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对年鉴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利用（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鉴论文,图书馆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读者利用年鉴的调查与分析
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的读者调查结果表明：查阅年鉴的读者人数占读者总数的40%。年鉴资料复制量占工具书阅览室图书资料复制总量的20%。在100多位读者开列的经常使用并认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单中，年鉴类工具书约占1/3。查阅年鉴的读者有各级管理干部、科研人员、生产企业信息调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资料室的调查告诉我们，使用年鉴的人数占读者总数的1/4，基本上每天都有读者查阅年鉴。在北大图书馆共发放了180份调查表，收回160份，回收率达90%，了解到如下几方面情况：
1.1 使用年鉴的读者层次。教师34人，研究生49人（其中博士生13人，留学生5人），本科生68人（其中一年级为2人，二年级6人，三年级9人，四年级51人），其他9人。由此可见，四年级毕业班人数最多，占32%，其次是研究生，占30.6%，低年级学生使用率低，主要是还不了解这类工具书的功能和作用。这项数据也告诉我们，年鉴读者与受教育程度有关，需要宣传、培训。
1.2 使用年鉴的读者专业分布情况为：经济学48人，图书馆学16人，哲学14人，法律12人，社会学10人，历史9人，管理学6人，生物学、心理学、考古学各4人，国际政治、中文各5人，人口学、化学各2人，地质、城环、计算机、政治学各1人，其余不详。可以看出经济学明显居多，占30%，图书馆学占10%，哲学占8.75%，以上三个专业几乎占了一半，其余各专业相加为52%。理科仅15人，不足10%，文科占90%以上，明显高于理科。
1.3 高等院校图书馆读者使用年鉴要解决的问题，大体归为四大类：
1.3.1 为教学和科研收集资料。以教师和研究生为主，查找统计资料的最多，高达34人，查找二次文献的25人次，查找学术科研动态的12人，查找法规的8人，查找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5人，查找人物传记的3人，查找考古新发现的2人。
1.3.2 为撰写毕业论文和完成作业。以毕业班学生为主，还是查找核实数学的为最多，37人，查考专业资料27人，查找典型事例的11人，查找书评资料的6人，查找附录资料2人。
1.3.3 以升学、就业或经营为目的。仍是以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为主。其中查机构名录的13人，查看研究生试题的7人，查找家乡资源状况的4人，查找企业产品情况的3人，查看广告的2人。
1.3.4 为增长知识和消谴浏览。低年级学生有这种情况。通过年鉴查旅游资料的6人，查新书出版情况的3人，查交通情况的2人，查诺贝尔奖获得者1人。
对于调查的问题，有的读者回答较详细，故可以分出层次；也有的带有两个以上的问题来查年鉴，所以总数超过160。据图书馆员反映，年鉴使用带有明显的周期性，如每年春季即每学年下半期当本科生和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时，年鉴使用呈上升趋势，而秋季新学年开学后往往冷清一段时间。
从以上归类不难看出，利用年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读者的层次相对应的，读者层次高，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有一定深度。
1.4 读者查阅年鉴年的反映：解决了问题，感到满意的64人，占40%；解决部分问题，基本满意的33人，占21%；没有解决问题，不满意的58人，占36%；未表态的5人，占3%。
前两部分读者之所以喜欢查阅年鉴并感到满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年鉴有权威性，其主办单位和资料来源都来自权威的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可信度大；二是年鉴的时效性强，反映的是最新的进展和新情况、新成就；三是年鉴连年出版，便于比较，有累积和总结研究的价值；四是年鉴的资料性和浓缩性强，许多数据、名录等实用信息十分密集，又不是原始资料的堆积，经过专业人员分析、整理、核实，加工高度；五是年鉴功能齐全，一本年鉴中，既有大事记、法规文献、人物、机构名录，又有统计数字、回溯性和预测性文献，尤其是其中的书目索引等二次文献和权威人士写的综述、述评等三次文献，参考价值极高，确实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第三种情况，没解决问题的超过1/3。无非是三种原因：一是没有相应年鉴，二是年鉴中没有收录有关资料，三是收录了，不便查检。
