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建中的迷失——梅娘作品修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中论文,作品论文,历史论文,梅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梅娘是东北和华北沦陷区文坛一位享有盛名的女作家，但建国以后数十年，这个名字 及曾有的声誉却湮没无闻了。直至近年，随着国内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陆续展开和不断深 入，梅娘及其作品才重新浮出水面，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但是在梅娘研究中，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却往往被人们忽略：近年梅娘旧作再版，很 多都由她本人苦心孤诣作了修改。这并非词句的简单调整，有时甚至是创作意旨的根本 改写。梅娘在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再营造的同时，有时甚至不惜伤害文本精髓，将作品 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曾经历的迷惑、动摇，艰于选择的心路历程以及表现殖 民历史的复杂形态等内容，统统修改、抹杀，作了“纯净化”处理——一种去殖民化的 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其原因是什么?时代的转折赋予梅娘生命中最大 的困惑与苦恼，也带给她极大的挫折与败北，这形塑了她晚年的(文学)思考方向。
本文尝试从初版本与重印修改本的对比分析，结合梅娘的自传体书写与口述历史，窥 探她在沦陷时期和近年的思想状态，从而检查其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内心困境。
去殖民化努力与作品的修改
梅娘大部分作品完成于25岁以前，50年后旧作得以重见天日，表明改革开放的中国社 会，已经能够冷静地对待被殖民的历史，开始理性地探索去殖民化的问题。
对于被殖民侵略的地区的人们来说，在政治上摆脱殖民统治之后，思想与精神方面的 去殖民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过去的极左政治对沦陷区文学笼统、简单的否定， 障碍了我们对殖民历史的正确分析和理解，直到今天，也仍然在人们心里留有浓重的阴 影。梅娘本人在复出后企图通过斧劈旧作实现去殖民化，即是突出的一例。
据考察，梅娘的许多作品在重版之前都经由她本人修改，与此相应，重新走到人们视 线内的梅娘还通过一些自传性的文字，追述在东北、华北沦陷时期以及居留日本的生活 片断，重建那一段历史记忆。
情节的调整与背景的重置
梅娘原名孙嘉瑞。父亲孙志远是当时东北一名炙手可热的实业家，在海参崴经商时结 识一名女子并同居，1920年生下梅娘。虽然处于殖民地“满洲”，在富有经济实力和政 治背景的殖民地上层家庭长大的梅娘，耳闻目睹宗法制封建大家族的荣衰，以及其所伴 随的“满洲国”殖民化过程，对于家园沦落、殖民问题的认识表现出了一定的洞见。但 在初版本再版前，那些描写到殖民历史复杂形态的文字，都被涂改、抹除。本节拟以作 品情节与背景环境的修改为线索，对文本修改作详细剖析。
一、对殖民问题的多重认识
早在日本入侵前，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觊觎已久，以修建铁路、创办工业、派驻军队 以及移民等措施不断向这片土地渗透。日本采取所谓“大陆移民”等政策，疯狂向中国 东北推进，东北丰富的资源被掠夺，土地被强占，人民饱受欺压。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 ，藉由这样的机会，民族工业在效仿中开始艰难地起步，带动现代城市文明的萌芽发展 。梅娘的父亲孙志远正是在这样的机遇下白手起家，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摇身变成富甲一 方的官商。梅娘代表作中篇小说《蟹》再现了封建家族荣衰和与之紧密联系的“伪满” 殖民化过程，从中表现出作家对殖民问题的深入思考。
《蟹》创作于1940年，在故国回望的心情中，这篇很大程度上渗透了作家身世经历的 小说爱恨交织。故事讲述孙家从山里的农户一步步发达起来，成为城市里拥有庞大产业 和土地的大家族。随着内忧外患交沓袭来，手足亲人为夺家产明争暗斗，家园在风雨飘 摇中走到了毁灭边缘。作家以描写家族沦落暗示东北国土的沦陷，抒发苦闷无着的家国 之忧。以家喻国，成为纵贯《蟹》最重要的叙事策略。
无计谋生的孙家“闯关东”来到东北农村，这片充满原始野性神奇富饶的土地渐渐也 招来了“老毛子”俄罗斯人。孙家老二在俄罗斯人的银行当伙计，孙家迁进城市，逐渐 开办起自己的买卖，成为当地富豪。俄人是孙家飞腾的“福星”，孙家始终心存感激。
继俄人而来的日本人则给孙二爷死后日渐败落的孙家带来一线生机。谁知日本人主宰 的政府不似已往腐败官场，做了官的三爷不但得按时上班，并且没“油水”可捞：
