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黎黎[1]2004年在《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异化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大力筹措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银行行为既适应了经济体制交替的需要，推进了我国经济总量的发展，也实现了自身规模的扩大。随着商业化不断深入，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银行间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各自利益的竞争。但是我们会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在竞争过程中逐渐偏离了竞争主体的经营目标，呈现经营低效的异化特质。实践表明，银行的行为可以制约甚至改变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因此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首先以国有商业银行一般经营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指出在竞争的环境中，国有商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由于银行经营的产品是服务，所以国有商业银行一般通过规模效应、范围效应、结构效应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那么，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符合此规律吗?本文在第二部分采用时间归纳法，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历程分为竞争的叁个阶段，第一阶段竞争发生在1984—1997，经营行为体现为机构人员扩张；第二阶段竞争发生在1997—2001，经营行为体现为金融创新；第叁阶段竞争发生在入世后，经营行为体现为改制上市。在每个阶段，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初衷，呈现异化(Dissimilation)的特征。 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如何规范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使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们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在最后一部分首先赞同现有的前沿对策，即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方面来纠正其异化的行为。最后，本文作者大胆地提出建立银行网络联盟组织和6-Sigma银行流程再造的构想，希望能更加有效约束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
张永刚[2]2006年在《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关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一是探索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介入的理论依据与发达国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二是考察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与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关系;叁是考察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绩效与作用,实证考察结果表明政府行为的异化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问题的根源性因素之一;四是揭示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异化的表现形式;五是设计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现实选择;六是在前面研究基础上对南京市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的行为表现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上述的研究分析与结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并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具体的研究结果及政策建议如下:1、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政府行为表现出了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政府行为的缺陷。2、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宏观环境不优和城市商业银行经营体制弊端两大因素造成的,深层根源分析表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其中的政府行为的异化所致。3、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行为异化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度;二是政府管理城市商业银行的职能不清、手段落后;叁是政府没有为城市商业银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4、为促进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政府行为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的正确定位和现实选择应是逐步退出直接主导,转为政府间接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和推动作用。
李国庆[3]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丁伟国[4]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与合作金融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交织缠绕在一起时,更成为世界关注的难题。处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历史和现实矛盾复杂突出的背景之下,本研究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入手,系统分析我国合作金融发生实质性“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重建的制度安排。 首先,本文对合作及合作金融的有关概念加以明确,并着重对合作制及合作金融所体现的深层次的条件、背景、制度和原则加以表述,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村金融组织的主要形式,以此为基础为以后的研究做出规范和界定。合作金融组织虽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发展,理论研究却并不充分。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基础的探析,以规范研究的方式探讨农信社产生的历史根源,寻求在中国农村体制转轨过程中具有效率选择的比较优势。 其次,本文主要对我国及国际农村合作金融进行详细介绍和比较分析,包括演变、现状、组织形式、结构体系等。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得出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与功能的缺陷的结论。重点针对合作金融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模型化研究,指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异化与错位的现实,并通过对产生此情况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推导出合作金融变革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在国内,本文以原创“结构-功能互换”假说提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链条的重新定位和业务重建的理论思路,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本文就我国转型时期的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分析现行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模式,提出可供选择的叁种理论模式:规范化的信用合作制模式、一级法人制的合作银行模式、分散化的商业银行模式。本文将重心放在了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探讨上,针对我国经济转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提出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思路与业务转型建议。 上述研究成果,是在我国正处国于体制转轨阶段、市场体系亟待发育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改革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取得的。