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安全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候变化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曾预言：在温室气体排放的负面影响之下，全球各国家和民众势必会遭受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乃至致命疾病的威胁。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逐步恶化，这一预言越来越接近于现实。目前，人类尚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或科技解决方案可以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使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实施“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那也难以扭转大势所趋。此外，人类在降低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方面依然没有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不仅如此，全球气候变化（如永久冻土层融化后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沼气）不仅没有产生明显的良性循环效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不利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成倍增长。因此，未来30年之后，全球气候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对此人们最好事先有所准备。
事实上，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地缘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取决于该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气候变化的程度。虽然气候变化会令大多数国家和族群遭受影响，但富裕的国家和族群通常更具应变实力。例如，对于一个能够储备和疏浚解决额外降雨的国家来说，降雨量的增加未必是坏事；对于一个缺乏土地管理法规或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土壤侵蚀无疑是灾难的根源。
虽然IPCC的研究表明，全球高纬度地区的温度增长率将接近全球平均温度增长率的两倍，但大多数位于全球低纬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国家依然难以逃脱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即使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依然会引发或加剧食物短缺、水稀缺、破坏性气候、疾病传播、人类迁徙或者有关自然资源的纷争。这些独立存在的危机一旦相互交织，便会产生更大的危机：水资源短缺会导致食物短缺，由此引发相关资源的争端；资源争端进一步推动居民迁出，从而诱发其他地区的食物短缺。
由于上述恶性循环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各国决策者必须竭力防止因气候变化引发任何“多米诺骨牌式”的恶性连锁反应（如食物短缺或疾病蔓延）。故此，本文着重探讨了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恶性连锁反应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
移民
在大多数富裕而技术先进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其国内移民迟早会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IPCC的研究显示：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热带气旋的强度会越来越大，美国沿海地区的居民会因此而迁居，这一气候变化无疑会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之下，许多美国居民不得不选择永久迁出沿海地区。
不仅如此，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气候变化也会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墨西哥北部很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由此产生的移民潮将通过疏于防范的边境而涌入美国。无独有偶，加勒比地区60％的人口居住在岛屿上，这些岛屿长年来备受暴风雨、海平面上升以及政治局势紧张的困扰，由此产生的移民潮通常会将美国作为首选的避风港。
大多数迫于气候变化而迁徙的移民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移民潮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许多迁入国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精英的流失还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时候，移民不仅会引发国家间争夺资源的战争，甚至还会扰乱国家或地区内的文化、民族秩序。本文认为，迫于气候变化而迁徙的移民将会对南亚、非洲和欧洲等三个地区构成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
南亚面临的移民压力远胜于全球其他任何地区。IPCC指出： “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沿海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地区非常容易遭受海水倒灌或河流倒灌的侵袭。”南亚，孟加拉国的受灾程度最为严重，例如由季风引发的破坏性水灾以及其他灾害、冰河融化、孟加拉湾的热带气旋，以及海平面上升所导致的水质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
目前，孟加拉国的人口已高达1.42亿。据预计，该国人口将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增加将近1亿。随着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因素的恶化，孟加拉国的居住环境将愈发恶化。一旦大批孟加拉移民向内陆地区迁移，移民与内陆地区居民之间争夺稀缺资源的态势很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动荡。至于那些迁往南亚、欧洲和东南亚的移民，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地的政局趋于紧张。
随着孟加拉湾海平面的缓慢上升，原先居住在小岛上的将近400万人不得不迁往印度，其中许多人最终可能会在印度定居下来。
