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与行为（1903—192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论文,天津论文,近代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一种人类追求理想社会与幸福生活的全球性运动。这一运动最早源于西欧的英国，至少早在150年前即已开始。 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中国在外来影响或压力下开始感到有现代化的需要，但真正使中国人感到外来的重大挑战，则始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后订立中英南京条约。自此之后，列强迫使中国不断订立不平等条约，先后长达100多年，在列强瓜分的形势下，几乎国不成国， 在这样的惨痛历史背景下，在现代化方面先进的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破中国自我中心的美梦，激发以自强运动为基调的现代化历程。
现代化是一种抗拒与变迁的历程。在抗拒与变迁之间，必有其错综复杂的因应策略与因应反应。在近代中国从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扮演主角的资产阶级，因应策略为何？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反应即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反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社会大众对现代化的反应。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编纂和研究的十几年中，我们认识到，商会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商会从开始到发展壮大，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自身适应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作为近代天津资产阶级的主要利益代表——天津商会，面对现代化的压力、挑战及需要反应如何？本文将把天津商会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回答这一问题。这里首先应该指出：我们本来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观点（如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观点）讨论近代资产阶级对现代化的反应，本文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谈此问题。一般地讲，心理学虽以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行为及生活为研究重点，但扩及宏观层次的群体行为及其运作的宏观心理学，近年来也逐渐受到一些学者们的重视。本文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反应，若有不妥之处，尚祈诸位方家不吝指正。
一 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基本适应方式
为有效说明与分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对现代化的各种反应，必须先行说明个体或群体遭遇外界环境中的变动或变迁（特别是比较重大的变动或变迁），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加以适应。从心理学有关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来看，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基本适应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拒变反应。此种适应方式是一种在自己的想法、做法或文化上不做（或不愿做）任何明显改变的反应方式。采取此种适应方式的个体或群体，只是肯定与固守自己原有的（或传统的）想法、做法或文化，而不思更弦易张。此种适应方式是人类在强烈情绪下最易采取的反应。
第二，迁就反应。此种适应方式是与第一种反应方式相反。其特点是自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想法、做法或文化，接受变迁及引起变迁的人和事物，亦即自愿接受外界的或外来的新想法、新做法或新文化。此种适应方式所代表的是一种认同对象的转变——从认同原来的想法、做法或文化，转变为认同外来的或新生的想法、做法或文化。
第三，因应反应。“因应”是指针对所面临或遭遇的变迁问题或困境，以主动积极的态度，采取理性思考的方法，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因应反应通常是策略性的。一般而言，因应策略具有几个要点：（1 ）将变迁问题或困境所引起的挫折、焦虑、忧郁及冲突等有碍问题解决的情绪加以有效控制或处理；（2）改变或去除有关的消极思想， 培养对变迁及其问题的积极看法（例如，将变迁视为一种改善社会与生活的大好契机，将参与或推动有效的社会变迁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3 ）分析原有的（传统的）想法、做法及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并了解它们对变迁的有利或不利影响；（4）探讨变迁的各种利弊得失， 为未来变迁设定可以达成之参与或推动的适当目标；（5 ）考虑为达成变迁目标所可采用的各种可行方法或手段，并比较其利弊得失；（6 ）参与或推动变迁的历程，解决变迁的问题或困境，以追求变迁的合理目标；（7 ）不断评鉴参与或推动变迁历程的经验，并寻求改进之道。
第四，退避反应。因环境变迁的压力太大，或有关的人和事物太复杂，有些个体便会因为接受不了，而采取的退缩或逃避的反应，以减除来自环境的压力或事物变迁的烦恼。这种适应方式也是人类在强烈情绪反应下所最易采取的反应之一。（注：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3页。）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人采取的是拒变反应；有些人采取的是迁就反应；而大多数人（或团体）所采取的适应方式为因应反应；当然因长期投入有关现代化的国事，而深感挫折无奈，退隐江湖不问世事者也颇不乏人。以上所提出的是人类适应环境变迁所可能采取的主要的四种反应方式。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当事者（个体或团体）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在拒变反应中，当事者采取与变迁对立的立场；在迁就反应中，当事者采取顺从变迁的立场；在因应反应中，当事者采取与变迁维持弹性关系的立场；在退避反应中，当事者采取不与变迁发生任何关系的立场。如在社会变迁的长期过程中，四种适应方式在不同阶段出现的频度不同。大体而言，在变迁的早期，采取拒变反应的人可能较多；在中期，采取因应反应者或迁就反应者可能较多；在晚期，采取因应反应者可能较多。在短暂的环境变迁中，四种适应方式之间会互相转换，各种适应方式的转换方向可能不同。