三叔聚了许多职员到家里来，吃饭，玩牌，他预备联络好了他们在税局里发笔大财，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连自己底蓄志都未能表达出来。税局里是账目清明，上下严正，连 一个插足的隙地都没有的。(注：梅娘：《蟹》，《华文大阪每日》，(日本)，1941年1 2月1日，第7卷第11期第45版。)
习惯当官就是作威作福、谋取私利的封建观念撞上了管理性、服务性的现代社会政府 公务员体制，做着升官发财梦的封建老爷在现代文明面前遭遇迎头痛击。三爷“每天坐 到桌子边就像坐到刑场里一样”(注：梅娘：《蟹》，《华文大阪每日》，(日本)，194 1年12月1日，第7卷第11期第45版。)，陈腐的传统观念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碰壁，也被作 者无情嘲笑。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最初的“骚乱”平复后，“各地方早已恢复了旧态的官厅的办公业 绩也增高了”(注：梅娘：《蟹》，《华文大阪每日》，(日本)，1941年9月15日第7卷 第6期第48版。)，现代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为梅娘欣赏、肯定，这不但不是败笔，反而 体现了作者对导致国家衰落、土地沦陷灾难的深层思索：就殖民/被殖民关系而言，居 于弱势者是否没有自身的弊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仅仅用统治与被统治，是否 可以全部概括清楚?比如，在小说里，从孙三爷以及家奴王福的身上可以看到，被殖民 者的一方也一直设法以迂回、低调的手法操弄权威，孙三爷千方百计利用日本人；被殖 民者底层的王福也往往在鹬蚌相争的间隙狡猾取利。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后，作家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却对这些表现出历史复杂性的文字 做了一番清沥剔除。涉及俄人相助的发家史具体情节被一带而过；自惟利是图的孙三爷 口中竟吐出“羌帖坑了咱们中国人”这样惊人的爱国之语。日本人接管的政府部门清明 严正、办公业绩提高之类文字在重印修改本里杳无踪迹，封建官僚的狡猾贪婪依然大行 其道：
渐渐地他(孙三爷)摸出门道来了，那些日本官员上班时刻板规矩，下班后也愿意找刺 激……特别是哪个商号遇上麻烦，商号自愿做东请客，由他说项的时候，红包自然流进 来了。这使他开了心窍，只略施小计，事也办了，钱也进了，官也当了。(注：梅娘： 《蟹》，张泉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3页。)
在初版本中，三爷的日本长官小田蒙念旧情，对孙家多有照拂；日本人同事中野常常 被三爷利用来赚人情捞好处却浑然无知；其他年轻的日本同事也廉正单纯。到了重印修 改本里，这些日本人形象被涂抹了一脸黑泥，也可说面目全非：小田虚伪奸诈，起用三 爷另有所图；中野与孙府上下勾结，“吃喝都爱，还有女人”(注：梅娘：《蟹》，张 泉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3页。)，蓄谋已久 最终掠走小翠；其他日本同事贪图享乐，笨拙愚蠢。
显然，成就这样一版《蟹》的梅娘思考殖民及其相关问题的心态与当年已经天壤之别 。是经历多年磨难和坎坷之后，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还是担心作品原样再版会招致 歧义、误解、甚至政治灾难?恐怕是多种因素的错综交织。
当年梅娘所以能够写出殖民统治下的社会复杂性，主要与她自己的生活体验有关。她 对俄、日殖民活动，殖民者的最初感受可以追溯到祖父辈移民关外的年代。及至晚年她 仍充满兴味地回忆祖父从地薄人稠的山东投奔东北时怀抱的憧憬，祖父脑海里财富蓝图 上，陌生的洋人不啻为慷慨的“财神”。更让人振奋的是这期待竟神话般在梅娘父亲身 上放大千万倍实现。
父亲的辉煌事业始于殖民者开办的实业、银行：
父亲的发家史，是我家的至爱亲朋、邻里乡亲、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神话。
父亲十二岁上到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做小使，从而学会了英语。之后又到沙俄的道胜 银行和日本的正金银行去做跑外……掌握了俄语和日语。正因为他的这种特殊才能，被 当时长春境内最大的大官——中华民国驻长春的镇守史看中了，选他做了女婿。在父亲 醉心振兴实业的事业中，外祖父为他提供了政治的经济的双重方便。(注：梅娘：《我 的青少年时期》，张泉主编：《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 2页。)
因精于与各国洋人打交道，这个农民的孩子一跃过龙门，跻身殖民地精英行列。英、 俄、日各国争夺政治、经济权利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利用和勾结当地势力，逐步获取 主动控制权，因此殖民势力与当地上层之间既有对抗争夺，也有携手合作：
……金泰洋行(日本商店——引者注)地基是父亲帮助买的，那楼也是父亲帮助筹划盖 的……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所有货品都只收厂价。(注：梅娘：《我 与日本》，张泉主编：《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3页。 )