孟加拉的移民凸显了南亚地区许多充满争议的边境和领土问题（例如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从而激化了该地区的紧张政局。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边境问题已经引发了两国间明显的政治摩擦：美国入侵阿富汗时，数百名塔利班和圣战组织的成员纷纷逃往孟加拉国。印度为了抵御孟加拉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侵扰，已于2007年在两国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长2100英里、高2.5米的防御工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兼中央情报局分析家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撰文指出：孟加拉国极有可能变成“基地组织”新的落脚点。气候变化不仅会恶化社会经济环境，催生极端的伊斯兰政治集团，还会提升环境的危险指数，一旦上述这些不利因素聚合在一处，极有可能引发地区或全球性的危机。
遗憾的是，南亚并未针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反而借此要求国际社会增加在南亚许多开发项目上的援助和投资。据世界银行预计：南亚将40％的海外开发援助和财政援助用于遭受和有可能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项目。结果，南亚国家往往在将要干涸的河流之上建设水坝，在频频遭受洪水侵害的沿海地区种植庄稼。
此外，捐赠人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和回应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短缺，例如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水资源私有化，这一倡议很可能导致农民难以继续承担由此提升的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扩大当前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状态，从而恶化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矛盾。
例如，尼泊尔“冰湖溃决”引发的洪灾（水浪甚至高达15米）不仅摧毁了湖泊下游的居民区，还影响到了周边的水坝、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近年来，尽管尼泊尔投入数百万美元建设水力发电站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依然难以根治洪灾。长此以往，这个贫弱已久的国家不仅无力维持和平局势，而且也难以继续安抚数以万计持不同政见者。此外，尼泊尔毗邻充满争端的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印边境，一旦尼泊尔陷入严重的社会或政治混乱，难免会波及整个南亚地区。
迫于气候变化而迁徙的移民也对整个非洲产生了影响，尤其对尼日利亚和东非地区构成了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从国内层面看，尼日利亚的农业人口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服务纷纷迁往城市，这不仅凸显了该国中央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压力，也暴露出其在控制领土和边境方面的不足。
尼日利亚即将陷入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之中，比如干旱、沙漠化与海平面上升。每年将近1350平方英里的领土退化成沙漠，许多农民和牧民被迫离开家园。据IPCC预测：尼日利亚首都拉格斯将在2015年之前遭受海平面上升的侵害。随着非洲人口的高速增长（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3／4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移民的迁移规模以及移民对该地区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影响都会相应增加。例如，加剧利益相关者对尼日尔三角洲石油资源的争夺与纷争。迄今为止，“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尼反政府武装组织）已经通过一系列武装袭击、破坏活动以及绑架事件迫使该国的石油产量减少了25％。作为全球第八大石油出口国与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石油产量的波动不仅会改变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还会影响到未来数十年全球各国的能源战略选择。除了“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尼日利亚还必须着手应对东南部比夫拉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
由于东非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施政不力，众多政治纠纷悬而未决，因此该地区很难抵御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未来30年中，东非的降雨量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冬季降雨量增长5％－20％，加剧了该地区的水灾和土壤浸蚀；夏季降雨量减少5％－10％，提高了该地区出现严重干旱的几率。东非40％的国内生产总值与80％的国民收入来自于农业，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无疑会导致数百万人陷入困境，并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例如，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已经导致当地农田和草原的大面积沙漠化，达尔福尔的农民与牧民为了获取仅存的耕地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种族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下，这场土地纷争竟然演变成了21世纪人类历史上首次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遗憾的是，冲突并未就此而中止，反而进一步蔓延到了乍得湖地区以及中非共和国。与此同时，索马里和其他贫困国家依然在困扰着整个东非地区，而“基地组织”则在东非频繁活动。一旦更多的东非国家被气候变化推向崩溃的边缘，该地区很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或圣战主义者的避风港。
尽管大多数非洲和南非居民最初只是在国内或本地区内迁移，但随着国内或本地区食物、饮用水的持续减少，以及围绕稀缺资源引发的争端的相应增加，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和南非人不得不选择迁往国外。因此，许多穆斯林选择移民欧盟国家，这无形中不仅恶化了欧洲现存的社会问题，还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穆斯林的疑虑。
西欧国家的移民大多数是穆斯林。穆斯林移民在欧洲人口的比重已经接近5％，其中大多数居住在法国、荷兰、德国和丹麦。据预计，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将在2025年翻一番。如果气候变化促使更多居民从非洲和南亚移民海外的话，欧洲穆斯林人口将会更为可观。
