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抑或陷阱？——直面投资中国民办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面论文,民办教育论文,陷阱论文,蛋糕论文,投资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刊编者按：投资民办教育一度成为香饽饽，乃至一种时尚。毕竟其上演过这般辉煌：投资十几万，发展若干年后，校产规模飙至数亿元——不管承认与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言而喻的商机成为后来者蜂拥而上的巨大动力，有的成功，然而大多数还是失败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一些真正的办学人，但他们亦同样遇到困惑。有人因此疾呼：“民办教育的冬天来了！”果真如此吗？
《民办教育促进法》确定合理回报视同于承认民办教育是一项产业。但现阶段的中国民办教育是怎样一种现状？其产业性到底有何特质？那些投资教育或想要投资教育的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家，企业做大后，便想着要投资教育，倘若仅是“从善”而言，只需准备好足够的资本去完成崇高的使命即可；若不然则要好好分析当下的中国民办教育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了。基此，我们提供一组文章给已经从事民办教育和将要从事民办教育的民营企业家，帮助其梳理思绪，明辨方向。
凡事均有两面性，我们不妨从两个极端面去考证……
“民营资金进入教育领域，若办大学则不应该有太多的期望……这种投资隐患有一天会凸现出来。加之金融机构贷款给大学还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教育能带来的商业回报非常有限。另外，想要投资教育的人亦要看清形势，别盲目投资，已有不少的失败投资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直言不讳地说，“教育不同于其他产业，有其特殊性，如果出于商业目的，你会觉得投入大，收效慢。而且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后，才会体现出效益。”
在谈及又一轮的教育投资热，这位总是“语出惊人”的学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他眼里，若投资民办教育应偏向中国的职业教育，而不要全部涌向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别老想搞着研究，应该踏实地走向市场，市场需要什么人才你就培养什么人才。”
那么，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人才呢？“办职业学校，培养高级技工是种不错的选择。江浙一带最缺熟练技工了。”李说，“像德国、日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工艺之所以做得最好，得益学校重视培养高级技工。德国万人大学数在五年前就低于中国，但熟练技工‘占比’很高。可中国却出现大学生过剩，奇缺‘蓝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工厂放在中国，所谓‘中国制造’。于是，其就与内地学校签协议（订单培养），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模式。结果是双赢，一则用人单位能得到稳定受过职业训练的岗位工人，二则学校不仅增加了经费来源，还解决了学生就业问题。
“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业人才、一大批拔尖人才。”十六大确定了教育目标。换言之，亦可说是今后的教育市场潜力。但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大学生过剩，投资办大学无疑是非明智之举。可仍有不少有识之士钟情于中国的教育事业，那么，今后将会是怎样一种教育结构？
“刚结束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中国教育方向已明确，今后国家新增教育资金将全部投向9年义务教育。”李说。
那么，这其中，投资教育的机会点是什么？
“我想象中比较理想的教育结构是，整个教育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第一是国家投资义务教育，之后少数人进入大学，大部分人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第二是民间资金可大量进入9年之后的这一大批人的职业培训中去，办职业技校等；第三是公办大学培养专门人才乃至研究生、学者等。”
学术上见仁见智，无可厚非，学者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教育的公益性有目共睹。这就决定了投资教育的复杂性。日渐崛起的民办教育固然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它向世人显现出其不凡作为；另一方面，一些民办学校又的确出现了不该出现的现象，几令主管部门“头痛”。民办教育生态图景昭然若揭——
不仅仅是数字
不妨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2年，我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共有6.12万所，比上年增加0.5万所。其中，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202所，各类注册学生140.35万人，比上年增加27.31万人。其中学历文凭试点学生31.12万人，自考助学班学生53.05万人。（另，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133所、在校生31.98万人）。民办普通中学5362所，比上年增加791所；民办职业中学1085所，比上年增加45所；民办小学5122所，比上年增加276所；民办幼儿园4.84万所，比上年增加0.39万所。
不难发现，每一项数据均呈上升。这说明什么问题？就在几年前，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我国教育滞后的最主要表现在于高等教育适龄青年入学率低，1098年前仅为3％。在11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名第100位。我国计划到2000年使这一比例达到8％，离15％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还相距甚远。
