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索沃危机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重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索沃论文,伊斯兰论文,美国论文,危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20年间，伊斯兰是美国外交政策惟一固执不变的关注点。目前的政策最初是在布什政府时期由近东和北非事务助理国务卿爱德华·迪杰里坚在1992年一项政策声明中提出的。声明的精神后来由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继任爱德华职务的罗伯特·皮利特里奥予以重申和扩展，强调美国不把伊斯兰运动视为敌人。这一政策精神承认伊斯兰运动有权参与政治进程，但不得利用民主选举来夺取权力，即不得以“一人、一票、一次”的信念为动机来夺取权力。
罗伯特注意到，“伊斯兰在报纸的广泛读者的脑海里经常是一个不加区别地敌视西方的运动的形象，它们随时准备诉诸暴力和恐怖主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反，他指出“有许多具有政治目标，合法的、对社会负责的穆斯林团体”，当然“也有在法律范围之外运作的伊斯兰主义者”。“那些诉诸暴力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应恰当地称之为极端主义者，而极端主义者在中东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是世俗的或宗教的。”
迪杰里坚1992年的声明以及其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声明都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它把伊斯兰与伊斯兰主义、温和派与激进派予以区别。然而，较之政策声明，美国政策本身很少能够使人辨认出它所宣称的那些区别。例如，自1992年以来，美国从未认定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力量值得参与穆斯林国家的政治进程，从未捍卫诸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政党的选举权。
在不久前发生的科索沃事件之后，现在很有必要重新思考美国对伊斯兰的政策，重新评价它的基本推断，它的有效性和用途，并考虑采取新的途径的可能性。科索沃事件是欧洲的一场危机，宗教最初并非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鉴于科索沃事件是美国支持穆斯林民众去反对一个视死如归的基督徒国家绝无仅有的事例，并导致与一支穆斯林游击队结盟，它确实是一个沸沸扬扬的事件。科索沃的政策突破发生在穆斯林社会的国际、国内政策出现重大转变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者们因此而受到回应这些变化的挑战，以使其政策与伊斯兰在国内、地区和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情况相适应。
伊朗的长期阴影
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斯兰激进主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问题和关注点。对西方意识形态一连串猛烈的攻击，从阿亚图拉·霍梅尼到本·拉登，从真主党到伊斯兰圣战组织，确实使人们看到了伊斯兰主义对美国利益挑战的性质和范围。对挑战的回应在西方像一架不断转动的战车，最终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达到高潮。亨廷顿的立场和态度不久就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得到反映，这也就是有的史学家所概括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伊斯兰化”。
上述立场和态度在里根政府执政初期就已初见端倪。由于反美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黎巴嫩发生了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自杀性爆炸攻击以后，一种“我们”对“他们”的态势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伊斯兰主义这一新敌人，这时连同“邪恶帝国”的冷战外交政策一起被置于政策范式之中。这一立场在布什政府时期得到重申，其副总统奎尔甚至把伊斯兰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早期威胁。
美国立场的前提是从表面价值出发接受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全部主张。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宣称代表整个伊斯兰讲话，并规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对西方的立场。美国则证明愿意确认这些本不相同的立场为惟一的“伊斯兰”立场。这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统治伊朗时期特别明显。西方“任命”霍梅尼为伊斯兰惟一的代言人。例如，在拉什迪事件过程中，《纽约时报》的通栏大标题赫然写着：“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斯兰”。不论是在逊尼派的埃及还是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反对派都被等同于促进伊朗式的革命和政府的欲望。阿尔及利亚的阿巴斯·马达尼是另一个霍梅尼，苏丹的哈桑·图拉比则被称为非洲的霍梅尼。这样，经常是不明智地，西方的决策者们和传媒就直接塑造了一个统一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形象，从而也就为少数激进分子代表绝大多数穆斯林讲话的权力提供了支持。