二 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行为反应
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一种极其重大的环境变迁。况且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其中的事事物物都带有过渡性，都充满着旧质素的消长及其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在这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扮演了现代化的承担者及推动者的关键角色。产生于其中的天津商会当然不例外。商会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洋商会的影响下并模仿洋商会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团体。中国新式商人社团的出现，使旧式的工商绅士以新的姿态跃登于现代化的大舞台。天津的资产者们面对现代化的呼吁和推动，至少在以下两个历史阶段中表现突出：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商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兴起的产物， 它一来到世间就肩负着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使命。 1904年底诞生的天津商务总会，就具有下列现代化特征。
（1）商会是一种跨行业的统一联合组织，它不限籍贯和行业， 从横向上把全城各个行业联络和组织成为一个整体。1905年，天津商会入会行帮为32行，商号581家（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 —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商会的出现，使商人突破狭隘的同乡、同业范围，进而组合到一个区域性的商界共同体中，实现了利益认同的现代化整合，使其在正在来临的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商会是一种规章制度比较完整，机构比较健全， 内部分工也比较细密的正规工商社会组织。天津商务总会一成立，就设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它不仅章程详尽明确，而且对总协理和会董的行动作了法律制约。组织机构也具规模，除总协理和坐办之外，还设会董12人，内有7人常住会办公。商会内部分工具体细密，评议、考察、 会计等各司其职。随着商会会务的增多，会董从原先的12人到1909年增至28人。商会对各级各种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有明确的职权范围。
（3）商会的选举制度、 财经制度和会议制度都带有西方社团组织的色彩。商会所有的领导成员都是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产生，每年选举一次。这显然是具有现代化组织色彩的一整套民主选举程序。商会规定，凡是收取款项，随时发给收条，由总、协理及会计、议董分别签字。每月收支清楚，年终时还由全体会员公举二人查账，最后交总、协理当众公布，以昭信用（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章程对会议也有所规定，章程规定：凡遇有紧要大事均得全体同意或大会通过方可决定，从而确认广大会员的参与权。在召开全体大会时，会员不论地位高低，资历深浅，均与正、副会长、会董一样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类似于弹劾制的规定，使一般成员有权监督上层领导人物。如早在天津商务公所时期，章程规定：“本公所办事人员，均须恪守规矩，不得稍染衙署局所习气”（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申明“倘有不遵规条，即有董事声明辞退，若有徇私等事与本公所声名有碍者，应禀明从重议罚”（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商会正式成立后，正式公布了“天津商务总会所属各处公订办公专条”（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以便员司各明职守并考核劳绩。1906年3月30日，天津商会又发布了有关总、 协理及各董事不得以商会名义牵入亲友争执事件的“牌示”。
（4）联络商界，振兴工商业是商会的社会职能。 天津商会在自己的章程中明确其宗旨是“保商”和“振商”，特别指出“凡商人能开办矿务、建造机厂、制作货物、流通中外各国、籍将以收回利权者，由本会详请商部奏准朝廷给予匾额，以示鼓励”（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商会不仅把“共谋工商业之进步，作为宗旨之一写入章程，而且都有具体计划和行动，如调查商情、介绍业务、督促产品质量，举办产品展览会等等。它还提出设立商务学堂、办商报和宣讲所，以传播工商业之科学知识，开通风气，造就人才，发达商务。在政治方面，工商界人士先后积极发起并参加了抵制美货运动、立宪运动、自治政府运动及至其后的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到1927年。天津商会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活动。天津商会对实业运动的积极倡导是构成天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经济自治到政治参与是商会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现代化特征。集团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集团的政治参与的扩大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除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之外，还有待于集团政治参与意识和活动的发展。因此，集团政治参与意识和活动的发展，既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动力，也是集团自身现代化的一种特征。集团政治参与意识和活动与它的规模成正比。这是因为集团的规模越大，它的势力越大，社会接触越多，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作用也越大；并且愈益脱离小集团的那种具体活动而注重参与上层活动。另一个源流是随着社会政治影响的增强而发展，也就是说集团政治参与意识和活动的发展是受社会政治运动和国家政治影响的结果。