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1－0098－21
如果说经济规模的扩张，如GDP的规模及增长，主要体现一国经济发展的数量变化，那么经济结构的演进，如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的演变，则主要体现一国经济发展的质态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一定时期内GDP量的高速增长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在于能否在增长中实现经济结构的演进。GDP总量的规模扩大甚至领先并不意味着经济强盛，是否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在于结构高度的现代化。本文讨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中结构高度的演变，进而分析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阐释结构演进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实现结构转变需要创造的条件。
一、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高度演进
(一)结构高度的含义及测量方法
产业结构是指在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一国或地区的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从供给方面看，产业结构包括产品结构、部门投入产出结构、技术结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要素结构等；从需求方面看，产业结构体现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方面的特征。产业结构高度提升或称高级化进展，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按照一定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目标的需求，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产业结构顺向的升级进程，如三大产业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并起主导作用的依次替代的程度；又如部门产品结构间，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并起主导作用的依次替代的程度；再如技术结构上，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产业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并起主导作用的依次替代程度；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产业结构高度表现的是产业间的比例关系，但比例关系的演变动因在于效率的改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结构高度的变化是效率变化的函数，脱离劳动生产率及效率的提升，干预性地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加快结构升级，带来的只能是“虚高度”，这种“虚高度”必定会被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匡正过来，不过这种匡正会伴随资源配置的巨大损失(如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大跃进强行提升工业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的比重)。所以，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需要从量的比例关系和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两方面的统一中进行，结构变化本质上应是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领域、地区向较高的方面转移。将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指标，则产业结构高度H为：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有量纲的数值，而产业的产值比重则是一个没有量纲的数值，因此，需要将“劳动生产率”标准化，标准化劳动生产率如公式(2)所示。
同时，以钱纳里(Chenery,1986)的标准结构模型作为划分标准，工业化的起点为人均收入706美元，终点为人均收入10584美元(原文是以1970年美元计算，工业化起点为140美元，终点是2100美元，本文将其换算为金融危机之前的2005年美元，通过美国的CPI数据可知，1970年美元换算成2005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5.04，本文中所有其他美元数据都以2005年美元计算)，在这一点之后经济将进入发达经济阶段(世界银行2005年划分的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标准是10725美元，与本文10584美元的差异很小，可以忽略；此外世界银行在不同时期给出的发达与不发达经济的人均收入拐点的标准是不断调整的，比如2005年为10725美元，进入2011年则为12475美元，一般来说按相应的换算因子折算，不同时期换算得到的人均收入标准，与世界银行调整的划分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本文以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美元为基准，是考虑到金融危机对美元产生的冲击及不稳定性)。由此，我们得到工业化进程中起点和终点上的劳动生产率标准(见表1)。
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与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发达经济存在差距，在各产业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加权平均基础上，求和计算所得到的产业结构高度，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与工业化完成状态的产业结构高度的离差，成为一种既可用于横向比较也可用于纵向比较的指标。
(二)我国产业结构高度达到的水平及特点
运用公式(1)和(2)，代入相关国家基础数据，我们计算出以下典型国家和中国在2010年达到的产业结构高度(见表2)。
首先，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第二产业结构高度还是我国产业结构总体高度，都表明我国仍是一个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表2显示，越是发达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高度越是大于1，表明其后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越深入，越是不发达的经济体，其产业结构高度越是小于1，表明其仍未实现工业化，这就从效率意义上验证了产业结构高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国截至2010年的产业结构高度H值为0.666，表明按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化完成水平，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到2010年已实现了2/3以上。我们提出到2020年实现GDP总量人均水平较2010年按不变价格增长一倍的经济数量扩张目标的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新型)的结构升级目标。以现在的工业化水平和进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的重要特点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现代化的水平)不均衡。到2010年第三产业的现代化水平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
为1.015)，同时，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与第二、第三产业存在显著差距
为0.147)，第二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与国际社会比较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不算突出，
