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深切关注和深刻同情,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但孙犁却对集中体现审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艺派别持反对态度。因而,现代性精神虽然显见于孙犁的为人处事及其创作,但又表现得不甚完满。下编是作家比较研究。考察与孙犁同为一个文学阵营的作家群体、与孙犁风格相近的作家以及师承于孙犁的作家,可以有助于比较清晰的观察到孙犁在文学坐标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他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文学史评价。第八章主要把孙犁与同他文学风格相近的沈从文做对比。首先评析了他们共同的人性崇拜观念：他们都善于从普通人的身上发掘人性的美好,但沈从文所表现的人性多为天然蒙昧的,而孙犁则多表现时代风云中的人性；他们无论是从景色描写上还是人物塑造上都体现出诗化的品格,沈从文是一个毕生追求文学纯粹艺术性的作家,孙犁的作品也曾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受到过批判,他们在文学史的评价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复而又受到高度重视的过程；此外,通过考察沈从文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倾向,可以看出他们都擅长塑造形神俱美的女性形象,但沈从文的女性观有着天然原始的倾向,而孙犁的女性观则偏重理性；沈从文和孙犁的婚恋状况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作为作家张扬的情感激流最终被理智和道德所驯顺,他们都对妻子敬爱有加,妻子也成了他们的创作原型。第九章主要是通过对孙犁与同为解放区作家代表的赵树理和丁玲从创作风格上与文学史评价上的比对,来突显孙犁倾力对人性人情进行开掘的文学创作特色。首先,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各界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可以看出赵树理的创作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农民语言风格的,不同于孙犁在作品中所诗意表达出的人性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其次,通过梳理丁玲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丁玲的作品从早期的个性张扬到后来的被革命话语所规训,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丁玲相比,孙犁一直保持自己追求美好人性的创作原则,在遵从自己内心的前提下,在人性、阶级性、时代性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尺度。第十章主要考察了在孙犁的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作家及在孙犁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后辈作家的创作特点。孙犁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荷花淀派”,但是一批后辈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甚至是荷派外围的铁凝和贾平凹都曾在创作道路上接受过孙犁的指导和帮助,深得孙犁的文学创作神韵。他们的作品因袭了孙犁作品清新淡雅的格调,走现实主义创作路线,多着眼于对乡村世界之美的发掘,擅长描写人性和人情的动人；他们的作品也在孙犁的基础上进行了逾越,向多维度的生活空间进行拓展。孙犁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坛的前辈级作家,他发扬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自己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积淀通过面谈、书信等形式与后辈作家进行分享,教给他们为文和为人的道理,在他影响和培育下而成长起来的一批后辈作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孙犁穿越不同的政治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坛发展期,依然受到主流价值观的持续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跟其他解放区作家相比,孙犁这种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罕见的,因而对这种“孙犁现象”的开掘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文学理论价值和接受美学意义。通过对孙犁的个案分析,也可以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壁垒,观察二者共通的艺术旨趣,观察文学经典化的历程。本选题的开展,可以探寻出坚持怎样的创作观,才能使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内涵,可以给当今文学创作界和文学评论界予以一定程度的启示。同时,孙犁具有人文主义光辉的清正为人在当代有被“道德失范”倾向侵蚀的文坛和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榜样作用。
夏良清[7]2007年在《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学选择》文中研究说明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学选择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他最终的改行与他四十年代的探索密切相关。研究沈从文四十年代独特的文学选择,有助于还原沈从文真实的存在,以及整个四十年代真实的文学史面貌。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学选择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湘西》、《长河》开始隐现的细微变化,就孕生了他的一个困境。之后哲思散文、文论等体裁的出现,是他试图摆脱困境的挣扎与努力。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最终在《虹桥》中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第一章以《湘西》、《长河》为例,揭示沈从文乡土题材牧歌情调渐次衰竭的现象与原因,以及内中所隐现的变化促使沈从文对生命的追问从此转入抽象的过程。第二、第叁章以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创作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他在这一时期对生命、政治、文化、信仰以及整个民族出路的艰难探索。其中第二章以沈从文在昆明时期创作的哲思散文为研究对象,分析他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内心矛盾的碰撞以及对生命的思考。第叁章将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论以及发表的信件(《废邮存底》以及《从文家书》有关部分)纳入视野,讨论他对民族出路的思考,包括政治、文化、信仰等方面。第四章主要分析1946年《虹桥》的写作象征着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说明他最终的改行并非政治压力下的突然转向。第五章主要对沈从文四十年代的文学选择形成的背景及原因进行分析,并说明他这一时期文学选择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现代语文杂志社学科年度报告研究课题组[8]200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度报告(2005年)》文中提出一、文学史研究热点透视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百花争艳,硕果累累。与其它年份相比,200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自己的特点:研究的问题相对集中,形成了几个明显的热点。尤其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纪念《新青年》创刊90周年”两项活动,使抗战
南屏秀[9]2013年在《中国川端康成研究史—以比较文学角度为中心》文中指出川端康成是20世纪国际文坛上的着名作家，作为日本第一位，亚洲第二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川端康成在《伊豆的舞女》、《雪国》等作品中，通过优美的笔致描绘出了日本人的生活风貌和心灵跃动，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民族特有的精神形态。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早在川端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尤其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自杀为两次契机引起了两次热潮。由于川端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论是对于他的作家人生或作品，日本方面的分析研究均已经进行得相当系统和深入。对于川端文学研究史的研究，通过大量的文献汇集等整理也进行得相当扎实。与此相对，中国的川端康成研究起步较晚，而且至今为止，对以川端康成研究史为专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论文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划分1980年代，1990年代以及2000年代至今分3个时期，并分析各个时期川端文学的特点，对川端康成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划分。本论文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说明研究动机，研究意义，先行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中国川端康成研究资料的现状，以及对其分析。第叁部分首先将川端康成研究以年代为划分标准，分为3个年代。从作家论和作品论的角度分析研究资料的特征。在作品论中，又分别从翻译相关的研究，文学作品比较的研究，文化以及文学作品自身4个方面来考察。第四部分说明本论文的结论和今后要展开的研究方向。这个结论不仅为中国川端康成的研究提供新的视点，也为中日文学交流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范培倩[10]2007年在《论沈从文的女性观》文中研究表明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独特的“这一个”，他一生致力于对人性的探索，他塑造的女性形象融入了他的文学理想和追求，是对人性美的完美解释或者反面映衬。沈从文的独特性不是因为他远离政治，相反，他有着一颗敏感多情的心，他以静观的态度、冷静的头脑来分析世间万物。沈从文一生对人性执着追求，他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是以善与美为核心的，在沈从文看来，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本文从沈从文女性题材的创作入手，并对其散文中的话语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总结出一条沈从文个人女性观发展变化和形成的抽象升华之路。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比较分析沈从文笔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生存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沈从文的创作倾向；第二部分立足于文本对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并着重分析其人性观；第叁部分针对作家理性的女性观，分析其形成的基础和表现；第四部分分析沈从文文学思想的悖论性，并对其文学创作的张力有所分析。上述四个问题以沈从文的女性观为核心，它们水乳交融，归根结底是作家人性观的体现。通过对沈从文女性观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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