这是由于社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剧烈政治运动对集团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利益影响而引起的本能反映，或被迫卷入。集团现代化的这种特征及产生源流较为明显地体现在商会的身上。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资产阶级本能地担负起领导现代化的大业，站在了社会的前列，不仅大力从事工商实业活动，而且积极参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活动，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支主要骨干队伍。民国初年，商会开始具有应当关心和参与政治决策的政治责任感。天津的资产者们试图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生影响和作用。1912年8月， 袁世凯政府颁布《参政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员选举法》把工商界排除在选举人范围之外。选举法颁布后，立即遭到以商会为代表的工商者的强烈抗议。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上，天津商会乘机联合其他工商团体代表力争选举权，表现出商会整体的参政意识。1913年初，天津商会又参与争取在参议院设置商界参议员名额，提出商人应有参与宪法制定和担任政府顾问的权利。1915年，天津商会为商人应有制定宪法的权利掀起第二次争取议席的活动。1912—1922年的10年间，天津商会随着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逐步增强，充分利用自己的力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表现出高度的热情，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他们还参与了1916年的劝阻“护国战争”，1918年的调解南北议和等，均颇具影响。从初期的单纯要求参与“商政”，到“商政”、“国政”并参，反映了资产阶级参政意识的进步。从争取第一届国会议席到参政院商会代表名额的扩大过程，体现了商会争取参政权利的成果和参政作用；使得商会从既无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又无议席的地位，转变为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比例不低的议席，并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参政阶层。
政治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活动领域，任何阶级想要投身其中达到自己的目的，都需要专门的组织和人才。但是，这时期的商会却没有专门控制的政治组织和社团参与政治活动，而是采取兼事政治的组织形式，每当政治风潮到来时，商会多半超出《商会章程》和《商会法》规定的权力和义务兼事政治活动。这种方式阻碍了其政治影响能力。
利益表达方式是参政行为方式的一种。一般地说，表达利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现存政治制度下既有的机构，作为提出政治要求的渠道；一种是依据他们理解的宪法权利，自行成立某种临时的机构，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商会的参政实践表明，常用第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如采用上书、请愿及传播媒介等形式。根据作者对《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不完全统计，1912年到1928年间，天津商会向当地政府和各职能部门提出自己政治要求的各类政治函件、函电约占全部政治函件的65%。再就是商会派代表直接向有关当局陈述意见，或者是通过参加各种会议提出建议，请政府采纳。商会也常常利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大公报》、《时报》、《益世报》和《储金醒画报》等报刊，反映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引起社会的同情和重视。
总之，他们为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做出巨大的努力。不管这些努力的成效是高是低，但我认为他们为社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化、社会多元化及文化精致化）所做的贡献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史实。
以上两个阶段所描绘的天津商会面对现代化的行为反应，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外显反应史”。
三 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思想反应
外显的反应（行为）是以内在的思想（认知）为主要依据的。因此，了解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外显反应，还必须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思想，而后者本身也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应。在讨论天津资产者们的思想反应之前，必须先注意一项事实：自古以来中国人有很强的我族中心观。鸦片战争后，列强以其船坚炮利凌驾于中国之上，不断予取予求，使中国人饱受屈辱。同时，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输入，不仅冲击了中国的市场，而且也冲击着中国人自成一格的社会价值观念。
种种社会变迁影响着商人的心理。首先引起的便是情绪变化。习惯于传统社会环境的商人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他们心理便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情绪状态。1840年以后，面对“蕞尔小夷”，割地赔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震惊和怀疑，近代商人表现出对亡国灭种惨祸所感到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当然又离不开他们特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他们说：“海禁既开，白人竟拓商场于东方大陆。懋迁之所及，既成为势力范围。不费一兵，不遗一镞，既能吸我膏血，握我利权。”（注：《论振兴商务当先兴农业工业》，《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有的愤怒地指出：“今日之世界，经济竞争之世界也……争之而不胜，则领土日蹙，国势大衰，虽欲维持其二等国之地位，而尚不可终日。”（注：《论各国经济竞争之大事》，《商务官报》第一册、第三册。）天津商人认为：“我津为通商巨阜，富庶繁华佳于都会。”“唯中国自海禁大开，商阜日辟，番舶互市，利权外溢，华商艰窘日甚一日，商务衰退固不必讳。”（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这种沉淀于近代商人心际的危机感，使他们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更新，寻找自己在新的环境中的位置和角色。
