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理论要素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
（一）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观
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并非如新古典主义者所言，是一个渐进的、和谐的、乐观的过程，而是相反。首先，经济发展被理解为一个非渐进的和非连续的过程。Rosenstein-Rodan(1966)针对马歇尔尤为赞赏的“自然从不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的命题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一个非渐进的“大推进(big push)”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在某一相对短的时期内，使经济增长达到足够大的规模，“颇有点像发动一架飞机从场地起飞。在飞机飞向空中之前，有一个临界地面速度，必须超过这个速度，飞机才能飞向空中”。在他看来，新古典主义者渐进的发展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无益的，因为“‘一点一点地(bit by bit)’向前推进，在功效上并不能与各个部分相加的总和相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同样反对新古典主义者主张经济发展可以在连续性调节过程中实现的说法。他们从不发达国家供求两方面推导出经济发展的非连续性。就供给方面而言，由于技术过程的某些特点或是因供给方面的某些约束，不发达国家要素市场上的供给曲线往往是非连续的；在需求方面，不发达国家的需求曲线也是非连续的，这种非连续性起源于需求的互补性或不可分性。Singer(1950)认为，经济发展“根本就不是边际增量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变动和全面增长的问题”。其次，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和谐的过程。由于结构刚性的存在，在发展中国家，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如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自动地、逐步而均匀地分配到社会各阶层和各个地域，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和利益冲突的加剧。Myrdal(1956)指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穷国要比富国更加明显”，“在富国，地区间的不平等正在递减”，“而在穷国，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向”。他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扩大地区贫富差距的“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两种力量。在不发达国家，由于扩散效应弱，若让市场力量任其自然，原有的不平等将会更加严重。结构主义者还认为，新古典主义者有关生产要素根据其边际产品价值来偿付，因此收入分配取决于要素所有者提供的要素数量的说法，与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不符。Chenery(1978)认为，“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和劳动成本不能精确地反映其机会成本”，所以，他主张在分析不发达国家时，应当抛弃要素市场均衡的假定。此外，结构主义者不满足于用结构因素来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他们大都倾向于揭示隐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冲突背后的制度原因。在他们看来，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一方面会降低需求弹性，削弱公众购买力，致使市场萎缩；另一方面，又会降低生产要素质量，抑制生产努力，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最后，结构主义者把经济发展看做是一个并非令人乐观的过程。Nurkse(1953)对不发达国家“贫困恶性循环(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的分析指出：不发达国家经济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循环链”。从供给一端来看，循环链表现为：低实际收入——低储蓄能力——资本形成不足——低生产率——低实际收入；从需求一端来看，循环链可表述为：低实际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资本利用不足——低生产率——低实际收入。在这两个循环链所形成的“多种因素的循环群集(a circular constellation of forces)”的长期作用之下，不发达国家无法摆脱贫困落后而处于某种“欠发达均衡状态”。总之，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恶性循环”存在，就不可能依赖价格机制把经济发展的果实通过“涓流效应”扩展到穷人身上。
（二）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
结构主义思路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结构失衡与结构变动这两个方面。结构主义者认为，不发达国家中的结构非均衡状态随处可见。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远未形成，市场分散而零碎，有的市场已经存在，有的市场尚未出现或处于萌芽状态；即使在已有的市场上，价格相对变动对资源配置的刺激作用很小，市场不完全限制了竞争，商品和要素对价格变动反应迟钝，替代能力受到限制以至于无法进行边际调节，“价格机制不能提供可用来指导一个趋向于最适度位置的完全竞争经济的各种信号”(Rosenstein-Rodan,1966)。于是，供求数量向均衡相交点（即市场结清）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供求之间缺口并未填平，而是更加扩大，从而使新古典理论描述的经济体系自动趋向最佳资源配置的均衡无从实现。与这种结构失衡状态相伴随的是诸如供求不足或过剩的状态维持不变，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存在，致使物价上升的运动变得一般化，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进口部门出现能力瓶颈，收入分配不均，国民经济中二元结构广泛存在等等。
结构主义发展思路解释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揭示了在各种非均衡现象背后发生作用的结构刚性(the structural rigidities)和制度刚性(the institutional rigidities)。对结构刚性的讨论集中在对供求缺乏弹性的分析上。从供给方面看，结构刚性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运动表现出呆滞和迟缓，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难以扩张，不能迅速地加以调节以适应需求量的上升或需求变动。在发展中国家，供给结构刚性在农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显得尤为突出。从需求方面看，结构刚性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粮食）的需求缺乏弹性，对进口品的需求也明显表现出弹性不足。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需求的结构刚性是同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水平互为因果的，而对进口品（尤其是资本品）需求的结构刚性源于发展中国家投资冲动和消费需求引起的结构性倾向。制度刚性的主要表现在于制度结构对经济发展不能做出迅速反应和调节，因而使经济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关于拉蒂芳丁制度(latifundio system)及土地租佃关系的论述，Myrdal(1963)对不发达国家存在“硬化的不平等制度”的剖析，均为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分析制度刚性的范例。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阐述经济发展机制的另一环节，是他们肯定结构变动的重要意义，并倾注大量时间与精力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此外，他们尤其看重结构变动。在他们看来，只有巨大的结构变化才能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递增收益和外部经济效应，而这些效应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它们能加速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Singer(1949)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就是一种以递增收益为特征的操作”。