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对于完善合作金融理论体系、推动转型经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黄建欢[5]2006年在《制度与SCP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证券公司连续出现行业性亏损与普遍违规经营，这类问题和现象促使我们思考其制度成因。为研究制度与证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制度与中国证券业SCP(市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关系为观察对象，对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证券业的实践进行考察和研究。 本文先对有关理论和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述评，接下来第叁章以传统SCP分析框架为基础，从长期变迁角度对中国证券产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发现证券业市场结构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着。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本文分别考察了制度对证券业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发现制度对中国证券业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等具有决定性影响。论文还总结了制度影响证券业结构、行为和绩效的主要机制。第七章的进一步综合分析显示，制度影响证券业SCP的机制由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共同组成。综合来看，制度对中国证券业SCP整体的影响主要有叁个方面：第一，制度提供环境基础(外生的博弈规则)和内生的策略选择；第二，制度是SCP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第叁，制度削弱了SCP叁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作用，使结构和绩效之间不再互相决定。随后本文将重点转向考察证券业的市场行为与绩效对制度的影响，中国若干重要证券制度变迁的考察和博弈模型两个方面的分析显示制度具有内生性。论文还继续探讨了制度内生性的原因与表现，分析了各个利益集团对证券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影响，并从制度的供需和均衡等方面归纳了证券业SCP影响证券制度的主要方面。 鉴于政策等制度因素不是简单外生于产业组织之外，而是与SCP之间存在重大和紧密的互动影响，具有内生性，本文还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传统的SCP分析框架，构建出一个立体式的金字塔型分析框架，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进行产业组织研究。 根据前文对制度内生性以及SCP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特别是考虑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八章提出：要促使中国证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制度创新应是主要途径。其中，在避免重大制度缺陷、减少制度漏洞以及形成制度硬约束等几个方面值得重点注意。
吴玮[6]2011年在《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行为研究》文中提出银行监管问题历来是经济学、金融学关注的重点。近20年来,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资本监管制度成为各国银行监管体系的核心。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颁布,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市场纪律叁大支柱为基础的全面风险监管框架开始形成,资本充足率的计量方法也更加科学,更具前瞻性,资本监管的国际标准迈上了新的台阶。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学术界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以资本监管为切入点,探讨资本监管制度对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与企业发展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资本渠道”(Capital Channel)。“资本渠道”侧重从银行监管的层面,以更微观的视角分析宏观经济、银行行为与企业发展等,充实了理论研究的框架。近20年来,国外学者围绕资本监管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施资本监管制度的时间较晚,严格来说,我国真正的资本监管制度始于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以下简称《办法》),距今只有6年的时间。我国的资本监管标准与国外差距较大,资本监管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我国加速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通过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资产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为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创造了条件。根据监管当局的安排,我国的大型银行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相关要求,有理由相信,随着新资本协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国际资本监管标准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资本监管制度的建立与监管措施的改进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支持,相比之下,我国学术界对资本监管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还很少。出现这一问题,一是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实施较晚；二是微观数据的缺失为开展实证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2007年中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要求各商业银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接受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监督。在银监会指引的规范下,近几年,各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陆续披露了年报信息,这为我们研究中小银行的行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通过银行年报信息及其他数据库,本文共收集了175家商业银行1998-2009年的财务数据,使用大样本数据研究了资本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本文主要针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研究：第一、以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为标志,我国新一轮的资本监管制度已经实施了6年,6年来资本监管制度的政策效果如何?本文分别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行为与风险承担行为出发,检验了我国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第二、最低资本要求实施后,资本对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了约束效应,本文分别从信贷行为、中间业务发展与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这叁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约束机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本文具体章节的安排及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章是导论。分析了“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行为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在国内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给出论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对银行进行监管的理论基础。文章以金融危机的演化为线索,总结了危机导向型的银行监管理论。作者认为,这种理论是把银行监管纳入到传统的政府管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去,忽略了对银行本质属性和银行经营特殊性的把握。基于此,文章从银行脆弱性、风险性、传染性及银行监管的公共性等方面分析了引入政府监管的必要性。第叁章主要介绍了银行监管制度的一般框架,分别分析了存款保险制度、机构准入监管、业务准入监管、市场约束等银行监管制度对银行的影响,并介绍了我国的相关实践。