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范式之争与中国经济学的建构_经济学论文

两种范式之争与中国经济学的建构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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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博士和崔之元博士分别对“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危机”论,由此引发了两种“范式”的争论。虽然表面看来,两种“范式”之争仅涉及两种经济体系的价值判断,但其实质却在于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樊纲博士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①a]而崔之元博士则认为,目前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②a]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根植于中国的改革实践,同时应注意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财富,不仅要学习它们的基础理论,把基础理论应用于改革实践;而且要在中国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基础理论本身,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一、如何看待两种“范式”之争

1.什么是“范式”?

“范式”一词首先是由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他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由此可见,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

单从世界观的意义上讲,范式的确具有经济学中所说的“党性”或“阶级性”问题,即究竟是站在哪一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共同的信念是什么,共同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等等。而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范式则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范式自然是指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狭义的范式则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

2.“范式”的特点

范式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一般性或普遍性。范式之所以成为范式,是由于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它,使用它,把它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第二,科学性。它是现实世界一定程度的客观映象。第三,阶段性或历史性。任何范式的形成,都直接或间接地基于当时客观现实条件。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反映现实世界的范式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不断地打破旧有的范式,也不断地建立新的范式,以求正确反映变化了的世界。第四,地域性。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观察问题的方式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所以,社会科学理论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地域局限性。第五,主观性。范式是人们分析现实世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是人的信仰、价值标准的一种反映。因此,它明显地具有主观色彩。具有不同信仰和价值标准的共同体成员,会采用不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来分析现实世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承认“范式”的主观性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3.经济学“范式”

库恩的范式概念起源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经济学,既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属性,又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的属性。“经济学兼有‘人性’和‘科学’两个方面,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①b]它一方面要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经济学中的“范式”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主观性。因此,用经济学的“科学性”来否定它的“主观性”,或者用经济学的“主观性”来否定它的“科学性”,都不是科学的态度,都具有片面性。

4.“范式”危机与实践发展

“范式”危机是指特定学科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的现象。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已有理论已经跟不上实践的发展。这种现象在苏联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苏联范式”)中和在西方经济学(“西方范式”)中都存在。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上,存在过几次“范式”危机。由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J·S·穆勒已告终结,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边际革命”。象过去古典理论那样某种统一的、被经济学家们共同接受的综合体系(即“范式”)不复存在了。这可以说是经济学上的第一次“范式”危机。后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发生了第二次“范式”危机,即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危机。这是由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万能的“看不见的手”失去了威力,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们笔下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和谐与均衡不复存在,理论面对变化的现实束手无策的。这次“范式”危机导致了“凯恩斯革命”。由于西方经济在七十年代长期处于“滞胀”之中,“凯恩斯经济政策”逐渐失去了效力,因而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西方经济学也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

“苏联范式”目前也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它的基本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一些结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指导现实的改革实践。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浪潮已使“苏联范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它出现危机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1.“范式”危机与理论创新

范式发生了危机,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批理论家和应用者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又向真理接近了一步。范式发生危机的时候也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

理论创新首先是方法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革命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就是用辩证法取代机械论,用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用矛盾论取代和谐论;“边际革命”就是用数学分析方法取代传统的理论思辩,使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随着数学的发展获得了迅速的提高;“凯恩斯革命”就是用总量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个量分析,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理论创新其次是概念体系的创新。概念体系的创新过程就是对传统的概念体系的扬弃过程。它可以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涵义,这样可以减少创新的成本;也可以直接创造出新的概念,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至少开创一门新的学科,象马克思引进的“剩余价值”,科斯引进的“交易费用”概念所起的作用那样。

理论创新再次是价值标准的创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依赖的“道德人”假定(即一心为他人、追求他人利益最大化)以及传统市场经济体制所依赖的“经济人”假定(即理性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需要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象“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又象“道德人”一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主义公德,使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不致于侵犯到其他人的同样的最大利益的追求,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是具有“道德”的“经济人”,重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价值标准。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的诞生,它需要解决如下的基本问题:第一,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第二,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增长,增加劳动者就业机会,同时又能够控制住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过热;第三,如何协调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平衡的问题,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全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3.构建中国经济学应注意几个问题

在进行经济理论创新时,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注意吸收前人的一切科学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近一百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第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需要自己的基础理论,这种基础理论将需要制度分析与体制分析的有机综合;第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根植于中国的改革实践,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及文化土壤;第四,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能用哪家哪派的基础理论当作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照搬照抄永远解决不了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

注释:

①a 樊纲,1995年,《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中国书评》,第5期。

②a 崔之元,1995,《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中国书评》,第9期。

①b 彼得·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载于[美]D·贝尔和I·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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