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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称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作于1924年10月3日。与《影的告别》和《求乞者》一起刊登在1924年12月8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4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全诗共四节：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首只有四节的看似“开开玩笑”的小诗，却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风波。鲁迅的叙述如下：“‘我辞职了。可恶！’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①鲁迅文中提到的“那位留学生”即当时《晨报》的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当时，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已经把鲁迅的《我的失恋》发排并且大样已出。可是在见报的头天晚上到报馆看大样时，发现稿子已经被刘勉己撤掉并被告知“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一气之下打了刘勉己一个嘴巴，并追着他大骂一顿。当然，孙伏园也只能辞职了。辞职之后提议自办刊物，得到鲁迅等人的支持，于是《语丝》诞生了。从这场风波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文坛的一些人事纠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首小诗刊发的风波促成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语丝》杂志的创刊和“语丝派”这一重要文学社团的形成。这可以说是《我的失恋》这首小诗的文学史意义。这里我们还是来分析这首诗本身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这首以戏拟的修辞方式和滑稽的语言风格写的“打油诗”，与收在《野草》中的其他冷峻深沉的散文诗相比，确实显得是格外的“另类”。难怪一些人把其看成只是开开玩笑的游戏之作，认识不到其玩笑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情感和思想内涵，因而对其非难、否定或批评。第一个非难或否定《我的失恋》的无疑就是《晨报》的代理总编辑刘勉己了。他以挨耳光挨骂的代价也要撤掉这首诗。事后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发现这首诗是讽刺其好友徐志摩的。笔者不认同这种专从宗派的人事纠葛角度所做的猜测，而更倾向于刘勉已是在为维护刊物的质量和声誉而自觉地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在他看来这首诗是“实在要不得”。也就是说，刘勉己不能认识和理解《我的失恋》戏谐的背后所蕴含的情感和思想内涵，而认为只是肤浅无聊的游戏之作。所以“实在要不得”。诗作面世之后，一些研究者对其持否定或批评的态度，其缘由也大抵如此。诸如李长之认为《野草》中“甚而有的无聊，《我的失恋》可算一个例子”。②李欧梵也认为是轻率的游戏之作。他在评价鲁迅的新诗创作时说：“五四时期，他确实试写了几首白话新诗。但是所写的似乎都是偶然冲动下轻率命笔的游戏之作，好像他有意和幼稚的多愁善感开开玩笑，《我的失恋》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③孙玉石在认为此诗诙谐中藏着严肃针砭的同时，也感到“它在《野草》优美的形式中给人一种不太协调之感。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在《野草》的总题下发表在《语丝》杂志上，后来也就一并编入《野草》里面来了”。认为“鲁迅写作这首打油诗确实也并没有太多深奥的含义”。④委婉地表达了批评之意。
以上是对《我的失恋》持否定或批判意见的人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其他研究者对这首诗的分析和解读。
首先，由于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写此诗“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⑤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又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⑥受此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我的失恋》的创作意图和主题就是讽刺当时流行的爱情诗的。只不过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人把对当时爱情诗的讽刺同革命或政治挂钩。