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零部件论文,强度论文,因素论文,国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全球生产网络下生产的不同阶段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而产生大量的中间投入品跨国界流动或零部件贸易（称之为垂直贸易），并逐渐超过最终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Jones et al.，2005）。相应地，有关国际生产碎片化对贸易影响的研究兴盛起来。本文旨在分析国际间生产过程碎片化和贸易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的演进，揭示其主要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分析国家间贸易时使用的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有两个：一是标准引力方程，从消费者支出方程和一般均衡约束条件推导而来（Anderson，1979；Bergstrand，1985，1989）；二是标准引力方程，用来解释生产者与消费者贸易（Baldwin和Taglioni，2011）。但是本研究聚焦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生产者与生产者贸易，因而需要注意使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来解释垂直贸易时面临的局限性。Baldwin和Taglioni（2011）指出，引力模型中设定的核心质量项——两个国家的GDP，在消费者需求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是合适的，但是当中间品贸易在两个国家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决定一国零部件贸易需求的是该国的总产出，因而使用引力模型中两国GDP来解释零部件供给和需求是“糟糕”的变量。由此，相关文献沿着三个方向展开：第一，采用相同的传统引力模型来检验最终品贸易和零部件贸易，进而判定两者是否有相同的影响因素。Kimura等（2007）使用引力模型估计最终品和零部件双边贸易，发现这两组回归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但是其模型设定被Baldwin和Taglioni（2011）质疑，因为在垂直贸易下其研究未考虑到质量变量的误设。第二，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6）坚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在引力模型下分析零部件跨国贸易时使用两个经济质量变量是合理的，其分析使用了质量变量且没有考虑国家固定效应。其理由有两个：（1）与国际生产碎片化理论相一致，碎片化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Jones et al.，2005）。（2）GDP被视为一个有效变量，因为贸易国的经济深度与该国吸引外包行为直接相关。在使用经济质量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应当根据具体问题来确定。第三，Miroudot等（2009）借鉴Baldwin和Taglioni（2011）的批判，以Hummels等（2001）的方法来计算垂直贸易，并采用固定效应来控制质量变量的模型误设，结果发现，相对于最终品贸易，中间品进口对贸易成本更敏感，对双边市场规模相对不敏感。 以上研究均是对贸易规模进行的实证研究，另一类文献围绕贸易强度进行展开。Brooks和Ferrarini（2014）使用包括两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引力模型来解释一个被用来测度垂直贸易的网络贸易指数，发现修正的引力模型对网络贸易指数有着良好的解释力，可以更好地阐述国家间生产网络贸易强度的决定因素。但是，Iapadre和Tajoli（2014）认为，贸易强度指数应当具有相关的数学性质，而Brooks和Ferrarini（2014）用来衡量贸易强度的网络贸易指数有着较大的缺陷，既不利于国家间比较，也不满足计量和统计分析的要求。 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本文认为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在解释全球生产网络下零部件贸易时面临着局限性，存在着质量变量的误设问题。参考Bald-win和Taglioni（2011）、Brooks和Ferrarini（2014），我们将引力模型中的两个经济质量变量设为国家固定效应，并借鉴罗来军等（2014）做法，将引力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分解为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技术差距、贸易摩擦和经济趋同等因素，使用扩展引力模型来分析揭示全球生产网络下决定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变，揭示其主要影响因素。在标准引力模型中，一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是双边贸易流量地理分布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实际上一国总产出才是决定该国零部件需求的主要因素，不同贸易伙伴的双边零部件贸易规模与国家GDP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由此，本文使用贸易偏好强度来测度两个贸易伙伴间相互偏好程度，进而揭示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二，为克服标准引力模型在解释零部件贸易时的局限性，与Brooks和Ferrarini（2014）将一国不可测算的总产出作为国家固定效应不同，本文基于贸易成本角度考虑国家固定效应，使用扩展引力模型来揭示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不同于罗来军等（2014）使用引力模型仅仅对双边国际贸易流量进行检验，我们使用扩展引力模型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在区域间与区域内、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不同表现，通过对不同分类的样本进行检验，揭示出不同区域和国家发展水平分类下不同影响因素对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作用的差异。 二、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统计比较 这里对国家间贸易强度指标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贸易强度测算指标，然后对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演进做出统计比较，以期为实证部分做好统计支撑。 1.国家间贸易强度指标的测度：比较选择 对国家间贸易强度的衡量一般是通过双边实际贸易流量和潜在水平贸易流量之比来确定。Kunimoto（1977）将贸易强度衡量中的潜在水平贸易流量设定为两个国家在地理中性条件下达到的贸易量。地理中性的定义是一国与某一个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和该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之间地理距离平均值之比。Anderson和Norheim（1993）将地理中性重新解释为一个国家在双边贸易中的重要性等于其占世界GDP的比重。但是，Baldwin和Taglioni（2011）认为，由于全球生产网络下存在着大量的零部件贸易，不同国家的贸易量和GDP之间不存在确定的比例关系，因而不符合引力模型的逻辑。本文中，我们将使用一个贸易强度指标来捕捉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相互偏好程度，并分析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伙伴间贸易强度的影响。有关贸易强度指标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完善中，主要有： 第一，对贸易强度最常见的测度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该双边贸易强度指数为1时，一国贸易流量的地理分布与其贸易伙伴的贸易规模成比例（地理中性状况）。但是，Iapadre和Tajoli（2014）认为，Balassa（1965）的贸易强度指标至少存在三个问题，限制了其有效性：一是指数范围变化是不均匀的；二是相对于地理中性，指数范围具有不对称性；三是指数随时间的变化难以解释，即动态意义不明确（Iapadre，2006）。这样，基于不同国家或时期计算的该指数不具有完美的可比性。这三个性质既不利于统计分析中解释贸易强度的经济含义，也会使实证分析时产生异方差等计量问题。 第二，网络贸易指数。Ferrarini（2013）通过构建网络贸易指数（NTI）来衡量贸易伙伴之间的垂直贸易强度。网络贸易指数被定义为i国s行业零部件总进口中j国所占份额，且以i国最终品总出口中s行业的出口份额加权所得到的值。该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零部件贸易的贸易强度，其优点是针对性强，将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网络贸易强度定义为零部件进口因素和最终品出口因素的综合效应，但缺点是其变化范围不均匀，且不具有对称性（其取值范围是0～1），此外这一指标没有地理中性概念作为参考标准，只能进行数值大小比较。 第三，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Iapadre和Tironi（2009）认为，同质的双边贸易强度指数（