（三）资本形成理论
结构主义者认为，在不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形成，这个问题远比资本配置复杂得多，涉及资本的供求两方面。就供给而言，在发达国家，资本等要素的供给限制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在不发达国家，资本供给是难以获得的，这是因为实际收入的低水平降低了公众的储蓄能力，形成了资本供给的低水平陷阱。就需求而言，由于资本设备的利用受到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因而使投资引诱受到抑制。总的来说，结构主义者一般都把资本形成看做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而对社会分摊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强调，又是结构主义资本形成理论的一大特色。社会分摊资本（亦称基础设施）由公用事业、交通运输设施、水坝和发电站、医院和学校等构成，这类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具有间接生产性，“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那些在其他产业部门中被创造出来的投资机会”(Rosenstein-Rodan,1966)。在发达国家，社会分摊设施早已建成。社会分摊资本是一个给定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可以当做是边际的”(Streeton,1963)。但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社会分摊资本远未形成，任何私人企业家要想投资办厂，不得不依靠自身财力建立起必不可少的社会分摊设施。这样一来，按照Rosenstein-Rodan(1966)的话来说，社会分摊资本的“最低限度规模(the minimum size)”很大，“许多单个投资项目会因为风险太大而无法承担”。还有结构主义者，如Nurkse，有意识地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加快资本形成的具体途径问题。他觉得，在不发达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当中蕴藏着可供国内融资的重要储蓄潜力。若是引导得当，这些剩余劳动力所形成的真实储蓄剩余（主要指粮食剩余）可有效地用于真实资本的积累。但是，为配合资本形成，必须防止消费的“漏出”，削弱那种向发达国家消费水平看齐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的影响。Nurkse(1953)还主张国家应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促成强制性储蓄，但这种强制方式不能以造成通货膨胀为前提。
（四）伪装性失业理论
伪装性失业(the disguised unemployment)是指在人口稠密的经济落后国家，当总就业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劳动从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撤出时，农业总产出未见减少。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这一部分或大部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最早赋予伪装性失业以结构主义理论内涵的学者是Rosenstein-Rodan。他(1984)认定（虽然不是全部）不发达国家中确有50%以上的伪装性失业者存在。他把伪装性失业的概念视为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展理论的基石之一”。继Rosenstein-Rodan之后，其他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将“伪装性失业”做了进一步的引伸。由于各自表述的角度不同，有关这一概念的陈述显现出某些差异。Lewis(1958)的分析强调的是：(1)在不发达国家，熟练劳动相对短缺，这类劳动如同资本和土地一样，会成为经济扩张中的瓶颈，然而，由非熟练劳动构成的剩余人口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数量来说却非常大；(2)剩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否为零或者为负数并不重要，关键是在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上，这种大大超过需求的“劳动供给实际上是无限的”，这就意味着，只要伪装性失业广泛存在，在现有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上，非熟练劳动的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3)在农村家庭拥有土地很少的条件下，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而离去，留下的家庭成员仍然可以耕种好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这意味着剩下的家庭成员只要愿意更卖力地干活，就能维持原有产出水平不变。Nurkse分析的要点是：(1)伪装性失业的存在以农业技术方法不发生任何改进为前提条件，否则，在生产技术改进的条件下，任何时候都会有一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而不减少总产出，那样的话，所推出的并不是结构主义的结论，而是新古典主义的结论。(2)不发达国家的伪装性失业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失业。发达国家的失业是显性的，直接表现为明显的资源浪费；而在不发达国家，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农业国，在人口急剧扩张的同时，技术、资本及可耕地的供给维持现状，致使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降为零。(3)不发达国家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中流行的是家庭分享经济。以伪装性失业形式存在的剩余劳动者，或多或少均等地分享包括边际内劳动产品(the product of intra-marginal labor)和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内的总产品，这个产品总量形成“一口大锅”，家庭每个成员均可在这口锅中取食。Nurkse(1957)认为，剩余劳动的存在必然意味着这部分劳动的边际产品低于平均产品。Prebisch认为，剩余劳动之所以未被吸收，原因在于外围国家“工业不发达，以至于无法吸收剩余劳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将会是更多的伪装性失业”(Prebisch,1959)，“大量的人口被排除在发展之外”(Prebisch,1990)。
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伪装性失业，证明以这种形态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以此来攻击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率理论，进而表明新古典就业理论同发展中国家现实状况不相吻合，这正是结构主义思路的伪装性失业理论的锋芒所在。结构主义者认为，“劳动在所有国家都是稀缺的”这一命题仅仅存在于“新古典的世界里”(Lewis,1958)，它不符合不发达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实际。这里因为“东方的经济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那么静态的环境中动态的人口增长的结果”(Nurkse,1957)。
（五）国际经济理论