穆斯林移民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欧洲的稳定？这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融入欧洲社会。不过，这种融合进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例如，2005年巴黎郊区贫民的骚乱以及欧洲本土恐怖分子的袭击，都不同程度地令许多欧洲人担心和怀疑欧洲穆斯林与穆斯林移民能否真正融入欧洲社会。对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而言，即使是一次小规模或并不成功的恐怖袭击，就很可能在欧洲引发反移民运动。
如果反移民运动形成一定声势，那么欧盟的凝聚力就要面临严峻考验了。目前，欧盟各国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导致政府难以有效地对移民（包括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进行监督或规范。例如，2005年西班牙特赦了60万非法移民，并允许其继续居住在西班牙境内。此后，迁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非洲移民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2006年，至少有2万非洲人试图以危险、非法的方式移民欧洲。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欧盟已经采取了特别措施。例如，组建边境快速反应小队。虽然非洲人、穆斯林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推动生育率很低的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欧盟过于宽松的出入境管理和模糊的移民政策的确亟待改进，否则很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政局紧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欧盟不继续支持移民政策，转而加强出入境管理，那么欧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将会相应地放缓。
中东的水争夺
气候变化引发的水资源稀缺会造成全球性的动荡。例如，非洲国家的大批移民迁往有水资源的国家或地区，这很可能激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或政治矛盾，发生在达尔富尔的争端已经牵动了整个中东地区。
一旦相邻国家因水源稀缺而直接发生争端，那势必会改变其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秩序。尽管未来30年内各国尚不太可能为了水资源而动武，但再过30年的情形就充满未知数了。
与石油资源相比，水资源并不具备全球战略资源那么高的经济价值。即使一个国家通过军事行动切断对手的水资源，或者保护本国的水资源及基础设施免遭破坏，都不会获得人们预想的战略优势，除非这个国家能够控制全球的水资源。因此，当前各国依然积极地通过技术和政治方式来解决缺乏水资源的问题。
在水资源短缺与人口爆炸并存的中东地区， “水政治”就显得异常的复杂，水资源问题时常与政治、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从地缘角度来看，约旦河关系到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等国的水资源，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则直接影响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但是，中东地区75％的水资源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由此中东的水资源问题就显得更加棘手了。即使中东各国之间没有历史冲突或积怨，面对如此特殊的环境，该地区也难免会出现紧张的国际关系。
一旦中东爆发水危机，土耳其的地缘价值反而会得以增强。土耳其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源头，是中东唯一不依赖区域内水资源的国家。尽管土耳其的水资源并不充裕，但至少不会在未来的30年内因气候变化而面临严峻的水危机。
其他中东国家由于依赖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不得不对该地区的气候变化采取更为审慎的应对措施。土耳其正趁此机会推行其倡导的“东南安那托利亚计划”。依据该计划，土耳其将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修建22座水坝和1 9座电站，预定于2010年完成，届时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水量将会减少。不仅如此，一旦土耳其切断水源，叙利亚的供水将减少40％，伊拉克的水源将减少80％。
土耳其正在逐步将水源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尤其是处理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双边关系。1990年1月，土耳其为了彰显其实力曾一度切断了叙利亚的水源，并将幼发拉底河水引向阿塔特尔克水坝附近的一个水库里。土耳其还因叙利亚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而扬言切断叙利亚的水源，甚至切断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水源。虽然叙利亚已于1998中止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但伊拉克的混乱局面终将迫使库尔德工人党在中东地区另寻可靠盟友。
以色列已经极度缺水，而且缺水的形势将会愈演愈烈。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000立方米，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底线。预计至2025年，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将不足500立方米。此外，以色列抽取地下水已经造成中东重要蓄水层和河流逐渐干涸与盐化。以色列的许多水源均处于政治矛盾复杂的地区。1／3的水源来自于戈兰高地，另外1／3的水源则源于横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山脉中的蓄水层。
以色列必须与土耳其保持特殊的友好关系，比如与土耳其签署一项水资源交易协议，将土耳其的水资源直接船运到以色列。尽管这难以抵消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对以色列水资源的压力，但至少可以加深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在以色列遭遇短期水资源供应不足或禁运时帮助以色列渡过难关。
在从戈兰高地获得水资源的问题上，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利益时常是互相冲突的。虽然双方均意识到任何和平、可持续的解决戈兰高地问题的方案均需涵盖一项水资源共享协议，但这涉及直接从加利利海获取水资源和最终划定边界的问题，两国曾于2000年进行过相关谈判，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东地区的水问题总是与人口增长交织在一起的。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中东与北非的人口将在未来的50年翻一番。在中东地区，缺水地区的人口增长总是最快的，例如巴勒斯坦地区。在约旦河西岸，饮用水不足已经导致食物短缺与失业，当地居民争夺水资源的小规模暴力冲突至今不绝。随着该地区水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人口增长与暴力冲突难免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