在中国近代史中，资产阶级对现代化的思想反应是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在认知、情感及行动意向等方面主要以两种心理要素为核心，即追求国家富强与追求民族独立。追求国家富强就要进行现代化。因此，他们表现出一种责任感。他们认识到，“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今之强在商业……国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注：《商务报》， 1904年第8期。）“今日之商家， 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注：《商业发达论》，《江苏》第三期。）商人的责任感，折射出近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意志和光彩。体现了近代商人心理素质的转变。
这里有一重要转变必须说明，与民族主义中的民族主体意识有关的一项重要因素是文化认同，即个体（团体）对母体文化的认同，如何从对现代化抵触转变为对现代化的向往。
近百年来之整个现代化历程都可用“认同”与“变迁”这两概念加以分析及理解。商人对现代化的反应过程，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从“认同”到“变迁”的过程。商人要保持对中国文化的原有认同，便不能不维护传统文化，因而认同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化的倾向；变迁所代表的则是一种现代化的力量。天津商人有关现代化的思想主要是受这两种反向力量的影响。商人在思想上对现代化的反应，无非是他们对中国文化认同与现代化变迁之不同程度或方向的偏重。
大多数的商人没有象顽固派那样采取拒变反应，而是表现为一种追求国家富强的心理态势。有的声称：“今则一息尚存，苟能群策群力，收回我已失之权利，发挥我无尽之蕴藏，与彼角逐于经济竞争之世界，争存于惨淡猛烈之剧场，至20世纪中叶，我支那民族握全地球商业上唯一之霸权未可知也。”（注：《商业发达论》，《江苏》第三期。）他们的这种情绪势必与其思想相结合。也就是说，中国资产者们对外来挑战与被迫现代化的情绪反应，与其思想反应是分不开的。
下面是天津资产阶级对现代化主要思想的几种反应：
1.主张改良的思想 此类思想所代表的是一种勉强改变的倾向。他们为了中国的自强，只要求或简单仿效西方的模式，或只求与本国制度做一些有利于已的改良。在经济上，如天津织布厂商所说：“迨至今日，洋货日多，中货日滞，漏卮日巨，国脉日衰。揆厥由来，只以中国工艺不兴，抵制无方，以致莫大利源，任人侵夺。即如布匹一项，诚为销路最大之货。中国产棉地广，织户本多，无如拘守旧法，不思改良，所织之布，与外货相形见绌，几至无人过问，遂使民间织户，失业见多，日就饥寒，将难挽救。时势至此，若不设法改良，远则无以挽救外溢之利源， 近则无以保贫民生路。 ”（注：《天津商会档案》（1903 —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9页。）也有的感叹道：“公司有章程而不知办法；劝业有银行而不知举行；铁政、矿政大利所在，而股票无人承购；瓷器、茶叶为外销上品，而制造不为改良，拘守成法，一不豪变。若长此终古，商务之颓败，更不可言矣。”（注：《商务官报》，第二册第四期。）在政治上，为了达到保护商人的目的，商会在一份呈文中说道：“共和肇造逾十三捻，海内调扰无已时，唯为商人被害尤巨，军需孔极亟，竭力输将，兵变所统，身家灭烬，凡此惨痛，共见共闻。”“希冀政府彻底改革，以治其本，现政府彻底改革，召集善后会议，先治其标，举行国民会议，以治其本。”（注：《天津商会档案》（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0页。）无论是商会对经济改革的要求，还是对政治改革的要求，都因受其商人利益的限制，出于感性认识，而不是出于理性认识，或者受启发于中西经济、政治的对照，或受感于旧制度的缺陷和腐朽。从历次商界的一些呈文、倡议和请愿书中，都不乏有“就海内外之见闻，与我国家之形势”等语句，引伸互证，取其切要关系者而言之。这就使他们只求以本国制度，简单仿效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模式做一些有利于己的改良。从而难于形成与国情相结合的根本改革旧制度的一种理论，得不到统治者的允可，难于付诸实施，因而有时造成追求局部改良的盲目心理。
2.存优择良的思想 持有这种思想的商人，认为传统文化的优良特点应加以保留，恶劣特点应加以抛弃；西方文化的优良特点应加以学习，恶劣特点应加以拒斥。以上两种思想的主要区别是对认同与变迁的相对重视程度有所不同。
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最早产生在16世纪西欧，是一种先进的经济社会组织模式。商会是“舶来品”，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介绍进来的至强至富的方法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绅商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商品和资本，既使中国的传统工商业受到严重挑战，又使中外商务交涉益趋频繁。如何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如何改善自己的经营方法？如何建立与外商公平交易的关系？都成了中国工商界求生存、图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切都需要有工商界的共同协商和一致行动。原有的行会组织局限于一行一业，又互少联络，势单力薄，视野狭窄，在对外的商战中，往往因无统一的组织，形不成一致的行动而屡屡以失败告终。因此，为了适应对外“商战”和对内“振商”的需要，不仅有待于传统行会的改造，而且更需要建立一种能统辖全体工商界的规模较大的新式工商团体。于是，那些致力于“商战”和“振商”的绅商和官员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商会这一新的工商团体模式。天津绅商呼吁：“今立商会，兴除利弊，籍得补救，诚一商务之大转机也。”（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7、76页；下册，第2634页。）因而，中国商会的组织模式是借鉴西方商会的模式设立的，并制定了中西结合的商会章程。积极组织商会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到接受现代化，学习西方优良文化的心理变化的表现。
