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宣传与辛亥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民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3－0152－05
冯自由曾说：“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 的确如此，辛亥革命前10年间，国内形势变化极快，清王朝推行新政的努力还未收到应有的成效，那犹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至的反满风潮很快就冲垮了其延续260多年的统治根基。而这股反满风潮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就来自于革命党人所办报刊的“文字宣传”工作。1905年以后，在为数众多的革命报刊中，由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所办的《民报》对晚清社会革命思潮的弥漫，并最终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产生了剧烈而深远的影响。
一
晚清社会思潮的发展到甲午战争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在甲午战前，社会思潮的兴起和流转基本上是由当政者所主导，如道光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同光时期的洋务自强新政思潮等，前者源于嘉道以后清王朝内部统治的日益衰弱而起，后者则因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战争后所面临的内外交困形势而发。尽管清廷当政者在这两大社会思潮引领方面的被动意义很大，但“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实学（经世致用之学）思潮[2]和“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音”[3]的洋务思潮能风行一时，与其时最高当政者的默许和倡导是分不开的。甲午战后，社会思潮的流转发生了嬗变，戊戌时期的变法新政虽有并无实权的光绪帝的支持，但整个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则无疑已由不当政的知识分子所主导。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请愿事件之后，所谓“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蔽开辟，实起点于斯举”[4]，标志着晚清社会开始由不当政的维新士人引领社会思潮的变迁。而10年后，整个社会思潮的跃动，包括君宪救国思潮、革命排满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等等，更是由社会阶层更为广大的近代知识分子所主导，清廷当政者实际上已无法也无力左右社会思潮的进退流转了。在晚清社会思潮主导力量的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借助于近代新式报刊，即大众传媒这一载体，将他们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广泛加以传播，报刊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5]这种借助大众传媒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引领和推动社会思潮变迁流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且“当此人心否塞，学识浅陋，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之时，有一报纸，即系数百万人之生命，使我四万万人，咸知振袂而起，毕万死于一生，救千钧于一发。”[6]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国同盟会所办的《民报》在唤醒国人革命意识，催发革命排满风潮上可说是居功至伟。
二
《民报》作为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份机关报，是在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基础上改名扩充的[7]。孙中山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8]事实的确这样，辛亥革命爆发前10年是晚清社会思潮变动最剧烈的10年。此前，众多的仁人志士曾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甚至在戊戌政变发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清王朝仍然还是时人心目中正统的国家和民族的象征①。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反清革命的主张在国内还未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9]，但短短几年间，革命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10]究其原因，包括《民报》在内的众多报刊传媒的革命宣传为其推波助澜实有极大的关系。
第一，宣传三民主义，公开揭橥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民报》创办之初三民主义的宣传是其主要特色，该刊之所以“民”字命名，是因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P464)。此处的“民”指称的是近代法律意义的“国民”，即当时有识之士所共同认可的“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1](P116)而此前的“民”则是匍匐于专制君主脚下的“愚民”、“蚁民”、“顺民”，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民主的权利，自然也没有“捍一国之患”的义务。这种君臣关系所造成的后果就在于一旦国家有事，很难指望“民”与君能协力共渡时艰。更何况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愚民”、“蚁民”们不堪其苦，民愈穷而国亦愈贫弱，遂造成“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1](P464)的严重民族危机。因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了解近代西方国家富强之根基的缘由后，希望能借助推动欧美革命进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用来解决中国因君主专制统治而造成民贫国弱的问题。中国同盟会所办《民报》创刊的目的，就是要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将这一“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1](P465)为此，《民报》第三期发表以胡汉民署名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揭橥其所要达到的宣传目标在于：一、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文章并概括说明前三项目标为同盟会的对内政策主张，后三项目标为对外的政策主张，但二者又“合为一大主义，则革命也。”《民报》的宗旨就是“为革命言，为知革命盲，”[1](P469-479)使读《民报》者，能知《民报》之主义，让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变成国民的常识，这样才能实行革命，革命也能成功。
可以看出，《民报》所揭橥的六大宣传目标在侧重点上是有所不同的，但公开宣传“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并将“六大主义”“合为一大主义”的“革命”目标则大张旗鼓、始终如一。正如胡汉民所指出的：“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惟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遍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行于专制之国，格于禁令，应而和者不遽显，然深蓄力厚，其收效乃愈大。”[1](P467)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晚清社会剧烈动荡之际，《民报》“鼓吹三民主义”，揭橥反满革命大旗，很快就将孙中山领导的晚清民主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第二，辩驳改良保皇言论，催发革命排满风潮。《民报》创刊之前，因戊戌政变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出于政治改良的理念，在美国、日本等地创办《新中国报》、《大同日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鼓吹君主立宪，宣传改良主义的报刊，在海外颇有影响。尤其1902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以其“具有魔力之健笔，撰声情激越之文字”，连续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政论文章，主张新民、立宪，反对革命、共和，认为：“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醉心狭义的革命”[12](P420)，而这种“狭义的革命”一旦爆发，“以百数十队之私人野心的革命军同时并起，蹂躏于全国，而蔓延数十年，犹且同类相屠，而两造皆以太阿授外族，则过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于作俑之无后者。”[11](P429)他对孙中山等主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反清革命大不以为然，甚至攻诋革命将“不足以救中国，转以乱中国”[12]。而康有为基于对光绪皇帝知遇之恩的眷念之情，更是力主“保君即保国”，“救国须保皇”，[13](P214)极力反对革命排满，反对以暴力革清王朝的命。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必须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保皇言论加以辩驳，将革命的目标始终对焦于已经腐朽的清王朝。《民报》在发行第三期时，即专门发行“号外”，刊载“《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以《新民丛报》为标靶，公开与康、梁等改良保皇人士论战。这场激烈的论战主要涉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个议题，尽管革命党人在论战中因强调“排满”，强调“光复”，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种族复仇主义情绪，但论战的结果却是“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其旗帜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14](P608)，为后来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唤醒近代民族意识，引领反清革命的正确方向。