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行者论文,性体验论文,近代论文,游记论文,眼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行是一种遭遇，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遭遇。所以，旅行就是越出本土的囿限看外部世界，而旅行文学不过是对这种看的记录。进一步，旅行又是一种时空过程。在旅行过程中，时间与空间有着复杂的意义。时间维度在旅行文学中常常会切入了历史层面，构成旅行家自身的传统时间层面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层面的纠结。空间的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而且有人文环境的巨大反差。自己所属的社会和文化与所到之处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复杂的比较参照，必然产生一种对自己所属文化及其身份的深刻体认和反思。由此推论，较之于其他文学形式，旅行文学的时—空间的转移和变化，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所以，近代以来的旅行文学便不可避免地面向现代性问题。
在游历中体验现代性
关于何谓现代？众说纷纭。伯曼(MarshallBerman)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体验方式——即对空间和时间，自我和他者，生活的可能性和危险的体验——它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男男女女所共有。我将把这种体验的实体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境况之中，它允许我们冒险、强大、喜悦和发展，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与此同时，它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我们所知道以及我们所是的一切。现代境况的体验跨越了地理和种族、阶级和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说是统一了全人类。……成为现代的，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恰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注：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TheExperience of Modernity,ew York:Penguin,1982,p.15.）
如果我们以伯曼的理论为出发点，那么，可以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对世界急剧变化的感悟，一种对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的过程及其体验。用伯曼的话来说，就是“将男男女女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成为其对象，使他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他们自己，为他们开辟了穿越这场大动乱之途的同时又促使他们推波助澜。”（注：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1982,p.16.）假使我们把对现代性体验的思考转向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的过程和眼光，那么，现代性体验也就是中国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的问题。现代性体验就是对陌生的社会和文化的体验，就是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再次体认，就是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融入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过去那些坚实的东西变得值得怀疑了，在把自己变成现代化的主体（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其对象（被现代化的对象）。其核心乃是一种时—空间的比较和参照，是在时间（社会—历史形态）转换和空间位移（不同文化的冲击）条件下所产生的复杂体验，这正是现代性体验的内核。
旅行带有强烈的时间交错和空间位移的特征，它导致的陌生体验甚至震惊体验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是一种身心两方面的“冒险”。晚清总理衙门派员赴欧，大小官员竟“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张德彝《航海述奇》中记载了1866年在法国马赛街头闲逛，“左右围观，致难动履。”（注：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80页。）看和被看此乃辩证的互动过程。其二，陌生感来自一种中国眼光和异国现实的遭遇，其中必然衍生出许多距离、差异、不解和困惑。于是，陌生的眼光看待陌生的域外文化和社会，反过来又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新的体认和看法，最终又会导致对自我的陌生感（反思和批判）。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最有冲击性和震撼力的著述往往是以下两种，一种是西方科学或文学的翻译著作，诸如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在中国引起陌生化的强烈反响，促进了新文化的萌芽和民众启蒙。再一类恐怕就是旅行文学或游记文学，从晚清以降的旅行文学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个旅行者眼光逐渐变化的轨迹。