）可被用来解决上述范围变化不均匀性问题，其定义为一国i与其贸易伙伴国j的贸易（
）在i国对世界总贸易（
）中的份额（
）和i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与j国贸易（
）在i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总贸易（
）中的份额（
）之比。
可表示为：
与Balassa指数相比，
改进之处在于其最大值不再取决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规模。但是，
指数仍未能解决相对于地理中性值变化范围的不对称性问题，这一缺陷在进行计量检验时容易导致有偏估计。为此，Iapadre和Tironi（2009）使用
与“双边外”贸易强度指数（
）的差与和之间的比率来做为相对双边贸易强度的指标，这一指标被定义为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
），被表示为：
其中，
，被称为“双边外”贸易强度指数（Iapadre，2006），可以衡量i国与除了j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关系。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在避免上述缺陷的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好的性质，即完全对称性和方向性。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的对称性体现为：
，且独立于国家规模，该指数值在-1～1之间。其方向性体现在进口或出口方向上，通过如下公式表现出来：
其中，
表示双边显性进口偏好指数，
表示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 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
可以捕捉两个国家在零部件总贸易流量中超过地理中性的程度，而双边显性进、出口偏好指数则可以说明两个贸易伙伴国之间进口、出口方向上的贸易强度。 2.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的描述性分析：统计比较 （1）基于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测度的零部件贸易强度：比较分析 参照沈国兵（2007），我们以0和0.8作为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的参考分类标准。当
处于-1～0之间，意味着两国贸易强度低于地理中性；当
处于0～0.8之间，意味着两国具有较显著的贸易强度；当
大于等于0.8时，意味着两国具有很高的贸易强度。据此，图1将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贸易强度值超过地理中性和超过0.8的国家间关系通过网络图呈现出来。具体是： 第一，对超过地理中性的双边贸易强度值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进行整体比较分析。如图1上半部分的三个网络图，我们发现，超过地理中性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值（即
大于0）的国家个数逐渐增加，国家间的贸易强度越来越密集，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贸易网络结构。超过地理中性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值且具有三角贸易特征的三角结构从2000年的4635个上升到2010年的4896个。这表明全球生产网络下不同国家之间零部件贸易的不断融合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参与国贸易流量的迅速提高，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强度。图1下半部分的三个网络图展示了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值大于等于0.8的情况。统计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值大于等于0.8的国家已变得相对稀疏。这说明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演进，双边国家特别相互依赖的关系变弱，且一国逐渐与更多的国家保持着超过地理中性的贸易强度。因此，一国过于依赖某一国家零部件贸易的现象已变得越来越少。例如，2000年欧洲国家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贸易网状结构，到2005年和2010年却逐渐演化为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贸易集团、以德国为核心的中东欧贸易集团、以法国为核心的贸易集团，以及北欧国家集团等几个大的次级生产网络体系。这表明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贸易的“核心—外围”依赖关系已逐渐被多国之间较为显著的双边贸易强度的次级贸易网络关系所取代。
第二，根据图1中统计数据信息，我们进一步从区域和国家发展水平这两个角度来对双边贸易强度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统计可知：第一，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区域间样本，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都显示低于地理中性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的国家数量随时间稍微增加。但是，在区域内样本、发达国家间样本内，低于地理中性贸易强度的双边国家个数却在减少。第二，具有较显著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0～0.8）的国家数量仅在区域间样本、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样本中逐渐减少。其中，区域间样本个数从2000年的37个下降到2010年的34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样本个数从2000年的65个下降到2010年的61个。但在其他样本中，具有较显著双边贸易强度的国家个数均有增加，首先区域内样本增加最多，从2000年的95个增加到2010年的106个，其次是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再次是发达国家间。第三，具有很高双边贸易强度的国家个数在各样本中存在减少的趋势（除了发达国家间保持不变）。这说明区域内邻接因素、与发达国家之间文化语言相似性等更易于形成超过地理中性的贸易强度。区域因素和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双边贸易强度的演进，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使得过高的双边贸易强度现象逐渐减少，一国不再过于依赖特定国家，出现了与生产网络内多个国家都保持较高贸易强度的趋势。 （2）基于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测度的零部件贸易强度：比较分析 上述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的缺陷是只能进行无方向性的双边总贸易上的贸易强度测算。为此，这里使用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