如李何林认为：“‘五四’以后，一些‘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失恋诗和‘缠绵悱恻’的恋爱小说盛行，就引导读者不去革命，也不‘研究别的理论’(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现象应该批判，使‘革命的爱在大众’。所以讽刺失恋诗是严肃的革命工作。”⑦闵抗生分析说：“对这类失恋诗的讽刺，是和资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总斗争的一部分。”⑧孙玉石也认为这首讽刺诗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联系鲁迅给许广平谈《莽原》稿源问题时说的一段话：“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⑨认为“一部分青年在文艺上的这种现象，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鲁迅《我的失恋》，讽刺的是当时呈现的一种文艺现象，实际上也就鞭挞了在这种文艺现象下掩盖的青年空虚的思想灵魂”。⑩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诗没有什么别的寄托和深意，就是“对于当时流行的鲁迅所鄙视的廉价感情和粗陋韵律的爱情诗的讽刺”。(11)
第二，一些习惯于索引和考据的研究者认为此诗是讽刺徐志摩的。如孙席珍认为：“这首诗是用游戏的笔法写出来的严肃的讽刺诗，讽刺对象是《现代评论》派的干将徐志摩。”因为“‘爱人’既是豪门巨室的‘千金小姐’，所赠当然都是华美精巧的礼品，如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之类。‘诗哲’比较寒酸，献不出奇珍异宝，只能羞答答地报之以自作的诗文：一曰猫头鹰，暗指所作散文《济慈〈夜莺歌〉》；二曰冰糖壶卢，暗指所作一首题为《冰糖壶卢》的二联诗；三曰发汗药，是从‘诗哲’与人论争理屈词穷时詈人之语中抽绎出来的，说是‘你头脑发热，吃两粒阿司匹林清醒清醒吧’；四曰赤练蛇，可能是从‘诗哲’的某篇文章中提到希腊神话里人首蛇身的女妖引申出来的，这点我一时不大记得清楚了。总之，四个‘回她什么’，个个都是有来历的，决非向壁虚构。”(12)此说出来之后，尽管有人已经核查清楚徐志摩的《济慈的夜莺歌》发表于1925年2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6卷第2期，比鲁迅《我的失恋》的写作晚了将近半年。所以鲁迅当时是不可能知道徐志摩要发表《济慈的夜莺歌》的。此外夜莺与猫头鹰也相差甚远。并且，徐志摩也压根没有发表过题为《冰糖壶卢》的诗。然而，总有人对此种说法津津乐道地妄加推测。如韩石山就认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首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背景，刘勉己怎能允许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公然嘲讽徐志摩的诗作呢？”此外，这首诗最初投到《晨报副刊》时是三节，在《语丝》发表时又补写了一节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四节。究竟哪一节是后来补写的鲁迅没有说明，也成了一个谜。韩石山也断然认为第四节即“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是补写的。因为“当时在北京城，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定亲了，梁家就有小汽车”。魏邦良在批评韩石山的时候掉进了同样的陷阱。他说：“鲁迅之所以要补写一节，挑明嘲讽的对象，完全是被逼之后的反抗。既然这首打油诗已经被认定是‘公然嘲讽’徐志摩，稿子被撤，还连累孙伏园丢了饭碗，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要是不补写一节，挑明对象，那简直就像晴雯一样‘枉担虚名’了。既然刘勉己认定这首诗是在讽刺徐志摩，那鲁迅只好加一节以满足对方的‘阅读期待’了。”(13)我们知道，明明鲁迅自己说在投给《晨报副刊》的三节诗里就有“‘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怎么能够又断定这一节是补写的呢？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认为“《我的失恋》乃鲁迅向其弟妇‘宣布决绝、脱离关系、断绝往来的宣言’”。(14)更是望文生义，妄加推测。
第三，有研究者把《我的失恋》作为政治诗来理解，认为该诗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讽刺那些想做富家女婿一步发迹而没有做成的所谓“诗人”和“文学家”，即每节诗的前三句所刻画的“失恋者”。第二层意思是表现统治阶级对诗人抛出橄榄枝，用金钱地位来诱惑诗人，但诗人不领情，而是处处和他们“捣乱”。认为每节诗的前三句是一层意思。其中的“我”不是诗人自己，而是一心想做豪家乘龙快婿的所谓“诗人”和“文学家”，讽刺他们要寻“所爱”受阻而“泪沾袍”“泪沾耳”“泪沾襟”“泪如麻”的丑态。每节诗的后四句是一层意思，其中的“爱人”喻指“反动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或“资本家”之类，而这后半节诗中的“我”则喻指“革命者”。“爱人”赠我“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等名贵的礼物，是对诗人以金钱名誉相利诱。