结构主义者在同新古典主义者的论战中，推出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命题，讨论了国家间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并且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非均衡的原因。Rrebisch和Singer因同时提出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说而闻名一时。这里仅阐释Rrebisch的推论。Rrebisch(1984)认为，历史上技术进步传播的不平衡不仅促成把世界经济划分成工业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国家，而且引致贸易条件恶化。在他看来，不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可归因于三个因素：(1)中心和外围的需求收支弹性差异，即中心对外围初级商品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一般低于外围从中心进口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2)中心所采取的保护本国初级产品的政策往往会强化这种弹性差异；(3)技术密集性(technological densities)将强化贸易条件恶化趋向。他实际上注重的是技术密集性即技术进步因素。由此，他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工业化的著名论断，即“通过保护而实行的进口替代，可以避免把多余的生产资源配置到初级产品生产中，并将其转向工业生产，从而抵消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
结构主义者攻击新古典主义者有关商品价格和要素收入均等化命题时所做的分析，是结构主义国际经济理论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Singer(1950)指出，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工业发达国家同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造成两类国家在需求和数量方面呈不对称变化趋向，使贸易和投资中得来的收益在两类国家之间分配不平等。发达国家“所得到的是两头（即作为初级商品消费者和作为制造品生产者）当中最好的部分”，而不发达国家“所得到的却是两头（即作为制成品消费者和作为原料生产者）当中最糟的部分”。对于均等化命题，Rosenstein-Rodan(1966)则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他说：“19世纪国际贸易的大扩张既没有导致均等化，甚至也没有带来要素报酬不平等的减弱。”Myrdal(1963)对均等化命题的批评更具火药味。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传统很少注意不平等问题，这种情形尤其表现在国际贸易理论当中。人们所见到的怪事是：“当国际贸易不平等愈益加剧时，……国际贸易理论却在愈发强调不同国家之间要素价格和收入逐渐均等化。”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还否认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增长引擎说”。Nurkse(1953)指出，19世纪的经济发展通过贸易得以扩散，是因为工业中心的进步模式恰巧造成了对进口粮食和原料的需求迅速上升的缘故，但不能由此得出贸易一定能促成经济增长的断言。此外，结构主义者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倾向于长期非均衡。Nurkse(1953)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与长期的或经常性的国际收支困难相伴随，新古典理论刻意描绘的那种“类似于自动机制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则从经济结构深层因素同通货膨胀关系这一角度解释国际收入非均衡的原因。Campos(1966)写道：“由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相以缺乏弹性，增长的任何高涨都将陷入短期的供给弹性不足，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增大进口才能得以缓解”，但扩大进口又将启动通货膨胀，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或加重国际收支困难”。
三、结构主义思路的假设系统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假设系统，由动态非均衡、不可分性和互补性以及非新古典主义理性行为方式这三套假定所构成。
（一）动态非均衡假定
动态非均衡假定由对动态非均衡机制的描述以及有关结构要素和动态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说所构成。Myrdal是描述动态非均衡假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传统新古典均衡理论是一种有关稳态均衡的假说。该假说把社会过程设想为朝向某种状态的推进，在该状态下，各种力量达到了均衡。然而，实际情形往往同这一假说相反。社会系统并没有朝着各种力量处于均衡的那一点推进，而是持续地朝着偏离该均衡状态的方向推进。Myrdal(1963)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某次变动并没有引发起抵消作用的变动，而是相反，引发了起支持作用的变动，使得系统沿着第一次变动的相同方向推进，而且推得更远。”他觉得，这种变动机制使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循环因果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社会过程才倾向于变成了累积性的，并且往往是加速递增的”。Myrdal进一步的推论是：由于上述原因，经济发展才表现为“累积性的而不是均衡性的”，进而导致不平等和非均衡的产生。对于这个累积性的社会过程，如果存在起抵消作用变动的话，那么，累积性效应就会被消弱，甚至会完全中断；但是，即使在偶然的场合出现了使各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的话，稳态均衡假说仍然不能成立，因为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就在于累积性因果关系同时又是循环性因果关系。后一种因果关系，按照Myrdal(1982)的说法，是指“整个系统将沿着一个方向或另一方向运动，甚至可能绕着它的轴心而转动。不存在任何一个基本要素，但任何事情都会引发其他事情。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过程当中存在着相互依存性。通常情况下，看不出有均衡存在”。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有关结构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设，是他们攻击竞争性均衡假设的主要武器之一。结构主义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某种使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若干假定前提不能适用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会导致价格体系不起作用，随之而来的是供求均衡无法实现，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收益相等的倾向也受到限制。具体而言，主义者有关结构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结构主义者通常以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结构与部门变动所产生的差异来解释产生非均衡的原因。Nurkse(1957)认为，“由于供求弹性因产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某些部门自然将会比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由此引起结构性非均衡。(2)结构主义者着力于解释某些特定的结构刚性或部门刚性。同人口增长过快有关的劳动市场二元结构被当做最常见的结构刚性之一，这种刚性致使过剩人口不可能为国民经济中的高生产率部门全部吸收，因而表现在大量的非熟练劳动集中于农业和服务行业。此外，农业、运输、动力和进出口行业被认为是最具刚性的几个部门。农业部门对于价格刺激所做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其他部门，特别是“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产生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Campos,1966)。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典型地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应滞后，还会因投资不足而造成严重的发展瓶颈。由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部门相对缺乏伸缩性，不能有效地在出口部门进行资源再配置以增加出口，致使一部分生产要素没有充分发挥其效用，在该部门刚性持续存在的同时，国际收支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结构主义者强调，正因为结构刚性和部门刚性存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竞争和充分替代弹性、精确预见和无滞后调节等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当代之以结构主义供给约束、弹性不足、信息不充分以及调节滞后等更加接近现实的假设。(3)结构主义者还以某些非经济要素来解释非均衡。他们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把经济分析仅仅局限于某些所谓的“经济因素”的理论传统，认为某些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的“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动乱、灾害等“环境因素”以及被新古典主义者当做给定外生变量(given exogenous variables)或依据条件的那些因素，如资源总量再配置、技术状况等，对于分析经济发展同样是重要的。Myrdal(1963)认为：“那些非经济因素不能被当做是给定的和静止的；当它们做出反应时，通常会以非均衡方式进行。”他相信，只有在分析中引入了非经济因素之后，才能“说明经济欠发达和发达的动态难题”。