此外,文章以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为主线,详细分析了资本监管制度的特征,总结了我国实施资本监管制度的历程与经验。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从银行资本补充与风险承担的角度检验了我国资本监管制度的政策效果。文章构建了资本补充与风险承担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发现：资本监管压力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正相关,与风险承担负相关,监管压力较大的商业银行补充了资本水平,降低了风险资产比例；而监管压力较小的资本充足银行则提高了风险资产的比重并表现出一定的资本减持。分区间的子样本检验结果显示,2004年《办法》出台之前监管压力对银行的资本及风险行为影响有限,资本约束机制尚未形成,而2004年严格的资本监管措施出台之后,监管压力督促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降低风险资产比重。分规模的子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资本监管压力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行为的影响也不同,资本约束机制主要对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等小银行发挥作用,对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约束作用有限。第四、五章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以2004年《办法》出台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监管制度有效提升了银行资本水平,约束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资本监管制度取得了预期的政策效果,资本约束机制开始形成。从第六章开始,本文研究了资本约束对我国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第六章主要研究了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受数据限制,国内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信贷扩张领域,本文拓展了研究范畴,从贷款规模、信贷扩张速度及贷款结构叁个角度系统分析了资本约束效应。对银行贷款规模的研究发现,2004年《办法》出台之后,资本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持有具有显着性的约束作用,商业银行会依据自身资本水平调整资产结构,资本充足银行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贷款比例较高；而资本不足银行则减持风险资产,贷款比例下降。但是资本对贷款规模的约束效应在2004年《办法》出台之前并不存在。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研究发现,2004年《办法》出台前后,资本水平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不同。1998-2003年资本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并无显着的约束作用。而对2004-2009年银行信贷行为的研究发现,更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银行“监督成本”的存在使得资本水平对银行借贷行为有显着影响,在资本约束下,资本不足银行纷纷下调了信贷扩张的速度,资本充足银行则提高了贷款增长率以追求更高收益。此外,资本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作用还存在一定的“序贯性”,在2004-2006叁年缓冲期内资本监管压力对资本受约束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于8%低于10%)更为有效,这类银行的贷款增速显着下降；而2007-2009年资本监管制度正式实施之后的叁年内资本监管压力则对资本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8%)产生显着的约束作用。对银行贷款结杓的研究发现,资本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配置具有显着的政策引导作用。2004年《办法》实施之后,商业银行会依据自身资本水平及面临的监管压力不断调整贷款结构,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商业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消耗高、流动性差的贷款,信用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上升,个人贷款的比例下降；而资本水平较低的商业银行由于面临较大的监管压力,持有了更多资本消耗低、流动性强的贷款,研究发现,资本不足银行发放了更多的个人贷款,而信用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则下降。第七章研究了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影响。对我国147家商业银行2004-2009年中间业务收入的数据研究发现,资本监管后,最低资本要求并未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正向激励,资本不足银行并未调整业务结构,增加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与之相反,文章发现,商业银行资本水平与中间业务收入正相关。资本水平越高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比也越高。现阶段最低资本要求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引导机制尚未形成。此外,分规模的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资本水平及监管压力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对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的效应尚未显现。因此,如何改进资本监管措施,有效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未来监管当局亟需解决的问题。第八章研究了资本约束下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问题。对2004-2009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数据的研究发现,尽管目前监管当局放松了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准入限制,但是城商行在选择跨区域经营时仍有自身的考虑,文章发现,现阶段进行跨区域经营的银行大多是规模较大、资本水平高、资产质量好、市场势力强的“好银行”,多数小银行并未进行跨区域经营,我国城商行在选择跨区域经营战略时表现得较为理性。此外,文章在解决了跨区域经营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之上,比较了跨区域经营战略的优劣性,对跨区域经营银行与本区域经营银行的比较发现,跨区域经营战略能起到分散银行风险的作用,跨区域经营带来的“共同保险”效应要高于由此而来的“代理成本”,但尚无证据表明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目的在于追求规模的快速扩张,由于我国城商行进行跨区域经营的时间较短,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绩效的促进作用也尚未显现,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最后,文章选择了参与跨区域经营的银行作为子样本进一步分析跨区域经营程度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文章构造了贷款分散指数,控制了总分行间的距离因素,研究发现,虽然与本区域经营的银行相比,跨区域经营的优势尚不明显,但是在内部比较来看,跨区域经营程度较高的银行,其信贷扩张的速度显着提高,风险水平也明显下降,从跨区域经营的程度来看,跨区域经营战略的作用正日益显现出来。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扩大了商业银行的样本范围与数量,使用大样本数据研究了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一直以来,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国内对资本监管制度的研究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以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大型银行为样本,忽略了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小型银行的研究。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会出现样本选择问题,估计结果可能有偏差,而且样本数量偏少也使得研究结果很难令人信服；另一方面,与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及农村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营业范围、政策扶持及融资约束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力求将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纳入到研究对象中,对资本监管制度的政策效果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得出更为全面、可信的结果。其次,在大样本数据的支持下,本文比较了资本约束下不同类型银行的行为差异,解释了大小银行行为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对不同规模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的政策建议,为监管当局进一步改进监管措施提供了经验证据,这是本文的另一大创新之处。最后,本文拓宽了现有研究的范畴,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受数据限制,国内之前对信贷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信贷扩张领域,本文拓展了研究范畴,从信贷规模、信贷扩张速度及贷款结构叁个角度系统分析了资本约束效应。除此之外,本文还围绕着商业银行业务转型、跨区域发展等热点话题,实证检验了资本约束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影响、探讨了资本约束下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发展问题,这些研究在国内都属首次,填补了国内文献空白。
