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的语言进化假设
姚安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针对语言的产生，乔姆斯基否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语言的最根本特征是句法运算系统，是约6万年前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前的一次基因突变所致。鉴于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基因突变的事实，语言的最终产生是由一次基因突变所致的假设存在着可能性，但是，整个句法运算系统是否由一次基因突变而产生的，则存在质疑的空间，毕竟在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分离之前的一些基因突变也可能为句法奠定了基础，而且，随后人类独有的一些基因突变（如FOXP2调节元件的突变）是否与句法存在关联，也有待于深入研究。由于对于个体适应性有益的基因突变可能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得以保留，因此，语言（包括句法）的进化和产生可能是自然选择和多次基因突变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连续性，也体现非连续性。
关键词： 乔姆斯基 语言进化 基因突变 自然选择
语言进化研究一直以来存在连续论和非连续论之争。连续论（如 Dediu & Levinson,2013；Tallerman,2014；Corb allis,2016）认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语言进化是连续的、渐进的，因为“自然从不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Darwin,1859:93）。而非连续论（如Chomsky,2007；Berwick & Chomsky,2016；Tattersall,2016）则否定自然选择的作用，认为语言的产生是基因微变导致大脑神经系统重组的结果，发生在约6—20万年前。就语言进化而言，乔姆斯基显然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语言如何进化的呢？乔姆斯基为何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语言进化呢？乔姆斯基语言进化假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乔姆斯基的语言进化假设有证据吗？如何评价乔姆斯基的语言进化假设呢？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逐一展开。
一、基于达尔文进化的语言进化假设
只要我们细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Darwin,1859），就不难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1）如果追根溯源，动物和植物都起源于为数很少的共同祖先（Darwin,1859:219,227）。物种的后代会发生渐变现象，变化的后代就是新的变体，变体与新的物种没有本质的界线，因为变体也可以形成新的物种（Darwin,1859:32）。（2）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在物种进化中起核心作用。“自然选择”这一术语从《物种起源》的引言至最后一章（第十四章）共出现了258次，可见自然选择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地位。正因如此，达尔文进化论也被称为自然选择理论。何为自然选择？有机体的“每一个细小变化，只要有用，就会被保留，我把这一原则称为自然选择”（Darwin,1859:33）。达尔文强调自然选择的缓慢性，以及变化的细微性、渐进性和连续性，因为“自然从不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Darwin,1859:93）。（3）过渡形态物种的存在。至于为何难以发现过渡物种，达尔文指出，“两个物种之间存在过渡形态，之所以罕见，是因为过渡形态物种通常在过渡地带形成，数量少，极易灭绝”（Darwin,1859:86），更重要的原因是“地质记录的不完善”（Darwin,18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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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自然选择的核心作用，自然选择“捕捉”的对象是物种的有益变化，这种变化是细微的、渐进的、连续的，因此，过渡形态物种必定存在过。
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语言的进化也是渐进和连续的。基于这种认识的语言进化假设，其要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动物尤其是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身上，存在语言的前身（precursors），如：回顾过去和想象未来的所谓生成性思维（generative thinking）以及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Corballis,2016）。第二，在语言进化过程中存在过渡形态，即原型语言（protolanguage）（Gibson,2012；T allerman,2012；Falk,2016），原型语言可能具有组合性，但缺乏句法（Tallerman,2012；2014）。第三，语言句法的产生不是基因突变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所致。句法递归是渐进发展的（Tallerman,2014:217），“产生语言基本结构的思维特征不是人类独有的，而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Corballis,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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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选择难以解释语言进化