存优择良派能比较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的文化。在急于有效现代化的动机下，他们热心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中有哪些方面有碍于现代化？他们主张及早改正这些缺点，以利现代化的进程。他们认为商人中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两点对现代化不利，因而需要加以改正：
（1）中国人的惰性和保守性，必须加以改造和开放。 他们在呈文中多次指出：商业界“人势如散沙”，“人心涣散”。存在一种“识见狭小、心志不齐、各怀其私、罔顾大局”的陋习，“同业中人不讲公德，只图目前之利”（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7、76页；下册，第2634页。），相互倾扎。旧式商人的保守，表现在经营活动中墨守成规，目光短浅，不敢竞争，怕冒风险，往往“以末进取，以本守之”；“只知模仿而不知创新，能用旧而不能求新”（注：《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三期。），缺乏西方商人的开拓精神。这种心理状态也常常反映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中。与欧洲商人相反，中国人常常办事不讲究效率和时间，总是“半日可毕之事，延至一日，费光阴于无用”。中国近代商人尽管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因循守旧的劣根性，但对此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已日益表示不满：“外来之商力如万丈潮流，侵入内地，致我商家悉为其冲决颠荡，而生计因之日蹙。然仍墨守胶执，不知有挽回抵制之策。甚至各处已改其方针，一方犹安其故步；同业已竞于新法，一人犹狃于成规。”（注：《商业首重调查说》，1905年3 月15日《大公报》。）
因此，在破保守、谋进取的倡言声中，商人们认为：“商业实富国之本，人才为商业之要。现值商战时代，及应广培人才，以宏教育，而资开通。”（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7、76页；下册，第2634页。）提出：“尤以阅新闻、开智识是为要”，“我全国商界果能群策群力，联合进行，各抒爱国之热忱，共求救时之良策，诚为国家莫大之荣幸。 ”（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 —1928），第565页。）“我国大资本家必皆乐为联合， 更可大事扩张其势力，且将可以左右全国之金融，抵制外人经济势力之入侵，于国家于前途盖甚有关系也。”（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565页。 ）充分显示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重视开发商智与合群性的思想。
（2）中国的近代社会结构不合理，必须加以改革。 他们针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展开分析与批判，批判极权专制、官僚统治以及不重视商业的思想，他们认为于此而求现代化“曾何异缘木以求得鱼，望梅而冀解渴也”（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550页。）。
综上所述，大多数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所采取的适应方式，应该说是基于两种反应：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我认为，商会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反应方式，既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过渡形式。就团体来讲，有的时候迁就反应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时候因应反应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个体来讲，一部分人采取的是因应反应；一部分人采取的是迁就反应；另一些人开始时表现为迁就反应，后来又转化为因应反应。不管怎样，近代商人突破了中世纪商人的封闭性、认同旧文化的稳定性心理，构成近代商人独具的开放性与认同新文化不稳定性心理特征。然而，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他们常常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心理，缺乏自信心与独立性。辛亥革命以后，天津商会与各地商会态度截然不同，多次支持袁世凯，他们希望“善政从此进行，商民籍轻负担，太平之望，人同此心”，成为袁窃国称帝的驯服工具。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一种“不问其为何政府，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的时时寻求能得到保护的社会心态，构成其缺乏独立人格心理的总根源。
一般地说，因应反应方式对问题解决的取向较强，它的理性化与弹性化的程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只有采取因应性的适应方式，才能挣脱百多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上加诸中国资产阶级的羁绊，在心灵上获得足够的自由分析与裁量的空间。也只有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能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而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筹思划策，才能“逼真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而依据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从事本土化之文化的“生根创造”活动，使它能较好地适应商战时代的要求。在清末民初那种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但是，任何社会心理和行为的转变都离不开社会总体运动对它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充满着新旧交替、综错复杂的过渡性特点，致使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心处于矛盾状态。即使面临现代化的到来，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过渡性的心理反应。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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