有关动态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说，也是动态非均衡假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者认为，某些动态要素之所以会引致非均衡，是因为这些要素扰乱了实现均衡的路径。被他们经常提到的动态要素有外在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时间的作用等等。Rosenstein-Rodan(1966)认为，在投资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全以及存在风险的前提下，能带来规模经济的货币性外在经济(pecuniary exernal economies)以及同教育和训练有关的技术性外在经济(technologicalexternal economies)，“具有相似的扰乱达到均衡路径的效应”，因为这两种外在经济可能是造成“私人和社会净边际产品之间差异的一个原因”，使价格机制发生紊乱，造成“经济可能不一定处在最适度路径上”。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者在动态非均衡假说之下推出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钱纳里等人(1989)认为，动态非均衡假设阐述了资源再配置潜力与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是因为广泛存在的非均衡现象“隐含着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予以高生产率部门以加速增长的潜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潜力可能大于发达国家”。
（二）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
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是结构主义思路假设系统中的第二套假定。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作为假定前提，构成结构主义思路推导环节中的一项起辅助作用的约束性假设。它所设定的是，在经济分析中，某些生产要素或变量不能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单位。它所强调的是，即使要素或变量是完全可分的，仍然有一个最低限度规模的问题，这一规模涉及每个不可分要素或变量的整个单位或若干整个单位。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假定设定有关生产要素、变量及经济结构或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性，从而使经济有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互补性假定的重点在于强调同时性(synchronism)，而不是连续性。
生产函数不可分性的假定由Rosenstein-Rodan(1966)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反驳新古典主义者提出的线性同质生产函数的假定。众所周知，生产函数表示一定数量的投入所能提供的最大可能产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生产函数不可分性则是指投入、加工和产出的不可分性，它们同供给方面有关。在Rosenstein-Rodan看来，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不仅创造了固定收益，而且还创造了投资风险和需求不可分性（互补性）的不完全市场”。他还设法以社会分摊资本来说明生产函数不可分性假定的含义。社会分摊资本是生产函数中存在不可分性和供给方面存在外在经济的最重要的例证。它构成作为整体的一国经济的分摊成本和基础设施框架，并且以其规模巨大和可变成本低为特征。
需求不可分性（亦即需求互补性）假设意味着现实经济中的各种投资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其进一步的含义是：单独的投资项目具有很大风险，而广泛的互补性投资的风险却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单独投资所生产的产品能否找到市场是不确定的。可见，需求不可分性（或互补性）的核心，在于设定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某种关联。Rosenstein-Rodan(1966)指出，在低收入国家，对大多数产品的需求是高度缺乏弹性的，低需求弹性使供给适应需求变得相当困难；在小规模市场上，因需求不能适应供给而带来的风险却大于一个大规模的正在形成的市场的风险。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单独产业中的任何一项单独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往往很高，而不同产业的互补性投资反倒会降低风险。结构主义者称这一现象为“需求的互补性”。Rosenstein-Rodan(1966)说：“现实中，不同的投资决策并不都是无关的，……需求互补性将降低寻找市场的风险。降低这类相互依存的风险自然也就增加了对投资的刺激。”但是，由于小量投资形成的需求互补性将低于合理的最低限度，因此，“存在着一个需求互补性使自身得以显现的最低限度门槛(a minimum threshold)”。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需求互补性中的非连续性”称之为“需求的不可分性”。
Nurkse(1952)对需求互补性假设做了进一步的引伸。同Rosenstein-Rodan一样，他认为产业之间的互补性可使几个相关产业之间彼此成为主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互补性产业相互之间提供了相互支持的市场。在他看来，“这种基本互补性无疑源自人类欲求的多样性”。Nurkse不同于Rosenstein-Rodan之处，在于他在需求互补性假定基础上推出了投资互补性（或不可分性）假设。他指出：“也许惟有通过在一些互补性产业中同时进行投资……资本贫乏地区的资本高潜在收益方能够实现。”
对需求互补性假设做了最广义引伸的是Streeton。他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不仅在人类欲求之间存在互补性，而且在生产要素之间、要素和产品之间、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进口与出口之间、出口与国内生产之间、当前生产与消费同未来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能力与消费之间等等方面都存在互补性，其中尤以消费品的互补性最为重要。他说：“最重要的互补性出现在消费上升的过程中”。他之所以将互补性假说的适用范围推而广之，其用意在于试图以互补性推论推翻新古典主义者有关边际调节的推论。他的说法耐人寻味：“连续调节——这种调节是作为信号与刺激系统的价格机制的主要优点——将因为几件事情同时完成而不是连续完成的互补性需求而不发生作用，或者说，即使发生作用，也将是徒劳无益的”(Streeton,1969)。
Rosenstein-Rodan(1984)指出：“我认为应当把注意力转向需求的不可分性和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上，以使递增收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正因为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被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Chenery(1975)把需求互补性和二元经济一并称为“平衡增长理论的基础”。Streeton则强调不可分性假设在结构主义思路中的重要性。他在对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两种理论做一番比较之后指出，虽然这两种理论都明确地或隐含地主张大规模投资、互补性、外在性等，但只有“平衡增长理论中假定了不可分性”。Streeton实际上是根据是否承认不可分性这一点把平衡增长理论的赞同者纳入结构主义阵营，而把不平衡增长理论的赞同者排除在这个阵营之外。他甚至把不可分性假设作为划分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个阵营的一条重要界限。他说：“在欠发达国家，……不可分性更加突出而边际调节更为罕见”(Streeton,1969)。