而诗人回赠“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和“赤练蛇”则是存心“不识抬举，不肯凑趣”。最后“由她去罢！”才是对他们的真正回答。“‘我’根本不想和‘她’恋什么‘爱’。从没想看‘她’什么好脸色，‘她’的态度和‘我’有什么‘鸟’相干！……《我的失恋》不仅用让反动派‘失望’来报答他们的‘爱’，把他们的‘韵事’‘闹得一塌糊涂’，对反动派的‘憎’的回答，也只是投以极端的轻蔑(‘由她去罢！’)，这就是‘我’对反动统治者的‘爱’与‘憎’的回答，也是对‘当时盛行的失恋诗’开的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15)这种观点显然带有特殊年代强烈的二元对立政治色彩。并且，就是按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下半段诗中的“使我心惊”“使我胡涂”“使我神经衰弱”似乎在逻辑上也不好讲通。
第四，认为《我的失恋》是鲁迅自己想爱而不得的“失恋”情绪的写照。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认为表现的是鲁迅与夫人朱安无法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诗中“交换礼物的实质意义是情感的交流，诗歌描绘的便是这恋人间情感交流的失败。……这种窘困正是鲁迅不和谐夫妻关系的真实写照。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深刻、最有洞见的思想先驱之一，而朱安胸无点墨，平庸，待人接物还有几分呆板木讷，谈何贤而内助？《野草》写作期间，鲁迅的社会声望很高，常有当时文化界知名人士来访，在这种情况下，朱安所扮演的角色愈发显得不合时宜”。(16)认为“从当时鲁迅的婚姻状况和生活状态来看，把该诗理解为鲁迅对于自己无法与朱安产生精神上的共鸣，情感上的沟通的苦闷、无奈、痛苦的失恋情绪的表达是相对比较合理的”。(17)第二种情况是认为是诗人表达的对许广平的恋情。“《我的失恋》是诗人与许广平恋爱进入特定阶段发生的独特的鲁迅式的‘小感想’。鲁迅说，‘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闷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简单地说，《我的失恋》就是诗人对《影的告别》和《求乞者》所表现的面对爱情时的焦虑、苦闷、彷徨的一次捣乱，一次硬唱凯歌，一次解嘲，一次自我调侃。”(18)以上两种观点都把诗歌抒情的对象坐得太实，因而都有在逻辑上难以说清之处。第一种观点认为本诗的抒情对象是朱安。众所周知，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产物，所以朱安根本不是每节诗前三句诗人苦苦追求的“我的所爱”。第二种观点认为本诗的抒情对象是许广平，鲁迅与许广平真正的交往是在1925年3月，而此诗写于1924年10月，所以这种可能性极小。况且如果诗中交换礼物喻指情感的交流的话，那就更和鲁迅与许广平交流时的心领神会不相符合了。
笔者认为《我的失恋》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认识和解读。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当时流行的令人生腻的爱情失恋诗的讽刺；第二个层面是对诗人自己想爱而不得的痛苦的婚恋生活的自嘲；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传统诗歌从形式体裁到思想观念的解构。
首先，讽刺当时盛行的爱情失恋诗，这是《我的失恋》的最表层的含义。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有几位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过分析和解读，只要把他们政治的有色眼镜摘掉就可以了。当时庸俗做作的恋爱诗和缠绵悱恻的恋爱小说确实盛行。茅盾也曾批评“许多青年天天在那里做‘画饼充饥的恋爱诗’”(19)，所以鲁迅最初可能就是看腻了那些虚伪造作的“花呀”“爱呀”“死呀”“血呀”的恋爱诗而有意写《我的失恋》来讽它一下。诗中以难寻“所爱”而“泪沾袍”“泪沾耳”“泪沾襟”“泪如麻”来讽刺那些失恋者的脆弱和矫情。对“爱人”所赠的“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等名贵的礼物，以无所谓的姿态回赠“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和“赤练蛇”这些不相匹配不合时宜的东西，最后以“由她去罢”来和那种写“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虚伪矫情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开开玩笑”，即对其进行讽刺。