第一，晚清官吏或文人出访欧美，大都以一种传统的认知范式或格局来面对所遭遇的新事物和文化。比如，对所见的物质文化或新奇事物，从火车到电梯，从避孕器具到电话，他们往往有一种误读或误解。斌椿把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当作中国“木牛流马”之再现，而张德彝则把自行车解释成“木牛流马”。他见西方人使用避孕套，以中国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来看，百思不得其解：“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到了康梁出访西洋世界，已逐渐开始以西元纪年来言说历史事件。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康梁师徒看待西方文化的眼光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中之一是不再以亘古不变的中国式眼光来审视外部世界，在他们的眼光中，多了一些兼容性，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一些可通约性和可理解性，少了一些“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满。从前一时期恪守传统缺少反思的状态，转向了对西方社会的深入思考和对本土文明的反观。康有为在意大利旅行，所到之处总不免比较和参照，联想到中国问题。这也许与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的观念有关。（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文人看世界的心胸已经非常宽广，他们记叙的所见所闻，从风格上说，显得较为舒缓从容，不再有晚清时期的自闭和自大，也不再有世纪之交康梁的焦虑和紧张。游记的文学性大大地加强了，风格因素突出了，细节和体验的精微越加明显。抒情性的加强是这一时期游记的特征之一。因此，叙事也就从宏大历史题材和重大政治事件，转向了日常生活和自然风光。这些转变是耐人寻味的，我想这也是现代性体验的表征之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变乃是从器物等物质文化层面，向制度和精神或观念层面的转化。在1860年的许多游记中，多罗列的是诸如火车、自行车、轮船、电梯、望远镜、显微镜、报纸、矿山、公园、广场等物质器具，尚未涉及到制度、观念和文化等形而上层面。这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出洋旅行，比较容易接受物质上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也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尚未面临深刻危机，传统观念仍有“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到了世纪之交康梁等人的游记中，中西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对比参照凸显出来，成为游记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有为开始思考欧洲强盛的原因，“今者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四大政，与其法律大行于欧洲，为盛强至一大原因焉。”（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他还发现，以商立国，必无专制而讲自由，必无君主而讲共和。这说明他注意到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联系。他甚至认为，意大利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中国变法可以效法意大利。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对民选制度和共和制度亦做了深入分析，在强调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指出其缺点和弊端。他还犀利地指出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里，存在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女权运动亦有表面文章的倾向等。这些都说明，当中国旅行家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时，当他们仍处于一种“本土文化优越论”的窠臼之中时，总是以自我的优越性眼光透视陌生的世界，看到的只是器物等表层现象，对制度和观念等深层问题尚缺乏自觉的思索。当他们切实深入到西方社会中去观察时，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便彰显出来，本土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也自然显露出来。将目光凝聚于制度和观念层面，说明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现代性意识已经萌芽。
以上两个变化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说明。从心理学方法出发，发生认识论的分析颇有说服力。首先，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有赖于认知格局(schema)。其次，根据皮亚杰的研究，认知格局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同化”，二是“调节”。同化就是以现有的观念、价值来理解当前的事物，而调节指认识新事物时导致了原有观念的变化，产生新的观念。（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另见Ruth Beard,An Outline of Piage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New York:Mentor Book,1969.）如果我们把这种心理学理论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可以发现有许多共通之处。依据库恩的看法，科学的进步实际上是所谓范式的进步。科学共同体总是在特定的科学范式的框架内来解释现象的。在“常态”科学阶段，现有的范式可以合理而有效地解释现象，而新的现象的出现则引起了范式的“危机”，进而导致其变革，这便是科学革命的结构。（注：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econd Edition,1970.）我以为，皮亚杰的理论是从微观方面，而库恩的理论则是从宏观方面深入地涉及到同一个问题，即人的认识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即是说，现代性作为一种体验或看待方式或解释方式，它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从心理学上说，这种变化说到底乃是“格局”从“同化”转向“调节”；从哲学上看，此种变化是“范式”从“常态”转向“危机”，进而导致范式的转变。