而在今天，教育部的一份统计报告说，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2002年，高等教育总规模达16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5％。
数字背后显示了一个事实：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快，入学率飙升，包括助推经济发展，民办教育亦功不可没。
以江西省为例，根据江西省教育厅2002年底的统计数据，江西有民办学校4934所，在校生达51万余人，教职工有3.5万余人，分别比2000年增长59.35％、68.58％和29.68％。
该省民办高校在校生有9.2万人，按每位学生每年学杂费及消费8000元计算，年消费总额有7.36亿元。其中省外学生4.5万人，年消费总额3.6亿元，相当于每年为江西吸引一笔固定的省外资金。民办高校所在地的第三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也由此得到了较快发展。
一边，民办学校带来了教育消费；另一边，政府的教育投入得到了节约，便于集中办大事。如呆按照通常的师生比计算，全省民办高校需配备教师5800人左右，每年应支付报酬约5800万元；而政府举办同类规模的学校，每年需投入正常的教育经费约3亿元。此外，民办高校还安排了一大批离岗、下岗和待业人员从事学校的行政、后勤服务等工作，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民办教育业已成为江西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投资民办教育的一些不一致的声音……
[产业透析之一]
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不容乐观
“这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蛋糕，虽然大但也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基本面呈饱和状态。其生命力取决于市场需求，有没有生存空间市场说了算。”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此话不无道理。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远未形成，民办高校占公办高校的比例不足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一方面，由于我国尚处于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的状况，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提高我国公民素质的有效途径。《面向21世纪教育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今后3到5年要实现以国办教育为主，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民办教育确实应该洁身自好，在规范中发展。就此，这位人士由衷谈了几点看法：
之一，教育将更加市场化。订单培养已摆上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一方面教育市场大有潜力，另一方面低品同质化屡见不鲜，预计这一两年间会出现行业洗牌，一些规模大、有实力、基础扎实的民办学校将会整合业内一些无序、发展缓慢的民办学校，起到领头军作用。
之二，《促进法》解决了民办教育的身份与地位问题，使之结束了草民时代，但并不意味可以一跃成为贵族。其发展有一个渐进、自我完善的过程。
之三，游戏规则是在博弈中生成的，它是一个自生、自我完善，乃至自灭的过程。发展之所以如此迅猛，是有一批不一定懂教育但一定懂得经营的办学人，短短几年从几十万发展至几亿资金规模。
之四，“教育全盘民营化”一说还操之过急，不符合国情。浙江某位教授的“教育民营化”说法尚欠妥。试想：得投入多大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办成一所像浙大一样的学校？现阶段可能性不太大。
之五，不能纯粹把教育当作一种产业，虽说教育也生产产品，但其生产的是公益性产品。若过于注重回报必然会失望。
国外民办教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给政策、金融机构（基金会等）给资金支持，学校只向学生收取办校成本的30％的费用，其他的70％由政府、投资机构来支持；其大多不以营利为目的。
而纵观国内民办教育，虽说大多数人抱着一种事业执着的心态来办，但仍有不少人会考虑回报问题，这很现实：学校要生存、要发展、需要注入资金，资金从何而来？
但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学校投资办学的模式为一期投资，尔后滚动发展，若招生不利，学校资金链便断了，便面临如何生存的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一切才刚刚开始，才刚刚走向规范……发展下去，势必会拉开档次。以后要办学校，门槛会很高。近两年的行业洗牌在所难免，势必会淘汰掉一批小打小闹的民办学校。以前的那种几张桌、几把椅子、几个教师就办学校的情况已成为历史。
之六，教育部有种观点：你具备办学条件了，我就批复。而民办教育者却认为：你批准我办校了，我才会去作软、硬件的准备。看来这是种较难以调和的矛盾。矛盾双方都各自认为有道理。
[产业透析之二]
中国民办教育的五大悖论
文/宗石
2003～1993，回望中国民办教育的历史，俞敏洪是一个象征：当年年轻的北大英语教师提着糨糊上街贴招生广告，一晃十年之后，几个人的培训班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有名望的新东方学校。如今，“闲赋”在加拿大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当初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民办学校的发展有如此之快。
悖论一：一边说支持不够，一边速度又很快
“民办高校就像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别人看着像个怪物，但长得快。”黄河科技大学校长胡大白这句广为流传的经典成为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的写照。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2001年我国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已达56274所，比1996年的27190所翻了一倍，占我国学校总数的比例已近一成；在校学生总数923万人，占同期全国学生总数的近5％。