我们知道华莱士（A.R.Wallace）和达尔文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创立者，但是，华莱士后来都对自然选择理论产生了质疑，认为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的巨大飞跃——“自然选择只能使野人拥有比猿脑稍微优越的大脑，而它实际上拥有的大脑却毫不逊色于我们文明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的大脑”（Wallace,1869:204）。华莱士的质疑被普遍称为“华莱士问题（Wallace’s problem）”（Berwick& Chomsky,2016:3；Bickerton,2014:1-15）。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给达尔文进化论解释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一方面，达尔文思想要求后代由祖先经过一系列细微的变化从而逐渐演变，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动物拥有语言，这在生物学上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违反了林奈（Linnaeus）和达尔文的自然从不飞跃原则”（Berwick & Chomsky,2016:3）。从考古学证据来看，真正明确体现符号性思维特征的手工制品可以追溯至7—10万年前。在此之前，没有符号性思维的证据，而符号性思维在功能上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是衡量语言产生的标准（Tattersall,2016）。同样，也不存在所谓原型语言的证据（Berwick & Chomsky,2016:72）。
迄今，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语言的句法是6万年前一次基因突变而产生的，但是，与语言潜在能力相关的基因突变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确实发生过多次。在600万年以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分离之时就发生了基因突变的事实——X染色体中的原钙粘附蛋白（Protocadherin）Xq21.3区域在复制过程中移位至现在人类Y染色体的Yp11.2区域，而且，在移位过程中，Xq21.3所含的三个基因（TGIF2LX,PABPC5,PCDH11X）的位置发生颠倒，后来在Yp11.2区域再次颠倒过来，同时PABPC5被删除，TGIF2LX被截短，由此而形成的PCDH11X/Y基因配对获得了加速进化，对大脑的非对称性的进化起着决定作用（Priddle &Crow,2013a），极大地改变了大脑神经的连接特征，对与语言神经基础相关的人类大脑的进化起着关键作用（Priddle& Crow,2013b）。
三、乔姆斯基的语言进化假设
合并运算系统是突然产生的，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基因突变所致。具体而言，是基因调节元件“增强子（enhancers）”变化的结果。增强子是DNA的小片段，离编码蛋白质的基因起点的上下游有一定距离，其本身不编码任何蛋白质，也称为非编码性DNA，它们与其他元素一起通过曲折方式与起点接触而启动DNA转录（Berwick &Chomsky,2016:43-44）。“除非出现反面证据，我们采纳的最简单假设是，生成程序是由于基因微变而突然出现的”（Berwick & Chomsky,2016:70）。
合并是进化研究的焦点，是语言真正发生进化的成分，语言进化和语言变化存在本质区别。乔姆斯基特别澄清一些学者对语言进化和语言变化的混淆。“不幸的是，有时候存在一种倾向，把真正的进化（基因）变化与历史变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混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有坚实的证据表明，从大约6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起，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没有发生相关的进化，尽管毫无疑问发生了许多的变化，甚至是外化模式（如：手语）的创新……用更加确切的话来说，语言机能的产生涉及语言进化，而历史变化（一直持续）不涉及语言进化……如果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外化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进化……”（Berwick & Chomsky,2016:83）。很显然，乔姆斯基承袭了他之前和Hauser、Fitch合作的论文（Hauser et al.,2002）中的观点，即，这里的语言机能指的是语言的狭义机能——句法递归，而“递归可以归纳为合并”（Berwick & Chomsky,20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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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从语言的基本特征入手，认为语言基本特征包括三个系统：核心运算系统，即合并（merge）；负责语言外化（externalization）的感觉运动系统；用于推理、理解、计划、行为组织的概念系统。其中，合并运算是核心，与其他两个系统连接（Berwick & Chomsky,2016:40），在概念系统界面产生无限结构表达，获得确定解析，在感觉运动系统界面获得外化，产生音—义关联（Chomsky,2016）。
概言之，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思维，思维层次结构化的工具是合并，合并是语言真正发生进化的成分，是基因调节元件微变所致，具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语言在感觉运动系统界面的外化则属于语言变化，已不属于进化范畴。
