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研究三人谈(专题讨论)——中国学研究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视域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6-0110-12
何谓国学、汉学与中国学
当今社会上或学术界，“国学”、“汉学”、“中国学”这些概念广泛流传，其使用频率颇高。从产生的时间维度和涵盖的内容来讲，这三个概念自然有所区别。
什么是国学？一般而言，国学也称国故，又称国粹。国学原是相对西学(即西方文化学术)而言的。20世纪初，国内就有一些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当年在上海等地大力讲国学，也曾著《国故论衡》，出版过《国学概论》。《国学概论》一书，至今在海内外已印四十多版，是一部系统、深入浅出的国学入门书。章氏晚年的讲学记录《国学讲演录》一书，更为系统深入地对国学作了详细探讨。北大“五四”时期出版过《国学季刊》，清华大学办了国学研究院，编印《国学论丛》。至于国学的内涵，则即使方家宿儒也未必没有分歧。比如章太炎称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吴宓称国学为中国学术的总体，钱穆则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人统、事统和学统。然而无论国学是什么，无论国学的边界怎样模糊，但它的内核始终是清晰的：一股是指中国人称自己本民族悠久传统文化时的一种表述，是中国人对自己本源文化的一种认同与信守，是积淀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赖以存在的数千年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遗产，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广义的国学，它应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和，是铸就中华民族性格和中华文明的文化财富。国学既然是特指中国文化学术，那么国学研究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国学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什么是汉学？单从时间维度来说，其实“汉学”的概念要早于“国学”，在西方文明的触角探到东方之前，中国文化学术中并无国学的概念。汉学这个概念起源于清代乾嘉学派。最早是清代惠栋提出来的。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首先打出“汉学”的旗帜，极力主张汉儒的训诂之学以期能真正理解经书的本义。他们完全撇开魏晋以后的经说，不遗余力地搜求阐释汉代经师的训诂，其特点是“唯汉是信”。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还有沈彤、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清代有汉学、宋学之分，汉学是训诂之学，宋学是义理之学。汉学严禀师承，笃守家法，不越雷池一步；宋学疑古惑经，不守传统，敢创立新说。但当时汉学如日中天，是以汉学为主流。乾嘉时期以后，汉学遂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通称，故后来外国学者仍沿用汉学这一名称。日本传统汉学形成于14—15世纪，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如果把利玛窦入华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也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第一个汉学教授开始，那么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近二百年的历程。美国汉学兴起于“二战”之后，至今也有六十多年。国外汉学自正式成为一个学科以来，经过近六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学”，概念有点模糊，更多情况下是针对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学术时使用，有人说“汉民族的文化学术就是汉学”，似乎也有道理。近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各国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汉学”或“中国学”成为西方各大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因此，当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形象、并以此影响到不同文明对中国的理解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国外汉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事实上，对“中国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有更多的歧义。“中国学”这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有人说“汉学就是中国学”，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起初它就是指国外对中国文化学术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文化学术研究。后来范围越来越大，逐步衍变为对中国古今全方位的研究。2010年在第四届中国学论坛大会(上海)上就有专家发言说，中国学，既包括传统汉学，也包含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培忠还专门做过一个海外中国学研究数据库。有数据显示：对中国研究得最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教士、《论语》、《老子》，而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其次是历史、文学、哲学。何培忠曾说，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出去，给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很大的启迪，这我们听起来当然很高兴。但事实上，“中国研究热”不是热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而是热在研究现实中国的“中国学”。当然，中国如此庞大，学问如此之多，领域如此之广，用一个词来概括的确很难，“中国学”的范围也不能无限延伸。不过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学”，它首先应该包括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应该包括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当然还应该包括我们国内在上述各个领域所作出的对等交流。如果国外把中国描述得过于美丽或过于丑陋，那么，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们就有责任让国外的读者和民众可以听到一个正确的声音，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或“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视域虽然比过去有了某些延伸，但并不是包罗万象。
从学理上来讲，我一直倾向于北京大学严绍璗先生的提法，把国学研究或汉学研究统统称之为中国学研究，因为这更符合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内涵。鉴于这一学科目前所创造的研究业绩，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已经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我国相关的部门呼吁，在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目录中应该承认“中国学”这一学科地位。学科的正名关系到对学科的理解、把握和阐释。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多元文化所创造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对未来人类文明可能做出的贡献。汉学、国学这些概念，很典雅，也很有韵味，但这个提法适合过去，已不太适应现在这一学科的发展。北京大学从1989年起就着手培养国际中国学的硕士，从1998年起培养出了国际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博士后。当然目前我国有些大学涉及这一学术研究的机构，还有不少是以“汉学”或“国学”命名的，相应的学术会议与新闻媒体也几乎都采用“汉学”或“国学”的名称，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的刊物，也称“汉学”或“国学”，其实是值得三思的。
“中国学”研究鸟瞰
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晚清至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由于西学的传入，这一初兴阶段中国学的特点，主要是提倡经史之学，宣传保存国粹，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历史地位，主要以“章黄学派”为代表；辛亥革命至1949年为第二阶段，国学再兴，是发展时期，此时主要是以北大、清华、国立“中央研究院”为重镇；新中国建立至今为第三阶段，其中5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以前为冬眠期，80年代以后开始呈复兴之势。这三个阶段，自然每段都有自己的研究成绩，尤其是第一、第二阶段，论述者甚多，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就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新气象作一简要表述。
全世界研究汉学或研究“中国学”，无疑都要以中国为大本营。从材料方面说，它主要还是中文材料，这一点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和中国学者没法相比，特别是在地方史、地方志方面。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大量材料都在中国。我们研究中国，中国学者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自己母语的材料，在材料运用方面比较熟练，这个是必须看到的。国外的“中国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整个成果和中国相比，还是远远落在后面，所以对国外的中国学研究也不能完全地高山仰止。但是有一条，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当中，日本有他们的独特性，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学者所编制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38种，其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也非常独特，在欧美有关国家中，以美国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为最多。早在1930年9月，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就成立于北平。从1931年2月到1950年3月，引得编纂处编制了《说苑引得》等41种(50册)引得正刊，《毛诗引得》等23种(31册)引得特刊(特刊一般附有原文)，共计64种81册，总称《汉学引得丛刊》(Sinological Index Series)，其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即为美国学者魏鲁男(J.R.Ware)所编制。尤其是美国利用计算机领域的强大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利用电脑这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编制中国古籍索引，如伊凡霍埃(P.J.Ivanhoe)等人早在1978年就利用电脑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戴震原善索引》等字词索引。另外在资料的占有上，他们治近代史也是花大价钱去买，比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蒋介石日记，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做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口述史系列，像《胡适口述历史》、《李宗仁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等等，那都是花大钱的。这些中国学者没做，中国学者也没有条件找到胡适、李宗仁、张学良这些人。