复杂的环境成就了梅娘的父亲，使得他能够在殖民者之间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应该 承认，父亲借助洋人得以平步青云的经历在梅娘对殖民问题认识的形塑上扮演了积极角 色，何况还有幼年骄人的记忆：
每过农历新年，我总会有件大红的细绒棉衫穿。……上面写着
(日语“尊贵的 小姐”)，这是专门给我的礼物。
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如此，我便打扮得俨然日本的贵胄小姐， 常常被老师、同学侧目相看。(注：梅娘：《我与日本》，张泉主编：《寻找梅娘》， 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3页。)
幼年的梅娘在洋货裹身带来的尊显荣贵中萌生对“洋”本能的好感自然不足为怪。孩 子的虚荣心还在很多方面被拥有洋货的荣耀满足：穿昂贵的西式衣裳、驾着法国郊游车 等等。(注：梅娘：《我的青少年时期》，张泉主编：《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 社，1998年版，第98，102页。)在享受伴随殖民者而来的现代工业产物的同时，它们所 携来的新生活、消费方式，也潜移默化植入梅娘对其代表的文化的想象。
二、内忧与外患哪个是家园破败的罪魁祸首
《蟹》中由于日本大举入侵并清算以往跟俄国势力的瓜葛，靠着“办俄国人事情”发 达的孙家因此堕入恐慌。但当外敌袭来时，是内部倾轧从根底上蚀毁了这倾注创业者艰 辛与豪情的大家园。在危机面前，一家人不是齐结一心共渡难关，反倒各怀鬼胎，唯求 自保。作家悲愤难抑地写道：
外面空气渐渐安定下来……
大家变得更贪婪了，一个小钱都看得比往日一元钱还重。……互相猜忌的心情越来越 浓厚，仿佛谁和谁之间都存了一层解不开的怨恨一样。(注：梅娘：《蟹》，《华文大 阪每日》，(日本)，1941年9月15日第7卷第6期第48版。)
政局更迭引致的动荡慌乱并没有造成家业根基动摇，何况社会上不安的空气很快就淡 薄下去。“事变”只是一条导火索，引起了家庭内以往埋在一团和气下矛盾、怨怼的总 爆发，终致自毁长城。
作品多处表达了来自“营垒内部”的作家对封建家庭的反思。如果把孙家荣辱变迁读 解为民族历史的寓言，那么《蟹》寄寓了年轻的作家深沉的家国之忧，传达了她对家乡 沦陷、国家风雨飘摇的切身感受：民族危亡紧急关头，内部是纷争倾轧、自相残杀，还 是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血脉相连的共同命运掌握在每一个成员手中。
以上分析本着《蟹》初版本做出。与对殖民问题的认识相类，重印修改本似质疑初版 本作者民族立场，有意在家庭内乱上节省笔墨，而将笔锋直刺日本入侵制造的灾难。家 人间矛盾、积怨已久的段落大量删改，日本侵略者的残忍专横、荒淫无道凸显出来。初 版本对家国沦落的深层思考在这里仅仅被归结为中日民族矛盾，而一家人内部矛盾不过 是“贤与不孝”之分，剥离了初版本的思想精髓。
这种简化殖民地社会的多重矛盾、刻意彰显日本侵略者罪恶的主旨在很多作品修改上 体现出来。《傍晚的喜剧》初版本找不到提及日本人占据伪满的蛛丝马迹，而重印修改 本这样解释小六子被送去学徒的原因：
要不是铁道线建什么防护网占了他家的菜地，妈妈是怎么也不舍得把他送出来学徒的 。(注：梅娘：《傍晚的喜剧》，张泉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 年版，第4，12页。)
这是重印修改本新增的关于背景细节的提示，虽未指出占地毁田的祸害是谁，通篇的 暗示无疑指向日本人，民族压迫的主题被推至首位。日本人虽未在这幕闹剧中露面，潜 在的黑手却操纵着出场人物命运，这样苦心孤诣的安排点点滴滴渗透于重印修改本情节 、人物、背景环境各层面。例如，一个开浆洗房的女人可以家里家外骄横跋扈、独霸一 方，原因在于她与日本“太君”有着隐秘的深厚“渊源”：
是呀!王内掌柜，……这前街后巷的谁有你老吃得开。别说小衙门，大衙门——那太君 的大衙门，你老出进也跟趟平地一般。(注：梅娘：《傍晚的喜剧》，张泉选编：《梅 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重印修改本中这段凭空加上的情节显得突兀，这种伤害艺术表现力的改动，在梅娘对 初版本的“改头换面”中亦屡见不鲜。
人物重塑与身份意涵的转变
梅娘修改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倾向：通过角色的重新塑造，赋予人物新的身份涵义， 以图构建或彰显初版本未曾刻意表现的阶级、民族等概念，同时掩盖和抹杀那些看去“ 暧昧”、“模糊”而令今天的她惴惴不安的立场，以表现家国认同上始终的坚定如一。
一、民族、阶级图谱的营造
创作于1939年的《傍晚的喜剧》，收入小说集《第二代》。这是由厨房、内掌柜的屋 里、大街上几个场景构成的一幕“情景喜剧”或“闹剧”。关于“内掌柜”相好的那个 男人的身份，初版本着墨不多，是个名副其实的次要人物，简洁含蓄勾描了几处而已。 他被贬称作“小老唐儿”、“兔子”(注：对娈童、同性恋者的蔑称。)。小六子虽因借 了这男人的光而心存一丝感激，然而身边环境里固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恶意还是令 这个头脑单纯的孩子跟随习俗及自己对内掌柜的惧恨，本能地对其憎厌、鄙视。