然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非美国这一对激进主义反应的惟一受益者。穆斯林世界各地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们很快便悟出，这一来自伊斯兰主义者实际的或虚构的威胁可以转化为向美国寻求支持和援助的要求，转化为减轻民主化要求的压力和因违反人权而受到的西方的指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发生在美国支持权威主义的政策正在经历着剧烈转变之时，因为此时美国正在拉美和东欧促进民主化进程。鉴于许多穆斯林专制主义者早在70年代就利用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挤压美国以寻求援助和支持，他们对华盛顿的行事方式已非常适应，可谓得心应手。因此人们看到，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土耳其、西岸和加沙乃至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声称迫在眉睫的伊斯兰威胁已被广泛地用来作为违反人权、中止公民自由权利和国内混乱的一种正当理由。突尼斯和埃及的选举表明，在大多数场合下，遭到执政当局打击的不单是伊斯兰主义者，还包括民主力量。
美国对伊斯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刺耳的伊斯兰主义言辞而非主流声音的影响。这一政策一直不适当地受到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穆斯林专制主义者们的左右，而没有把识别和促进那些有利于稳定的因素放在决策思考的首位。当然，这项政策从长远观点看，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利益、其地区盟国特别是以色列的利益。
重新思考美国政策
反思美国对外政策，重要之点是要超越中东视野，尽管中东对华盛顿的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政策有决定性影响。看一看伊斯兰在东南亚的政治作用以及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作用，我们会受到很大启发。美国长期与东南亚面向伊斯兰的国家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哈比比接管印尼、安瓦尔成为马来西亚政治斗争牺牲品之后看得更加真切。
哈比比热衷于通过使经济合理化和伊斯兰改革主义使苏哈托政权“伊斯兰化”，此举使处于少数的印尼基督徒及其西方盟国感到恐惧。撇开哈比比的失误不论，他预见到选举运动和东帝汶的全民公决。如1999年的全国选举所证实的，如果不以某种方式使伊斯兰进入政治进程，印尼就不会有民主的前景。瓦西德当选为总统、拉伊斯当选为议长表明，印尼出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制度，而伊斯兰则发挥了一种参与作用，二者都同印尼最大的两个伊斯兰组织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瓦西德是印尼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而拉伊斯则是穆罕默德协会的领导人。两人的崛起以事实驳斥了伊斯兰反对民主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对西方政策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样，在马来西亚，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支持前伊斯兰主义领导人安瓦尔·易卜拉欣，这可以看作是遏制伊斯兰主义所取得成功的最好典型。安瓦尔丧失权力不是因为他过于伊斯兰或过分反西方，而是因为他亲西方。安瓦尔向人们表明，他比马哈蒂尔更现代乃至有点后现代，而后者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言辞以及所谓国际犹太人反对马来西亚的阴谋，加深了穆斯林世界激进的反西方力量的想象力。
显然，东南亚不同于中东，因此一个伊斯兰政策不能一劳永逸。美国可以通过它在东南亚不经意而显示的灵活性在中东获取更多的好处。阿富汗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实例。1989年以来，美国寻求与阿富汗圣战保持距离，而专注于战争的某些后果，即本·拉登以及在阿富汗战斗的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约2.5万名行动主义者，其中有些人站在反对本国政权的前沿。不论美国曾为阿富汗圣战付出了多少代价，人们都很难否认这一事实，即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直接结束了美国自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关注点。美国太急于从阿富汗脱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缘何昔日的盟友如今却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对美国来说不算错误，但在1989年脱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肯定是缺乏远见的，在伊斯兰问题上是“西方对其余部分”决策姿态的继续。
汲取阿富汗的经验至关重要，因为它可能关系到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在科索沃战争后正在形成的全球性的反美轴心。克什米尔、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分离主义者们已经从阿富汗的模型中收益很多，并把他们的斗争修剪成流行的圣战款式。重要的是不要盲目地赞成把克什米尔人、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的斗争化约为伊斯兰的战斗性而使自己限于片面。在印度、俄罗斯、中国这些大国中，穆斯林少数在其境内的问题以及同周边国家穆斯林人口潜在的冲突，对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将是重要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俄罗斯—中国轴心构成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弓形中心地带，从而使穆斯林世界在地理位置上对美国变得十分重要。塞缪尔·亨廷顿在这一点上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断定伊斯兰和儒家（教）将不可避免地会结成反西方的联盟。未来人们可能会看到西方与伊斯兰将结成许多联盟以反对亚洲的儒家—印度教联盟或欧洲的斯拉夫—正教集团。波斯尼亚特别是科索沃的形势，可能已经预示了未来联盟的形态。过去的5年间，一方面美国继续摆出反对欧洲穆斯林国家中的伊斯兰主义的姿态，同时又发现自己不聪明地在与穆斯林结盟。美国保卫这些穆斯林以便保持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并以牺牲俄罗斯的利益为代价向东扩张。