石汉祥[7]2004年在《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成因、效应及治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时下,国有商业银行重组改制上市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为了国有商业银行能够达到境内外上市标准,今年元月国家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中行和建行补充资本金,7月又相继批准中行和建行发行次级债,并对两行2787亿元人民币可疑类贷款进行了剥离,这些举措提高了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低了不良贷款率,相信两家银行上市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但是,重组上市并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最终目标,建立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本文在全面分析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现状、成因、效应进行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治理策略,希望能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有所启发。首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行了国内外比较。在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现状进行分析过程中,主要从资产风险、资本金管理、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管理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描述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表现:不良资产占比高,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抗风险能力差;资产运用效率低,资产盈利能力差;流动性管理不足,资产流动性差。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制度性、结构性、累积性、隐蔽性、风险收益不对称性。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风险意识不强,管理不到位;风险管理基础薄弱、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风险管理发展方向:风险管理内容由单一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过渡,风险管理重点由“存量风险”化解向“增量风险”防范转变,风险管理目标由管住风险向“为股东创造价值”过渡,风险管理技术由浅度度量向模型深度度量方式过渡,风险管理组织—由层级管理向垂直管理过渡,风险管理机制由资本粗放管理向资本精细化管理过渡。其次,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从产权代理关系、上下级代理关系、银企代理关系叁个层面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现行的产权代理关系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具有多重性,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异化、经营目标虚化、激励约束不足。上下级之间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导致代理效率损耗、内部人控制和代理成本外溢。银企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加上二者产权同质性,加剧了银行贷款的道德风险。再次,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通货膨胀效应和通货紧缩效应进行了分析。主要运用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理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等理论分析研究两种效应的形成
卢阳春[8]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揭开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序幕。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外部条件推动和本国宏观经济调整的内部因素诱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虽然这些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内容有所差异,但都是通过金融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来降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都是将国内银行业的民营化作为其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化改革必然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国对制度转轨和改革的知识存量的有限性,并且基于“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应具有高度的审慎性这一命题,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作为金融核心的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滞后的。当金融自由化、银行民营化浪潮席卷全球时,国内经济学界也展开了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本文以制度变迁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质的揭示,发现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不是政策设计所能够完全左右的;没有认识到,或者是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正是既有的关于该问题的诸多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混乱的原因之所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力图揭示在我国一直以来的金融垄断和金融抑制环境下,民间资本逐步进入银行业现象的制度基础和制度变迁动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均衡的分析方法描绘出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路径,并探讨既有变2迁的制度绩效、变迁过程中的金融努力现象、金融努力的约束及异化问题和未来变迁的路径和风险防范。从理论意义上来看,本文的研究不仅通过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案例检验了现有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假说,还从该案例中提炼出一些新的理论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来考察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问题,揭示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现象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理论上的混乱,使得相关的政策建议更具有参考价值。Ⅱ本文研究的思路是通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既有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博弈均衡和供求均衡分析),揭示出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对既有制度变迁的得失进行规范分析,最后得出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及风险启示。