发展迅速，北京教科院民办研究所所长王文源说。不过，从民办学校的水平、规模、层次来分析，目前民办学校的水平不高、规模不大、层次较低，而且并没有完全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民办学校飞速发展“这个判断不一定能成立，特别不一定适于用在目前处境还十分尴尬的民办高校”。西南民族大学肖雪慧教授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哲学出身的肖雪慧对中国的教育颇有研究。
肖雪慧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如果单纯看数量，倒还可以说发展相当快。快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国家没有真正承担起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而导致部分儿童无学可上，这一情况催生了大量自救性学校出现；二是国家对在校儿童提供的就读条件严重不均，不光地区之间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差距太大，人为划分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间也反差强烈，迫使许多家长花大钱谋求送子女进条件好的私立学校。“主要是这个原因促使越来越多高收费学校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暴利行业’，可以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性教育不公刺激的”。
悖论二：一边要平等，另外一边更不服气
“我们对国家的教育资源没有优先享用权。”在一次“北京民办教育发展研讨会”上，北京某民办学校的郑玉珍副校长有些激动，“新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设了2000多个实验点，竟然没有一所是私立学校。区里三番五次发文件不让我们民办学校收赞助费，我们不敢违规，第一个免去了赞助费，可周围所有的公办民助学校都在继续收赞助费，有谁管他们啊？”不仅如此，诸如教师待遇、课程设置等等方面，民办学校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提并论。
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存在许多有形与无形的隔阂。
北京曾经对该市民办教育进行调研。据该调研报告，对北京民办教育发展持不满意态度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7％。关于对民办教育发展现状不满的原因，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不健全、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支持不够、教育教学质量不高、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不到位和民办学校条件太差。此外，还有对发展的速度和数量方面的不满意。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性主要体现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包括课程计划、教师聘用、专业设置、招生与分配等方面。
“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公正”，肖雪慧出语很重。她说，对民办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相当多政策性限制，现有就业体制也对民办高校发展有诸多不利影响。更严重的不公正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行政部门对这一阶段上述两种类型民办学校的两种态度，暴露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道义问题。身份的限制、钱的限制把许多农民工子女排斥在了校门之外。打工者办的自救性学校，首先是义务教育领域政府责任不到位的产物，被迫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给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的责任，这对他们是很不公正的额外巨大负担。而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批民间办学时奉行双重标准。“这种不公正触目惊心！”
悖论三：产权难题，是公益事业还是产业？
一件令民办教育界唏嘘不已的事是，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联想集团与新东方亲密接触，但最终5000万的资金没有投到最需要资金的实用英语学院，却去了新成立的网络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在线，原因是“新东方的主体部分产权不明，没人敢投资，而网络公司这部分，可以做到产权明晰”。而由俞敏洪拎着糨糊桶在街上刷招生广告发展而来的新东方一直没有花钱去购买固定的校舍，关键问题还是产权问题。俞敏洪的心病是所有民办教育的心病。这种心病的存在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民办教育的缓慢前进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成本的巨大增加。
中国的民办教育的历史传承和国外私立大学并不一致，有人分析说，国外企业家以回报社会的形式来举办教育，私立学校大多以财团为法人，是在公益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国内的民办教育举办者大多是个人，中国的企业关注教育，更多是从产业角度看，将教育作为继续产业发展的一部分，这势必导致在运作初期将营利性放在首位。这样中国民办教育就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不吸引投资，就缺乏发展动力，吸引投资，其公益性势必减弱。西安外事学院的黄藤院长曾说，“民办高校讲规模是一种无奈选择，在中国教育是一种公益事情，公益性行为是不可能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就决定了中国教育的融资渠道的单一，中国民办高校95％以上资金源自学生的学费。”
