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发展问题——对我国“人口现代化”的一项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生育率论文,我国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探讨了“人口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建构了人口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讨论了人口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转型问题。作者认为，人口现代化就是“人口类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是“内现代化”和“外现代化”的协同过程，或者说是人口转变、人口素质及人口结构三方面现代化共生共变的过程，是社会总体现代化的重要侧面。但人口现代化并非万应灵药，而是利弊互见的。分析表明，昔日以人口数量问题为关注中心的人口问题观及治理观受到了挑战。从中国人口问题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来论断，要有较好的解决办法，就不仅需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而且需要“瞻前顾后”的长远眼光，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和治理。
关键词 低生育率 人口发展 人口现代化
人口是一个具有强惯性的系统，是现代化过程中始终起着作用的发展要素，是一个可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的“量”和“质”的长期变量。如是观之，人口问题不仅需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而且需要“瞻前顾后”的长远眼光，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和治理。由此，很自然地提出了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发展问题，而“人口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恰好为我们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思路。当然，“人口发展问题”是极为宽泛的，而从综合的角度看，人口现代化问题则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关于“人口问题”的若干判断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现象的困扰。90年代我国人口出生率已降到20‰以下的低水平，而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已达到更替水平，但是每年的出生量仍达2000万之多，人口净增量达1400—1600万左右。据国家统计局于1995年2月中旬的公布，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已突破12亿大关。在低生育率时代到来之际，“12亿人口”大关的突破意味着什么？这至少表明生育率、出生率、增长率这些相对数问题的缓解并不意味着人口规模的膨胀已不再构成威胁。90年代需要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人口问题正日趋泛化。人口问题泛化意味着伴随人口的持续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已深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环境变迁等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意味着以人口总量递增为主导的原生人口问题继续引人瞩目的同时，次生人口问题也纷至沓来：一则人口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人口增长问题，人口素质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以及人口分布问题正日趋突出；二则人口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控制问题，而且是复杂的配置问题、开发问题、管理问题、保障问题、发展问题，等等。
人口之成为问题，往往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容量或资源承载力而言的。所以人们常说，人口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经济问题。这一论断的现实意义在90年代市场经济力量逐步生长而计划经济力量日趋削弱的环境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了。因为“人口问题泛化”表明人口运行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正趋紧密。与此同时，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普遍有了一种深切的感受和认同，这就是：越是在人口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越是需要人口理论的综合研究和科学指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入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种险象环生的人口问题环境。譬如，就市场经济的影响而论，我们就不能过于天真地期待市场的初始成长能对生育率下降产生显著的、积极的即期影响，需要发出预警的倒可能是：由于“超生”和“议价孩”现象的升温而引致的农村生育率反弹问题会被再度关注而成为90年代人口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这里，笔者尝试将“人口问题”界定如下，即主要因为人口变量的变化所引致的人口变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及其环境变迁过程的失衡、矛盾和冲突现象。在理论上，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人口问题，即人口增长问题、人口素质问题、人口结构问题以及人口分布问题。在更多的时候，人口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首先，具体人口问题的产生可能是诸多人口变量共同作用所致；其次，人口问题的产生可能不仅有人口变量的作用，还有非人口变量的影响，归根结蒂，这是人口问题的本质决定的。
人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变量群，对现代化进程的预期和把握的确离不开对人口变量及人口条件的分析。这样，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口问题，就引伸出了一个“人口现代化”的话题。
二、从“现代化”到“人口现代化”
对“现代化”的定义尽可以见仁见智，但一个简单的本质的规定大致是可以认同的，即现代化系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过程，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最能体现“现代化”的字眼。大而言之，全面的现代化实际上是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口现代化这五个子系统复合共生的过程。显而易见，人口现代化是从“现代化”这一总命题中引伸而来的。换言之，人口现代化是客观存在的，是总体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是以人口变量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
所谓“人口现代化”，笔者认为简单说来就是人口类型的现代化，亦即，人口类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人口转型”过程。“人口现代化”的提法是对客观的人口发展态势的理论描述和概括。人口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是现代人口学或者说是泛人口学体系中（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也包括经济人口学、社会人口学等重要的边缘学科）的重要范畴，也是我们把握和透视总体现代化极其重要的机制力量。