在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方面，有些国家还是很用心的。譬如日本，他们有些图书馆里就珍藏了很多中国近代的书报期刊资料。美国学界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当代史，包括“文革”时期的材料特别是小报，我们国家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虽也藏了一些，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美国学界收藏的“文革”的材料就远远超过我们，珍藏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
中国学术界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重视对海外汉学(即中国学)的研究，90年代这种研究的热情进一步升温，并进而成为中国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类汉学译著纷纷出版，研究海外汉学的杂志不断创立。此时的“海外汉学丛书”、“海外中国学丛书”等相继问世，并受到好评；此外，各类学术性辑刊也纷纷问世，而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机构也相继出现。
回首过去的几十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水平确已达到令我们国人惊异的程度。这方面的成就真正是举不胜举。譬如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毫不夸张地说，其学术水准就高于国人自己编写的任何一部中国通史，不仅基本功扎实，而且又有很多基于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视角，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发许多前人所未发之论。其他如日本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等，都很有启发性，某些方面已远远走在中国学人前面。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学术，除了回归读原典和读先贤著作之外，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著作也应该成为我们的阅读重点。这些高水平的著作对每一个中国读书人也是一种鞭策。
研究“中国学”的意义
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逐步关注海外汉学的发展呢？其实这里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从大处说，从那时开始学术界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反思，检讨以往的学术，试图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和方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是80年代西学热的基本背景。海外汉学当时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这种狂飙式的介绍和学习给学术界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不管今天人们怎么评价80年代的西学热，但不可否认当时所介绍进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不少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新一代学者构建自己学术体系的基本依据。这正是当时一系列“海外中国学丛书”或“海外汉学丛书”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而汉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只要想一下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足够了。
国外汉学家的研究为什么会在一些方面高于国内同行的研究呢？第一，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例如长期以来“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但这并非国内学者不努力，而是绝大多数敦煌文献藏于国外，国内学者无法使用。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至今最优秀的学者、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是汉学家的而不是国内学者的。第二，研究方法汉学家高于国内学者。高本汉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从而使这一研究走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老路。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费正清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从而开创了西方汉学的新路，使美国汉学从此有别于欧洲汉学。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
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当然并非整齐划一，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难免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轻视海外汉学家的理由。我们应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并与其积极对话，以促进中国文化学术的沟通、交流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中国学的研究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措施。事实上，中国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自己的学问——无论是传统的文史哲，还是当代有关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门类——已经不再是中国学者自己独有的专利，中国学术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学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近20年来在西方的传统文科中，汉学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递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一种体现，中国学的强盛是中国强大的表征，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
研究“中国学”，概括地说，其目的就在于弘扬中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术，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联系海外华人，共享国际研究成果，使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光耀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先举一个研究李白的例子。郭沫若1971年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这部著作虽然有“扬李抑杜”之嫌，但这部著作自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其结论是：“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城在碎叶水南岸，说者谓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境内。……碎叶是属于条支的。唐代有‘条支都督府’。这个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州府’之一，‘皆属安西都护统摄’。……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当时中苏边境形势异常紧张，苏联有觊觎我国新疆之势。这一考证结论在当时发表自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说明不仅新疆自古是中国的领土，连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一带，唐代时都在中国版图之内。这是学术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结合的成功范例。再举一个研究屈原的例子。近代以来，疑古派学者廖平、胡适等一直持“屈原否定论”。1922年胡适写了一篇《读(楚辞)》，因为怀疑《史记》的可靠性，怀疑其中的《屈原贾生列传》，所以怀疑屈原的存在。甚至说：“若真有其人，(也)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胡适文集》二集)这种“屈原否定论”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即已无市场。但6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日本学术界又出现新的“屈原否定论”。为此，西北师大的赵逵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的论文，于1987年在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五辑发表。考定屈原《离骚》“联皇考曰伯庸”的伯庸，“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的句亶王熊伯庸”，是屈氏的始封君。这一考证定论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反响强烈，从而使“屈原否定论”不攻自破，既捍卫了伟大诗人屈原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又消除了国际汉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影响。这是沟通国际汉学，坚持追求真理的中国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