）来做进一步分析，其优点是可以区分出一国出口方向上的贸易强度。此外它还具有变化范围均匀性、对称性和动态意义明确等三个数学性质上的优点。因此，使用这一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获得全球生产网络下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演变更为具体的信息。 图2刻画了72个国家或地区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用来衡量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其中，横轴国家i是指出口国或地区，纵轴国家j是进口国或地区。图中参考线是区域划分的界线。区域选择标准参考了Miroudot等（2009）分析中间品贸易时采用的区域分类方法。
依据参考线所做的区域划分，同一区域集中在对角线的附近。从区域内角度来看，全球生产网络下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体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依据图2，具有较显著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国家都集中出现在同一区域内，这表明在全球生产网络演进过程中具有较显著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国家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性。其中，西欧和北欧国家对几乎全部样本国家都具有较高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相比较而言，欧洲区域内部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更高，说明西欧和北欧国家在形成以零部件贸易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独联体国家、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国家、北美三国以及南美国家等区域内也同样存在着较高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
从区域间角度来看，全球生产网络下区域间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相对较低，但欧洲国家对独联体国家却有着较高的显性出口偏好指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大洋洲国家和北美三国有着较高的显性出口偏好指数，北美三国对拉美国家也有着较高的显性出口偏好指数。据此，西欧和北欧国家能够向全球主要国家提供零部件贸易，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能够向除欧洲和独联体国家之外的北半球出口零部件，而北美三国能够向拉美国家出口零部件，由此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区域间生产和贸易网络。 进一步地，从区域和国家发展水平两个角度来考察全球生产网络下各国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演变。依据表2，在全样本和各个子样本中，具有较显著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0～0.8）的国家数量随时间在增加。2000-2010年，区域内样本增加数量最大，为20个；区域间样本增加14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样本增加16个，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增加13个，发达国家间样本增加5个。这说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演变主要集中在同一区域内和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之间。虽然区域间较显著的双边出口偏好强度个数增加了14个，但是在区域间有着更多低于地理中性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双边国家。发达国家间较显著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个数增加较慢，但是发达国家通过FDI等方式将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之间、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自身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双边国家数量增加较大，分别为16个和13个。 并且，除了发达国家间之外，各样本中具有很高显性出口偏好强度（0.8～1）的双边国家数量均有所减少，这表明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不断发展，那些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之前只能依赖于特定国家零部件供给的国家，在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之后可以通过与不同国家保持较为显著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来最大化其经济利益，无需再依赖于特定国家的零部件供给。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1.模型构建 在标准的引力方程中，双边贸易是对两国GDP、双边距离和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被用来很好地解释消费品贸易。但是，当中间品国际贸易占主导时，使用GDP来代理供给和需求是欠合适的（Baldwin和Taglioni，2011）。为此，需要使用扩展的引力方程来解决中间品贸易问题。使用扩展引力模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克服Baldwin和Taglioni（2011）指出的两国GDP不能指代总产出变量这一缺陷；二是能够对贸易强度指标进行检验；三是能够进行无方向性的出口方向上贸易流量的检验。据此，本文综合Brooks和Ferrarini（2014）、罗来军等（2014）的做法来满足这三个条件。参照Baldwin和Taglioni（2011）、Brooks和Ferrarini（2014），我们将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国家规模变量设为虚拟变量，但是Brooks和Ferrarini（2014）的模型无法满足有方向性的实证检验。据此，一方面我们将引力模型解释变量分解为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技术差距、贸易摩擦和经济趋同等变量，另一方面借鉴罗来军等（2014）有方向性的引力模型设定。这样，通过对引力模型的扩展处理，可以全面地反映影响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主要因素。
在Baldwin和Taglioni（2011）的引力方程中，支出
被用来代理目的地国家GDP，产出
被用来代理来源地国家GDP。在Fally（2015）的引力模型中，将双边贸易流量表示为距离、边界效应哑变量、邻接、殖民地关系和共同语言等哑变量的方程。这样，根据Baldwin和Taglioni（2011）、Fally（2015）等引力方程，当零部件贸易或中间品贸易占据重要地位时，我们可设定扩展的引力方程为：
这样，当零部件贸易或中间品贸易占重要地位时，根据扩展的引力方程（5），可得到
，进而可算出
和
，再将其代入
可算出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具体如下：
这样，我们将双边贸易成本分解为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技术差距、贸易摩擦和经济趋同等影响因素。参照Brooks和Ferrarini（2014），将与i国相关的贸易成本（
）设为i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协定项（
）和i国的固定效应（
）；将与j国相关的贸易成本（
）设为j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协定项（
）和j国的固定效应（