由于合并运算在本质上是思维活动，因此，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思维，不是交际适应。“我们称这种最佳操作为合并。只要提供词汇概念原子，合并操作就可以无限反复地产生无限数码式的层次结构表达。如果这些表达能在概念系统界面获得系统解析，这就提供了一种‘思维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Berwick &Chomsky,2016:70）。语言有交际功能并非表示语言为交际而进化，这与骨头可以支撑身体但并非为支撑身体而进化一样（Berwick & Chomsky 2016:63）。
科研人员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饮食干预或可以帮助杀死白血病患者的癌细胞，一些饮食习惯的简单改变就可能提高患者的存活率，这一发现令人振奋。（来源：科技日报）
四、基因突变假设的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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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分离之后直至40～80万年前智人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分离之前这段时期，也发生过多次与语言潜在能力相关的基因突变，其中有些是现代人类和已经灭绝的人属物种（genus Homo）共有的，包括GADD45G的一个增强子的删除、SRGAP2的复制、FOXP2两个氨基酸的置换、HAR1的突变，上述的四起基因突变分别与脑形成、信号加工能力提升、交际能力提升、大脑皮层扩展相关（Somel et al.,2013:113）。甚至是在智人与尼安德特人分道扬镳之后，现代人类也发生了基因突变，目前已知的人类独有的基因突变包括MEF2A增强子的突变和FOXP2调节元件的突变，前者与突触发生延迟（delayed synaptogenesis）相关，有利于增加大脑皮层突触密度和神经元数量，可能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而后者被认为可能与语言最终产生相关（Somel et al.,2013:113,118）。
五、简评与总结
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多次基因变化和其他动物没有语言的事实，暗示自然选择的单一作用确实难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和产生。因此，许多学者支持语言是在进化史中最近突然产生的，是基因突变结果的假设（如Klein,2008；Chomsky,2016；Berwick& Chomsky,2016；Tattersall,2016）。鉴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基因突变，那么，语言最终的产生是由一次基因突变导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说语言的整个句法运算系统是一次基因突变所致，或许值得商榷。600万年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分离时发生的基因突变而形成的PCDH11X/Y基因配对，虽然一开始不足以使语言产生，因为毕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能人（Homo habilis）、匠人（Homo ergaster）、甚至是与现代人类关系最近的尼安德特人拥有语言（Berwick et al.,2013），但是，人类的PCDH11X/Y基因配对一直在加速进化过程中。迄今，人类PCDH11Y胞域（cytodomain）和胞外域（ectodomain）已经分别积聚了10次和8次变化，而有关尼安德特人基因测序则显示PCDH11Y胞外域发生1次变化；人类PCDH11X胞外域发生了4次编码变化，而见于尼安德特人的只有3次。因此，“除非获得尼安德特人的确切基因测序，PCDH11X中的Cys680半胱氨酶的引入和PCDH11Y的17次变化依然是人类独有特征的候选项”（Priddle &Crow,2013a:41）。而且，人类的PCDH11X/Y基因配对已经深深影响了人类大脑的侧化（lateralization）（Priddle& Crow,2013a），包括人类大脑Broca区的独有侧化，而人类Broca区的BA44左侧化及其与后颞皮层之间的背侧通路对加工自然语言的句法起着关键作用（Friederici,2016）。此外，前文所提及的在人属物种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基因突变是否与语言运算系统毫无关联呢？
此外，乔姆斯基否定FOXP2调节元件的突变与合并运算系统的产生相关，认为FOXP2调节元件的突变只与语言的外化过程（即言语）相关（Berwick & Chomsky,2016:40）。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毕竟，有证据表明人类的FOXP2对基底神经节及其与大脑皮层相关通路的形成及加速信息传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ieberman,2013），而且，FOXP2异常导致的失语症与Broca失语症类似，暗示FOXP2涉及句法（Johansson,2013）。此外，通过比较植入人类FOXP2的老鼠和没有植入人类FOXP2的老鼠，发现在执行从陈述性学习（declarative learning）向程序性学习（procedural learning）过渡中，前者的学习速度更快（Schreiweis et al.,2014）。程序性学习涉及将行为序列化和自动化，与语言句法也可能也存在关联性。
在重视语言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自然选择的作用，因为基因突变只要对有机体的适应性体现优势，就可能获得自然选择，当基因突变频率达到关键点，就可能扩展至整个群体并得以稳固（Smith &Haigh,1974）。因此，语言（包括句法）的进化和最终的产生，可能是自然选择和多次基因突变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连续性，又体现非连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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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15-0070-03
[作者简介] 姚安，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科技翻译）。
责任编辑：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