1.5 读者对年鉴的评价。对于常见的年鉴，读者反映质量高下不等，使用率也相差悬殊。调查结果表明，使用率最高的是《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经济年鉴》。无论在哪个图书馆，这几种年鉴因翻检频繁，破损得较快。北京图书馆两个月即送工厂装订，而且还需多配复本。就编辑、出版、印刷诸方面综合评价年鉴质量，在1994年举行的“全国地方年鉴评奖”活动中，分数较高、得票最多的分别为：省级前三名为《广西年鉴》、《广东年鉴》、《上海经济年鉴》；市、地级前三名为《武汉年鉴》、《哈尔滨年鉴》、《杭州年鉴》；县级前三名为《武进年鉴》、《宝山年鉴》、《玉溪年鉴》。1996年举行的中央级年鉴评奖中，前三名为《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年鉴》、《中国金融年鉴》。这些年鉴大都具有如下优点：一为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二为编排得当，栏目合理；三为结构完整，功能齐全；四为出版及时，查检方便；五为逐年改进，不断提高。读者感到失望的是文艺和体育年鉴，有的名不符实，如《中国小说年鉴》，实为小说选集；有的结构残缺，不够规范，如《中国作文年鉴》；有的栏目庞杂，设计较乱，如《中国电影年鉴》；有的文章过长，缺少加工提炼，如《中国文学研究年鉴》；还有的出版周期过长，使声誉和效用大减，如《中国文艺年鉴》和《中国体育年鉴》。
2 读者利用年鉴的深层效益
年鉴的价值和作用是很大的。我在进行广泛社会调查后曾将其归纳为：年鉴具有导向价值，可发挥决策参考和战略指南作用；年鉴具有媒介价值，可发挥横向联系和宣传窗口作用；年鉴具有学术价值，可发挥教育培训和科研参考作用；年鉴具有实用价值，可发挥生活顾问和社会服务作用；年鉴具有存史作用，可传播文化和积累史料；年鉴具有情报价值，可发挥战术指导和技术顾问作用。
教师及部分研究生利用年鉴解决了教学科研中的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与上述价值和作用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得不很明显，属于隐性或潜在的效益，仅靠读者调查表反映不出来，还需换一种方式来进一步发掘。下面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一个资料室的调查为例，挖究年鉴的深层效益。
2.1 为政府机构或部门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其一是直接参与，以某种特殊身份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如该系博士生导师吴大琨主编的《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论太平洋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特征·走向》三本书中共有38处引用年鉴的资料。
其二是间接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是外交部、对外经贸部、国家经济体改委的联系机构，相当一部分教研人员在国家部委或机关任顾问或特邀研究员。如张帆教授曾被请到中南海谈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结构调整、债务等问题，为我国改善投资环境，适度引进外资等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赴中南海之前，他收集了《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发展报告》、《国际金融统计年鉴》上的有关数据。
2.2 为企业改革出谋划策。在改革的大潮中，企业要真正走向市场，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有智囊人物帮他们出谋划策。该系原系主任杜厚文教授应河南省政府的邀请，针对地方企业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反应颇佳。而这些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中，用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多部年鉴的资料。
2.3 对国际经济形势做出预测。由于认识世界经济的各种经济关系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科学研究方法，教师们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如王章耀教授、杜厚文教授、陈耀庭教授分别作为日本经济、西欧经济及美国经济的专家被请到《世界经济》杂志或《经济参考报》社召开的有关经济发展趋势的座谈会，他们采用了《美国统计年鉴》及《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座谈会纪要已见诸报刊。
2.4 充实教材的内容。王章耀等编的《世界经济概论》教材，就有20余处用到《联合国统计年鉴》、《国际清算银行年报》、《国际金融统计年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等10多部中外年鉴的资料。
2.5 完成科研课题。近年来，该系教师们在教学之余还承担了不少科研课题，包括国家这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教委博士点项目、青年社科基金项目等。单独或与协作院校共同完成了一批成果，其中一些成果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成果奖，近期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已成书）的有30部。对其中16部文献引用年鉴情况做了调查，共引用年鉴315处，只有一部完全没有用到年鉴材料。特别是《战后苏联经济》一书，引用年鉴的材料多达65处，而且主要集中在《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上。