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对“人口类型”的理解和界定。依笔者管见，人口类型可以理解为：（1）人口的再生产类型，譬如，是“高、高、低”的传统类型还是“高、低、高”的过渡类型还是“低、低、低”的现代类型就足以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反映出人口现代化的发展阶段。（2）人口的社会类型，譬如，是乡村人口还是城镇人口，是农民阶层还是非农民阶层，是蓝领阶层还是白领阶层，是残疾人口还是健康人口，等等。（3）人口的经济类型，譬如，是农业劳动者还是非农业劳动者，是低收入人口还是高收入人口等等。（4）人口的文化类型，譬如，是文盲人口还是非文盲人口，等等。（5）人口的政治类型，譬如，是没有民主参政意识的人口还是有民主参政意识的人口，等等。这样，至少在理论上，人口现代化也就可以具体理解为上述五个方面人口类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但这五个方面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甚或可以说，这五种具体人口类型的现代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步性、趋同性和对应性。一般而言，人口现代化程度越高，则五个方面的转变表现出的同步性、趋同性和对应性也越显著。当然，这里传统抑或现代的类型划分是相对的；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划分标准不可能绝对统一，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细致考察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人口现代化”其实包括了二层含义：一是人口现象或人口过程自身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直言之，就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人口转变的现代化，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人口的内现代化”（Population Madernization from Within）。二是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循环关系从低级转向高级的过程，直言之，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现代化。有必要指出，这里的人口结构系指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阶层结构和人口的就业结构，而不是指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人口的外现代化”（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我们应当看到，人口作为一个只有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发展过程中去理解才有意义的范畴，在考察其现代化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其内在的现代化过程和外在的现代化过程截然分开的。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把握的历史范畴，它表明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可能实现，也可能停滞；可能被推进，也可能被阻碍。人口现代化也不例外，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逆人口现代化”或“反人口现代化”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譬如，我们目前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存在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就是一种“逆人口现代化”（Counter-Population Modernization）；再如“十年文革”中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作为一种反城市化现象则可归之为“反人口现代化”（Anti-Population Modernization）。可以断言，人口现代化进程不会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
三、“人口现代化”的利弊分析
中国属于在现代化方面迟发型的国家，处在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当年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中。回顾历史，仁人志士百多年来的抗争和努力已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扬眉吐气了，但经济上的“强国梦”迄今并没有完全实现。对国人来说，“现代化”不仅是激动人心的口号，而且几乎成了“富民强国”的代名词。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不是万应灵药。发展总是有代价的，问题只是如何使代价最小。
具体到“人口现代化”也不例外。“人口现代化”是否就必然意味着人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呢？事实将告诉我们，这里不存在简单的非好即坏或者相反的价值判断。实际的人口现代化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复杂。人口现代化作为一种客观的过程，实际上是中性的，是利弊互见的。
如所周知，现代化实际上是相对于近代化而言的，所以若将现代化的阶段区分为初级和高级，也就有了“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之别。从全球范围看，如果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前人口现代化阶段，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跨入后人口现代化阶段了。这样，倘若确立一种相对的标准，那么所谓实现人口现代化，也就是说进了后人口现代化阶段。然而，问题在于：人口现代化的实现是否就意味着人口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呢？诚然，我们正在为部分地区的高生育率和总体上的高增长量而痛苦，但是人家也开始为过低的生育率而忧虑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察中国的人口现代化时，不应当忽视一个也许代表着我们明天的普遍存在于工业化国家的事实：人口现代化实现之时新的人口问题又不断涌现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时下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
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现代人口转变实现之时（这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就是前述的“低低低”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也必然地会突兀而起。也就是说，在人口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问题也要悄悄转型，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将从数量方面转向结构方面。
从以往的事实可以论断，人口老龄化开始损及工业发达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劳工的结构性短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三种资源的动员和配置，即劳力、资金和技术。三者不可或缺，否则早晚会影响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问题恰恰在于，因为生育率的锐降和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所共同促成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发达工业化国接踵而至地陷入了“青年赤字”的窘境。1990年8月，英国曾专门组织调查，结果发现：刚刚步入90年代的发达工业国至少已有29个面临着“青年赤字”或者说“劳工短缺”的挑战。
诚然，要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作出准确的利弊分析并非易事，因为这里不仅有人口老龄化本身的发展程度问题，也有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所处的历史条件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全球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正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应当看到，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样，如果我们把人口的城市化、非农化、知识化和健康化看作是人口现代化的正面，那么人口老龄化就其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来看可以说就是人口现代化十分突出的负面。如前述，发展总是有代价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代价最小。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新的话题：如何实现健康的老龄化（Healthy Ageing）。为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际社会提出的最新口号是：要实现成功的老龄化（Successful Ageing）和生产性的老龄化（Productive Ageing），就是要延长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时间，倡导老年人要有所作为。换言之，就是要尽可能减少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如此看来，人口现代化并不必然将我们引向幸福的伊甸园。人口问题能逐步解决，但不可能完全解决。每一个时代都有她自己的使命，每一个时代必定有其特定的人口问题需要解决。