去年底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否解决了令人牵挂的产权问题？王文源认为“已经基本解决”。该法关于产权问题，就是由王文源所在的研究所来研究的。
王文源认为法律对此已有很好的表述：关于产权问题，谁投入归谁所有，终止后投入返还投资者，如果破产当然不行。如果有剩余。返还顺序是，该退还学生的要退还，教师工资、保险需要交齐，各种债务要还清，返还举办者投入。如果还有剩余，由审批机关用来继续举办教育。如果取得合理回报是营利，这些规定就不存在了。他也承认，还要继续研究这些问题。
全国民办高教委常务副主任、海淀走读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宝瑜对“合理回报”似乎有些弄不明白。他说，“回报给具体投资，对办学人根本没有提，只是说给与奖励，具体怎么奖，没有解决”。因此，他建议，在细则的制定时，奖励这方面要说清楚。“不然有些焦点问题没法处理，像合理回报的幅度、办学人的回报、允许有多少结余、投资人和办学人之间如何分配等问题。”据了解，海淀走读大学校产是3-5亿，现在还贷款一亿多元，不过，赢利也不少。
有消息说，国务院年内还要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基础上再出一个实施细则。
悖论四：学校要支持，谁来保护学生的权利？
岳阳市最早的一所私立学校、岳阳宜登文法学校让几个学生给告了。据说，这是全国首例民办学校教学质量纠纷案。该校没有被批准的招生广告“有诱惑力”：历年以来的优秀率都在90％以上，90％以上的学生可以进入重点中学和大学学习，如果是条件可以的话，可以到国外深造。
结果是可想而知。15名毕业生中，有13名成绩不理想的原因都被总结为情绪失误，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于是，9名学生联名将宜登文法学校告上法庭，法院根据《广告法》的规定，认定它应当承担广告不实这样一种责任，校方败诉。
从以前的办学圈钱到目前普遍发生的校方虚假信息案，表明了一些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不规范。在目前阶段，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作斌认为，突出表现在“五乱”，即乱办学、乱招生、乱收费、乱打广告、乱发文凭等不规范行为屡禁不止。
有评论直言不讳，民办学校在呼吁自身权利时对学生权利重视不够。
王文源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不否认这种现象，“但比例很小，不能以偏概全。民办学校更应重视学生权益，因为这是市场选择的要求”。
不过，在陈宝瑜看来，利用民办学校谋取私利的现象确实不少，一般不是企业办学，个体办学，思想不端正，把教育看成纯营利的，但没有投入，认为没资金就能赚钱。这与当地政府的管理有一定关系，审批不严，没有资金就不要批地。20％的人起了很坏的作用，更加说明我们要赶快立法，政府依法管理，企业才能依法办学。
悖论五：一边说裁判员不好，另外一边说，总得有人管理吧？
“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教委”，采访中，民办学校冒出这么一句话，“在教育界，教委和公立学校的利益是一体的。同样是管理，政府的工商部门与国营、私营工厂间为何没有经济上的冲突呢？因为从归属上工厂不归它，虽然从感情上它倾向于国营企业，但国企的钱缴不到工商局去。教育行政部门则是公立学校事实上的拥有者。”
然而，管理部门也很委屈：按照现有法律法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主要是三大块：一是办学资质，二是办学条件，三是办学方针，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法介入，就是民办学校的资产管理。
蒋作斌厅长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表述：民办教育发展与规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主要表现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越位”和“缺位”。一方面，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没有立足于宏观管理，仍然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公办学校的方式和手段来处理有关民办学校的事情，过多干涉民办学校的自主办学和自我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执法意识淡薄，对民办学校疏于管理，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只批不管的现象，给个别不法办学者以可乘之机，严重影响了民办教育的声誉。另外，在有些地方，民办学校应该享有的各种优惠政策不能得到落实，个别地方甚至将民办学校作为难得的财源，巧立名目，向民办学校“拿卡索要”，致使学校不堪重负。
要使民办学校能够健康发展，肖雪慧认为，既需要规范管理和扶持并重，同时必须给民办学校自主办学的空间。“民间办学的目的应该在于激活整个社会的教育体制，通过给家长和学生以真正的选择机会而使公立和私立学校在相互竞争中形成各自特色和优势。”
[产业透析之三]
为什么一所民办高校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崩塌？民办教育一方面发展迅猛，一方面，无论是自身还是管理机构，其与之相配套的管理机制、政策环境尚显匮乏……
危机四伏何去何从
——访北京科教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
文/欧阳晓红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的民办教育已走到一个如何发展与定位的十字关口，既充满契机，但又危机四伏，怎样洁身自好，何去何从——是客观存在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时代命题。
“一所发展势头不错的民办学校，因为校长暑期在外招生，不幸遇车祸身亡；学校顿时陷入瘫痪状态；这是不久前发生在一所民办高校的事情……”王文源在其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也许是性情所至，这位在国内外民办教育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年青学者显得有些激动，脸也涨红了，他直言，这昭示了一个什么问题？无疑是我们的民办学校抗风险能力太弱，几乎不堪一击！
