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托尔斯泰与战争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海明威论文,战争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明威是一位很自负而又追求很高的作家，他自信自己的创作赶上了、更多地是超过了许多已故的世界名作家，但有两位作家是他一直尊崇、不敢与之并列的，一位是莎士比亚，另一位便是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十分赞赏托尔斯泰，在自己的言论和作品中常常提到托尔斯泰和他的创作，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主题的作品。海明威认为，“战争是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也是最难真实描写的”主题①，而在他看来，“描写战争的作品，没有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好的了”②。
海明威推崇托尔斯泰，但也自信自己有胜过托尔斯泰一筹的地方。他曾以拳击比赛作比喻，形象地比较过他自己的和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说：“我不会跟托尔斯泰先生来二十个回合，因为我知道他会把我耳朵打掉。这位先生气可是足得可怕，可以老打下去，接得上气。但我愿意跟他干六个回合，他甭想打着我，我会揍得他够呛，说不定击倒他。他容易被击中。可是老兄，他能打着呢。”③这段话，即表达了海明威对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又是海明威的信心十足的自我估量，同时也包含着海明威的艺术审美理想，这实际上是海明威以自己的美学观点审视托尔斯泰与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长短得失而得出的结论。那么，以海明威的观点来看，海明威与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主题的创作上彼此长短得失表现在何处呢？
一
海明威衡量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就是“真”。所谓“真”，首先，艺术创作要以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经验为依据。在《午后之死》中，海明威写道：“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④这就是说，小说创作必须植根于真实的生活基础，真实的人类经验，真实的作家感受和作家理解。这样，“每一部写得真实的小说”又“为知识总和的积累贡献出了一份力量，让后来的作家去受用”，成为后来的作家在自己一定的经验基础上吸收、利用并“作为起点”的知识⑤。在海明威看来，只有这种写得真实的作品才称得上是文学，只有写真实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而反之，那种“过火的报刊文字插进一点虚假的史诗性的东西成不了文学”，“喜欢史诗式的写法”的作家只是“蹩脚的作家”；如果小说中人物的言论不是出于人物自己的需要，“而是作家叫他们谈论，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伪造者”⑥。可见，海明威把植根真实生活看作文学创作的起码的原则。
海明威自己的创作，正是以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的。他写出了《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第五纵队》及《太阳照常升起》等一系列描写战争的作品，是因为他亲身经历和参加了战争。他以红十字会救护队司机的身分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分投入西班牙内战的战场，接着又穿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林弹雨中。他在给《纽约时报》编辑查尔斯·帕尔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事主要是听别人说话，尤其是在医院恢复健康期间。他们的经历比我自己的生动多样。你在自己的经历和他们所有人的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创作。”⑦他对没经历过战争而描写战争的作家颇不以为然，如对因写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获普利策奖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⑧，如对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作家斯蒂芬·克莱恩⑨。
海明威推崇托尔斯泰描写战争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托尔斯泰亲身经历过战争，因而能真实地反映战争。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参加过俄罗斯军队对当地山民的作战，嗣后又在克里米亚参加抵抗土耳其、英、法的保卫战，且像海明威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英勇无比。无怪乎海明威谈到写作战争题材的作品时，赞叹地说：“可托尔斯泰是一个炮兵军官哪，在塞瓦斯托波尔作过战，是个内行，不论把他摆在哪儿，都是个好样的……。”⑩他说，在他读到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之前，只有托尔斯泰的小说使他接触到战争的真实场面。但司汤达的书他觉得枯燥(11)，而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则“是一本富于青春活力的书，里面关于法军进攻棱堡的一场战斗写得很好”，这使他“想到亲身经历过战争对一个作家说来，真是受惠无穷”(12)。当他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些情节“真实到你读了不得不信的地步”时，他也以托尔斯泰的战争小说作比，说它们就像“托尔斯泰再现了军队的调动、战斗的地形、军官的形象和厮杀的场面一样”(13)。所有这一切，可以看出，海明威所以称赞托尔斯泰的战争小说，首先是因为这些小说是以作家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真实可信，不是“虚假的”、“靠技巧编造出来的”