第二，诗人对自己想爱而不得的痛苦的婚恋生活的自嘲。鲁迅一开始的创作意图可能就是要对当时流行的庸俗矫情的爱情诗讽刺一下，“开开玩笑”。但既然涉及到爱情，这不可避免地就会触发鲁迅对自己想爱而不得的痛苦婚恋生活的感叹、咀嚼和思考。这样，就使得《我的失恋》在深层次上隐含着诗人对自己痛苦婚恋生活的感怀及情感的抒发。我们知道，鲁迅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26岁时(1906年)接受了母亲送给的“礼物”——与朱安女士结婚。婚后第二天就从新房搬出，第三天就又远走日本。20年来鲁迅就是维持着这样一种无爱无恨、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他和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20)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鲁迅有着比常人更敏感的神经和更热烈的感情，自然，他也有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与追求。然而他又要正视自己有名无实的婚姻家庭的现实。所以他以殉道者的姿态发出悲情的承诺：“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热风·随感录四十》)不过，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理性的分析与承诺是难以驱除现实的痛苦与情感的缠绕的。而通过创作来表现欲望和痛苦是艺术家转移、释放和升华情感的特有途径。所以，《我的失恋》在深层次上隐含着诗人对自己想爱而不得的痛苦婚恋生活的感叹和自嘲。我们可以联系文本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读。
《我的失恋》共四节，每节诗的前三句中说的“我的所爱”和后四句中说的“爱人”喻指是不一样的。而诗中的“我”却是贯穿始终的，即诗人自己这一抒情主体。每节前三句中的“我的所爱”既不是指朱安，也不是指许广平。也就是说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女性，而是喻指诗人追求的理想的“爱情”。如第一节诗的前三句：“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可以理解为我的理想的爱人在很高的山腰，因为高山的阻隔而无法找到她，因此伤心痛苦的眼泪滴到了衣衫上。象征理想的“爱情”很难实现。后四句：“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这是回到现实中来审视和咀嚼自己痛苦的婚姻生活。这里的“爱人”则可以理解为喻指朱安。“爱人”赠我“百蝶巾”，“我”回赠的是“猫头鹰”。“爱人”认为与她送的礼物是不匹配不对等的，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恶作剧，因此“从此翻脸不理我”。而“我”却认为是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回赠给她，没有想到却惹得她不高兴。因此不知所措“使我心惊”。用爱人间希望以互赠礼物来增进感情反而产生误会来象征夫妻间因为学识、性格等等差异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以下三节诗也与此大同小异。只不过换了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礼物而已。所以就整首诗来看，诗人首先是追求理想的爱情，即“我的所爱”，但因为“山太高”“人拥挤”“河水深”“没有汽车”等种种阻隔而无法见到那“我的所爱”，于是以“泪沾袍”“泪沾耳”“泪沾襟”“泪如麻”来形容自己追求理想“爱情”总是失败的伤心和痛苦。然后，诗人回到现实来审视和咀嚼自己婚姻生活的尴尬和痛苦。以“爱人”与“我”之间好心地互赠礼物而却因双方对礼物的不同看法和喜好而闹得不愉快，喻指双方无法进行情感的交流。“爱人”赠我象征着爱情和谐美满的绣着群蝶翔舞的“百蝶巾”，“我”回赠的是人们认为有着不吉祥的叫声和骇人相貌的“猫头鹰”；“爱人”赠我绣着双栖双飞、象征白头偕老的“双燕图”，“我”回赠的是沿街叫卖的小吃“冰糖壶卢”；“爱人”赠我象征锁定爱情的华贵的“金表索”，“我”回赠的是止痛退烧的“发汗药”；“爱人”赠我象征爱情美好的“玫瑰花”，“我”回赠的是有些吓人的“赤练蛇”。“爱人”赠的都是象征吉祥、和谐、美满的华贵高雅的礼物，可见“爱人”是真心诚意想对“我”表达一片真心，然而，“我”对这些却不理解不欣赏。“我”回赠“爱人”的“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和“赤练蛇”，“爱人”当然更不能理解了。因此“从此翻脸不理我”。其实“我”回赠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喜欢的。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对此曾经解释说：“阅读者多以为信口胡诌，觉得有趣而已，殊不知猫头鹰是他自己所钟爱的，冰糖壶卢也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还是一本正经，没有做作。”(21)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对此也有说明：“他所爱好的东西，未必是别人所能了解。这一层鲁迅先生自己同我说过，如果别人以为‘回他什么’以下的四样东西(猫头鹰、赤练蛇、发汗药和冰糖壶卢)有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意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实在喜欢这四样东西。”(22)由此看，“我”的态度也是非常真诚的。诗中用两物的巨大反差，来喻指夫妻间在学识水平、处世方式、性格爱好等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他们之间真诚善意地交流，闹出的是误解甚至怨气。理想的爱情即“我的所爱”不可能追求到，现实的“爱人”又无法沟通不可改变，在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之后，鲁迅也只能以一种自嘲的方式，无奈地表示“由她去罢”。
