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年论文,国民党论文,中共论文,九二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及不少研究者在论及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时，几乎一致认定其主要责任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笔者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史实。实际上，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造成的，他们应负主要责任。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致使人们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现在，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苏联亦已解体，影响人们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已经消失，因此，到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问题作出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一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及“二大”召开前，中共中央确有向国民党右派作了极大妥协让步的事实，于是许多教科书就将其责任推到当时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身上，认为“这个计划（指周恩来、陈延年等商定的在国民党“二大”上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计划——笔者注），当时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可是，陈独秀却认为必须对国民党右派实行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①“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使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优势。”②“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作了很大的让步。”③“由于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等对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主张实行妥协退让政策，结果壮大了右派声势。”④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当时中共向国民党右派妥协，主要责任人并不是陈独秀。
第一，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国内的和平建设，强烈希望在世界上保持革命力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的相对平衡，为此，共产国际、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甚至以妥协退让来维护与国民党实力派的关系。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剧了分裂统一战线和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先是同年夏戴季陶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接着于同年8月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下旬，“西山会议派”又作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因为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等决议：一时间，反共气焰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苏联却不顾国民党右派大肆反共，大搞分裂的事实，坚持实行既定的不惜以妥协退让来维护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的“团结”和“统一”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一味强调维护统一战线，向国民党右派实行让步。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一再强调：“统一战线是必不可少的，维护国民党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步骤。”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般必须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保持一致。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其负责人陈独秀只好保持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相一致的策略，甚至不得不听任他们的摆布。第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压制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商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他们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上选举新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争取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优势；同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国民党右派的党籍。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大会代表的多数，这个计划本来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维经斯基害怕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力量强大了，就会吓跑资产阶级，破裂统一战线，因而极力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竭力反对周恩来、陈延年等实施商定的反击计划，致使这个计划夭折。第三，维经斯基直接策划并参与了妥协活动。1925年12月，维经斯基亲自出马，邀约了孙科、邵元冲、叶楚伧等右派分子与中共中央代表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就国共合作问题举行谈判，在维经斯基的调和下，达成7项协议。协议的总精神是中共不包办国民党事务，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都不超过三分之一。还通知广东方面，延迟“二大”召开的时间，等候一些国民党元老（实为右派）去参加大会。据邹鲁说：“西山会议十几人当中，有二、三人由上海俄领事约去谈话，说明共产党不要政权，只要三分之一的党权。”⑥第四，张国焘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的妥协方针、指令。国民党“二大”上，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决定进一步地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但由于出席大会并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张国焘忠实地贯彻共产国际、苏联的妥协方针，执行了维经斯基的妥协指令，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时，向右派作了无原则的让步，结果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⑦的局势，从而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二大”上及“二大”召开前，中共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不论是从方针政策上还是从具体作法上看，都是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所造成。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参加了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谈判，这是屈从并听命于维经斯基的结果。国民党“二大”上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是张国焘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的方针指示的结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负主要责任的应是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而不是陈独秀。
二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共反苏的“中山舰事件”，一箭三雕地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排挤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并把第一军控制在自己手中；打击了共产国际、苏联派遣在中国的代表、顾问，迫使他们作出了让步；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并逼走了国民党中对他有威胁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不少研究者和一些教科书一直认为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二百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⑧“由于陈独秀等害怕反击会造成分裂而不同意组织反击。”⑨“由于陈独秀等都主张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得逞。”⑩
诚然，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妥协局面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执行并采取了妥协方针和决定，但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决定并非是陈独秀和中共广东区委作出的。首先，事件发生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陈独秀不在广州，而远在上海。由于“当时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而专程派人去也来不及。”(11)故中共中央、陈独秀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中山舰事件”的消息。而受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委托，处理这一事件的张国焘在事件发生半个月后抵达广州时，“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离开广州。”(12)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顺水推舟，决定实行妥协政策。其次，中共广东区委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有陈延年、张太雷、谭平山等。事件发生前，张太雷曾对当时的广州局势深感不安，因为他觉得“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因此，他向苏联顾问提出：“要对蒋介石提高警惕，防止意外事变。”(13)但他的警告并未引起苏联顾问的注意和重视。事件发生时，陈延年同志开始对事件的处理一下子拿不定主意，及至主张反击时，被苏联顾问说服，同意对蒋介石妥协。(14)另外，事件发生时原在广州的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不在广州，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已回莫斯科，接替加伦职务的华南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因与蒋介石矛盾，处境异常被动，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妥协方针和决定也不是他们作出的。