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整个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然后依次介绍了论文研究所使用的理论工具、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制度变迁理论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因此本文对转型期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过程的研究是以制度变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展开的。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变迁的分析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进行的,因此本章首先对国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既有成果做了一个简单的述评,以找到本文理论研究的起点,并指出了后面各章将使用的主要理论方法。另外,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变迁过程始终是处于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的,而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变迁又是处于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之中的。它们相辅相承,相依相存,不可割裂来看待,因3此必须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相关制度变迁放在中国金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样才能真实地体现出该制度变迁的根源、本质特性和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关联性。因此在对国外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回顾之后,本章又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事实的理论解释做了一个简单回顾。第叁章,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制度变迁的均衡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的产生做了一个简单的考察,并确定本文研究的对象仅仅是转型期的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将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安排放在制度的“需求——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系统地考察,分析转型期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制度需求与供给状况,并着重研究该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是如何引起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的,最后得出本章的结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常态,而制度均衡就象帕累托最优一样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各种因素在不断变化,使得制度总是以非均衡的态势存在,这种非均衡的态势正是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制度从…→非均衡→均衡→非均衡→…的持续运动过程,而制度非均衡的轨迹也就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轨迹。转型期
刘涛[9]2017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对运营绩效促进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差异化战略是国际银行业竞争的制高点,也是我国银行业竞争力培育的必然趋势。作为我国银行业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差异化战略引入和实施中应肩负重任。但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仅意识到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性,未能将差异化理念成功地转化为差异化行为,在实施中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远未形成规范的战略体系,严重阻碍了差异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的滞后主要表现在如下叁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无法区分优势差异化策略和劣势差异化策略,导致在实施中缺乏轻重缓急;二是缺乏对优势差异化策略的合理突破方法,导致差异化战略久不见效;叁是同一地区不同银行机构之间在差异化实施中缺乏经验与技能的借鉴,导致各个银行机构的差异化能力均在低水平徘徊。基于这种现状,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思想,通过资料收集、初始编码、轴心编码、理论编码等方法,构建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体系,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分解为八个具体的策略,继而构建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对运营绩效的促进效应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甄别了优势差异化策略与弱势差异化策略。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优势差异化策略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的解析,随后比较性地检验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功能差异,不仅提出了优势差异化策略的深化方法,也从提出了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差异化战略的相互借鉴方向,从而为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借鉴。基于以上的工作,本研究的创新性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基于扎根理论的思想,通过初始编码、轴心编码、理论编码等方法,构建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体系,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分为八项具体的差异化策略:差异化战略导向、客户数据库建设、市场细分、市场差异化、产品差异化、分销渠道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和银行形象差异化,从而为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框架。第二,揭示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的微观机理,区分了差异化策略的有效性,发现了优势差异化策略,指出了若干策略的不足,从而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具体改进策略。研究发现:差异化战略导向、客户数据库建设、产品差异化、分销渠道差异化和银行形象差异化等策略对银行运营绩效产生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其中,差异化战略导向和分销渠道差异化的效应最强;市场细分、市场差异化和服务差异化对银行差异化绩效没有产生现实性的促进功能。差异化战略的改进策略包括:①继续发挥差异化战略导向与分销渠道差异化战略的优势功能,确保差异化战略实施的正常进展。②持续改进客户数据库建设、产品差异化与银行形象差异化策略的一般性过程,为差异化战略的改进创造条件。③深入分析市场细分、市场差异化与服务差异化的功能缺失的不利因素,为差异化战略的全面改进奠定基础。同时发现:在差异化环境下,固定资产规模和差异化战略年限对银行运营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而从业人员规模对运营绩效存在着反向的影响。第叁,深入揭示了优势差异化策略对国有商业银行运营绩效各要素的微观促进机理,发现:客户数据库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内部流程的优化、学习与成长的增长;产品差异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学习与成长的增长;分销渠道差异化的主要目标是内部流程的优化、学习与成长的增长;银行形象差异化的主要目标是顾客绩效的改进、学习与成长的增长。检验结果为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理论借鉴。第四,比较性地检验了四大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优势和不足,发现:工商银行差异化的优势在于数据库建设、市场细分和产品差异化,不足在于分销渠道差异化和服务差异化的功能缺失;建设银行差异化的优势在于数据库建设和分销渠道差异化,不足在于市场细分、市场差异化和银行形象差异化的功能缺失;农业银行差异化的优势在于数据库建设和市场细分,不足在于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和银行形象差异化的功能缺失;中国银行差异化的优势在于数据库建设、服务差异化和银行形象差异化,不足在于市场细分、市场差异化和分销渠道差异化的功能缺失。检验结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的相互借鉴提供了理论支持。