重印修改本赋予内掌柜相好的男人富有多重含义的复杂身份，围绕这个次要人物的笔 墨大大增加了。
首先，初版本中未曾有只字片语提示这个人物的民族属性，修改后他作为小六子的固 定指认呈现——“朝鲜师哥”、“朝鲜人”。将一个次要人物浓墨重彩加以特定民族身 份，往往出于作者人物塑造乃至创作意图上的根本性颠覆。果然，作者担心后加的人物 属性不足以聚焦读者视线，终于忍不住跳出来关照读者，于是不惮违反小六子年龄、社 会阅历等认知的可能性，极为突兀地自他口中吐出“朝鲜人是二太君”、“朝鲜人说话 顶用”的“口号”性语汇。小六子想通过师哥恳求内掌柜，不是考虑到师哥是后者的相 好，而是以惊人的洞察力觉悟到朝鲜师哥在民族身份上高于与小六子一样为“满人”的 内掌柜。这是因为，在“伪满”所谓“五族协和”的民族框架里，日本人为最高等级， “肩负”“指导”其他民族的“责任”(注：川村湊：《異鄉の昭和文学》，(日本) ，岩波书店，1990年10月版，第34页。)，是实际的统治阶层，朝鲜人虽然与“满人” 同属被压迫民族，但在处境地位上明显高于“满人”。作家基于建国后被强化起来的国 家民族认识，反观出初版本民族意识的“缺失”，因而在修改中努力构建了一幅“太君 ”日本人、“二太君”朝鲜人、底层“满人”的民族关系图谱。
其次，初版本中遇见人总要躲躲藏藏的内掌柜的相好男人，重印修改本里不但是浆洗 房生意的台柱子，更作为内掌柜一家巴结、攀附日本人的工具，得以在主人家登堂入室 。作为师哥，他与小六子阶级地位等同，是同遭剥削的难兄难弟，同病相怜，互相扶助 要由共同的阶级处境解释；作为内掌柜家在日本“太君”面前的荣身阶梯，一面服侍内 掌柜，一面更惨遭日本“太君”蹂躏，精神与肉体双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味更深 重。
总结上述修改，可以归纳出重印修改本刻意要突出的人物关系图谱，人物构成按照阶 级地位、民族属性可以这样归类：
§按阶级划分：
剥削、压迫者——日本“太君”、内掌柜一家
被剥削、被压迫者——小六子、朝鲜师哥
§按民族划分：
高等民族——“太君”日本人、“二太君”朝鲜师哥
低等民族——“满人”内掌柜一家、“满人”小六子
处于低等民族的内掌柜藉由善于取悦、巴结日本人而攀上高一点儿的地位去，因此一 条街上的人对她又忌又惧；虽为“二太君”，朝鲜师哥阶级地位处于与小六子一样的底 层，不得不接受被日本“太君”欺凌玩弄的命运。他的重要身价体现在两方面：阶级地 位上，作为被剥削者拥有高超的手艺，让内掌柜生意兴隆大发其财；民族地位上，他是 内掌柜一家攀附日本人的砝码、救星、荣身的阶梯。这个重印修改本中几乎凭空而来的 人物代表来自外族以及本民族内部阶级双重压迫的符号，承载着文本改写的主旨。
重印修改本努力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小六子与朝鲜师哥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师兄 弟，更是患难与共的阶级弟兄，因此理应互相怜惜，相濡以沫。同时，满(汉)、朝民族 都处于外来侵略者日本人的统治压榨之下，他们的互助顺理成章演化成(被绑上)阶级情 谊以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的民族团结、共御外辱的民族大义。
然而，小说最初发表的30年代末，梅娘是否已经具备或有意追求这样一种以有意识的 民族、阶级立场关照现实的文学观呢?在一篇访谈里，梅娘回忆她当年的思想状态：
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侵犯了我们的民族，这是由不得我们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占 领的时间要过多久。
我们那时只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只知道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就是说人间事。这些政 治意识都是以后强加给老百姓的。……老百姓已经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还要承担那么 多的民族责任和历史责任吗?(注：邢小群：《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陈晓帆编选：《 又见梅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这段话真切诚恳，“说人间事”概括了梅娘《第二代》时期头脑里一种有意识的创作 指导概念，即“文丛”派倡导和遵循的“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创作理念。但是 ，这种朴素的、出于作家良知的创作理念在《傍晚的喜剧》重印修改本里被作家自己扭 曲、篡改了。与其责备作家失却了本真，不如更多地拷问我们多年来整齐划一、死板僵 滞的文学批评，以及令作家九死一生的政治运动。五七年“反右”开始，历次政治运动 她都在劫难逃，反反复复的政治斗争洗刷，不能不让她或主动或被动地患上了某种“政 治洁癖”。以这样的眼睛审视早年作品，看到了民族、阶级立场缺失的严重“症候”。 不能说梅娘修改作品不包含艺术上更求精湛的愿望，但从实际效应来看，力求“政治正 确”的考虑显然为绝对主导动机。
二、角色重组与身份认同
