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村办企业的个案调查与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办论文,个案论文,理性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F32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1999)01-0033-36
农村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成败①，而既然集体经济对村级治理具有重要作用，能否及如何发展集体经济或能否及如何发展村办企业，就成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课题。现阶段，流行的观点认为，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级治理水平，必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而壮大集体实力最有效的办法即为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村办企业。以下笔者试图通过发展村办企业的个案调查，对我国能否及如何发展村办企业作一理性考察。
一、个案概况及其村办企业状况
袁杨、姚周两村同属湖北省荆门市某乡姚周管理区，位于江汉平原的西北边缘，属于低丘陵地区。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兼种棉花、大豆等经济作物。两村相邻，在两村边界，有一条清末形成的南北向长街：姚周集，很早就是荆中地区农产品集散中心之一，其市场地位至今仍超出乡政府所在地。两村交通比较便利，姚周集每天都有直达荆门和荆州的客运班车。在人民公社时期，姚周村长期是原荆门县的红旗村，全县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即奖到该村。现在袁杨村是荆门市的“农村十面红旗”之一，姚周村则在1994年列为荆门市需整顿的后进村。据两村所在1995年度统计资料，袁杨村共有1304人，人均年收入2385元；姚周村共有780人，人均年收入2000元。笔者在1996年8月24—26日和1997 年4月27日—5月4日对两村进行了调查。
1.袁杨村
袁杨村办企业是在1991年发展起来的。袁杨现任村支部书记袁在1991年前私人承包村办酒厂，因经营有方，短短三年盈利20余万元，并打出了袁杨粮酒的名气。1991年，乡党委任命袁为村支部书记后，袁将村办酒厂收归集体经营，并将自己盈利的20余万元借给村集体作为本金，逐步发展形成了目前的村办企业格局。现袁杨村办企业共有固定资产近200万元，流动资金100余万元，企业职工近40人，主要村办企业有米厂、酒厂、养猪场、运输公司和粮油经营部等，据统计，1996年全村工业总产值近2000万元，其中村办企业产值600余万元。 因一直没有得到银行贷款，袁杨动员全村干部群众集资近200万元（高峰达到300万元），以扩大村办企业规模。在1994年以前，袁杨村办酒厂生产的“瓦罐酒”，富于乡村特色，远销北京、武汉、荆门城区，年均纯利可达近20万元，是袁杨核心村办企业。近年来，因为酿酒技术的扩散，私人酿酒厂遍地开花，加之袁杨村将主要精力和财力置于办米厂和养猪场，外地市场的开发欠佳，直接影响了村办酒厂生产的“瓦罐酒”的销售，现酒厂开工能力不足20%，与之相关，年利润直线下降，每年仅可盈利7—8万元；现日加工50吨大米的村办米厂是在原日加工10吨大米的小米厂基础上，投资近80万元扩建的，但在加工能力增加的同时，由于私营大米加工业的发展，村办米厂的大米加工量并未增加。目前村办米厂80%以上的加工能力闲置，主要靠卖加工大米所得米糠赚钱，年利润5万元左右； 运输公司拥有五台五吨东风货车，全部承包到私人，每年每台车上交纯利润1万元左右，村集体共可收入近5万元；粮油经营部主要是为荆州油厂收购本地油菜籽，然后将荆州油厂生产的菜油运回本地销售，现在基本上无利润可言，但通过与荆州油厂联营，可以占用荆州油厂近50万元现金作村办企业的流动资金；村办养猪场始建于1994年，为千头养猪场，主要喂养从鄂西买回的“架子猪”（约100斤左右的猪）， 年利润可达5万元以上，1996年又投入40万元固定资金、100余万元流动资金将其扩建为万头养猪场。因高价购买优良种猪，现无利润。据1996年统计，全部村办企业可实现利润40余万元，这些利润与每年村办企业高息借款的利息相抵，几无剩余。
袁杨村办企业的发展与村支部书记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村办粮油经营部与荆州油厂的成功联营，系袁与荆州油厂厂长过去的私人交情；村办大米加工厂现加工的大米主要销往湖北金龙泉啤酒集团公司，主要靠袁的私人关系；村办酒厂更是袁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村办万头养猪场也是在袁的极力推动和耐心说服下扩建成功的；即使是村办企业高息的民间借款，也是以袁的面子来维持的。据说上级曾考虑调袁当乡党委副书记，结果一夜之间，民间借款纷纷要求撤回资金，直到袁本人公开保证不调走方平息风波。近年来，袁杨村办企业出资近30万元修建了组级晴雨公路，修整了电线电路，开通了程控电话，购买了10余套抗旱设备，并资助农户打井230余口，改厕240余处，建沼气池260余个， 给村民带来了实惠，但因为村办企业仍处于发展阶段，且每年要支付近40万元的高息， 企业利润并未分红到村民。 村办企业职工年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虽然很辛苦，仍对一般村民有相当吸引力。据村支书袁讲，村办企业职工都是“半边户”，家里妻子种田，要完成税费和公粮任务，袁规定，凡是不积极出售公粮、上缴税费的职工，都要清退。因此，职工完成国家任务的积极性很高，袁本人也自豪地称职工队伍是他可以依托的除村组干部组织和党组织以外的第三套组织。
2.姚周村