）。由于在零部件贸易或中间品贸易情况下，上式中
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测算，于是参照Fally（2015）的做法，我们将其纳入国家j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固定效应。据此，考虑到时间下标后，可将基于扩展引力方程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计量模型写为：
其中，第一，
表示第t年i国与j国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第二，
和
分别代表国家i和国家j的固定效应。这里使用国家i和国家j固定效应的理由：一是遵循Baldwin和Taglioni（2011）的批判；二是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是独立于贸易规模的贸易强度指数，因而使用固定效应可以避免因为经济质量变量带来的模型误设。第三，
表示i国和j国的地理距离，以两国首都距离来代表，预期影响符号为负。第四，
表示两国文化差异，令
。其中，
表示两国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若使用同一语言，则取值为1，否则取0，预期影响符号为负。第五，
表示技术差距，令
，以两国百万居民的研发人数之差来表示。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各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情况具有复杂性，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越小，越可能存在更高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技术差距越大，两国之间可能会在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之间依据本国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因而也可能形成高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预期该变量影响符号不确定。第六，
表示贸易摩擦，令
。其中，
表示两国在t年反倾销数量，以此表示贸易摩擦。一般来说，两个贸易伙伴国贸易摩擦越频繁，意味着两国具有更高的贸易强度，
当进行有方向性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的计量检验时，参照罗来军等（2014）设定的贸易流向方程进行调整：
类似地，出口方向上基于扩展的引力方程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计量模型可写成：
其中，
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固定效应，
为时间效应，
是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如前所述。 2.变量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是全球生产网络下的零部件贸易，参照Brooks和Ferrarini（2014）选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的72个国家及地区③，本文根据Athukorala（2011）选取的HS六分位零部件产品代码来加总525种零部件产品在一国与贸易伙伴国家的贸易总量。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
和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
是基于CEPII-BACI数据库测算出的相关指数。 相关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数据来自CEPII-Gravity数据库；技术差距变量采用两个国家每百万居民的研发人数之差，数据来自World Bank的Popular Indicators数据库；贸易摩擦变量使用的是反倾销数据，来自World Bank反倾销数据库；经济趋同变量中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来自WTO的自由贸易区统计。这里的数据处理均参照前文模型构建的设定并进行相关计算。 四、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首先，从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文献来看，样本的分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对全球范围内生产网络的研究、对特定区域生产网络演进的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生产网络分工问题的研究。其次，在使用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之后，我们再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法（PPML）来做稳健性检验，以期得到可靠的实证结果。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由于作为因变量的
取值范围是-1～1，因而因变量是受限因变量。为此，我们对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使用Tobit模型进行随机效应回归。具体地，估计结果为：
第二，区域分类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区域间样本中，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技术差距和贸易摩擦在1%统计水平上对区域间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但经济趋同对区域间样本的这一贸易强度没有显著的解释力。在区域内样本中，地理距离、技术差距和经济趋同对区域内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有着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而文化差异和贸易摩擦影响不显著。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事实是，同处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较多的贸易摩擦和历史文化遗留问题，但是地理邻近和技术制造品互补主导着中日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两国之间经济趋同并不能促进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提高，但是某一个贸易伙伴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两国之间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影响因国家而异。虽然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在测度两个国家总贸易上的贸易强度时是很好的指标，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其无方向性特征使得我们无法分析两个贸易伙伴国家分别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在实证结果上的差异性。 第三，发达国家间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在1%统计水平上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贸易摩擦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符号与预期相同。由于多重共线性和样本数量限制等原因，在回归分析时我们去除了三个经济趋同变量。考虑到欧盟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且欧盟与其他发达国家签订了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各国经济趋同性相对一致，因而这一处理不会影响样本文的结论。 第四，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在1%统计水平上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差异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的显性贸易偏好强度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的影响不显著。