人口现代化是一个复合的发展过程，为使人口现代化的测度较易操作，我们不妨将上述人口类型的现代化进一步具体表述成：
1、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亦即人口转变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组合类型判定。
2、人口的知识化和健康化，亦即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可以通过人口的文化构成和健康构成来反映，如每万人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体育人口比例、健康人口比例等单项指标或我们熟知的PQLI（生命素质指数）这样的综合指标。
3、乡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农业人口非农化，亦即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当然，这里的人口结构不是指人口的自然结构（即性别、年龄结构），而是指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人口的城乡结构和人口的产业结构）。人口现代化的这一侧面最简单的可以由城市化率和非农化率来测度。
关于“人口现代化”的探讨才刚刚开始，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定性问题，从“人口现代化”内涵的界定到外延的划分都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从而为量化分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此其一。其二，在选择指标时应考虑：一是指标能否充分反映人口现代化的诸多侧面，二是资料的易得性和计算的便利性；三是国际的可比性。其三，先研究单项指标的选择，尔后再构造人口现代化的综合指数。本文的主旨在于澄清理论上的是非，而且限于篇幅，关于量化分析只是提出问题，“人口现代化综合指数”的建构问题还有待学术界的共同探讨。
四、人口现代化及其中国人口问题的转型
可以断言，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和人口控制推进了中国人口现代化的进程。但如上所述，人口现代化是多侧面的，而人口现代化不同侧面的实现程度是不同的。
首先，从人口转变类型看，中国在总体上正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阶段。中国人口出生率已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94年17.7‰，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到11.2‰。总和生育率同期从5.81降到2.1左右。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已初步实现现代人口转变。但人口转变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比较而言，我国城市人口已基本实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而农村人口还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当然，在广袤的乡村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其次，比较之下，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就表现得不是那么清晰。由于缺乏时序数据的比较，我们难以全面准确地刻画出人口的知识化和健康化的动态过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选用几个有关的指标来分析一下。
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口的知识化在80年代已经有了较为显著的进展。据对“四普”和“三普”资料的推算，1990年全国的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为6.40，比1982年的5.20高出1.2个度量单位。这表明，1990年全国人均受教育水平已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处于初一年级的阶段[①]。与此同时，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8年间依次增长131.22%、18.59%、30.47%、5.17%；而15岁及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减少了21.71%，成人文盲率降低了6.93个百分点。但在推进人口知识化的进程中，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譬如，数量惊人的贫困地区少年失学、辍学现象就可以说是对“人口知识化”进程的一种反动，是急需尽快扼制的，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希望工程”在这方面就功不可没。
谈到“人口的健康化”，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健康”这一概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现代的健康概念不仅是指没有疾病，而且也指能保持生理或心理的完好状态并能较好地适应社会。这里，反映人口健康化进程的指标就应包括二方面：一是反映人口自然属性的指标（反映生理和身体健康），二是反映人口社会心理属性的指标（反映心理和精神健康）等等。因为数据的关系，这里仅以能较好反映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婴儿死亡和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指标稍作说明。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婴儿死亡率进一步降至34.08‰。1985年全国36个市72县近1亿人口死亡原因的调查表明，婴儿死亡率城市为14‰，农村为25.1‰。1989年对1985年调查点的再次调查表明，城市的婴儿死亡率已降至13.8‰，农村则降为21.7‰。虽然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已降到较低水平，特别是城市地区已接近世界发达地区水平。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自1949年以后有了迅速提高。如所周知，解放前，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属于世界上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而现在已达到70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不发达地区平均水平，逼近发达地区平均水平。
如果仅从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两项指标来看，中国人口的健康化进程还是显著的，中国政府在推进人口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应当警惕现代化道路上的诸多隐患，譬如，我们还有1800万文盲、半文盲人口（四普），有5000多万残疾人口（1987年残疾人调查），我国尚有4.15亿人口生活在碘缺乏病区，占全国62%的县有碘缺乏病流行，损害着人民的健康；甚至在12亿人口中，隐藏着为数巨大的有心理障碍和疾患的人群，影响着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及其发展，而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人口现代化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逆淘汰”的机制力量，而对此我们是不能漠然视之的。
