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蓉芳[1]2001年在《论经济沙龙的情境沟通功能》文中认为本论文试图以“财富沙龙”为观察点，将经济沙龙所创造的沟通情境置于大众传播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从当下的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和大众媒介的生存环境来阐释其创办及风行背景；从传者、受者、传播方式和传播的内容等方面对其情境沟通功能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并从媒体整合和社会资源整合等角度具体揭示它给传统报业带来的生存机遇；同时，对经济沙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予了透视性的思考。从而得出结论：尽管经济沙龙并非是一种绝对理性、自由、平等的公共空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构建了一种相对理想的沟通情境，为传统报业整合社会资源、进行跨媒体发展，从而优化生存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徐闻[2]2011年在《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商谈民主,出现了大量关于商谈民主的理论,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者,如约瑟夫·毕塞特、伯纳德·曼宁、乔舒亚·科恩、梅维·库克、卡罗林·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博曼等。西方政治哲学迎来了“商谈转向”。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商谈民主理论的大师——提出的“理性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论”,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商谈转向”的代表性理论。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商谈民主论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它是当代西方社会民主理论与实践所发生危机的自觉理论反应。依哈贝马斯之见,当代社会是多元复杂的社会,其社会整合不可能通过构建某种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或者其他别的精神规范来解决,只能由系统整合来完成,而政治系统是实现系统整合的主要力量,它通过将社会整合付诸于每个意志自由者的自愿契约行为,让人们理性地选择在社会中结合起来的方式,形成建制化的社会团结形式。由此可见,当代社会的主要整合方式只能是尊重自由选择权的民主方式。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状来看,组织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是现代复杂社会优先选择的民主范式。组织多元主义放弃规范性要求,从经验主义出发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现,并以此来联结自由主义的规范与事实,把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变成行政权力对全社会进行的导控问题,政治国家不再是“民主国”,而成为“行政国”。这样,放弃规范性要求,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就无法化解政治合法性难题；关注政治控制力,又无力提供具有高度共识的公共政策以便有效地调控社会。如此一来,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合法性匮乏”和“导控匮乏”的双重压力。当代民主理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回应这种挑战的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背景的经济学民主理论。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济学的民主理论“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前提下主要关注合法化过程”,它把民主过程理解为个人出于利已考虑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体偏好通过投票式选举和政党竞争而被“加总”为统一的社会偏好。基于“理性人”假设和“个体偏好可以量度假设”似乎能够精确地建立描述民主过程的模型,但“合理选民悖论”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击碎了经济学民主理论的美梦,它在遭遇“合法性困境”同时,又陷入“规范有效性悖论”之中。与经济学民主理论不同,以系统论为背景的社会控制理论则把重点放在政治权力循环的输出端,它主张专家政治,把民主过程理解为自主创生的政治系统对社会的导控活动,要求由通晓社会控制技术的专家借助自己对系统运作的精专知识来实施维护系统合理性的管理职责。哈贝马斯认为,系统理论的专家政治,把政治导控置于政治系统运作的内在逻辑上来理解,切断了交往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内在联系,消解了民主的规范意义,结果,在陷入“事实有效性悖论”的同时,又放大了“导控匮乏”难题。当代西方民主理论陷入这种窘境,说明其理论范式转换势在必行。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论应运而生。哈贝马斯从广泛的实践哲学脉络中为自己的商谈民主论奠基。基于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哈贝马斯通过对意识哲学范式的解构以及对主体性模式的批判,发现了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内在于交往行动中的交往理性的存在,交往理性旨在为复杂社会的整合提供具有正当性和普遍性的社会规范,为政治社群有理性的运作和互动交往奠定基础。交往理性支配下的交往行动,是交往者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实现出来的。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意在探究交往的技巧与能力,证成一种交往资质理论。依照这种理论,成熟的交往主体必然具有以言语行为有效性要求来反思地对待自己行动的能力。当交往主体进行交往行动时,所有交往行动都必须满足可领会性宣称、真实性宣称、真诚性宣称和正确性宣称四项有效性要求。交往行动满足这四项有效性要求,交往就进入了“理想的言谈情境”。