结构主义者还从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中推出了重要的政策结论。Rosenstein-Rodan(1958)指出：“不同产业的互补性，提供了赞成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最重要的一套论点。”他主张推行“包括在几个互补性产业中同时实行规划化的工业化”。他尤其主张在社会分摊设施的投资中实行计划化。他认为，有计划地创造一种互补性的产业组合，能降低产品销售不出去的风险；由于风险可以看做是成本，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互补性是“一个‘外在经济’的特例”。
（三）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
长期以来，结构主义者一直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以追求最大化效用（或福利）为中心内容的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抱怀疑态度。结构主义者普遍认为，这一假定实际上是一种以纯粹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假设，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定时期的心理架构为基础。Seers(1963)曾经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它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它是发达的、以私营企业为核心的工业经济的“一个特例”。
结构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依靠从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为出发点，通过从前提到前提的推论，预先设定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公理。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特定国家的特写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也不注意分析特定的社会集团及其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实际动机和行为方式上的特征。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在经济分析中以“经济人”假定来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难题。即便是在建构有关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理论模型时，也往往把经济现实同理论模型等同起来，甚至认为经验的行为方式不会超出同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相符的理想的行为方式。
在结构主义思路的理论框架中，隐含着某种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行为方式相对立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虽然在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当中，还没有任何人将这一假定公开而明晰地表述出来，但这一假定确实隐含地存在着，人们可以从结构主义者的著述中感觉到它的存在。Myrdal(1956)曾经说过，欠发达国家“没有继承理性的传统”。他的这一断言，不妨被视为结构主义者隐含地认为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适合于不发达国家的一个间接佐证。
结构主义思路的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假定，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理论的刺激与反应机制的。概括地说，结构主义思路的这一假定意味着在不发达国家，人们的行为方式普遍地不是以追求效用或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对价格等刺激难以做出灵敏的反应，即使是境遇较佳的农民，由于种种外在约束，所考虑的并非如何使收入达到最大化，而是如何继续维持生存或在维持生存水平上使收入有所增加。这就使得他们在行为方式上难以体现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旨在实现最大化的理性特征。用数学形式表达的“运行良好”的无差异曲线与等产量线、向上倾斜的供给表与向下倾斜的需求表、供给数量及需求对价格变动做出迅速反应等描述“正常”行为方式的各种理论模型，根本无法在不发达国家民众普遍盛行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
早期结构主义者并没有在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及其表现形式的陈述上花费多少笔墨，而是把侧重点放在证明不发达国家人们的行为方式何以表现为非理性的原因。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与制度约束对于个人行为方式所起的作用，并把这类约束解释为造成人们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结构主义者常常以农产品供给和消费模式中的某些行为当典型实例。结构主义者相信，农产品供给对价格变动反应迟缓，一方面是由于这种反应不是依据对货币收入的预期，而是依据生产和销售中的瓶颈状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土地制度中的某些约束性因素致使农产品生产对价格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至于消费方式中的某些行为，结构主义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价格反应之所以不灵敏，是因为某些在特定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社会习惯及嗜好对消费模式起了重要影响，进而使消费者偏好具有某种恒久性，而不容易受价格变动的影响。结构主义者也强调结构与制度因素的作用。在不发达国家，普通消费者支付能力有限，加上“恩格尔律”的作用，使新古典主义者有关消费行为的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偏好相对性等约束条件，以及收入与替代效应等一套解释不适合不发达国家。此外，由于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进一步对不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行为施加了影响。总之，对不发达国家消费者行为方式起制约作用的，不仅有因贫困造成的“收入约束”，还有因消费模式、收入分配不均等带来的“结构与制度约束”。任何个人或社会集团都无法突破这类约束所施加的限制，自然也就无从对价格刺激做出敏捷的反应。
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假定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是结构主义者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函数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函数的主要依据。Rosenstein-Rodan(1966)强调，“生产函数在世界不同地区是不同的”。Chenery(1975)指出，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分析应当“以需求与生产函数的特质以及经济行为的其他特征为依据”。他(1979)甚至考虑了按照结构主义思路来建构经济函数的具体操作，这就是在经济分析中，“至少把经济分解为两个部门”，在这一层面上，“专门的假定才能被引进特定形式的需求与生产函数之中”。
四、结构主义思路的分析工具
结构主义思路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结构分析工具；另一个是制度分析工具。无可否认，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理论分析时，也会兼用新古典主义思路的某些分析工具，但这一点并不是结构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对于结构主义者尤其是早期结构主义者来说，他们总是处在同新古典主义者的论战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更情愿强调结构主义思路自身的分析工具的重要性，以便突出结构主义式的不同风格。
