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实践发展，推进经济学研究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研究》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可喜可贺！60年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从封闭型经济走向了开放型经济。《经济研究》作为全国经济类导向性学术刊物与时俱进地引领着中国经济学研究持续深化，取得了学界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以探讨和揭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运作机制和利益关系为己任。这决定了：第一，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经济实践。不同的经济实践，因各种具体条件不同有着不同的内在规律和运作机制。离开了经济实践，经济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既失去了生命活力，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第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经济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偏离了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忽视了经济机制的内在逻辑，不重视协调好相关的利益关系，经济实践将发生南辕北辙的现象。第三，经济实践在发展变化之中，这决定了经济学也还在发展深化之中。这是经济学生命活力常在之源，也是经济学研究之幸。虽然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算起，经济学研究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河相比，经济学也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不论是在国际经济领域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和困惑的现象有待进一步研讨。 由于西方国家较早步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了产业革命，西方经济学家根据本国或国际经济实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探讨，所以，迄今经济学理论中的绝大多数原理来自于西方国家。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大致有六种情形：第一，揭示或解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性经济规律和经济机制，从而，不论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如何，这些原理都是适用的。这些原理不胜枚举，它们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体部分。第二，根据西方国家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理论，随着实践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可能不再适用了，也可能仅在实践条件依然存在的国家或特殊场合才适用。例如，农产品价格的蛛网理论，在农产品期货市场机制、互联网机制和政府财政干预机制等条件下，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又如，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适用于贵金属货币条件下，在信用货币且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它的适用性已明显变化；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常常发生相反的现象。第三，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舍去了过多的现实条件或者过于简单地将研究对象抽象为单一性，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状况严重不符。例如，贸易平衡理论舍去了国际货币机制同时又忽视了国别具体情况(资源禀赋、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等等)的差异，因此，难以解释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再如，西方利率理论忽视了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和央行利率之间的差异性，将各种利率合为一体，引致理论分析的差误和与实践不符。第四，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以其研究立场或研究角度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在从另一个立场或角度看，有失偏颇。例如，公司治理理论过于强调股权投资者(即股东)的权益诉求，忽视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公司高管人员等)的权益诉求。第五，一些西方经济理论是不彻底不充分的，但在传播中成为某种业界和社会共识。例如，从货币乘数中推出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理论，忽视了央行获得法定存款准备金后的运作；又如，西方有关发行本币对冲外汇占款的理论，忽视了央行可以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机制和发行债券(或央行票据)等机制来对冲外汇占款。第六，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西方学者杜撰出来的，缺乏实践的验证。例如，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财富效应等。这些理论研究的情形，一方面说明了随着实践条件的变化，经济研究还有众多可供深化的理论探讨空间；另一方面，说明了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一个有条件的理论，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将有着与本国实践相符合的创新性经济理论问世。 以改革开放为先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打破了西方国家最优经济模式的神话，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新的启示。2009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了要总结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提炼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形成。经过多年研讨，迄今中国经济学从理论起点、具体内容到学科框架依然缺乏基本共识，不少人认为形成中国经济学的条件尚不成熟，一些人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范畴和逻辑都还严重欠缺。在方法论方面，中国经济学是遵循马克思以史论结合为基础的演绎推理、西方经济学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通论思路、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为线索的以史带论的实践思维还是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特点分论结合方式，也尚在探讨之中。尽管如此，有一点可能是清楚的，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否则，就不是“中国经济学”了)，也不能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更不能只讲中国的事不讲人类几百年(乃至未来)经济发展中的普遍性原理，应该像马克思和众多经济学经典作家那样，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的发展，既提炼出具有共性的经济学原理(包括概念、范畴和逻辑)，又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实践结果。显然，在这方面经济学研究依然任重道远，也许还要有几代经济学人的共同努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在内涵上有着许多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机制和效应，再加上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影响和中国尚在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过程中，这必然使得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复杂，也更具挑战性。以中华文化对经济学理念的影响为例，西方经济学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基点，强调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行为选择都建立在私利基础之上；与此相比，在中华文化中虽然也重视利益机制，但它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基点，强调以仁者之心待人，人们在本源上有着向善求善的欲望和追求，有着为他助他的内在冲动和精神。在经济机制上，西方经济学强调充分竞争，将竞争对手视为与其对抗的敌对方，期待将其打败(甚至消灭)而后快；与此相异，中华文化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应贯彻市场竞争规则，但同时也应重视对手方的合理权益及其诉求，“和为贵”，和能生财，因此，可视竞争对手为合作方、互利方，可合作共赢。在运作规则上，西方经济学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结果是优者生存；与此不同，中华文化虽然也重视争优机制的激励效能，但它建立在多元世界多元主体基础上，将优胜者视为样板和先行者，主张运用优胜机制激励他人，通过相互学习和互帮互带机制，争得共同发展和世界大同。显然，在中国文化渗透下，经济学理念从而命题将有着重大调整变化。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在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考虑到长期发展和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等众多复杂因素而做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谋篇布局。经济新常态，第一，新在规则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既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又明确提出了要依法治国、完善国家治理结构，这将引致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实质性变化。第二，新在发展理念的完善。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第三，新在经济调控目标的调整。在稳中求进的背景下，中国将更加注重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率，弱化对经济增长率的简单追求，提高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程度，提高国内国外经济的协同程度。第四，新在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以创新为基本动力，改变简单的要素投入方式，从数量型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型集约式增长。第五，新在经济结构调整导向的抓手明确。一方面积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继续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优化投资结构，以财政资金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有效推进PPP模式的创新和展开。第六，新在对内对外开放的联通互动。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既推进国际经济理念、操作规则和运作模式的调整完善，又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毋庸赘述，经济新常态运行和持续发展将给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