与全样本估计结果不同，技术差距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表现出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扩大的技术差距很可能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无法继续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和贸易。贸易摩擦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影响统计上都不显著。从经济趋同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趋同统计上显著地不利于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提高，但某一个国家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对两国显性贸易偏好强度有着显著地正向影响。比较发现，全球生产网络下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技术差距决定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的零部件分工和贸易，而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地理距离和经济趋同因素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表4对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进行回归估计发现，各样本中地理距离在1%统计水平上对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对区域间样本的不利影响最大。各样本中，文化差异对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也有着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预期符号相符，表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越不利于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提高。技术差距仅在区域间样本中表现显著，其他样本中其影响都不显著。贸易摩擦在发达国家间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有着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但符号相反。这表明贸易摩擦伴随着发达国家之间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上升而提高，但会降低新兴市场国家间的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据此，发达国家之间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形成和演进的主导力量，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网络贸易关系会因恶性竞争可能会变得恶化。
从经济趋同来看，全样本、区域内、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都显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显著地不利于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提高，而某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有着统计上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第一，两个贸易伙伴间经济趋同大，带来激烈的贸易竞争，会不利于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提高。第二，出口国与其贸易伙伴之外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提高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但这一结论只在全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全球生产网络下发达国家更多地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而零部件生产和组装更多地被配置到不同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之间零部件出口偏好强度。第三，在全样本、区域内样本、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进口国与其贸易伙伴之外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都有利于提高其显性出口偏好强度。据此，一国只有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内相关国家零部件供给和需求的网络关系之中，才能增强其与贸易伙伴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 3.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作为因变量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和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的变动范围是-1～1，且作为解释变量的文化差异、贸易摩擦和经济趋同可能会出现零值问题。我们进一步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PPML）来进行稳健性估计。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可能带来的计量误差，另一方面进行PPML回归时要求因变量为0或正值，因而本文在进行PPML估计时将因变量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和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进行以自然对数为底的指数化处理，进行这样的数据处理有利于计量分析，并不会产生计量上的系统性误差。对全样本和各子样本进行PPML估计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因篇幅所限，此处略去。 具体地，对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使用PPML估计的结果与表3中使用T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相比来看，使用PPML估计的结果进一步证实：在全样本和所有子样本中，地理距离是影响零部件贸易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重要的不利因素，文化差异也不利于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提高。这进一步证实了前述统计分析中的事实。技术差距在全样本、区域间样本、区域内样本中都有利于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提高，但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却是一个显著的不利因素。贸易摩擦在区域间样本、发达国家间样本中是影响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促进因素；经济趋同对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影响较为复杂。两种方法估计下，双边经济趋同对全样本、区域内样本和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使用PPML估计的结果也与表4中使用T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相比来看：第一，地理距离会不利于全样本和所有子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提高。