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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是2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3月在莫斯科公开审讯的“右派和托派联盟”一案中，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逆、间谍、破坏恐怖活动、恢复资本主义等罪名判决处死。50年后，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为布哈林平反并恢复名誉。6月，苏共中央又宣布恢复其党籍。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市立中学教师家庭。1906年在革命低潮中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从此便开始了他充满艰辛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07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次年被吸收进莫斯科党委。因进行革命宣传，曾几度遭到沙皇政府逮捕。1912年从流放地逃往欧洲结识了列宁并成为他的同事。此后，他一边系统地从事写作，一边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多次为党的《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1913年他协助斯大林撰写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待民族问题态度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1915年布哈林写成《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帝国主义第一次系统的理论阐述。列宁曾为此书作序。1916年布哈林又就帝国主义问题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当时正在纽约帮助筹建美国共产党的布哈林获悉这一消息，立即取道日本回国，担任莫斯科州党的领导工作，为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作了重要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不仅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著作，而且主编《真理报》，并负责指导苏俄其它十几种报刊的工作。列宁称他为“革命的金童”。此外，他还是历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领导人员，后又继承诺维也夫担任执委会主席，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作重要报告，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参加革命以后布哈林也犯过一些“左”的错误。如十月革命前，他反对列宁提出在俄国实行民主革命的口号，主张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心立即转移到“狭义的社会主义的要求领域”。十月革命后，反对与德国单独媾和，主张不惜牺牲苏维埃政权去进行对德国的战争等。但布哈林襟怀坦白，勇于承认并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因而受到全党同志的尊敬，就是伟大的导师列宁也在临终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布哈林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也正因他知错必改，勇于探索，在列宁的影响和帮助下，1924年以后逐渐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理论的阐述者和实际贯彻者，也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托季联盟斗争的最主要的支持者。自1927年底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之后，在农业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产生了意见分歧。
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是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粮数量不断下降；二是富农的破坏。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第一，实现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为工业高速度发展积累更多的资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农业集体化操之过急，致使许多地方为完成全盘集体化而对农民使用行政命令和强迫手段，宣布“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没收其财产，剥夺选举权，甚至作为“富农的帮凶”驱逐到边远地区。这种粗暴过火行为导致农村的形势日益紧张。第二，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斯大林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要引起新的阶级变动，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并且根据1927年底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和1928年初发生的沙赫特反革命经济破坏事件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因此，必须用不断加强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用加强向富农进攻、暴力剥夺富农的方式来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
布哈林不同意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及其采取的方针、政策。他认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富农的破坏，并一再指出，在过渡时期，富农、旧资产阶级残余和新资产阶级集团仍在国内活动着，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还要“持续很长时期，直到阶级划分最后消灭为止”。在这一时期的某一阶段，阶级斗争还有可能激化，但它的总趋势是逐步走向缓和、消灭。而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因此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方式只能采取经济斗争，对资本主义成份实行限制、排挤和改造，通过和平演进的方式和长期的量变过程，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布哈林的这一论断是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相当完整、相当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再生产的各种因素（包括消费因素在内）不能正确协调”，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引起的。因此，必须郑重考虑现行政策问题，特别要立即调整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首先要调整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工业生产才能持续地增长。布哈林也反对过急地实现农业集体化，认为当时的苏联还不具备大规模发展集体农庄的条件，个体生产还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只要政策正确，还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改造生产关系，而是尽力帮助个体小生产者发展生产，同时利用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积极而稳步地引导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并强调农民入社要坚持自愿原则，否则，只能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拥护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应采取什么途径和方法的分歧。这些分歧完全是思想认识上的，根本不存在不同的“事业利益”。但是这些分歧和争论却导致了组织处理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布哈林也惨死在这场“反右倾斗争”之中。
综观布哈林一生，他早年经历了长期革命艰苦环境的考验，他一生的主要错误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而在列宁逝世以后直到他被当作“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加以批判的时期，正是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为寻求一条适合苏联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提出许多卓越见解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对革命最有贡献的时期。因此，应该说布哈林是一个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勇于探索、富于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