1938年初，梅娘赴日本留学，至1942年与丈夫柳龙光回到北平，中间除去短时间回到 长春，一直居留日本。尽管如此，“日本”作为被明示的背景经历，只在梅娘少数作品 中出现过，如《侨民》和《小妇人》等。1940年创作于神户的短篇《侨民》流露出殖民 地子民生活于宗主国日本的复杂心理。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周六午后“我”乘坐阪急线 高速电车要到海边去，车上一对朝鲜夫妇坚持要给“我”让座。坐下之后，“我”打量 二人，推测着他们的身份。车很快到站，人们冒着大雨匆匆离去。小说初版本与重印修 改本主旨有天壤之别，而这主要是通过对角色的重新塑造、赋意来实现的。
初版本主人公“我”是做速记的小公务员，乘电车去海边排遣胸中郁闷：
我独自去听海啸，那雄壮的大自然的音乐。雨来我可以躲在那个看守这一带海岸的老 人的小屋子里，他从没有因为我是异国人而歧视过我。(注：梅娘：《侨民》，《新满 洲》，1941年第3卷第6号，第180，181，182，182，184页。)
远离都市，逃到无人的海上去，与其说去听大自然的音乐，不如说是渴望暂时摆脱身 为“异国人”而饱尝歧视的周遭环境。海边小屋遮风挡雨，也象征着主人公向往的心灵 避难所，那从不歧视“我”的老人使孤寂落寞的“我”感受到温暖慰藉。短短两三行文 字里巧妙埋下伏笔，也是理解文本的一条重要隐线。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我”的“国 属”通篇唯一一次提及、出现于不显眼位置的三个字“异国人”，实际上是把握这篇小 说主旨的基础：“我”只承认自己是不同于日本人的一个外国人，而不愿明示出包含复 杂“能指”的殖民地子民“满洲人”身份。把握了这一点，方才能理解作品中“我”对 朝鲜夫妇认同与拒斥交织的矛盾心态。
初版本“我”对朝鲜男子的态度经历好奇—嘲讽—同情—抵触，逐渐演化而又突生逆 转的四部曲。朝鲜男子呵斥妻子给“我”让座，我出于好奇，试图探究这反常举动的缘 由：
也许，我底身边没有另外的女性，刚上车的时候，曾有两位艳装的姑娘和我站在同一 的地方。但她们都用细白的手帕掩着嘴走到车那端的穿着漂亮的衣裳的人们之间去了。 (注：梅娘：《侨民》，《新满洲》，1941年第3卷第6号，第180，181，182，182，184 页。)
身旁的朝鲜夫妇和“我”被“穿着漂亮衣裳的”日本人自然地划入另一类，避之唯恐 不及，还要“用细白的手帕掩着嘴”。小小车厢堪为社会投影，殖民地人在日本的被歧 视、排斥由此细节便昭然若揭。
“我”观察他们的衣着神态，推测朝鲜男子是个刚由劳工升上来的工头，要去送礼巴 结上司。这样揣测着的“我”内心隐隐作痛，因为“我”身份处境与他相同，都是在宗 主国拿着微薄薪水、渴望有朝一日攀到与日本人平等地位上去的弱国子民。朝鲜男子也 显然认“我”做同类，“他刚才就曾被那两位艳装的姑娘投以白眼。……她离他还远， 所以他找我，一个穿破了大衣而没钱再买的人。”(注：梅娘：《侨民》，《新满洲》 ，1941年第3卷第6号，第180，181，182，182，184页。)这对朝鲜夫妇是“我”的镜像 ，不管“我”是否甘于承认，不管他们多么拙劣可笑：
他脸上摆着竭力装成的高贵人常有的不怒而自威的样子，(两手)交叠地放在两膝上， 像日本的最讲究礼貌的女人那样。
女人偷偷地不时地窥看着她底丈夫，笨拙地学着他脸上的形状。(注：梅娘：《侨民》 ，《新满洲》，1941年第3卷第6号，第180，181，182，182，184页。)
讽刺中隐含着作者心酸的自嘲。基于这样的潜在认同，“赠表”以“成全他”、“增 高他底身份”的冲动方顺理成章。藉“成全他”内化而为自己的一种满足：跻身上等民 族、不再蒙受“白眼”或“手帕掩嘴”的待遇又何尝不是“我”渴望的呢?
“我”在朝鲜夫妇身上看到自己，而那个自己是“我”不愿面对、不愿接受的。“我 ”试图摆脱那只让“我”倍感羞辱的手表，象喻了对令“我”被嘲笑、歧视和羞辱的“ 满洲”的抗拒以及摆脱殖民地子民身份的愿望。
这被压抑的渴望于故事结尾处迸发到高潮。电车到站，“我”有意摆出高等身份的姿 态去等汽车，以显示“我与你不同”，拒绝被朝鲜夫妇认作同类：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女人在我身上偷偷地投了一眼。
我特意走向汽车的停车口去，虽然我没有坐汽车的余钱，但我那样做了。我排在许多 穿着高贵的衣服的人列中间。
我并没有完全扭回头去，半侧了脸窥看他们，我看着他狼狈地携了女人转向站旁的小 巷子去。(注：梅娘：《侨民》，《新满洲》，1941年第3卷第6号，第180，181，182， 182，184页。)
但嘲弄他们并未给“我”带来愉悦或解脱，小说在笼罩全篇的压抑阴霾中结束。
《侨民》从“侨民”的角度审视其他国家来的“侨民”，与对方的立场、境遇感同身 受。因同是寄居日本的“侨民”，“我”一方面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 感，另一方面又潜在抗拒这一身份，暴露出“我”的认同危机。隐身入“异国人”、“ 公务员”的“我”有着双重认同：渴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不必被那些衣着艳丽的人鄙 弃，享受朝鲜夫妇恭敬时不必惶恐；试图拒绝但清楚自己无从躲避的与朝鲜夫妇等同的 身份处境。