以上所描述的两个看的方式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的表征。在上个世纪中叶，一些中国的官吏和文人漂洋过海看世界，大都以一种“同化”或“常态范式”的方式来看待外部世界，且关注的多为器物技艺。到了世纪之交，变化彰显出来，一是从器物转向制度和精神的解释与反思，二是解释的格局或范式本身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带有反思性和自我批判。这说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使得中国文人自身的认知方式和心态经历了较大转变。反思性的加强使得游记文学更带有现代性意识。
在时—空交错中体验现代性
旅行是一种空间的位移，是从一种空间向另一种空间的过渡，便构成一种眼界逐渐开阔的过程。梁启超深有体会地写道：“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至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刊，第52页。）
更进一步，随着眼界的开阔，旅行家遭遇的新事物越来越多，其空间的比较和错位也就愈加频繁。其实，旅行就是一个来自某个生存空间的陌生者，对另一个陌生者的生存世界好奇的探问。面对新的空间，一种“过渡、短暂和偶然”（波德莱尔）的体验便应运而生。这意味着旅行的空间转换导致了对过去“永恒和不变”原则的解构。显然，旅行带来的居无定所的空间漂移，最容易导致原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松动及其怀疑。
在近代的各种域外游记中，我们注意到，自然景观和都市景观是旅行文学的两大主题。但这两个主题的功能却有所不同，就现代性问题而言，后者的联系显然更加密切。当旅行家的眼光遭遇自然景观时，它带来的通常是一种对异国情调的抒情和遐想，有时还切合了中国古典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比较的意义上看，面对都市工业文明和与本土文化截然有别的人文景观时，新的空间体验造就了新的联想和意识，尤显现代性。特别是近现代中国旅行家身临现代大都市（从纽约、巴黎，到罗马、伦敦），新的空间构成形态必然引发了新的思考。
如果说19世纪中叶，张德彝等人对西方都市描述还只限于外在形态的话，那么，在康梁等人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大都市的描述中，则强调了一种都市的空间现代意识。在梁启超眼中的纽约，高楼大厦等细节描写并不重要，引起他思索的是更加深刻的主题：纽约将很快取代伦敦而为世界第一大都会。欧洲各国首都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独纽约不同，它就是一个商业中心。不仅是美国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世界商业中心。“观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亦于纽约焉可也。”纽约盛产的“怪物”是托拉斯，因此，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托拉斯的弊端。托拉斯不但对美国有影响，对世界上的弱国亦有影响，“受害最剧者，必在我中国。然则，我辈不能以对岸火灾视此问题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刊，第37-38页。）空间转换最直接的产物是陌生的景象。陌生在此有双重涵义：一是主体对陌生对象的审视；二是主体以陌生的眼光来审视。两者关系亦即陌生地看与去看陌生。较之于西方人，中国人看西方多了几分文化冲击，多了几分陌生和距离，因而其中所蕴含的对抗、冲突和转变更是彰明较著。这样一来，在本土语境中被遮蔽的许多深层事物会赫然显著起来。
空间的审视必然导致距离，它包括物理上的距离和心理上的距离。在齐美尔那里，距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它与现代性的体验密切相关。距离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近和疏远，或人与城市的接近和疏远。齐美尔认为，现代性体现为距离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被许多现代事物所疏离（比如电话使人疏远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距离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广泛渗透，“在我们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保持距离的倾向。”从家庭的解体到货币取代商品，再到艺术活动等，他的结论是：“现代文化光怪陆离的现象似乎都有一种深刻的心理特点。抽象地讲，这种心理特点可以说是人与其客观对象之间距离扩大的趋势。”（注：齐美尔：《桥与门》，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30、232页。）近代中国旅行者来自尚未现代化的传统共同体的生活形态，所以他们在观照西方现代社会的现状时，一方面身处一种距离之外来观看，恰如旁观者清一样，他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西方现代社会中产生的种种距离和疏远。这典型地表现在中国旅行家在看待西方社会时，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弊端和问题。有些发现即使现在看来，亦显得十分敏锐和深刻。梁启超注意到，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城市的公园都带有某种道德意义。