为何会这样？那么，接下去，我们该怎样做？不妨审时度势一番。
困惑来自两个层面
笔者：目前中国的民办教育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生存环境如何？下一步该怎样走？
王文源：无论是办学者还是管理者都会感到困惑：因为现在的民办教育已进入一个发展亟待提高的关键时刻！换言之，民办学校处于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民办教育亦到了以质量求生存的紧要关口。对办学者而言，他们会觉得举步为艰，很难，似乎比以前更难，竞争更加激烈；对管理者而言，需要分析，逐步探寻出一种有利于促进民办教育规范和特色发展的管理方式。诚然，若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中国现在的民办教育环境的确是好多了，其地位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确立。这等于消除了“中国民办教育是否有生命力”的后顾之忧，可以说解决了根本性问题。
然而，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对国家而言，民办教育还有很多政策法规需要规范、完善；对一个地区来说，当地民办教育新的定位需要确定；对学校来讲，得重新考虑新的发展定位与发展战略。
我接触过许多民办学校，感觉他们在现有环境下共同思考的问题是，民办教育地位已确定，那么，学校要想长期发展下去，将往哪一个方向走？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确定未来的发展战略。
这是一种回归
笔者：中国民办教育近二十年的发展，你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王文源：对未来发展战略的思考——这是民办教育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件好事情。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实践探索，许多民办学校走过了初创阶段，现在重新回归到教育本身深层发展的探讨上，真正起关心学校的发展、学校内部的规范和学校自己教育的内涵；在过去，他们可能只是考虑诸如校舍、教学设施、教室等硬件；现在他们想的更多的是“我的特色、我的课程设置、我的特殊课程和特殊的教育服务等等”。应该说，后者的提高较前者更难。
对管理者而言，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直接搬用的东西，在制定一些政策性、可操作用性强的规则时，必须本着促进，寻找规范化、制度化，长远发展的原则去思考……，对于民办教育的管理者，如何摆脱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办教育”、“发展教育”和“管理学校”的习惯思维、习惯方式，这是一个新的命题也是挑战。
事实上，一直以来，一些学校的发展势头都不错，但竞争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毕竟，学校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和自由竞争性的。
笔者：是不是在竞争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
王文源：我们并不否认那些不规范现象的存在。但是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尽管竞争过程中有一些不择手段现象，可总体上，我认为只要是将之视为事业的办学人便不会那样去做，至少不会长期那么做下去，因不符合其办学理念。我认为，在二十多年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成绩与成功经验诸多，教训与问题也不少，但所有的问题和困难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它不是民办教育本身“与生俱来”而不可改变的。
笔者：现阶段，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办学人？
王文源：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一批既懂教育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这的确很难，一些成功的案例足以证明，只懂教育不懂经营不行，就懂经营不知教育的人更不行。要么一个人具有把握两个规律的能力，要么是两个方面人才的结合。
有人提议应将学校分为营利与非营利性两种。《促进法》显示我们国家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惟有将办学作为一项事业与一种产业来干，才能有所作为；大凡那些成功的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二者分不开。懂教育还要懂经营，这样的办学人才能办好教育产业；若你只懂教育肯定行不通，已有先例。再回头看，也有产业界非常成功的人士来办校却失败了。
事实上，考察效果好的民办学校，都离不开这两点：要么办学者懂教育，要么至少自己的核心团队有各种人才。毕竟教育是培养人，开学校与办公司绝不是一个观念。即便是学校拥有上亿资产，也不是自己的。其在办学时并没有投入过多的资本，而是滚动式发展起来，这种模式几乎是民办学校的真实写照。
江西现象
笔者：据悉，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江西，其民办教育在全国却很有影响，有“江西现象”一说，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王文源：的确，这种现象很有意思。但并不偶然。有其必然性。江西虽说经济欠发达，但当地文化底蕴厚重，并且有着渴求知识，注重学业的历史传统文化，即人文环境较好，因此，尽管经济落后，可教育市场还不小，也正因此，自古以来，江西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其次是，因为经济欠发达，学费较低，办学成本亦相对较低，学生在校生活支出也相对较低，校园环境又好，故吸引不少学生，包括北方地区的学生。此外，因该地公办高等教育不发达，而国家又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投入教育，于是，当地对于民办教育政策的支持力度就很大，这也是动力之一；
加之当地有一批执著的办学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们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显而易见，他们并没有去追求那种大而全的综合大学；都非常务实，走的是一条职业化，且培养高级职业人才的办学之路，这点很值得全国借鉴。