第二，文化差异不利于全样本和所有子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提高。第三，技术差距仅对区域间样本中的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技术差距因素仅在跨区域转让条件下才表现出其重要作用。第四，发达国家间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随其贸易摩擦上升而上升，但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却随其贸易摩擦上升而下降。这种现象反映了发达国家间、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对解决贸易争端问题机制有效性的差异，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需要学习发达国家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才能增进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第五，两个贸易伙伴间经济趋同大，带来激烈的贸易竞争，会不利于全样本、区域内样本、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提高。但是，出口国与其他贸易国经济趋同会增进全样本、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进口国与其他贸易国经济趋同也会增进全样本、区域内样本中国家间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计算72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基于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和双边显性出口偏好指数来揭示全球生产网络下国家间零部件贸易强度的变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第一，超过地理中性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指数值的国家个数在增加，且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贸易网络结构。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贸易的“核心—外围”依赖关系已逐渐被多国间较为显著的双边贸易强度的次级贸易网络关系所取代。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使得过高的双边贸易强度现象逐渐减少，一国不再过于依赖特定国家，出现了与生产网络内多个国家都保持较高贸易强度的趋势。 第二，全球生产网络演进过程中，具有较显著双边显性出口偏好强度的国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西欧和北欧国家能够向全球主要国家提供零部件贸易，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能够向除欧洲和独联体国家之外的北半球国家出口零部件，而北美三国能够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口零部件，由此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区域间生产和贸易网络。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发展，参与国逐渐摆脱对特定国家零部件供给的过度依赖。 第三，计量表明，地理距离是影响零部件贸易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重要不利因素；文化差异也不利于其提高；技术差距在全样本、区域间样本、区域内样本中都有利于零部件贸易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提高，但在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间样本中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这说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转移是推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主要力量。贸易摩擦在区域间样本、发达国家间样本中是影响零部件贸易的双边显性贸易偏好强度的促进因素，而经济趋同对其影响较为复杂。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中国在形成与各国密切的贸易强度关系时需要特别关注技术差距、贸易摩擦和经济趋同等因素产生的不同作用。首先，从技术差距来看，中国可通过加入全球生产网络，部分地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技术转移，进而通过干中学来形成本土的技术创新，不断缩小自身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避免因过大的技术差距而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排斥在外。其次，目前中国已经与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形成了较高的贸易强度关系，但是中国需要关注与日韩建立有效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才能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强度的提高。因为发达国家之间有着较好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摩擦反而会增进双边贸易强度的提高，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替代性，在缺乏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下，贸易摩擦是无法形成稳定的生产网络贸易关系的。最后，从经济趋同来看，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会提高中国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基于零部件贸易的双边贸易强度。此外，中国与技术差距较大的欧盟国家可以缔结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双边贸易强度关系，以期部分地消减以美国为首的TTP协议对中国造成的不利贸易冲击。 ①以色列在2010年5月10日才被吸收为OECD国家，本文样本只到2010年，因而将以色列视为新兴市场国家。 ②其中，1～3分别是撒哈拉以南的三个非洲国家：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利比亚；4～8分别是中东与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9～35分别是欧洲国家（按南欧、中东欧、西欧和北欧顺序排列）：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英国、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土耳其和斯洛文尼亚；36～40分别是独联体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阿塞拜疆；41～56分别是亚洲国家及地区：土库曼斯坦、以色列、科威特、斯里兰卡、印度、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蒙古、中国香港、中国、日本和韩国；57～58分别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9～61分别是北美三国：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62～72分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巴拉圭、巴西、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 ③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缺少马其顿（Macedonia）的相关数据，因而本文只采用了72国及地区的数据，这一处理不会对本文分析产生系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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