第三，《我的失恋》是对旧的诗歌传统的解构。《我的失恋》的副标题是“拟古的新打油诗”。拟古就是戏仿古诗。从本诗的形式来看，鲁迅戏仿的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四愁诗》原文如下：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
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
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
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玕，
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
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
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
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
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纷纷，
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
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
何为怀忧心烦惋。
从两诗起首的句式到互赠礼物的内容来看，《我的失恋》无疑是戏仿张衡的《四愁诗》。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首典型的以“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表达忠君爱国思想的古体诗来戏仿和反讽呢？难道只是随意的游戏之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我的失恋》决不是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是有着解构传统的深刻文化内涵。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张衡不是传统文化的反叛者，他笃信传统文化，笃信传统文化为世人所设计的理想目标，执着地追求下去，在遇到重重阻隔之后，他对路途艰险的感慨、对前程茫茫的叹息是沉重的、严肃的、悲剧性的；鲁迅则不同，作为新文化的战士，他看穿了旧文化的种种弊端，看穿了旧的理想信念的虚假与欺骗，尔后居高临下地与之诀别，这种诀别就是轻松的、愉快的、富有喜剧意味的。……传统文化在《我的失恋》轻松的音调中走向了衰亡，从张衡到鲁迅它走过了一段从悲剧到喜剧的漫长的历程。因此，我们认为，喜剧因素并不能成为《我的失恋》为打油诗的理论根据，相反，它使我们确信。《我的失恋》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23)鲁迅对《四愁诗》的戏仿和反讽，其用意就是对传统的诗歌形式和思想观念进行解构。我们知道，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推倒封建旧文学创建新文学，最根本的要义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在文学形式上，要用有生气有活力的白话文取代僵化的文言文；二是在文学观念上，要用“人的文学”观取代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鲁迅的《我的失恋》正是以戏仿和反讽《四愁诗》作为个案，对传统的诗歌乃至文学的形式和观念进行解构。在形式上，鲁迅采取了以俗抗雅的方式对《四愁诗》进行解构。《四愁诗》是一首已经非常接近七言诗的古体诗。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另为一节的形式。句式整饬一致，用词华贵典雅，给人以崇高和庄重之感。鲁迅在《我的失恋》中却全部用“俗字俗语”，甚至用“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和“赤练蛇”这些让旧诗人们看来不能入诗的“俗话”来戏仿《四愁诗》，这是“有勇气抬出俗来和雅对抗”，用“俗”来消解传统诗歌形式的“华贵典雅”，用“由她去罢”的游戏姿态来消解传统诗歌形式的“崇高和庄严”。鲁迅对古典文学形式的这种消解或解构，正是对胡适提出的“不避俗字俗语”和陈独秀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践行或试验。