据统计，1996年姚周全村实现工业总产值近400万元， 其中村办企业产值近于零，村集体仅有的一家大米加工厂和几口鱼塘全都承包到了农户，村里每年从中收1万元左右的承包费。因为办大米加工厂、 挖鱼塘和建村办公室等，村里已累计欠外债18万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要3 万多元。支书周对笔者说，今年（指1997年）中央要减农民的负担，乡统筹是减不了的，只能减村积累。积累一减，村里每年还利息都不够，这必然会造成村级债务恶性循环。因为村里负债累累，想办一点事就必须找村民摊派，村民自然对此反感，这就造成了想发展但无能力发展的困境。
3.小结
虽然袁杨与姚周一样，村办企业还没有为村民带来实际的企业分红，但较发达的村办企业使其不仅可以少找村民摊派而且可以为村民办些福利事业，从而为村民带来了实际好处，这就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在姚周，安排义务工十分困难，即便是出义务工也大多是“磨洋工”，在袁杨村则完全不同，1996年底修建万头养猪场时，整个场地平整、运砖运料、砌墙盖瓦，全是村民出的义务工，仅此一项就大大节省了村办养猪场的投资。
另一方面，袁杨村的职工队伍与村组干部、党员同样起带头作用，必然可以在全村范围内形成强有力的正面气氛。因为管住了村组干部，管住了党员，又管住了职工，就基本上管住了全村的势力人物，也就基本上管住了全村，在此背景下，袁杨村村干部工作起来就一呼百应，村级治理的效果也就较好。
二、讨论
既然集体经济可以为村级治理提供多样化的手段，发展村办企业又是充实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农村的转型时期，为消化矛盾所提倡的发展村办企业自然格外引人注目。村办企业发达，集体经济充实的农村一般都治理得较好是现存的事实，消灭“空壳村”也是从中央到地方提了多年的口号。然而，是否应该提倡发展村办企业呢？
姚周村集体在改革开放前曾有过20余万元的现金存款，依现价计算，这笔存款当在百万元左右。而姚周村现在欠外债近20万元，其中相当部分是私人高息借款。现在姚周的这笔外债及其年利息已成为村干部们的心头之患，也是姚周村级治理中面临的最大难题。那么姚周为什么会由过去辉煌的集体积累变为现在的巨额外债呢？改革开放之初不问具体情况跟风瓜分积累，在提倡消灭“空壳村”的背景下，不问具体实际跟风盲目贷款办大米加工厂、挖鱼塘及建村办公室，终于留下了巨额外债。发展村办企业是需要一定外界条件，也需要一定经营能力，更需要明确产权体制作支撑的，姚周村在既无良好的外界条件，村里又无特殊的经营人才，产权体制也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借贷来的资金投入到了村办企业，企业还未得到发展，利息就如滚雪球样地越滚越大，村民们未从村办企业中得到好处，就背上了沉重的外债与利息负担，此种情况下，村级治理又如何可以搞好呢？
发展村办企业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村办企业是否可以无条件地发展起来？从发展村办企业的外在环境来看，有三点不利于发展村办企业的总趋势是明确的：第一，随着买方市场对卖方市场的替代，市场竞争加剧，乡村企业的生存日益困难。在乡村企业已经普遍建立并且已经占有一定市场，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乡村企业大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症，乡村企业亏损的情况越来越普遍。②在乡村企业规模很小的地区，要想从激烈竞争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若没有自身在资源、人才、资金等方面特殊优势，其生存必然十分艰难；第二，现代化本质上的城市化倾向是与工业区位效益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城市可以为工业发展带来聚集经济效益和创造适合工业发展的文化条件。目前乡村企业得到较好发展的地区，无不有大城市的依托，如苏南之依托上海，珠江三角洲之依托香港、广州等。因此，创办定位于本地的乡村企业并非使任何一个农村社区甚至更大的地区脱贫致富的普遍适用的方式，在区位无效率的地方投资兴建工业区，会因缺乏竞争力而失败③；第三，国家对发展乡村企业的政策优惠减少，乡村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门槛越来越高。在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因为体制问题而缺乏活力，私营企业总体来讲还未成气候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并给发展乡村企业以种种诸如贷款、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现在，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所谓“老虎下山、猴子上树”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局面。国家已经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对发展乡村企业给予种种特殊的政策优惠，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困难，抬高了建立和发展乡村企业的门槛。
而从村办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来看，组建企业的第一步是预计出现破产并建立起可以消化破产的责任机制，但有几家村办企业是在建立起了可以消化破产机制的前提下运作的呢？我们可以相信村级负责人是公正不贪、富有责任心的人，甚至可以相信他们是有特殊经营才能的企业家，但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村办企业可以无一例外地不遭到破产的噩运。在没有自有资金的情况下，村办企业破产即意味着村级治理会因债务与利息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意味着村级治理面临着比“空壳村”更加困难的局面。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村治理难题的传导性质恰恰又可以从这些村中发生并扩散成为一场瘟疫。造成今天中国村级治理主要困难的不是“好的”需要更好，而首先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
