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趋势论文,理论论文,多极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一类是代表大多数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前者以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所奉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代表。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1946年算起，到1974年止，历时28年。这28年是大量位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发展壮大、民族意识崛起、维护自身利益、同大国强权政治抗争的过程，更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露的过程。
对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国内学者作了许多研究和论述，提出过很好的见解。但是，从世界多极化趋势这个角度，进一步考察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意义，至今仍然很少有人问津。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进行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一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各大国的首脑都对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提出过相应的理论。但是，谁都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小国、弱国和穷国的利益，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由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主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继续，也是小国、弱国没有取得独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附庸从属地位的必然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三巨头”一手策划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组成的新“三巨头”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也是如此。
通观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无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受到过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首先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侵略势力。同时，这个体系所代表的强权政治，也受到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埃及等亚非国家的反抗。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同美、英、苏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轴心国的侵略战争。而战争的结果，不仅巩固了美、英、苏等国的大国地位，这些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这就为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步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又对雅尔塔体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苏美两极格局。而在世界出现两极格局的同时，多极化的趋势就作为一种潜流存在着。这首先是战后通过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新兴独立国家，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另一个对世界两极格局形成挑战的是两大阵营中的离心和分化倾向。它始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独树一帜；二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性。到7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五强格局和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态势。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后世界在以两极格局为主导的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孕育、发展并逐步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代表弱国、穷国、小国利益并反映多极化趋势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毛泽东始终对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抱以同情和关注，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处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两者密不可分，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形成“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成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里，对战后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趋势发表了见解。提出：“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①a]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尽管有曲折，但是“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②a]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不是由少数大国决定的，而是由各国人民来决定。他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③a]
这些论断，和当时斯大林试图通过苏美两大国的妥协维持战后国际和平的构想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战后世界局势的基本论点。
二战刚刚结束，在中国迅速形成了苏美等大国插手中国事务的复杂局面。而且，无论美苏都把各自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利用美英苏等大国均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有利情况，利用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争取胜利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的方针。他估计，在二战结束后维持一个时期的和平是有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①b]
1946年4月，毛泽东在国内短暂的和平局面即将被国民党打破的关键时刻，针对党内对于国际局势的一种悲观估计，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②b]
关于两大阵营之间妥协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③b]妥协的范围，“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④b]。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⑤b]这实际上就是独立自主、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这篇重要的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中间传阅过。直到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才一致同意了这个文件，并向下传达。它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在内战爆发前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同时也反映出，在苏联斯大林多次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对国民党实行重大妥协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了一条符合独立自主原则和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国式的战略路线。可以说，没有这样一条战略路线，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不同看法，是在1946年8月，即中国内战正式爆发之后。这是对战后两极格局理论的挑战，也是对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奉行的妥协路线的挑战。不过，这篇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锋芒所向仍然是直指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
毛泽东在谈话中，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c]“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②c]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预见。对战后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冲击的，正是迅速崛起的广大中间地带。而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正是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
50年代和60年代，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及时补充、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使之逐步得到检验和完善。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格局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的鼓舞下，亚非拉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团结合作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的中小国家。二是在两大阵营内部，都开始出现离心和分化的倾向。这两个趋势，尤其是第一个趋势，对于两极体系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同时也给被人为地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上述新的国际趋向，并着重从中间地带的内部分析方面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这里面很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①d]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60年代，中苏论战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这样，民族独立和两大阵营的分化三种力量汇为一体，对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格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冲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重申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论断。还说：“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做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②d]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③d]
随后，毛泽东在1964年1月5日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再次阐明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①e]在同年7月的另一次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还明确表示：“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②e]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他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③e]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④e]
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深刻地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思考和完善的认识过程。它的问世，标志着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它们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集中体现，也是国际社会逐渐进步的具体体现。
三
进入70年代，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
首先是中国战略地位的明显提高。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亚洲大国，其战略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它们的信任，代表了它们的利益。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客观上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格局，中国的战略地位呈上升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
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终于成长为经济巨人，同时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战略上的下降趋势，不得不对这些挑战持容忍和克制态度，并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来自东欧。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状况。“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和苏联侵捷事件的发生，清楚地表明东欧各国的改革对这些国家同苏联的离心倾向起到了何等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来自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冲击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呼唤并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已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客观局势迫切需要从中发展出新的理论。
毛泽东在战后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虽然代表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趋向，但也不免受到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和局限。一是这个理论还是以苏美两极对抗的大格局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它不承认这种格局为世界格局的唯一定势，并提醒人们对位于美苏两极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给予应有的关注。它在以一个旧的既成事实为前提的同时，又在竭尽全力呼唤着一个新的不断变化着的时代。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谈论中间地带时，中国却置身其外。这种状况是历史造成的，但也因此使中间地带理论受到各种制约。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最终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中间地带理论的超越和升华。而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就没有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可以有把握地说，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了很久。但是，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却是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①f]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①g]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②g]对于这些提法，毛泽东明确表示赞同。[③g]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主要的动因，是要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剧烈变动、改组中的国际局势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没有对这种趋势的客观而深入的观察，要想比较全面地纠正极左思潮的影响，重新确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并把中间地带理论发展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当然，同任何理论一样，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约。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理论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产物，但也不能不受到在那个时代起支配作用的两极格局的影响，留有时代的局限和烙印。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无论在50年代还是在70年代，中国的外交指导都试图同其中的一方在战略上结成有形的或者无形的伙伴关系，争取形成针对另一方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同大国结盟思想的局限。其次，这个理论还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对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的危险性估计日趋严重。毛泽东虽然正确地看到苏美两国争夺加剧、矛盾不可调和的一面，但对这种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的均势后互相牵制，爱好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也在迅速增长的一面估计不足。
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局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力图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所作的不懈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就实现了从赢得国家独立到在世界格局中取得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性飞跃。这种符合中国自身根本利益的战略地位，苏联不可能给，美国同样不可能给，只能靠中国自己独立自主地去争取。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取得的最大成就。
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指导也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既是客观形势的变化造成的，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指导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指导上的飞跃，概括为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第二个转变，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①h]这些重大变化，根据新的国际形势，辩证地扬弃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世界格局继续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变化，并且必将对未来世纪初期的基本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演变过程，从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到这种格局与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及美、苏、中、德、日的五极格局[②h]同时并存，再到苏联解体后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动荡、多变和过渡状态。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向我们不断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各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与大国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理论逐步走向衰亡的趋势相比，反映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弱国、穷国及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以远见卓识反映和呼唤这一历史趋势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种种历史局限，但是它所揭示出来的时代规律和时代精神，却是永存的。
注释：
[①a][②a][③a]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1、42页。
[①b][②b][③b][④b][⑤b]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1184、1184、1184、1185页。
[①c][②c]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
[①d][②d][③d]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2、487、506—507页。
[①e][②e][③e][④e]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8、509、514、515页。
[①f]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①g][②g]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③g]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5—1066页。
[①h] 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8页。
[②h]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1971年11月20日同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中，曾经援引一些人的话，谈到过世界格局中的五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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