如果说欧洲确有文明的冲突，那么冲突不是发生在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相反，冲突发生在天主教（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正教之间，眼下通常发生在西方联盟（美国与西欧）与文化、文明的抵抗力量之间。这种抵抗力量是以莫斯科、贝尔格莱德为轴心，很容易在希腊、马其顿、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的东正教人口中获得支持。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波斯尼亚特别是在科索沃看到了阿富汗的反映。塞尔维亚的宣传机器，还有加里福尼亚州参议员汤姆·海顿，他们都指责美国政府轰炸基督徒、保卫穆斯林，援助被他们指责为“对本·拉登教义感恩戴德”的科索沃解放军。也有许多人争辩说，美国确实拯救了在东欧陷于灭顶之灾的穆斯林。美国是承认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要求的惟一西方大国，其要求是承认他们是欧洲人，有权在欧洲生活。这里面与阿富汗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美国的作用并不是秘密的，因此它所铸造的联系并不是脆弱的。
科索沃事例提供了另一个有价值的视角。美国和阿尔巴尼亚超越了文明界限，构成了一个旨在保障穆斯林在东欧生存的联盟。在此事例中，穆斯林并非像亨廷顿所言的那样，受文明的忠诚所引导，也并未发生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穆斯林国家并未高举伊斯兰旗帜去援助科索沃人，事实上，米洛舍维奇最初曾获得过更多的穆斯林国家的支持。
甚至伊朗也避免公开支持科索沃人。实际上，伊朗通常是支持基督徒统治秩序来与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对峙，伊朗是最晚支持阿塞拜疆和中亚诸国独立的国家之一。不久以前，伊朗选择了支持俄罗斯对车臣问题的立场，在1999年秋季的俄罗斯—车臣冲突中，伊朗也表达了对前者的支持。这表明，作为一个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本上是根据国家利益而不是对文明的忠诚行事。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并没有在穆斯林居民中引起许多问题，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穆斯林国家对科索沃难民的非官方援助的水平要远远低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提供的援助。科索沃在许多时候仍然是一个欧洲人道主义的悲剧，而远非一个伊斯兰的悲剧。西方经常受所谓穆斯林态度的神话而非现实的引导。
科索沃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突破。在概念层面上，它推翻了1979年以来主导华盛顿对外政策中伊斯兰对西方的许多推断。在实践层面上，它强调了这一事实，即伊斯兰主义及穆斯林与西方的关系是过于复杂和多变的，因而很难按照那种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二元论指导原则予以满意的把握。
伊斯兰主义宗派层面的重要性
在思考未来的美国伊斯兰政策时，重要之点是要把握支持这一政策的许多推断所发生的某些变化。遏制伊斯兰主义，最初和在其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是指遏制什叶派，伊斯兰威胁最初是指什叶派的威胁。伊朗长期构成对美国的唯一和最大的威胁，而且因其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如今继续被以色列认定为惟一的威胁。佩雷斯总理曾在沙姆沙伊赫宣称德黑兰是“恐怖主义的首都”，因为当时对特拉维夫一系列的爆炸事件负责的那个团体在大马士革设有一个办事机构。同样，黎巴嫩的真主党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双双撤退，而且至今它也是惟一一支有效的和活跃的反以色列的战斗力量。
作为一个结果，什叶派一直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中最革命和好斗的力量。这一认识导致美国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对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缺乏支持。1991年当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为了镇压什叶派在伊南部的暴动从美军的眼皮底下通过时，尽管什叶派请求帮助，美国仍无动于衷。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的注意力似乎被一些人在传媒中所说的“什叶派历史上的反美”所吸引。美国和欧洲政府与传媒对巴林什叶派遭到镇压默不作声，看来也是被同样的观点所驱使。
与此相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则被当作“小恶”来对待。在许多情况下，这一伊斯兰主义因缺乏霸权主义野心，基本上是在忙于内部事务。它的潮起潮落看来经常是由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或马来西亚的政府所控制。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也不是阿拉伯世界“安全国家”的对手，如1982年叙利亚的情况（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暴动）所揭示的。此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美国在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甚至没有在许多穆斯林当中所遇到的公共关系问题那样严重，他们指责美国在促进民主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在俄罗斯、东欧、拉美和非洲促进民主，另一方面美国在民主问题上又经常表现出态度暧昧，如果不是沉默不语的话，特别是在关系到那些“安全国家”以遏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之名镇压民主化的支持者时就更是如此。