笔者：请你对江西的几所民办大学略做点评，谢谢。
王文源：像江西的服装学院在全国服装界都很有名。培养出来的学生供不应求，用人单位反映很好。包括蓝天、大宇等，他们都各具特色。蓝天在其办学人独特的办学理念，超前的思路，大宇办了十年，应该说这十年走得很扎实，一步步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他们都有的共性是，培养市场最需要的人才，与市场（用人单位）紧密结合在一起。
民办的逻辑
笔者：我们是否可以视民办学校的这种职业化道路为今后的办校捷径？
王文源：相比公办学校，民办教育高职化（高等职业培训）比较有发展前景。这里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的公办大学非职业化，而是学院式、学者型的；尽管也有本科、专科；这大概是我们高等教育中的一大缺陷；反之，若民办高校走一条高职化之路，对公办而言可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因此，从中国高等教育现状来看，民办学校的这种职业化切入点，其与社会、市场最为结合，不会远离人们真正的需求；可能在短时间内，民办高等教育职业化是一条很好的出路；而公办大学要转成职业，则有一定难度。当然，我们并不提倡固定某种格式：说什么公办就要办成学院式的，民办就一定要职业化，以后应该不分民办还是公办，一切定论还有待实践验证后方能确定。我想，最适合市场需求，又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定位中，我们应该转变一种偏见——“民办高校只能办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只能是专科层次”，民办高校的类型和层次，应该依社会需求和学校的办学条件而决定，只要有需求、又具备办学条件，那么民办高校也可以是普通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可以是专科教育，也可以是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的教育。
笔者：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公办大学生与民办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民办大学更具优势，请问：是市场选择了民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选择了市场？
王文源：我们得回到这样一个主题——目前情况下，中国教育和人才市场真正缺的是什么？显然，众所周知中国真正缺的是人才，尤其是高级应用型人才，即动手、应用能力均强的职业型人才。培养这样的人这才是紧贴社会需要。可是，此种人才何种学校才可能培养出来？那便是具备高等职业教育能力的学校。
因为就业问题，社会上有一些言论：认为民办大学超过公办大学。其实，我认为这是两个概念，它只说明用人单位的真实需求。比如，目前，一般公司企业若找一个秘书、助手之类的，一般不会找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可能会找民办大学培养出来的文秘人才，因从实际角度出发，那样最务实。
笔者：你如何看待教育民营化一说？
王文源：我同意这种思路，这或许是今后的一个方向，但还很遥远。目前，全国有1500多所公办大学，近1600万在校大学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粗算是2-3万元。确实是负担太重了。若是国家抓住一批予以重点扶持，其他放开，或采取多种方式、渠道来办学亦未尝不可。比如采取民营机制，包括“托管”、“转让”、“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理论上我赞成。可目前的实际执行过程会很难。部分地区，也许会逐步走向开放，这种开放可能整体上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民办力量
笔者：你如何客观评价民办教育的作用？
王文源：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我国民办教育在国家“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指导下，以及各地政府的扶持下，通过办学者的共同努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在调动社会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满足民众受教育的需要，增加全社会教育投入和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性与选择性，扩大教育规模，培养各类人才，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民办学校6万余所，在校生1000多万人。民办学校在校生人数已占我国总人口的7‰。这是一笔庞大的教育资源。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资源，都是靠这些办学者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如果按标准来算，国家要建这些学校得花多少钱？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是帮国家解决了办学经费，同时扩大了教育供给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民办学校的机制，包括用人制度、分配机制都将给公办大学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截至2003年7月，全国具有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167所，其中本科院校9所，绝大部分是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学院。
笔者：应该如何促进和实现公办，民办教育的共同发展？
王文源：“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基本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这种思路国家已明确提出。因此，我认为，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既要有数量上的共同发展，又要在教育质量方面共同提高，共同发展，还要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地共同发展。