重印修改本“我”不再是试图隐藏自己身份的卑微而悲哀的异国小公务员，而是就读 于日本华族(日本称豪华大家族为“華族”)学校而时时发出“我有自己眷恋的故土” 的豪迈宣言的中国留学生。朝鲜男子也不再被“我”认作同类，对其鄙夷、谴责、愤怒 控诉的态度一而贯之，摒弃了初版本的转折演化过程。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使“我”反 感，继而认定：“这肯定是个正企图往上层社会攀爬的人，那种被老百姓尊称为‘狗’ 的人。”(注：梅娘：《侨民》，张泉：《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 ，第264，264～265，265页。)“我”既对他如此叱骂，又怎肯与之认同?而男子眼中的 “我”也不再是与他处境相似的弱国子民，而是隶属他极力仿效、百般巴结的上等民族 ：
他误认为我是位华族小姐了，……他不是尊敬我，而是尊敬那统治人类的等级。我鄙 夷他，鄙夷他卑躬屈膝的架势(注：原文如此)，这样把奴行背在背上的人，使我齿冷。 (注：梅娘：《侨民》，张泉：《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 264～265，265页。)
尽管“一样是来自臣属的土地”，“我”的举止多么不卑不亢，认识多么一针见血， 态度多么凛然可敬啊。男子卑琐的奴行只会令“我”不齿，“这种为虎作伥的嘴脸我和 我的同胞是领教得太多了。我真想狠狠地捉弄他一番才称心。”(注：梅娘：《侨民》 ，张泉：《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264～265，265页。) 由往上爬的朝鲜小工头一跃联想到“我和我的同胞是领教得太多了的”民族败类——汉 奸，“我”有着多么崇高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民族立场。为替被压迫者伸张正义，“我 ”设想利用自己伪装的“华族”身份惩治他：送表给他，再讹他偷窃、抢劫，就此断送 他往上爬的路；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故意在他眼前走进等出租车的行列来“气气他”。 同样是计划送表和故意等车两个细节，初版本微妙曲折的心理历程以及其中包含的作家 本人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困扰被铿锵有力的阶级、民族大概念的宣讲而抹煞。
在通篇对朝鲜男子的愤怒控诉之后，作品结尾处作家赶紧站稳立场：“我也和他们一 样是侨民”，摆明“被压迫者阵线”应该联合斗争。但既然“我”从一开始就那般鄙弃 朝鲜男子，斥之为“狗”、“将奴行背在身上”的人，胸中从未涌起些微感激与同情， 甚至赠表的动机也完全出自恶意，那么赘加的立场与认同无法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情感的转换与隐藏
刻意增删和涂改作品中的某些情感描写，藉以转换或掩盖人物“不合时宜”的精神面 貌和思想状态，是梅娘初版本修改中又一特点。
一、并非题外的一段插曲
如前文所述，作为故事背景的日本只出现在梅娘少数作品中，长篇小说《小妇人》里 的日本作为男主人公袁良逃避恋爱纠纷的出路而呈现。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袁良信步 踱到街边的小吃摊前，一个商人模样的日本人主动上来搭讪。这段对话场景在重印修改 本彻底删掉，下文依照初版本录出：
“您是满洲人中国人呢!”
袁良不知道说满洲还是说中国好，他只点了一下头。
“满洲人好!”“满洲人真好。”商人说，卖酒的老头也从他底工作上抬起脸来，带笑 地和了一句：
“满洲人好。”并且仔仔细细地看了袁良一眼。
商人立刻端起酒杯要和袁良碰杯，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他要以这一杯酒算开始，从 现在起来和袁良做朋友。他端着酒杯，用十分热诚的脸色等候着袁良。
袁良也端起酒杯，他只在唇间沾了一沾，那位商人却一饮而尽，看见袁良眼前的酒， 他不满意地，用着不笑的声音说：
“这个不行呀!朋友的不是。”
“我的酒的不行。”袁良说，说完却觉得不是滋味，勉强地笑了一下。
“我正在学满洲话，我要去做买卖，我底表弟在奉天。”商人说，为了怕袁良听不明 白，从怀里掏出小小的日记本来，在本上写了买卖，奉天，表弟等等的字样。
袁良点了点头。
“这是协和，”商人接续着，他兴奋得忘掉了他底酒杯，他一边写着一边做着手势(注 ：原文如此——引者注。)，“这是亲善，我们是兄弟之邦，要像兄弟一样地共事。满 洲人没有力量开发实业，日本人有，日本去开发，这是帮助满洲人。满洲和日本共存共 荣。大家一块吃饭。”
也许他觉得他既说得明白又俏皮，他哈哈地大笑起来，“我去卖大豆，把满洲的大豆 运往世界的各个地方去，这样的大买卖一定要日本人来做(注：原文如此——引者注。) ，日本人有这样的魄力，日本人最公平、正直。”
“是呢!”卖酒的老头插着嘴，“日本人最公平，正直，而且最爱帮助别人。”
……(注：梅娘：《小妇人——异国篇》，《中国文学》1944年第1卷第8期，第22～23 页。)
这段对话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似乎有变节媚敌的嫌疑。作家将其只字不留地抹去也许 正是出于同样的担忧。从已经完成的作品看，这段小插曲凭空而来，与此前此后情节发 展并无关连，它的存否不会对上下文造成影响。既然如此，近千字的小插曲难道只是露 骨地替日伪鼓吹的所谓“日满协和”唱赞歌，因而令再版时的作者不敢面对而索性一笔 抹去吗?