那么，妥协方针和决定究竟是谁作出的呢？以往人们不了解或不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广州有一个苏共高级顾问团，正是该团团长布勃诺夫作出了对蒋介石妥协的方针和决定。时任苏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其所率的苏共高级顾问团正在广州，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当时在华的所有其他苏联顾问，“连鲍罗廷及苏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都要向他汇报工作并接受其指示”(15)，因此，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并一手处理了这一事件。事件当天，广州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被蒋介石派兵包围，此举使布勃诺夫等十分震惊。季山嘉派其政治助手拉兹贡至蒋介石处，对蒋稍加责言，布勃诺夫等随复谒蒋，蒋允于次日到布勃诺夫处商议一切。但21日蒋介石并未按约前来，并且从蒋氏处到东山来的各军将领都说，蒋介石要求驱逐俄国人及共产党人。因此，布勃诺夫等决定更换华南顾问团的领导人，派索洛维也夫与蒋介石磋商。此时，蒋介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一方面对苏联驻广州领事说，他采取的行动是对人问题，不是对俄问题，并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另一方面他却由广州返回黄埔，不再与苏联顾问见面，以施加压力。(16)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高级顾问团和苏联华南顾问团于3月24日开会决定处理事件的方针。会上，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作了初步分析，认为事件的发生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错误有关。他指出，顾问们在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有严重错误。第一，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冲突，过高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第二，参谋部和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过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军官们的心理和习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受到过分的监视，等等。(17)这番总结，不仅丝毫未触及蒋介石反苏反共的要害问题，反而极力检查顾问们在哪些地方可能触犯了蒋介石等人的利益。结果，会议决定“不同意反击”，(18)并撤销为蒋介石所不满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以此向蒋介石让步。同时，布勃诺夫还批评指责中共广东组织“只知以明显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握一切指挥之权，致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19)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苏共高级顾问团于3月24日离开广州，行前布勃诺夫再次向蒋介石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被解职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也随团离去。“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开始是不敢相信，维经斯基居然把关于蒋介石政变的报道斥之为帝国主义的宣传，不予理睬。联共（布）为了保持同蒋介石的友好关系，还专门派人到中山大学解释，说是“英国情报机关虚构出来的事件。”(20)4月，共产国际得到了布勃诺夫的报告，在铁的事实面前，共产国际也没有指示中共进行反击，而是要求中共中央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有条件的妥协。
布勃诺夫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其负责人陈独秀对于中山舰事件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实际上，中共中央、陈独秀是通过外界新闻报道才得到事件消息的。”(21)陈独秀得知“中山舰事件”消息后，“非常气愤”，“主张反击”(22)。但是由于一度不明全部真相，对其性质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最后也采取了妥协退让方针。直到4月上中旬，他陆续收到周恩来、陈延年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便一反“和解”立场，“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让“国共两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联合问题”(23)，以此表示抗议。可是，却遭到这时已经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反对。鲍罗廷为挽回局势，竟然决定单独支持蒋介石，而且同蒋介石达成三点“君子协定”。5月初，他还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对张国焘挽回局势的做法极表赞赏，认为“否则，莫斯科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将难于交待”，并要求中共“多多配合，”不要和“国民党中派决裂”(24)，“不管蒋介石政变后果多么严重，‘国共合作必须保持’”(25)。
以上历史事实确凿地说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是苏共高级顾问团团长布勃诺夫等人作出了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决定，共产国际、苏联也采纳了他们的妥协方针和决定，并在实际处理该事件中予以贯彻，从而形成了妥协让步格局。所以，若说“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右倾的话，那么这个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陈独秀和中共广东区委，而在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派员布勃诺夫、鲍罗廷等。
三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也是陈独秀被一些教科书指责为右倾、妥协退让的主要事实。如：“中共中央陈独秀和当时派往广东负责中共党团工作的张国焘等人继续采取退让政策，接受了这一反共议案。”(26)“负责指令全会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27)“陈独秀又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结果，这个反动议案被通过。”(28)但指责多见一般，不见具体事实。我们从事实的考察中，倒是发现“整理党务案”的酝酿与通过，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所造成，而与陈独秀关系不大。
首先，从酝酿方面看。“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事件后，鲍罗廷于4月29日回到广州。一到广州，他便根据共产国际、苏联确定的保持革命势力统一的方针和布勃诺夫提出的处理意见，首先做的事就是“与蒋中正先生会商国共关系问题，订定‘整理党务案’”。(29)蒋介石为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规定基本原则，以整理国民党党务。鲍罗廷也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国共两党再次发生冲突而予以同意，并且在未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整理党务办法。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蒋介石对此感到满意，他后来写道：“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又说：“当鲍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30)不仅如此，鲍罗廷还积极协助蒋介石扶持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此，张国焘写道：“在三二○事件后，筹备二届二中全会中，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31)
其次，从通过方面看。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在会上正式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和中共对国民党内共产党的指示，均需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方能发出，等等。对这个暗伏杀机的反动提案，中国共产党内很多同志坚决反对，但由于鲍罗廷的“竟然忍让”和压制，这一提案终被通过。张国焘后来写《我的回忆》时，已经成为中共的敌人，况且此时陈独秀亦早已病故，没有必要为中共及陈独秀辩解，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共及陈独秀并不知道鲍罗廷将在二中全会上如何向蒋介石妥协退让，而鲍罗廷却要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等“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32)
当陈独秀在报端看到“整理党务案”发表后，他非常愤怒，立即于同年6月4日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公开指责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同一天，《向导》刊登了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特别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国民党虽有约束力，而对国民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公开不承认“整理党务案”。
由此可见，“整理党务案”的酝酿与通过，完全是鲍罗廷一手所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迎合、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是布勃诺夫妥协退让政策的继续，是共产国际、苏联对华方针的具体体现。因此，在这个事件中，主要责任全在鲍罗廷，而不在陈独秀。
总之，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维经斯基、布勃诺夫、鲍罗廷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
注释：
①(28)魏宏远《中国现代史稿》第185、194页。
②⑩《中国革命史》（南京七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第186页。
③⑧(27)蒋绍椿、冯正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第69、70页。
④⑨(28)《中国革命史》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第139、143、143-144页。
⑤维经斯基：《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成果和前途》、《共产国际》（俄文版）1926年第2期。
⑥邹鲁：《西山会议》。
⑦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见《周恩来文选》（上卷）第19页。
(11)《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第11页。
(12)(21)(24)(31)(3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3)(17)（苏）亚·伊·切利藩洛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384页。
(14)《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第9页。
(15)《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16)(19)《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118页。
(18)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28)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16页。
(22)(23)《郑超麟谈陈独秀》见《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25)彭述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前言（1974年4月26日）美国蒙纳德出版社1976年出版。
(29)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篇第4章。
(30)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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