然而，促进公办、民办教育共同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若干基本认识问题，形成对民办教育发展的社会共识。其次，要加大政策持持力度，加强立法规范，以法规、规章、制度规范办学行为，保护举办者、办学者师生等合法权益，保障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以宽松的政策环境，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共创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再者，依法管理，减少消极限制，多留发展空间。不该管、管不好的不必去管，不要代替学校去做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以使行政管理服务于民办教育的发展。营造优良的发展环境，使民办教育能迈出更大的步伐。
最后，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宣传民办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宣传先进典型和经验，研讨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必将形成。在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教育走向普及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民办教育将日益显现其应有的地位，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出路何在？
笔者：但也有人说民办学校良莠不齐，你能总结其主要病症吗？
王文源：我想良莠不齐的现象在任何行业中都有，何况中国的民办教育是处在一个尚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依我所见，最主要的还是“眼科病”即定位不准的问题。其实，作为办学人，他首先应该考虑自身的优势何在？教育市场的需求，到底缺什么？千万不可一味追求大而全的综合性办学模式；特色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血液病”即资金问题。尽管民办学校国家也有一部分的投入，但很少，主要靠学生的学费，办学节余有限，谈何发展？这就需要资本运作，我门知道银行信贷较以前已有所开放，包括贴息，还可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专门投资教育的基金等等，这些都需要广开思路，开拓创新。
笔者：不可否认的是，国外的民办学校能获得不少企业家、基金会、乃至投资机构的支持，从而解决资金问题；而国内，民办学校能获取的捐赠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
王文源：我认为，捐款少的原因无非是这么几点：1、税法。国外的税收体制引导捐款人积极捐款，其给予捐赠人非常实惠的税收政策，捐增人可谓名利双收；而目前我国的税法还未细化到这一步，在税收上，体现不出捐赠人的优势；2、我国经济状况还达不到人人都有捐赠意识的程度。尚未形成公益事业意识，普遍较弱；3、完善的捐赠体系还未建立，各方面均未进入成熟阶段；特别是民办教育本身处于不完善、许多法规、细则不健全的发展阶段，捐赠人会担心，不敢保证捐款是否用于民办教育，或者他情愿捐给公办大学。
笔者：这似乎进入了一个误区：公办大学对于资金的饥渴程度远不及民办大学，但他却很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王文源：这种现象证实了一个事实——社会公众对民办学校的认可！其实，主要还是风险问题。学校有没有信誉。例如，不久前北京一所规模不小的高校，不慎发生一起学生事故，社会反响很大，结果严重影响其招生工作，招生可能不到1000人，这种打击是致命的，对学校而言，一次事故就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然而，倘若这件事发生在公办学校，特别是著名的公办大学，对其招生不会有影响。因为公办大学校的风险由国家来承担，而民办大学的风险则完全由办学者来承担。
在国外，民办学校的背后是坚实的管理机构体系，由这个庞大的体系来支持，其发展不是依赖某一人或某一企业，而国内就靠个人、或单个企业来保证其长远可持续性发展，试想，如此弱的抗风险能力怎样去抵御来自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变化？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如何规避民办学校的风险是当务之急！
笔者：当下，是不是有两个问题必须去面对与解决：一是发展战略，二是抗风险能力？
王文源：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没有抗风险能力，崩溃随时有可能发生！这是大多数民办学校所处的现实。危机就潜藏在某一细节中，细节是什么还需要我们去发现……
但我相信一点，产品质量决定品牌。特色定位是关键。
笔者：你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有何举措可以让民办学校尽量规避风险？
王文源：民办教育要想一步到位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对办学人而言，对管理部门来说，还不太现实。对于每一位办学者来说，都应从学校的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上来规范和健全，可以借鉴国外私立学校基金会的体制；同时，政府应当引导民办学校建立风险规避的制度，并为民办学校提供有效的社会平台。比如建立民办教育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并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些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所学校出一点点力，就可能帮助遇到突发风险的学校度过难关。政策怎么管理更符合民办教育规律？肯定的一点是，不能走“公办”之路，不妨先进行社会评估（由教育专家、社会学家组成的中介评估机构）。这种评估对家长对学生能起一个非常好的借鉴与参考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评估能及时发现问题，就好像一个人的健康随时检验，有问题及时治疗，别等到积重难返时，再高明的医术亦回天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