由于同样的原由，美国针对沙特阿拉伯对逊尼派战斗性的大量投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沙特则企图在伊朗的周围从中亚到波斯湾构筑起一道围墙。鉴于伊朗革命已出现乏力迹象，这个国家正采取措施以实现国内、国际政治的正常化，因此沙特数十年来对逊尼派战斗性的投资已到了收获季节：凡是伊朗丢掉的地方它都要接管。塔利班现象、克什米尔的圣战者组织、奥斯曼·本·拉登和阿赫默德·拉姆齐·优素福的秘密网络，以及他们在穆斯林世界各地好战的伙伴们，都代表了战斗性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高度宗派主义性质的。这种战斗性根源于逊尼派的战斗性，也就是说它是反什叶派的，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例如在巴基斯坦，逊尼派的好战势力直到最近仍在集中关注国内问题，但如果美国在阿富汗追寻本·拉登，他们就会威胁美国的利益。这一新品牌的逊尼派战斗性，正在迅速取代什叶派在塑造激进的伊斯兰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而它的兴起有美国及其地区盟国的插手。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应当超越“伊斯兰威胁”的范式，考虑它对更宽泛地区的含义。由于逊尼派的战斗性已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车臣（在这里因沙特财力支持而被称为瓦哈比派）、中亚和波斯湾地区，美国及其地区盟国可能要面临着一场新的强有力的冲突——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美国的利益何在？什叶派与逊尼派可预见到的威胁发生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对思考美国的伊斯兰政策以及是否只能有单一的伊斯兰政策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逊尼派的战斗性已经与巴基斯坦的地区政策和国内政策搅在一起。1999年夏季，巴军方以逊尼派的好战势力为掩护侵入克什米尔的卡克尔地区。这一事态导致南亚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一场严重危机，破坏了两国总理一年来为建立信任而付出的外交努力。逊尼派战斗性的直接作用无疑是使印、巴两国之间的谈判复杂化。穆沙拉夫将军还借此在巴基斯坦制造了一场法律和秩序危机，以推翻谢里夫的民主选举政府。在导致1999年10月军事政变的10天中，约45名什叶派宗教和社团领袖被逊尼派宗教团伙包括来自克什米尔的战斗者们暗杀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变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可能根据伊斯兰对世俗主义这一美国对外政策的范式妥善地予以解决，它需要采用一种务实的途径，承认伊斯兰在地区政治和国内政治中有许多不同的层面。
以官方伊斯兰为主导
近年来，许多统治者发现诉求官方伊斯兰是有效的。约旦前国王侯赛因及其子阿布杜拉都留起了胡须，摩洛哥的哈桑二世以自己的名义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阿塞拜疆的海德尔·阿利耶夫也不甘落后，他建造了一座博物馆以庆祝他对伊斯兰教的贡献。有些一度较为世俗的独裁者们也把自己重新包装为“信仰者总统”，布特弗利卡如同阿萨德和穆巴拉克一样，也在大谈伊斯兰教，埃及的统治精英们经常到清真寺里做礼拜，土耳其的政客们乃至总统也经常光顾清真寺。以国家的名义强行制定伊斯兰政策的现象不断增加，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公共领域变得更加伊斯兰化了，国家本身取得了主要的伊斯兰立法者和实施者的功能。例如在埃及，受到穆巴拉克政权支持的爱资哈尔的社会计划与作为反对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张几无差别。由于世俗政权在言辞上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并承诺实施伊斯兰反对派要求的方案计划，显而易见，伊斯兰已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权威主义反对民主化和多元主义。鉴于国家政权及其在各种不同背景下的反对派都用伊斯兰的政治、文化话语讲话，伊斯兰不再是理解和解释为获取权力而进行的多层面斗争的指南。
由此向何处去
今天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因专制统治和经济停滞而蒙受苦难。这最终很可能会向西方提出许多挑战，而且并非所有的挑战都将是意识形态的，或必然是伊斯兰主义性质的。回应这样的挑战，最好能有一些旨在服务于利益而不是强调文明魅力的政策。例如，像科索沃事例那样，其相关政策是为了回应事件而不是宗教而提出的。穆斯林居住在紧邻商道和地理交通要道之处，对西方甚为重要。设计一个包容伊斯兰主义和穆斯林全部特征的政策，或实际回应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们的意识形态要求，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他们显然是伊斯兰主义者及其社会中的危险的少数人群。美国不需要一个关于伊斯兰的立场，相反，需要一个关于穆斯林居住地区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问题的立场。对美国的威胁将不会来自文明的指令，而可能来自滋生激进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这是美国需要注意之处，关于伊斯兰、伊斯兰主义和穆斯林的决策应当从这里开始。
（原文为英文，翻译：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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