“理想的言谈情境”是“完美讨论的条件性规划”,是“自由和公共交往的条件”,它决定了任何人没有垄断真理的特权,真理性共识只能通过平等而理性的沟通达成。在哈贝马斯看来,为求得真理性共识的交往必须回到实际的生活世界中、与生活世界建立直接的联系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他将生活世界视作相互理解的背景、视域和话语交往的场域。唯有在生活世界中,透过对话与论辩,我们才能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发生关系,统合叁者以便整合出合理的有效性要求。总之,生活世界提供了认知真理、社会团结、自我认同的来源。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扩大交往理论的伦理意蕴,发展出话语伦理学,从道德维度上对交往所遵循的规则、范式进行检视,从而为理性生活方式奠定道德基础。话语伦理学提出的“D原则”(话语原则)和“U原则”(普遍化原则)既不涉及对话中的实质内容,也不预设任何特殊理论(如正义原则、基本人权、宗教戒律等等)为对话的前提,只不过提供出一个理想沟通的平台,让持不同意见者进行理性的论辩,以较佳的论据与理由来说服他者,凝聚共识。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任务,与交往行动理论和普遍语用学并无二致,其指向在于重建关于理解和理性交往的普遍条件。交往理论为商谈民主论奠定了哲学规范基础,商谈民主论就成为交往理论向实践领域辐射的必然结果。在交往视域下,交往理性、商谈原则和交往权力成为用交往理论及其衍生理论(话语伦理学)解释商谈民主问题时起到“搭桥”作用的思想要素。交往理性取代实践理性,在实践哲学中占据基础与核心地位。由于交往理性具体指明了“自我与他者的行动条件”,在它之中蕴含着伦理的话语交往及商谈的政治与法律之基质。在明确了后世俗时代“一般行为的正当化与特殊道德规范的正当化之间的界限”前提下,话语伦理学的D原则被重新表述为商谈民主的“商谈原则”。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充分行使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通过建制化的立法机制形成“合法之法”。之后,商谈民主论引入交往权力,以其制约行政权力,保证实际运作的政治权力接受商谈原则的驯服,把国家的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奠基在公共舆论、价值观念和个体利益之上,如此一来,唯有由交往权力决定并经过商谈过程的立法活动才是合法的。在完成将商谈民主理想落实为民主实践之路径考察之后,商谈民主模式的建构进入哈贝马斯研究视野。哈贝马斯首先对当代西方流行的两种民主模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进行分析,指出,自由主义基于幽暗意识,强调对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掌握了现代法治的核心；共和主义基于善良意志,强调公共意志及公共生活的价值,激发公民参政热情,用协商、审议等方式形成决策以克制政客政治,掌握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然而,如果忽视人民主权,法律就会欠缺其正当性；如果忽视人权,法律就会丧失其根本内涵。唯有商谈民主论融合二者之优长,结合人权与人民主权、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法治与民主,以相互理解的商谈为核心,重建了对政治理性之实践可能的信心。基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建制,融汇共和主义聚集多元意见的平等参与原则,哈贝马斯设计出一个独特的商谈程序——“双轨式商谈政治”。这种设计将正式决策机制与非正式的讨论机制区分开来,正式的决策机制指的是以选举和议会为重心的宪政民主制,非正式的讨论机制依赖于市民(公民)社会、政治公共领域等生活世界的积极因素。以往的商谈民主论者多注意正式的商谈机制,哈贝马斯则更为重视非正式讨论机制。但总起来说,哈贝马斯坚持同等对待两种商谈机制。他把非正式商谈机制称之为“发现性语境”,把正式商谈机制称之为“证成性语境”,前者主要负责发现各种有广泛影响的意见并提供给后者,后者主要负责审议前者并据之制定出政策或者法令。这两者相辅相成,强化了商谈民主在程序方面的有效性运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双轨式商谈政治模式不是建立在宏观主体(如某一政治体的“人民”)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联系的商谈及其交往运作上。人民主权中的“人民”,只能是那个聚合公众意志并理性地凝结为公共意志的交往形式及其法律上的建制化。而人民权利的制定必须遵守一种形成政治意志的程序及其理性规范。由此决定了商谈民主论具有强烈的规范主义色彩。商谈民主论的规范性要求,必须应用于复杂社会的民主实践并得到民主经验的确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研究,就是要解决商谈政治的规范性要求与其社会背景的事实性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张力,为商谈政治提供一种社会学模式,奠定商谈民主论的现实基础。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理解为一种交往结构,它透过市民社会的结构而扎根于生活世界,其功能是觉察并议题化社会问题,形成有影响力的公共意见,影响政治系统中掌握合法权力的议员或者官员,进而进入正式商谈机制,通过高质量的交往能力影响甚至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换言之,通过公共领域,交往权力变成行政权力,成就合法之法。市民社会被哈贝马斯重构为自由形成的非国家、非经济关系之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市民社会不仅有四种基本权利——集会自由和结社权利、出版、广播和电视的自由、公民参与政治的自由和“私密性”或宪法保护下个人享有消极自由、人格完整、独立尊严以及保护生活领域完整性的权利,而且还具有叁种“商谈性配置”：社团、组织和运动。市民社会扎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循环之中,感受、选择、浓缩那些在私人领域有着共同感的问题,通过自己的“商谈性配置”将这些问题放大并引入公共领域,再通过公共领域内的理性协商,将议题化的公共意见提交给政治系统,要求政治系统给予回应,从而开启正式的商谈机制,完成将公共意见和公共意志上升为合法之法的民主商谈过程。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商谈民主论的社会学模式。