（一）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是结构主义者分析经济发展时所使用的最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概括地说，其主要使命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有关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但仍可归结为两种含义：(1)结构构成是指整个经济的宏观构成，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投资的构成；(2)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在第二种含义的结构分析当中，前者的实例有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对农产品低供给弹性及调节滞后原因的分析，后者的实例有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分析、Chenery的“两缺口”模式以及Singer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生产部门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等等。被公认在结构分析中做出了主要贡献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是Kuznets和Chenery。Kuznets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按产业结构、企业类型、劳动力职业结构、要素份额与收入的规模分布、收入的使用方式、对外贸易比例、经济结构中增长趋势的横向截面分析共7个方面进行了剖析。Chenery则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含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以及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4个方面构成），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在Chenery(1979)看来，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是结构主义思路中结构分析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结构主义者明确地或隐含地指出，在一个国民经济中，经济结构是其中的“深层因素”，而国民经济中的若干因素则是这个经济中各种“表层现象”。“深层因素”不仅使一国国民经济构成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而且也使一国经济发展过程呈现某种内在趋向性。拉丁美洲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Rrebisch把“中心—外围”结构看做是深刻影响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在他看来，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同这一“深层因素”有关。
对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相互关系的论证，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者运用结构分析工具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结构主义者对结构变动(structural change)和结构转换(structuraltransformation)二者做了区分。结构变动被定义为“任何需求或其他经济总量构成方面的实际变动”；结构转换则被定义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Chenery(1979)认为：“经济发展可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它们涉及需求、生产和就业的构成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部结构。总之，这些结构表明了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换。”钱纳里(1987)实际上将结构转换当做经济发展的同义语。在他看来，结构转换也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他说：“结构转换涉及由于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的增长所必然引致的经济和机制结构的一系列变化。”
结构主义者从结构分析中得出了重要的政策结论，这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实行结构改革。主要的结构改革方案包括：(1)设法取消农业中不利于增加生产灵活性的障碍。为此，国家应当款增加对运输业、销售设施、灌溉系统等方面的投资，向农业提供发展贷和技术诀窍，以此作为战胜农业相对停滞的手段。(2)税制应当改革，使之尤其对增加农业生产有利；还应当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以便增加直接税；财产税应相应提高。(3)设法增加供给弹性，使供给反应的调节快于需求水平及其构成的变动；增加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以增加流动性，刺激资源流向应优先发展的经济活动部门。(4)减少出口贸易的脆弱性（指外汇收入不稳定性、贸易条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等），为此，应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
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分析工具足以使其理论范式有别于新古典范式。结构工具作为一种分析技术，其长处在于有助于论证“发展经济学更为关心发展中国家那些可观察到的特征”(Chenery,1979)。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构主义思路理论推论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结构主义思路不像早期新古典思路那样，设法以理论的逻辑推论来证明非均衡不存在和结构变动不重要，恰恰相反，结构主义思路总是要设法证实非均衡的存在和结构变动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证实这两者的存在正是结构分析工具的主要使命所在。
（二）制度分析
对于结构主义的两种分析工具来说，要划分出结构分析的外延并非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若要划分出制度分析的外延，却不那么容易。在判断制度分析的外延有多大的问题上，结构主义者众说纷纭。这里以Myrdal(1982)的说法为依据，他认为，“即使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经济问题上时，我们的研究也必须考虑整个社会制度，包括对于经济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所有其他一切：首先是社会的权力分配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面及所有的制度和态度”。
毫无疑问，制度分析工具在结构主义思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新古典主义复兴”到来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使用制度分析工具成了判别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应归于哪一种思路的一个重要标志。制度分析工具在结构主义思路中的主要功能大体上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分析制度因素的构成，对制度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运行机制的描述，以及有关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在应用制度分析工具尝试建立制度因素指标体系方面，Kuznets是首开先河者。他(1966)认为，“除了经济结构之外，不发达国家还具有独特的非经济特征”。他所提到的非经济特征包括人口格局、政治结构和文化特征，其中政治结构显然属于制度分析意义上的制度因素。他列举了包括最高政府的稳定性，立法机关充分有效，执行部门强而有力，政党之间重大的或适度的利益联合，互不相关的组织之间（如家族之间、血统之间、民族之间、宗教组织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有限的或微弱的利益联合，宪法的政治地位或领导权等21个指标在内的政治因素指标体系。Kuznets还将他所列举的有关指标同发达国家相对照，以解释这些指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含义。他还讨论了政治稳定性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很清楚，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经济增长。”但Kuznets并没有一味强调政治稳定性，在他看来，“政治结构过于稳定通常导致缺乏灵活性或反应迟缓，它可能和政治结构太不稳定一样，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过于灵活也“可能和录活性不足一样对经济增长有破坏作用”。这是因为“轻易对经济变动做出反应而没有考虑它所带来的成本”势必会带来不利。