再看对《四愁诗》的思想内容或说对旧文学观念的解构。《四愁诗》是继承了《离骚》以“美人香草”喻忠君爱国的诗歌传统。以“美人”喻君子，以贵重的礼物比喻相互器重和信任，以路远途险比喻有小人谗佞，困小人阻隔无法回报君子为国家效力而忧伤痛苦。鲁迅同样以戏仿反讽的手法对《四愁诗》这种“文以载道”的内容或观念进行了解构。这里我们可以把《我的失恋》每节诗的前三句中说的“我的所爱”理解为诗人美好的社会理想，而后四句中说的“爱人”则喻指旧传统的维护者们。诗人首先是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即“我的所爱”，但因为“山太高”“人拥挤”“河水深”“没有汽车”等种种阻隔而无法实现，于是以“泪沾袍”“泪沾耳”“泪沾襟”“泪如麻”来形容自己理想破灭的伤心和痛苦。每节诗的后四句是写诗人回到现实社会，面对由旧文化传统主导的“无物之物”和“无物之阵”。旧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即“爱人”送我“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这些表面看来华丽名贵的“礼物”，其实在诗人看来却如同《这样的战士》中战士在“无物之阵”中遇到的“一式的点头”。是戴着“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的头衔，借用“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好听的名目来掩盖其“吃人”实质的东西。所以诗人回赠的是“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赤练蛇”这些喻指富于批判性和现实性的新思想，希望他们能够在高烧昏睡的梦呓中惊醒。然而，他们却把这些看成毒蛇猛兽而“从此翻脸不理我”。我当然也就“由她去罢”，对传统的以“美人香草”喻忠君爱国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消解或解构。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我的失恋》有着深浅不同的三层意蕴。表面上是对当时流行的令人生腻的爱情失恋诗的讽刺，以“由她去罢”来和那些“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矫情而造作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开开玩笑”。另一层意蕴是诗人对自己想爱而不得的痛苦婚恋生活的自嘲。每节诗的前三句描写追寻“我的所爱”而不得，以此喻指诗人追求理想“爱情”很难实现而悲伤痛苦。每节诗的后四句是描写诗人回到现实中来审视和咀嚼自己痛苦的婚姻生活，用爱人间希望以互赠礼物来增进感情反而产生误会来象征夫妻间因为学识、性格等等差异而无法进行情感交流。理想的爱情即“我的所爱”不可能追求到，现实的“爱人”又无法沟通、不可改变，于是诗人只能无奈而自嘲地表示“由她去罢”。还有一层意蕴是对旧的诗歌传统的解构，诗人选择《四愁诗》这一典型的以“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来表达忠君爱国思想的古体诗来戏仿和反讽，用以俗抗雅的方式来消解传统诗歌形式的“华贵典雅”，用“由她去罢”的游戏姿态完成了对传统的“美人香草”喻忠君爱国文学观念的解构。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②《李长之文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③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41-42.
④⑩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页、第110页。
⑤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第356页。
⑦李何林：《鲁迅〈野草〉注释》，见《李何林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⑧(15)闵抗生：《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第50页。
⑨《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11)Hsia Tsi-an,The Gate of Darkness,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p.150.
(12)孙席珍：《鲁迅诗歌杂谈》，载《文史哲》1978年第2期。
(13)参见魏邦良：《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241页。
(14)散木：《鲁迅〈我的失恋〉的讽刺对象》，载《新京日报》2011年04月16日。
(16)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131页。
(17)王央浓、王晓初：《鲁迅诗歌〈我的失恋〉的又一解读：爱情的错位与苦闷》，载《名作欣赏》2012年第33期。
(18)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19)玄珠：《杂感》，载《文学》周报第104期，1924年6月2日。
(2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香港上海书局1957年版，第62页。
(2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70页。
(22)孙伏园：《京副一周年》，转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23)周甲辰：《诀别传统 直面虚无——解读鲁迅〈我的失恋〉的文化内涵》，载《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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