根据商谈民主的社会学模式,政治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交往结构,必须抵抗住来自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的外在压力,坚守自己理性表达和理性对抗的基本立场,在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体系维护下,在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支持下,维持自身的活力和自主性,这样,公共领域才能被激活,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必然能持续而深刻地影响政治系统,一个具有理性批判和沟通功能的民主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哈贝马斯以大众媒体如何抗拒权力化为例,详尽论述了这个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复杂、多元、高风险的当代社会需要商谈民主,商谈民主论肇启了人们有关民主的新想象,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新思维,扩张了民主的边界,为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希望的方向。在全面重构和阐释了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论之后,论文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便对哈贝马斯的思想做出整体性评价。首先,哈贝马斯商谈民主论是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超越,他的商谈民主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民主式的宪政民主论。这方面最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用交往理性取代了人性恶或善的预设和论争,作为建立完善良好社会的基础,重新恢复了公共理性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第二,双轨式商谈模式兼容了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解决了长期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并将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扩大至公民大众,还原了民主的本意。其次,哈贝马斯构建了一个体现后形而上学思维特色的程序理性计划,为探索现代性之后的民主理论的存有状态和功能作用方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这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借助于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主体间性、理性的情景化和语言学转向,打通了交往理论、普遍语用学和话语伦理学,提出了言语的双层结构、交往资质的说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宣称、理想的言谈情境、D原则、U原则以及商谈原则等程序性要求,搭建起商谈交往的规范性基础和话语论辩的平台。再次,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为民主政治奠基,从而使理性对合法化社会秩序的证成更具说服力。此前的民主理论也使用理性来解释社会秩序,自由主义借重于工具理性,共和主义偏向于价值理性,哈贝马斯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融合两者的优点又克服各自的病处,用程序化的交往理性把民主从对抗与宰制的语境中解放出来,通过话语实现社会整合。因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可以联系基本社会制度安排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复杂社会整合所必需的假设。当然,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论还是一个“完美”构想,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理念模型,是一种纯净的、无杂质的“思想试验”。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商谈民主论显然是德国观念论的遗响,虽然它对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克服在制度改良和实践改革上有所设计,但总体上看主要还是观念式的,将其理论理解为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工具、方式或许更为恰当一些。第二,哈贝马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商谈场域的理想化构建以及商谈规范的系统规划上,但却忽视了从公民资格角度对商谈主体的教化——培养公民的智识能力和素质,而这恰恰是成功商谈不可或缺的必备因素。第叁,尽管哈贝马斯提出了双轨式商谈模式,但整体上他的商谈民主理论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商谈民主的实践和制度化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特别表现在正式的商谈机制与非正式的商谈机制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转化的制度设计。论文最后作了一定程度的展望。一是展望信息化时代商谈民主的命运,基本的结论是,也许得益于信息化时代提供的技术支撑以及信息不对称的进一步消弥,商谈民主论与实践结合的前途或许更加光明。二是展望商谈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前景。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商谈民主思想,但是,中国悠久的协商和咨询历史传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断实践着商谈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商谈式科学和民主决策模式,为商谈民主理论在中国落地以及中国化,提供了相当优越的历史文化语境。基本的结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科学发展观,批判地吸收借鉴商谈民主论的有益成份,对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经济沙龙的情境沟通功能[D]. 黄蓉芳. 暨南大学. 2001
[2].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论研究[D]. 徐闻. 山东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