1942年梅娘与丈夫回国定居。北京时期的创作，可以说是矛盾的并置。一方面似乎更 专注于探讨女性婚恋、母职等话题，力图避开国家认同选择，试图将女性问题放在普遍 意义上讨论。另一方面她却始终未能忘情家国。《小妇人》讲述的无非一男多女的恋情 故事，不脱当时沦陷区文坛甚嚣尘上的通俗文学潮流窠臼，但通过这个特定时空中展开 的恋情故事，可以透视出一个沦陷区作家在民族国家认同上尴尬、矛盾的处境。
袁良从关内逃往关外“满洲”，再从“满洲”逃往日本，当被日本人问及出身时，他 “不知道说满洲还是说中国好”。语塞的原因恐怕是突然之间他也辨不清己身“属谁” 了，因为无论在关内的“中国”还是在关外“满洲”，事业与爱情的理想一个个破灭， 留给他的只有伤痛的回忆。面对询问那一瞬间的回顾，做“中国人”或是“满洲人”的 记忆里写满挫败，使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这个极为简单的国属问题。同时，“满洲 ”被日本占领数年，即便是日本平民也在政府煽动性宣传下视那片土地为实现他们梦想 的地方，为日本领属；而1944年前后的关外中国大部分是抗日的战场，置身日本土地敢 于理直气壮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读到这里，身为中国人却不 能、不愿、不敢大声说出“我是中国人”的苦涩、倍感煎熬的内心况味无法不令人潸然 泪下。虽只寥寥数字，却是梅娘全部作品中最令笔者灵魂震撼之所在。
日本商人因为认定袁良是“满洲人”而热心结交他，兴奋地嚷着所谓“协和”、“亲 善”、“满洲和日本共存共荣”。表面看这分明在粉饰太平、讨好殖民者，于是书报检 查官满意的眼角不经意间忽略了作者真实心声的流露：“也许他觉得他既说得明白又俏 皮”，这仿佛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道出袁良对日本商人自以为是的轻蔑和嫌恶。然而原 本学经济的他当初踏上“黄色的大豆红色高粱”的“满洲”土地时怀抱的梦想终究落空 ，面对洋洋得意吹嘘着要把“满洲”大豆销往全世界的日本商人，本为逃避爱情苦恼而 来的他此时此地却不能不生出又一重的民族与自我挫败感。
二、庞杂而混沌的情感冗余
《侨民》初版本通过“我”乘坐电车“小社会”里的亲身经历及一系列心理活动，以 曲笔揭示了身在日本的弱国子民苦涩、悲哀的处境。
有一点冬的余寒，天阴着，阴得沉沉的几乎压到脸上，岛国的特有的潮湿的空气饱和 着过多的水汽，哪儿都是黏的，裸在外面的手臂也仿佛湿漉漉的。(注：梅娘：《侨民 》，《新满洲》1941年第3卷第6号，第180页。)
小说在阴霾窒闷的环境描写中开始，通篇笼罩在这样的压抑气氛之下。阴冷潮湿的天 气里一段落寞的旅行，伴随酸楚的心境。
重印修改本故事展开前篇幅扩大，初版本的孤寂苦涩被代之以明朗开阔。还是黏湿的 早春周末午后，乘上电车的“我”心情却闲适超然得多，有时领略沿路风光，有时饶有 兴味品评身边的日本人：
他们看上去都很从容，似乎时局并没带给他们甚么。尽管他们的子或弟、夫或兄正在 不远的天边进行着征伐。……(注：梅娘：《侨民》，张泉：《寻找梅娘》，香港，明 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1页。)
这里令作者钦佩、不解的从容同样令读者困惑，来自正被这些人的子弟父兄征伐的国 土上的“我”俨然一个局外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旁观甚至好奇地欣赏着侵略者的族类， 似乎时局也没带给“我”什么。
望着那在灰铅似的天空下闪着奇异光亮的水田，我和种稻人一样盼望丰收。稻米多了 ，按人计量的标准就不会缩减了吧!仅管缩粮的措施一时还落不到我就读的华族学府之 上。……(注：梅娘：《侨民》，张泉：《寻找梅娘》，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 ，第261，261页。)
初版本勉强维生的异族小公务员的酸楚无关这个衣食丰足的华族女学生痛痒，后者的 宽厚博爱、悲天悯人对疲于奔波生计的前者来说太过奢侈而不可及。女学生信奉“和平 是全人类的需要，特别是为了未来的一代”，一种无国界的、至高无上的爱。为此，当 把“我”误认作其同胞的日本小妇人请“我”为侵略者祝福时，“我”不但慷慨施与， 而且为自己会“地道的”日本女红沾沾自喜。文本末尾交代“我”去海边的目的——晤 见一位一次大战的老兵，一起品味、宣讲世界和平的重要。初版本的精髓——置身宗主 国的殖民地子民的卑微与悲哀，被一片空洞乏味、有时甚至作者亦不知所云的和平说教 毁灭净尽。
在梅娘全部修改过的作品中，《侨民》一篇无疑是最大的败笔。通篇行文情感不断胡 乱切换，形成一个庞杂而混沌的情感“漩涡”，令读者如堕五里雾。抒情议论常常出离 语境，罔顾角色的特定身份，一忽儿是“中立人”，宣扬和平与博爱；一忽儿是热血爱 国青年，激昂慷慨；一忽儿是无产阶级斗士，爱憎分明。除去脱离历史真实和文学魅力 的空洞叫喊外，小说还不时流露出作家自我炫耀的痕迹：在日本人也要节衣缩食的年代 来自“满洲”富豪家庭的“我”依然衣食无忧；具备一手地道的日式女红；就读令日人 艳羡尊敬的华族学府等等，这些也是作家晚年回忆录里乐此不疲老生常谈的。
三、为谁祝福
梅娘小说取材基本上“不问国事”，但当“女性”无可规避地正面遭遇民族、国家话 语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就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6月，梅娘在《妇女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4月29日对日本广播——为日本女性祝福》(简称《祝福》，下文同) 的署名文章，这篇千余字短文在近年出版的梅娘各种作品选集中从未被收入，似乎已经 被有意遗忘或者抹杀了。为论有实据，这里有必要多引录一些文字。
或许由于个人经历原因，梅娘多年来始终怀有对日本女性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但是 ，在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在作品中一味沉溺于“博爱的女性”幻想，藉女 性的名义纵容、膨胀的，将是怎样的情感呢?