Adelman和Morris(1967)试图就社会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她们总共设计了39个社会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因素的指标，并将这些指标同人均收入水平和变化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发现当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社会力量”对经济发展产生主要影响，而当处于高水平时，“政治因素”更为重要。
着力于描述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之间的运行机制，是结构主义思路的制度分析工具得以应用的另一个领域。Kuznets(1966)指出，经济结构同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制度结构之间在某种运行机制存在，因此，应当重视“一个机制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使得经济增长过程变得相当复杂”。他还进一步描述了经济结构和制度因素之间运行机制的“链环”。他（1985，中译本）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经济结构改变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影响”，在产生这一影响的过程中，“开始的链环是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但随后的链环则是发生在更广阔的和非经济的领域，虽然在某种进一步的阶段中，其变化又会回复到经济影响上来”。
通过论证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解释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结构主义者进行制度分析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Lewis认为，不能把制度变迁看做是经济变动惟一的和首要的原因，制度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也能够引起经济变动，但他同时又承认，制度变迁能引起经济变动。他（1990，中译本）指出：“制度对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在肯定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的前提下，Lewis接着阐释了制度因素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他（1990，中译本）说：“制度可能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有可能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从时序关系上看，当经济增长开始时，制度会越来越表现出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并且因此加强引起增长的力量；但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制度将变得不利于增长。经济增长一旦启动之后，将会动摇旧制度，并创立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相应地，新的社会集团将站出来，拥护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反之，当增长停止时，适应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将不再适用，此时，支持维持现状的权力集团将会出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局面。他指出：“制度为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而调整的过程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早期结构主义者在阐释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多半把重心放在分析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内部和外部障碍上，即前文中提到的“制度约束”或“制度刚性”。Myrdal提到殖民制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在“经济飞地”的存在，在阻止先进的生产技术不向外界扩散的同时，以相对低的工资从当地招募工人，使得该国无法推行旨在促成经济平衡增长和创造收入分配均等化的经济政策。Nurkse明确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特权集团所进行的摆阔性挥霍浪费，会降低一国社会平均储蓄率。另外，由于土地所有权在某些国家是炫耀社会地位、特权的手段，致使相当一部分储蓄从工业和贸易部门流出而用来购买地产，从而阻碍资本形成。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Furtado(1958)认为，“依靠国民收入增长的需求发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要素所决定的。”
结构主义者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1)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实行的制度改革。Myrdal主张实行激进的制度改革，以便为更大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服务。他还论述了贪污腐化的流行如何损害经济增长的问题。(2)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应当兼用多种学科分析方法的思路。Lewis认为，鉴于在经济发展中，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诸因素各自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那种试图依据某种心理变动的发生来解释经济发展问题的新古典式的分析方法过于简单。Myrdal(1982)指出，“即使当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经济问题上时，也必须是整体的(holistic)。”至于“整体的”是何含义，Myrdal在另一个场合做了解释。他说：“如果经济分析想要成为现实的分析，它就不得不对所有有关要素加以论述”，他(1963)甚至认为，“一般经济理论将不得不成为社会理论”。
五、简要的评价
若是将早期结构主义思路和早期新古典主义思路二者做一对比就会发现，结构主义理论范式恰好弥补了新古典主义范式的某些不足；早期结构主义思路在某些方面的缺陷恰好反衬出新古典主义思路的长处。结构主义思路在理论建构和政策结论上的主要缺陷可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1.理论框架过于松散。由于早期结构主义思路“是在观察与新古典体系发生偏差的现象中建立起来的”(Chenery,1979)，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远不如新古典思路那样严密。结构思路的各主要假定前提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其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结构思路中若干重要的推理环节如外在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等在结构主义思路框架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在早期结构主义文献中，人们很难找到论证这几个重要环节相互关联的较为完善的理论模型。造成结构主义框架过于松散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思路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这一点必然体现在以这种方法为逻辑起点的理论框架上，正如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这一思路所有理论建构上的缺陷都同演绎法有关一样。第二，早期结构思路难以将其用数学化形式表达，原因在于这一思路的假定前提、分析工具及推理环节尚未达到足以能建构数学模型的程度，尤其是在规范化方面有诸多不足。