辛亥革命前10年间，社会思潮可以说以民族主义盛行为主流。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众多有识之士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民报》从1905年11月发刊到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共出版24期②。从第一期至第五期由张继主编；第六期到第十八期由章太炎主编；第十九期复归张继编辑，第二十期至二十二期改由陶成章主编，而二十三期、二十四期又由章太炎领衔主笔[1](P552-553)。由于主编《民报》时间最久的章太炎比较侧重于引经据典阐发汉民族正统观念，来宣传革命排满思想。以往学界认为《民报》宣传比较偏向民族革命，专以推翻满清王朝统治为目标，它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所谓“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议题，即为双方辩驳的焦点。但事实上，《民报》的革命排满宣传主线始终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位一体，并从理论上引领了后来整个反清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这突出表现在当时最为国人所关注的革命排满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所多次阐述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即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把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作为革命的手段，而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从而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真正觉醒。
孙中山早在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之初，就提出“振兴中华”的著名口号，这不仅激发了当时国人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直至现在还在激励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此后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他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清革命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既强调要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又主张进行社会革命（民生主义），期盼“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P464)。这就是《民报》创刊之初就定下的奋斗目标：宣传“皆基本于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更加明确地阐述了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强调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专制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15]应该说，孙中山对革命排满理论的阐释是相当到位的，而且通过《民报》等报刊向社会广泛传播，扩大了反清革命理论的影响力。辛亥革命后，全国范围内很少发生仇满、排满的过激事件，与正确的反清革命理论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宣传应不无关系。
第四，“革命排满”口号经《民报》宣传而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前10年，不论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还是革命党人内部“一民主义”③ 与“三民主义”的论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人忧患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交相作用下，最后都殊途同归——“排满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腐朽的清政府，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垮台。
革命与改良的政见分歧是伴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产生的。康有为等维新人士鉴于民族危机的深重，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16]，号召国人共同奋起救国救亡，反映其近代民族意识的可贵觉醒。但这种觉醒一方面促使他合理地提出“平满汉之界”，“行同民之实”，以能全民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又造成他视清王朝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始终坚持尊君保皇，从而在救国途径与手段上致力于政治上的维新改良。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愤于清王朝的腐朽卖国而较早就公开走上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欲破列强之势力范围，又非先破异族之恶劣政府不为功。”[17]但最初他们的革命排满主张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孙中山揭橥反清革命大旗时，曾被国人视为“大逆不道”、“乱臣贼子”和“匪徒海盗”，其煞费苦心的革命排满宣传，只不过是“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18]。经过几年的革命宣传，尤其是经历了《民报》与《新民丛报》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辩驳，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开始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扼腕痛惜，恨其事之不成”[19]。社会舆论已完全改变，激进青年竞相“以不言革命为耻”。老同盟会员汪东先生曾回忆说：“（当时）有许多《新民丛报》的读者，转而看《民报》了，也有平素在帽内藏着辫子、倾心立宪的人，这时噤口不谈，并与革命党人拉起交情来了。”而且“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1](P574)甚至连清王室中人也受到《民报》的一些影响，肃亲王善耆后来回忆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说过《天讨》（即《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盲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20](P427)据载，当时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密谋暗杀清廷摄政王载澧，事泄被捕，“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爱读民报，早服其论，请于载澧免其死罪。”[21]为此，寓台老一代报刊史专家赖光临先生感叹说：“一位王室贵族，竟然爱读‘大逆不道’之刊物，因读之爱之，遂对革命党人油然生同情与钦敬之思。革命报刊发挥之功能，堪是臻于极致矣。”[20](P428)可见，促使社会思潮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原因，实与《民报》等的宣传有极大的关系。
1908年10月《民报》因其激烈的反清革命言论，遭日本政府封禁，但诚如一年多后汪精卫等人在《民报》“续刊词”中所指出的：“夫一国革命之进行也，循其进行之序，常可划分为前后两时期：前者曰文学鼓吹时期，后者曰武力实行时期。以前者为原因，而生后者之结果。然而鼓吹时期，常有不恃乎武事，实行时期，亦尚取资于文学。盖以文学为鼓吹，心理之感召也；武力为实行者，由感召而生之意力也；二者相须已成革命之事。”④《民报》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已深入晚清国民人心。
史学家张其昀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前，“在所有革命报刊中，论代表性与重要性，当首推《民报》。一则是报为同盟会之正式言论机关；二则是报最先阐扬三民主义，使革命理论臻于健全。”[20](P356-357)孙中山先生在回顾《民报》的革命历程时也说：“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22]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民报》等革命报刊的催化作用下，“革命”两字深入人心，辛亥革命自然已如欲来之山雨随日可至了。
收稿日期：2009-03-16
注释：
① 过去我们常说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相继失败，使许多人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从而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但事实上这种转变还有一个过程。当时国内整个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依靠清政府进行改革，转变为主张推翻清政府进行革命，是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以后才真正开其端，但很快地这股反满风潮能迅速蔓延并铺天盖地而来，则完全拜赐于革命报刊大众传媒之功。
② 1910年1～2月，汪精卫曾秘密在日本出版《民报》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际仍在日本印刷，但仅出两期即止。
③ 章太炎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时曾说：“二党（指光复会与同盟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320页）以章太炎“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激烈态度，有人称其为“一民主义”，即仅抱持反满之“民族主义”。
④ 《民报续刊词》，《民报》25期，1910年2月1日，转引自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2页。按：《民报》办至24期中止。后汪精卫等力图续办，但仅出两期，即告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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