“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刊，第54页。）这种体验与齐美尔几乎同时提出的都市空间和自然空间之差异的社会学分析非常接近。在后者看来，都市空间是有明确边界的，它将社区和生活区分开来（诸如不同种族和阶层的社区有别一样），因而都市空间带有某种封闭和压抑性质。但自然空间则是开放的绵延的，于是，和都市在空间上保持距离在现代便成为必要。即使都市中的公园算不上严格的自然空间，但它的确给囚禁于都市人造环境的人们以一种自由舒展的空间。这种现代空间距离意识在梁启超那里已是非常明确。所以，他者的眼光有时就是发现者的眼光。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社会的距离亦在他者的审视中呈现出来，种种空间上的距离日益转化为心理上的距离。在发出“中国事事落人后”的感慨之后，又唤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归属感。虽然中国近代旅行家们尚未深入到现代都市生活的内部，但他们已通过距离的体验感悟到现代性的某些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旅行文学的一个重要发现。
如果我们把距离的观念转移到时间维度上来，情况就显得更为复杂。换言之，不同于旅行在空间上的位移所产生的混杂和反思，在时间维度上，尽管旅行家本身处于特定时间内，但由于空间上的位移导致了时间上的复杂交错，因此距离现象便凸显出来，自我—他者的关系及其反思与参照更是明显。时间的距离及其比照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现在与现在的互动，即旅行家目前所处的本土文化的现时状态，与所到之处的异国文化的现时状态的映照。这突出地体现在由此及彼过程，即由眼前的事物联想到自身的问题，进而思考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份。志刚注意到西方人可直呼君主名字，并无讳名，中国则有许多避讳。张德彝发现，西方社会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以及旅行结婚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西方人见面礼节，握手、脱帽，与中国殊异，因为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以卑敬尊，必拜跪，亦礼也。”（注：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2页。）这些鲜明对比，在时间维度上使得自我反思不可避免，这正是现代性的体验的基本内容，透过这种对比和反思，某种现代性意识便渗入传统的认知格局或范式，进而促成它潜移默化的转变。
其次是过去与过去的时间比较。周游列国总会遭遇所到之处的历史和传统，并对此发表感叹和联想，这就会触及对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思索。在这种过去和过去的比较中，往往有两种状况。第一种是叹息自己伟大传统的失落，优越与失落感交织。举康有为为例，他一方面从西方教育的发展中，看到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辉煌，因而有一种过去“人不如我”的自豪；另一方面，他又从“罗马为世界，以罗马都为世界首都”一席话，想到“似可笑，犹中国昔之自谓‘天下’也。而今中国既弱，文明政学，皆僻于一隅，无关于天下。罗马之后继者，能发扬其光辉于天下，此则我中国后人之大耻乎也。”（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0页。）
第二种则是较为宽容的理解格局，这其中由于有了空间上的位移，再加上外来文明的某些特征逐渐进入本土传统之中，也就多了几分理解和接纳。过去和过去的时间性交错纠结，带来的是一种历史的比较，而比较之中自然会产生优劣和长短的思考。这种思考逐渐摆脱了本土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偏向思维，而达到了某种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的融合”。从摆脱本土文化视野的局限，达到对外部文明及其历史的比较思考，这无疑是一种现代性体验。其中所产生的时间上的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意识。
从时空交错的角度看旅行文学，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这些游记文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时空观本身也随着游历而发生变化。中国古老的空间观中将地球理解成方形的，并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心。随着走出国门看世界，地球的观念遂逐渐取代了天下的概念。张德彝的《航海述齐》开篇有一“地球说”，其描述已是相当科学化的空间观念了。这些现代的时空体验与其说是在确证传统的时空观和地理概念，不如说是在改变它，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旅行家越来越多的现代观念。而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错误和谬误之见在这种时空转移中，被逐渐抛弃了。如志刚的感慨：“若其所称大瀛海所环之九州，既称‘人民禽兽莫能相通’，邹衍又奚从而闻知邪？是真所谓闳大不经者矣。”（注：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380页。）
结语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迫打开国门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从旅行文学的发展来看，似乎又有一个主动开阔眼界接纳世界的过程。游记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性意识的形成，正是这样一种河伯顺流东行观大海的历程。陌生的眼光看陌生的世界，在时空交错中既发现了西方文化的现代形态，又反思检讨了本土传统的问题。认知格局和范式所经历的变化，正是现代性体验的生成和发展。毫无疑问，近代游记文学不但记录了旅行家的个人体验，它同时也记录了几代中国人看世界的经历和艰难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