2.缺乏理想的微观基础。如果有人把早期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称为一种宏观理论，大概不会引起人们的非议。事实上，这一思路的经济发展理论确实是一种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更像古典经济学。毫无疑问，早期结构主义思路有着比新古典思路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这一点成了结构主义思路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的重要例证集中体现在结构主义者使用弹性这一术语上。众所周知，弹性概念在早期新古典主义者那里被当做分析工具使用，并且是微观的。结构主义者将其借来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例如，在Chenery所从事的对包括替代弹性不变的生产函数的估算当中），或是把它用于推理环节（例如对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的论证中）。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结构刚性”和“制度刚性”这两个术语，实质上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问题在于，弹性也好、刚性也好，由于结构主义思路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致使弹性在整个框架中找不到它应有的位置。
3.政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结构主义者所倡导的经济政策，牵涉面太广，包括计划化和工业化以及各种结构与制度改革的方案。就内容而言，这些政策方案无疑是很好的，但就可行性而言，却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不少结构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Olivera(1992)认为，“结构主义学派的主要弱点，可能在于它所开出的政策药方上”。Streeton(1984)则指出，结构主义者犯了过于简单化的毛病，“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匆匆做出结论说，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不认为国家应当把市场作为计划化的有力工具，把价格作为政策的有力工具而结合起来。”
结构主义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优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滚滚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浪潮面前，结构主义者意识到其假设结构过于松散、缺乏严密性及数学形式化表述、没有坚固的微观基础等缺陷。他们在愈益增多地吸收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同时不断加固其自身的理论范式框架，并显现出向新古典范式靠拢的倾向。加固其理论范式的工作主要由新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所从事。Bardhan(1984)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那些往往被看做是结构约束的一个给定部分的制度”，如农业中的分成租制及联锁要素市场(interlinking factor market)等，力图在制度分析前提下加固结构主义思路的微观基础；Taylor(1983)致力于用数学工具建构宏观经济学模型，以表明“结构主义思想也能严密地表达出来”，Bacha则努力完善结构主义思路的国际经济理论，深化“两缺口”模型与不平等交换等问题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的结构主义思路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同早期风格有紧密联系的某些领域（如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合作制度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贪污问题及种族冲突问题等）以及至今仍然是结构主义思路所擅长的分析领域（如土地改革、收入分配、结构变动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重新审视了早期结构思路的理论文献，发现其中有不少“已经被忘记但却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令人吃惊地激发出许多解释”(Krugman,1995)。归纳近年来文献中重新评价早期结构思路理论贡献的论述，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198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Murphy、Shleifer和Vishny合作，用数学形式化方法重新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加以严密表述，结果表明，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能在那些对工业化进行投资的厂商中创造出外在经济，进而“将大推进解释为一次推动坏的均衡向好的均衡移动的工业化”。三位学者的研究证实，在早期结构主义思路中已经包含了有关在外在经济条件下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新一代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多重均衡”概念，实质上就是本文中论述的作为早期结构主义思路假设系统中最主要假定的动态非均衡假定。第二，有关递增收益和非凸性。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强调递增收益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的讨论。尽管流行的看法是由于Buchanan和Stiglitz在1977年合写的论文中，从分析垄断竞争角度找到了“向递增收益回归的入口(Buchanan and Yoon,1994)”，因而促成后来的新增长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问世。然而，Stiglitz本人(1992)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早期结构主义思路已经找到了“将外在性和非凸性吸收进来……的一个视角”，而“使用包含非凸性和外在性的模型使得建构多重均衡变得容易起来”。Krugman虽然近年再次宣布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亡的结论，但他在肯定早期结构主义思路（他称其为“宏大的发展理论(High Development Theory)”所做的理论贡献这一点上却与Stiglitz相一致。他(1995)的看法是：Rosenstein-Rodan、Lewis、Myrdal、Nurkse等第一代结构主义者“通过货币性外在经济将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观点转变为总量层次上的递增收益”，因此，可以认为早期结构主义者实际上“用几种途径已经预见到新派的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切削刀”。Krugman(1995)甚至承认，早期结构主义者提出的“非传统论题……事实上确认了在竞争性均衡模型中所忽略了的某些重要的可能性”。第三，启发当代经济学家创造出新的理论术语。当代结构主义思路主要代表人物Bardhan(1993)，早期结构主义者使用的“货币外在性”被引伸为“市场协调经济(economiesof market coordination)”，Rosenstein-Rodan的部分观点被引伸为“经济中的合作失效(coordination failures in economies)”以及地区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中的“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此外，有的学者还推进了早期结构主义者提出的“互补性”和“累积因果关系”等概念的探讨。
时至今日，当发展经济学再度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时，人们越发感觉到老一代结构主义者对这门学科所做的重大贡献。可以预料，随着时间推移，结构主义思路还将给人们新的启迪，其中会有更多的宝贵思想被人们发掘出来并赋予新的内涵或做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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