海明威强调的艺术真实性，还不仅仅停留在以真实生活经历为依据上，他还强调作家要讲“真理”，即揭示客观的真实面貌和本质意义。他说，“作家应当像上帝的教士一样，要非常正直，非常诚实”；“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14)。他还说：“一切好书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它们比实际可能发生的生活更加真实，在你读完以后，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觉得书中的一切都是你亲身经历的事，从此以后，这一切──好事和坏事、狂喜、悔恨和忧伤、人物和地点以及天气情况──都属于你了。”(15)这就是说，作家描写生活，不能仅仅记录生活现象，而要把活生生的生活拿给读者看，要揭示出现象的意义，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海明威自己描写战争时，正是要极力诚实地“告诉人们真理”。他所领悟的关于战争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这些战争年头，发生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最凶残、指挥最糟糕的屠杀。谁不这么写，谁就是说谎。”(16)如果作家“不论出于什么爱国主义的动机，自己内心知道不是真实的，又偏要写，那么他就完蛋了”(17)。他又说：“你越恨战争，你就越明白：一旦被卷入战争，不论可能出于何种原因，你只得打赢，干掉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而且要注意，要使这一次战争结束后永远不会再有大战。”(18)海明威在自己所有的战争小说中，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他痛恨战争，反对战争，揭露战争给人们肉体上、心理上带来的创伤以及给人们的全部生活带来的不幸。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还只是从自由主义出发来反对战争的，那么，从西班牙内战时期起，他开始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战争，在继续揭露战争的残酷、指挥战争者（不论哪一方的，包括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的“糟糕”的同时，热情讴歌为打赢战争、期望战争结束后“永远不会再有大战”而英勇战斗的人们。
海明威赞赏托尔斯泰的战争小说，其原因也包括托尔斯泰讲了“真理”。和海明威一样，托尔斯泰对战争也持否定态度。无论是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里，还是在《战争与和平》中，作家都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反人道。在《一八五五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以大自然的和谐美丽与人类战争的残杀相对比，写道：“千百具血污狼藉的新尸体……千百个干枯的嘴唇上带着诅咒的祈祷的人们……可是仍旧和前些日子一样，萨崩山顶现出远方雷雨的闪电……仍旧和前些日子一样，天上烘出那轮庄严、美丽的红日，把欢愉、爱和幸福许诺给苏醒的大地。”这寓意在一定程度上和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是相似的。也和海明威一样，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中揭露了战争指挥者们的“糟糕”，如俄罗斯军官们的追名逐利、贪污营私、腐化堕落、卑鄙恶劣、腐败无能，等等。在反对战争、揭露战争指挥者“糟糕”的同时，也像海明威那样，托尔斯泰歌颂了为消灭战争、保卫和平而浴血战斗、慷慨奉献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在海明威看来，都是讲了“真理”，都是绝对真实的。
海明威与托尔斯泰对待战争的态度都建立在一定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海明威的反战态度，如前所述，最初是出自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后来则出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而托尔斯泰的反战，是由于他的贵族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仁爱思想。托尔斯泰观点中的这种贵族性，海明威也看出来了(19)。而这种贵族性，在海明威看来，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托尔斯泰“讲真理”，因而也就伤害了托尔斯泰作品的真实性。海明威在谈论《战争与和平》时说：“在一种神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鼓舞下，他把全世界有数的几个真正伟大的统帅之一──拿破仑，写成并不能真正指挥他的战争的进程、纯粹听凭他全然无法驶驭的各种力量所驱使的傀儡。”(20)这显然是以民主主义之矢，射贵族偏见（海明威把它说成“民族主义情绪”）之的。海明威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
二
海明威小说审美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含蓄、括略。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小说创作中提出了“冰山原则”。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受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21)；“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深厚起来”(22)。这就是说，作家不必将自己想要告诉读者的东西都直接写进小说，更不必将自己所知道的所有有关的事情都写入作品，而应该以尽可能简练的画面、简括的形象表现未溢言表的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意蕴，即less is more。这颇近似于中国古代诗学中的“意境”说。这样写作，小说自会含蓄、括略。