3 读者对年鉴的意见和期望
在调查中，读者在肯定近年来年鉴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性意见，现择要归纳如下：
3.1 实用性不强，直接影响年鉴利用率。读者对年鉴的最强烈要求就是要实用，能够解决他们迫切需要查找的问题。有的年鉴部头很大，可是收了许多并不属于本年鉴该收录的内容，读者想查的资料找不到，自然影响年鉴的利用率和信誉。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的工作人员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读者带着问题也带着希望来查年鉴，结果一无所获失望而去。有的问题较为复杂，年鉴不可能收录，但也有些问题并不复杂，也解决不了。
3.2 内容不精，加工度不够。有的读者尖锐地批评有的年鉴不象工具书，倒象“资料汇编”或“论文集”，把各种讲话、会议发言、文章等一次文献原封不动地编了进去，没有把它们加工成文摘、题录、篇目索引、简介、图表、综述等二三次文献。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重复现象。一是不同年鉴之间的交叉重复，如《中国经济年鉴》和《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就有不少重复。还有的专业年鉴和本专业学科年鉴也有重复，如《中国经济年鉴》与《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二是同一年鉴不同年度间的重复反映。有的年鉴的内容前后重复，有的同一事件在“概况”、“百科”、“大事记”里反复出现，浪费了年鉴宝贵篇幅，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3.3 不附索引，检索途径单一。这是读者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在北大馆藏的200多种现行年鉴中，有索引的只有《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20余种。也就是说85%以上的年鉴尚无索引。上百万字的大书，内容丰富，资料密集，仅靠书前几页目录怎么能充分揭示图书的内容呢？许多年鉴编者花费很多心血编出的年鉴，诸多功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缺乏索引一类检索途径是重要原因。
3.4 部头过大，价格过高，出版周期过长，是当前年鉴较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年鉴，在重视提高质量、压缩篇幅、降低成本、缩短出书周期等方面做出努力。从我国国情出发，考虑到广大读者、包括各类图书馆的购买力，不要一出年鉴就是几百万字精装的大部头。大学生读者们对曾经出版过的《中国哲学年鉴》纸皮简装本和《中国历史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史学情报》季刊都持肯定意见，认为具有出版及时、开本小、定价低的优点，受到读者的欢迎。
3.5 宣传不利，应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我们在调查中，深切感到年鉴界与图书馆界、年鉴与广大读者的联系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图书馆各个工作环节，包括采购、流通部、阅览部、参考咨询等工作人员，都迫切需要了解有关年鉴的知识和信息，这一点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工作质量，也关系到年鉴的订购、开发和利用。从读者的呼声来看，也很强烈。为什么有36%的读者没有从年鉴中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固然有年鉴内容质量的原因，但读者不熟悉或者说不会使用年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3年5月，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首届全国年鉴展览”就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据该馆参考辅导部负责同志分析，起码达到如下六方面目的：一是改变了原来被动局面，主动向数以千计的读者宣传馆藏，介绍我国年鉴出版概况和各类年鉴现状；二是为大量读者提供了包括阅览、咨询、复制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工作，获得读者好评；三是大幅度补充了馆藏，通过展览增补了100种年鉴，新收到近1000册年鉴展品中，20%是原来所缺；四是沟通了同全国数百家年鉴编辑出版单位的关系，向他们宣传呈缴本制度，为今后馆藏建设打下了基础；五是征询了读者对年鉴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了读者需求，有助于年鉴信息服务工作的开展：六是培养和增强了工作人员的年鉴意识，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此外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向读者介绍有关年鉴的基本知识、年鉴的价值意义及出版信息，使年鉴真正成为广大读者在学习、工作中的得心应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