罗楠[10]2013年在《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为了加快国际化步伐，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与趋同，于2006年2月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中最显着的变化、最大的亮点就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适度运用。然而，正当我国适度引入公允价值会计的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公允价值会计运用的适当性引起了理论界、实务界和监管机构的激烈争论。目前，我国处于新会计准则的试水阶段，政府和监管机构需要经验累积，市场和企业需要时间适应，加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各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质疑，种种形势表明公允价值会计的相关研究十分必要且迫切。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企业的相关利益方通过签订和履行各类契约达成和实现交易，而契约的设计很大程度依赖于会计信息，公允价值计量方式的引入又改变了传统历史成本计量方式下会计信息的涵义和列报方式，具有顺周期效应，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企业行为异化理论”的引入又将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与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异化行为相联系，探求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导致的企业行为异化对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和股利契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全文总共分为九大章节，从基础研究、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四大板块就研究主题做全方位的探索。基础研究板块包括第1章和第2章。开篇第1章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简要陈述并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概括了主要研究内容，构建出研究框架，并提出了主要创新点。第2章从公允价值准则体系建设和应用历程的角度，回顾和梳理了公允价值在美国会计准则体系、国际会计准则体系以及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公允价值在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中的具体运用情况及应用特征。理论分析板块包括第3章和第4章。第3章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阐述了企业契约理论、会计信息质量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理论、股利分配理论、企业行为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第4章是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机理论述，主要立足于对核心要素和重要关系做理论探讨，是后续几章系统性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路参考。实证检验板块包括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是整篇论文的核心，分别研究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薪酬契约、债务契约、股利契约有用性。笔者遵循机理分析，假设提出，实证检验，结论分析的思路，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1）薪酬契约有用性的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具有显着的相关性，且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系数与对经常性损益的敏感系数几乎等同，甚至在稳定性检验中高于经常性损益的敏感系数；当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显着相关，而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时，两者不存在相关性；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不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企业里两者显着正相关。企业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趋向于有限理性，规避了利用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盈余管理手段，没有出现薪酬契约异化的行为。2）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分析得出：就企业的整体负债规模而言，经常性损益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高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短期债务契约注重解决流动性资金问题，其债务要求短期内偿还，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短期债务规模呈正相关关系；长期债务契约着眼于长期投资，偿付周期较长，银行风险更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长期债务规模不存在相关关系。企业认为银行能够识别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特殊性，并不具有盈余管理空间，所以在总体债务和长期债务契约中中没有出现债务异化的行为，短期债务契约可能因银行的约束放松而有债务异化的倾向。3）股利契约有用性的研究结论显示：我国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较低，上市公司的分配意愿普遍较弱；总体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显着正相关，且反应系数与经常性损益相似，在稳定性检验中则小于经常性损益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反应系数；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不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企业里两者显着正相关；对于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不相关，而对于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两者显着正相关。企业股东比较理性，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利用公允价值会计信息进行盈余管理，所以没有出现股利契约异化行为。政策建议板块为第8章。本章在前述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运用情况以及我国经济特征，从完善企业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和股利契约叁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笔者就全文主要观点及研究结论做了总结，并针对文章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后续研究的计划。本论文的主要特色和创新如下：1）现有研究成果忽略了企业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会结转入“投资收益”科目，而这类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减少不是真正的利润损失这一事实，或者认为技术上无法规避该噪音干扰，笔者做了数据筛选和相应的稳定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2）充分考虑到我国转型时期的各种经济体制特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差异，由大股东持股比例多少带来的股权集中度高低程度，以及不同贷款期限的借款合同做分组剖析，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相关结论。3）首次引入企业行为异化理论，关注了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所能提供的盈余管理空间，是否会导致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和股利契约的异化行为。
参考文献：
[1].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异化的实证研究[D]. 丁黎黎. 中国海洋大学. 2004
[2].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张永刚. 山西财经大学. 2006
[3].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4]. 转型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D]. 丁伟国. 东北林业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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