海明威自己不论是战争小说，还是别的主题的小说，都是遵循他的这一“冰山原则”进行创作的。他在谈到自己创作《老人与海》的时候说：“我曾经看见过马林鱼伙伴，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在同样一片水面上，我看见过五十多条巨头鲸的鲸群，一次用鱼叉叉住了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一条鲸鱼，但又被它逃走了。所以我把它删去了。我从渔村中知道的一切故事，都删掉了。然而，所要知道的是，冰山的水面以下的部分是什么。”(23)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不仅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反映了战争给人们肉体上、心灵上带来的不可愈合的创伤，而且揭示了更加深刻的主题：大战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影响了一代人的心态，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方法、生活信念。但小说中根本没有任何战争故事，几乎没有涉及战争的叙述。《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呜》正面反映战争，但故事同样简略，而常常是在人物的言语和动作中表现某种情绪，传达精神的、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从而表达作家对战争的态度和思考。总之，海明威的小说，故事都很简洁，事件密度小，情节洗练。他的小说，也没有“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24)，正像现代流行的一个美学主张那样：作家退出作品。英国作家赫·欧·贝芡说他“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25)。这是极其生动而正确的比喻。
海明威从自己的这一审美观点出发，审视托尔斯泰的战争小说，评论它们的长短。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海明威说：“巴格拉齐昂指挥的阻击战的描写是我读过的关于这一战争的故事中最杰出、最优秀的篇章，它把故事充分容纳在一个尽量小的规模内，以便使人们能够纵观全局，懂得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一点上没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尽管波罗金诺战役的描写非常壮丽，但我认为关于巴格拉齐昂的描写更胜一筹。”(26)这里，衡量的根本尺度就是“把故事充分容纳在一个尽量小的规模内”──less is more，这正是海明威以其含蓄、括略之美学观点来评品托尔斯泰对这两次战役的描写的。他仍从这一审美原则出发，认为《战争与和平》中“阐发政治思想的大段文章”“不得不略过”不读，“原因是，这些段落在当年作者写这部小说时大概以为是全书的精华，它们在当时固然也胜于描写时事，而如今却已失去真实性和重要性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位伟大的伯爵的议论。我真希望当初有一个具有足够权威的人忠告他，让他删去最笨重、最没有说服力的议论，让他得以实现真实的构思。”(27)
确实，《战争与和平》中，融入了作家的许多哲学思辨──“阐发政治思想”的段落。托尔斯泰写作这部巨著的时候，曾为传统小说形式与他想要表达的宏大思想内容相矛盾而深感痛苦。他在小说序言的原稿中说：“有时我很想把自己关于那个时代所知道和所感觉到的一切都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却又明知这不可能，有时我觉得小说这种简单的、平庸的、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与宏伟、深刻、方方面面的内容极不相称”(28)。他感到自己的“艺术思想无法受”传统小说“规范的约束”，他要为自己“探寻另一种新的框架”(29)。最后他终于抛开一切顾虑，熔文学虚构、历史真实、哲学思辨于一炉，写成了这部“与任何形式都不相合”的作品，将自己想要说的尽皆说了出来。《战争与和平》不像海明威的小说那样含蓄、括略，那样没有“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而是作家常常站出来大发宏论，对历史、对现象进行分析、阐发、论辩，直抒作家的哲学思考。这些正是海明威以为应该删去的。海明威说：“事实上，《战争与和平》一书如果加以压缩，会更好些；不是要去掉情节和事件，而是要删节托尔斯泰为迁就他的结论而损害了真实性的那些部分。”(30)后来，托尔斯泰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承认《战争与和平》的缺点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辩(31)。
托尔斯泰不仅在《战争与和平》中大发议论，在他后来的各种主题的作品中，大多也都喜欢说教，特别像《复活》、《克莱采奏鸣曲》这样的作品，而这种说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作品的艺术完美性。海明威曾批评，托尔斯泰“那沉闷的、救世主式的思想并不见得比那些传教士式的历史学教授高明，我从他那里得出一条教训：千万不能笃信自己的大写的思想，而要尽可能写得真实、坦率、客观和朴素”(32)。海明威的这些话是针对《战争与和平》而言的，但也切中了托尔斯泰后期许多作品的要害，可以说是海明威的英明之见。
三
海明威在指出《战争与和平》“损害了真实性”的议论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磅礴气势”(33)。确实如此，《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以欧洲近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拿破仑战争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俄罗斯19世纪初近20年的民族历史，描绘了俄罗斯历史生活中最悲壮的一幕──保卫俄罗斯，彻底战胜拿破仑，民族、民主和自由意识普遍觉醒。小说既有历史真实，又有艺术虚构，既有战争场面，又有和平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宫廷到兵营，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画面，塑造了上自皇帝、统帅下至兵士、平民约500多个人物，构成了一幅恢宏磅礴的画卷。小说中一些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也是铺排宏大，波澜壮阔，如大将军布阵，指挥若定，似大手笔泼墨，挥洒自如。