据湖北省松滋市农村经营管理局提供的数据，在松滋全市453 个村中，经济实力强，村级积累逐年增加的村只占7%，有6%的村已资不抵债，其余87%的村暂时还能勉强运转，但债务越来越重，全市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以上。报道说，松滋市农村的经济状况在江汉平原属中上等水平，但“以往一些村办企业，办一个垮一个，垮一个丢一大笔钱。”（参见陈启海等：《如何改造“空壳村”》，《湖北日报》1997年12月24日第2版“热点访谈”专栏）与以上报道的松滋农村情况相比较， 姚周的债务情况还算是较好的。
扩展开来讲，当前我国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很不完善的。从历史上讲，村集体经济是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建设遗留下来的产物，是典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单纯就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讲，这种制度安排应体现出作为经营者的合作社与作为所有权主体的“社员大会”之间的授权被授权关系，或责权对应关系④，但事实上，正如袁杨和姚周的情况一样，当前我国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控制权大都掌握在村支部书记手中，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同虚设⑤，这就造成了三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作为村集体经济实际产权主体的村民（即“社员”）无力控制村集体经济的实际运作，造成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的责任能力的进一步弱化，村民既无能力也无愿望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中来，村集体经济以“异化”的形式存在于村民群体之外；另一方面，从责权关系上讲，由村支部书记实际支配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控制权，必然造成“责权”错位，村支部书记的责任能力和责任对象与单纯合作社负责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对象有重要差别，这种差别的表现之一如村支部书记对乡镇党委负责的要求，这就为村集体经济受到上级行政不适度干预提供了可能⑥；再一方面，责权错位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负责人（大都为村支部书记）很可能在自己实际政治经济权力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对上以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对下则以上级行政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从而逃避来自上级与来自村民群体两方面的监督，成为“占山为王”的土皇帝，如禹作敏的例子。
袁杨在其支书特殊经营才干与资金支持下建立起了较大规模的村办企业，但袁杨至今仍被沉重的负债所困扰。若村办养猪场两年不能赢利（这是正常的市场风险），袁杨村办企业的维持就会出现困难。我们总不能把村办企业，从而把全村人的命运系于冥冥之中的上苍。村办企业发展起来了，荣誉归结于一人，但若村办企业破产了，耻辱也归结于一人，这是双重的不公平：是对村民承担风险的不公平和对村级负责人良好愿望与事业心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在村办企业发展的时候都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但若村办企业陷于困境之后，不公平的双方是否还会有耐心与诚恳来经营自己的未来呢？村办企业是否会比其它的种种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失去自己的未来呢？
三、结论
现代化的天然城市化倾向是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作坊式企业背道而驰的，农村并不具备优良的发展工业企业的区位条件。市场容量是有限的，部分农村企业的发展必然以部分农村的衰落为代价，人才和资金从农村的流出会成为伴随整个现代化的痛苦过程⑦。
在村级负责人的经营才干与公正不贪的品质仍可遇不可求的前提下，在村办企业产权制度甚不明确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倡发展村办企业，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不应过多地注意那些经济发展起来的“亿元村”，因为“亿元村”毕竟只是特殊现象。
在转型时期，使村集体掌握一定经济实力是必要的，但这种实力的掌握万万不可靠运动来得到，抵挡住“亿元村”的诱惑，并研究一种适合村级特定条件的使村集体经济实力有所充实的办法是很重要的。比如将现在乡镇一级的大量统筹减下来，用作村提留，并充实到村集体经济之中，就是一种普遍可行的办法。发展风险较小、与农业关系较密切的农业企业也是一种办法。见到集体经济对村级治理重要，就笼统地为转型时期的村级治理开出发展村办企业的药方，可能造成对村级治理从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损害。换句话说，“村自治的财源，从全局和长远着眼，不能靠乡村企业”⑧，尤其不能靠村办企业。
收稿日期：199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