再次，人口结构的现代化表现在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城镇化获得了历史性启动，而人口非农化的伟大实践也如火如荼。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壮丽和绚烂的一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摆脱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框架的约束，介入宏伟的现代化过程并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分享着现代文明的诸多收益。特别是传统的农民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分化，意义极为深远。从时序资料看，应当说中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和非农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1980—1989年，城镇化水平从17.60%上升到25.63%，增加了8.03个百分点，而非农化水平（亦即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同期则从31.11%上升到39.84%，增加了8.73个百分点。但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非农化水平是滞后的。1950—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从17.80%上升到29.2%，分别与我国8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城镇化水平相当，同期发展中国家的非农化水平从19.25%上升到34.65%，1980年的水平也高于中国。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这是由中国建国后独特的国情和城乡隔绝式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进入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活动，情形有了较大改观，以非农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城市化运动被重新启动。除了反映在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已有较大提高外（“四普”与“三普”比较，城市化水平提高了5.63个百分点），数量可观的流动人口、准迁移人口已是事实上的城市化人口，“隐性城市化”[②]、自发城市化等现象的出现的确赋予了中国的人口现代化以更丰富的内涵。
人口转变、人口素质及人口结构三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譬如，人口的知识化、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将推动婚育文化的现代化，亦即，有助于婚育观念的转变，即婚育观念向晚婚晚育和少生优生转变，最终则必然反映在人口转变现代化的成就上。由此可见，人口现代化实际上是各子系统共生共变的过程。
如前述，伴随着人口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口问题也在悄悄转型；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低生育水平下如何控制人口的新挑战，而这一挑战恰恰是与人口转变现代化这一总的背景相伴随的。据有关资料：目前中国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的同时，人口总量继续膨胀的势头却是难以扼制，这种“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人口情势使9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口控制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境地：一方面，生育水平已较低，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已不大，而且发达工业国的人口转变历程也在证明，持续的低生育率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而要未雨绸缪；另一方面，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比目前的人口总量更大的人口规模，何况农村生育率的下降机制还主要是一种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由此也就暗含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一旦外部约束条件解除，那么生育率就可能会马上出现反弹。
其次，老年人口问题正伴随老龄社会的到来而日趋严峻。据预测，到200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1.31亿，占总人口比重也将突破10%，从而跨入国际标准规范下的老龄化社会的行列。潜在问题的严峻性在于，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时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中国走向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我国老年人口正以每年新增3.02%的速度增长，每年增量达258万，这种速度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速度，似乎也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从而引发出了一个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国力应付人口老龄化冲击的能力还相当微弱的忧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养老问题，而从内容看，又涉及物质养老和精神赡养两方面。其它一系列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但如何对付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还不能说有了充分的准备。中国在90年代面临的还是并不太严重的老年人口问题，而进入21世纪后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全面爆发。西方人士将以老年人口问题为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称为又一颗“人口定时炸弹”（Population time bomb），这对那些缺乏准备和应变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恐非危言耸听。
再次，人口压力开始从农村向城市，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蔓延。人口压力势差因城乡交融、地区间互通有无格局的生成而一决千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潮起潮落、年年看涨的“民工潮”现象上，这一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只是如何顺应这一趋势和迎接这一挑战。
现实告诉我们，过剩劳动力已不再局限于对土地的压力，在范围上也不再仅限于农村。农村地区人口向外扩散的压力目前很大，发达地区和都市地带已感受到了人口过分集中的诸多难题，如治安、交通、就业、卫生、计划生育管理等。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村人口控制问题，那么今后中国将面临更加巨大和艰难的挑战。所谓的农村人口问题已深化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以一种全局的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难题。
注释：
①这里的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系指将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比率相结合计算出的一项综合指数。假定大学文化程度为20分，其它依次为15分、10分、5分和0分，然后分别乘以各自文化程度人口的百分比，再行加总而得。参见杨柳枝、陈润田，《中国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国情国力》，1992年第5期。
②“隐性城市化”又可称“潜在城市化”，系指乡村地区实现了产业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活方式，而暂时不能实现向城镇区域“户口转移”的非农产业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日益增高的过程。详尽讨论可参见王嗣均主编，《中国城镇化区域比较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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