与托尔斯泰作品雄浑、奔放的宏大气势相比，海明威的小说则显得小巧精致、玲珑剔透。海明威遵循“冰山原则”进行创作，不铺排大场面，不描绘大情节，而总是选择一些较小的场景，更多的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和言论，来寄寓作家对生活的思考。他还特别得意于通过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推进故事、表现主题。在战争主题的小说中，他也很少正面描写战争场面，即使写战争，也往往局限在个别人物的活动上，从微观着墨，而总是避开大规模的群众场面，不作宏观描绘。因而，海明威的小说没有托尔斯泰的那种宏伟、壮阔，倒像是剪裁精致、冲淡含蓄、纤巧优美的诗。
托尔斯泰的小说，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别的长篇小说，结构都较复杂，一般都以多条线索展开情节，从几个人物的视角叙述故事。就《战争与和平》而言，情节围绕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变迁展开，故事主要从彼尔·别竺豪夫、安列德·包尔康斯基、尼古拉·罗斯托夫三位贵族青年的视角铺陈。小说中四大家族因种种关系相互纠葛，而三位青年又因爱情和婚姻彼此牵连。而且作家巧妙地安排了宫廷女官安娜·舍雷尔的沙龙，通过沙龙中的谈话来连接时间、粘合事件。这样，故事从多角度推开，纵横交错，显得十分复杂，但杂而有序，大而不乱。《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多线索展开情节的，一条是安娜与渥沦斯基的爱情关系，一条是列文与吉提的爱情关系，而这二者同样也是纠缠在一起的，故事主要是从安娜和列文两位主人公的视角铺排的。相比之下，《复活》的结构比较简单，中心情节是围绕聂赫留道夫与玛斯洛娃的关系展开的，但作家为了表达他的“道德自我完善”和“勿抗恶”的思想，特意安排了一些政治犯来与忏悔的聂赫留道夫相对比，这就使得结构比较复杂了起来。而且，小说的故事也主要是从两位主人公的角度讲述的。
海明威的小说则不然。他的小说，情节简单，出场人物少，结构单纯，一般都是围绕一条线索展开，从一个主人公的视角推进故事。《永别了，武器》的情节线索是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小说从主人公亨利的角度着墨，通篇围绕亨利的活动写开去。《丧钟为谁而鸣》也是这样，它以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深入敌后炸桥的任务为线索，全篇围绕乔丹的行动展开。《太阳照常升起》的线索是巴恩斯和勃瑞特的不幸的爱情，也是单一的，只是在叙述角度上分散了些，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物身上。这样，与托尔斯泰的小说相比海明威的小说在构建上要简单得多。
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长篇小说思想容量大，思考深邃，一部作品往往包含着他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生、宗教、道德、哲学等诸方面的思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能说明这一点。而海明威则做不到这一点。他是一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不论是哪一部，思想都是单一的，一部作品一般都只表现一方面的思想。因而，读海明威的作品，感觉不到像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的思想厚度。
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相隔差不多一个世纪，生活在太平洋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硬要绝然比出他们谁高、谁低，那是不太明智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海明威一直想在创作上成为世界冠军，曾说要是他能活到60岁，说不定可以击败托尔斯泰(34)。海明威活了62岁。他击败托尔斯泰了吗？
注释：
①-⑦⑩(12)(14)-(18)(20)-(23)(26)(27)(30)(32)-(34)《海明威谈创作》，董衡巽编选，1985年。
⑧海明威在1922年11月25日给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的信中谈到凯瑟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我们自己人》的时候说：“那个战斗场面是从《一个民族的诞生》里抄来的。……可怜的女人，她只得从别处寻找自己的战争经历。”──见《海明威谈创作》，第96页。
⑨海明威对克莱恩描写南北战争的小说《红色英勇勋章》也曾肯定过，但即使这样，也还是认为克莱恩的小说“跟托尔斯泰的作品一比，……就像一个病孩子脑子里出现的色彩缤纷的梦幻，看得出他从未见过战争场面，只读过战役的描述、看见过布莱迪的照片”。──见《海明威回忆录》，孙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8页。
(11)(13)同上。
(19)海明威在谈到《战争与和平》时曾说：“托尔斯泰笔下关于别佳第一次参战和死亡的描写同样绝妙，节选出版时，真糟糕，竟冠以‘人民战争’的标题，其实故事内容要丰富得多，而且是从贵族的观点出发来描写的。”──《海明威谈创作》，第23页。
(24)董衡巽：《海明威的启示》，见《永别了，武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37页。
(25)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07-208页。
(28)(29)《托尔斯泰全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第13卷，第53、55页。
(31)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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