《祝福》一文，正是以“做了母亲”的名义，相信“我”与“贵国的母亲们互相理解 ”，继而利用这个名义，鼓励、煽动日本妇女为侵略“我”的祖国的战争克己奉献。这 里的“我”不但熟知女性之间可以打破民族、国家界限而由另一些共同的纽带——比如 母性、妻性——联结起来，“虽然国度相异，在战争里，我们女性的处境，大抵是相同 的”，而且利用这种联结号召日本女性为其本国好战者效劳：“贡献出你们伟大的劳力 来巩固国防，加强国家的战斗的力量。你们为国家民族担负了这时代的崇高的任务”； “你们在后方的战场上，一定会以大无畏的精神，来克服一切困苦”；“战争是一时的 ，但是女性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是无穷尽的”等等。
梅娘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遭受了胁迫，还是另有隐情?迄今为止没 有任何资料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明。1948年，柳龙光挈妇将雏前往台湾，不久柳独自 返回上海，在赴台北的轮船中途触礁沉没，柳在海难中丧生。1949年，梅娘携二女和腹 中胎儿回到中国。这一段赴台和归国的历史，直接导致建国后梅娘二十多年坎坷的遭遇 。关于当初举家赴台的动机，梅娘近年的解释是，柳接受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任务去台湾 策反蒙古贵族，但这种说法的可信性令人怀疑。一方面，过海执行秘密任务的风险性柳 应该了然于胸；同时，完成任务后柳很快可以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要携带两个 幼女和因怀孕行动不便的妻子一同前往呢?由于可资佐证的资料匮乏，举家赴台的原因 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
如果考虑到《祝福》是赴台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以及4月2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那 么我们就可以从文本本身中找到一些线索。文章标题《4月29日对日本广播》隐含的深 意是很难为今日的多数中国读者领会的，这一天即是文末提到的日本“天长节”，是明 治以后国家制定的四大节日之一——天皇诞生日，“天长”取意天长地久，为君主祈祷 祝福之意。明治以后，从光仁天皇时代开始，“天长节”成为皇室祭祀的礼仪之一，目 的是为日本作为永世的国家祝福。
就这篇文章看，作家此时国家认同上发生的倾斜——倾向侵略者、殖民者一方是极其 清楚的。“国防”、“国家的战斗力量”、“国家民族的”“崇高的任务”，“后方的 战场”，这些词汇的所指，已经辨不清是谁的“国家”、“民族”、“后方”了，读者 可以感受到的，是“我”的，是“可敬爱的日本女性”“诸位”的，是“在战争里，女 性的处境，大抵是相同的”“我们”共同的。
事实上，在当时，包括梅娘在内的沦陷区作家，未必能预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精 神结构发生倾斜，写出配合殖民者的文字，也合乎逻辑。以往过左的政治运动，无视历 史条件的复杂性，根据沦陷区作家一时的动摇、妥协，便否定他们的全部，无疑是偏颇 和过激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历史予以同情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无视历史事 实。复原历史原貌，是同情地理解历史的前提。
结论
现代画家康丁斯基在《艺术的精神性》一书，开卷即言：
每件艺术作品都是它那时代的孩子，也是我们感觉的母亲。每个文化时期，都有自己 的艺术，它无法被重复。即使企图使过去的艺术原则更生，最多只能产生死胎作品。( 注：康丁斯基：《艺术的精神性》，吴玛俐译，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85年9月版，第1 7页。)
文学创作亦然。梅娘的作品——即使其中一些“历史不在”——亦是时代的孩子，烙 印着时代的痕迹。即便某些作品有动摇与倾斜的一面，也不必去为了政治正确而刻意改 写。梅娘在文学生涯中难免有应时之言、应时之作，显露出动摇与倾斜的面相，然而她 的小说主体，还是表现了坚持与反抗，尤其是定居北京以前的作品。在日本殖民的严酷 统治下，这是很不容易的。
殖民地作家，被压迫民族的一分子，在前途难见分晓的时刻出现过迷茫、困惑甚至动 摇，这才是真实的梅娘。在时代转变之际，梅娘不必隐藏、否定自己!我们也可透过阅 读她的作品，回顾国土沦陷的时代，了解沦陷区人民复杂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