仅为0.462，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5.183，德国为4.145，日本为4.126)，甚至低于泰国、印尼等(泰国为0.590，印尼为0.709)。虽然我国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总量已近10％，人均GDP水平也显著增加，但从产业结构高度所体现的经济发展质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仍是一个工业化并未完成，但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其三，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水平在不同省市间也存在显著失衡。我们将2010年我国不同典型地区的三次产业的数据代入公式(1)、(2)，结果如下表3所示。表3表明，我国省际之间产业结构高度存在显著差距，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一致的，尤其与人均GDP水平相关性较高。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5省市产业结构高度H值已大于1，表明这些省市总体上已经基本实现当代工业化目标；山东、浙江、福建、辽宁等4省产业结构高度H值已超过0.9，接近于1，表明这些省已接近基本完成工业化；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省产业结构高度H值显著小于1，与实现工业化目标仍有较大距离。
其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提升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其实体产业效率基础较薄弱，不同产业间的效率差距显著，对产业结构高度提升的拉动作用在三大产业间存在显著差距。从表2和表3的数据看，到2010年尽管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高度H值已达0.666，甚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已大于1，山东、浙江、福建、辽宁也已接近1，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当代工业化目标完成时应有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很大，全国第一产业的值仅为0.147，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从省际数据看，即使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也仅为0.485，没有任何省达到1；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不高，全国第二产业仅为0.462，远未达到1，与发达国家更是有成倍的差距(2010年美国为5.183)，从省际数据看，除上海(1.292)超过1外，其他省市均小于1，也就是说尚未达到当代工业化完成目标时应有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效率意义上说，我国第一、第二产业距离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效率要求仍有很大距离，事实上，我国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拉动的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第三产业在其中起到了很强的带动作用，到2010年全国总体上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超过1(达1.015)，已高出当代实现工业化目标时所要求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对提高我国产业结构高度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第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产业结构高度所体现的工业化实现程度是不相称的，尤其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落后于工业化实现程度所要求的水平，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虽强于第一产业，但总体上也低于工业化进展阶段所要求的水平，除个别省市(上海)外，也都与实现当代工业化目标所要求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有较大差距。
(三)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演变的过程及特点(1978～2010年)
我们将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的相关数据代入公式(1)、(2)，得到33年间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值H的演变状况(表4)。
表4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33年间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一是1985年之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提升速度不显著，基本上处在停滞、徘徊状态，尽管期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上升，但经济总体上仍处在为工业化起飞做准备的阶段(起飞前的准备期)，从1985年开始，我国进入工业化起飞期。二是自1985年至1998年，产业结构高度开始稳步提升，除个别年份(1989～1991)出现波动外，工业化进程是持续的，产业结构高度值年均增长约为0.6个百分点。三是自1998年起至2004年，产业结构高度演进进入加速期，年均产业结构高度值提升4.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演变也在加速，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上升，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度上升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四是2005年以后，由于人口红利临近消失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发展条件的变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等体制条件的变化，总体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度演进速度进一步加快，2005～2010年产业结构高度年均提升6.4个百分点。①
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不仅有规模上的迅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8％左右，截至2012年GDP总量已近52万亿元，按可比价计是1978年的24倍多)，同时也有经济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即质态演进上的发展，并且结构高度演进始终处于不断加速状态，如果在2020年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之前，我国发展方式转变能够相应加快，那么，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速度会进一步提升。
二、产业结构演进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演变是效率改变的函数，而效率提升又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或者说在技术创新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改革过程中，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提升着我国产业结构高度，而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从效率上影响经济增长。
(一)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特点(1978～2011年)
公式(4)中的分子项中的三项若分别除以LP[o]，则可分解为以下三项：
一是(4)式右边分子项中的第一项除以LP[o](即
)是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度量的是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如果劳动要素从生产率越低的产业流向越高的产业i，则第i产业在t期内份额变化值大于0，其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也越大。
二是(4)式右边分子项中的第二项除以LP[o](即
)是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与第一项不同，它表现了劳动要素移动引起的动态效应，度量的是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慢的产业流向增长速度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如果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越低的产业流向增长速度越高的产业i，那么第i产业在t期内的份额变化值大于0，其动态结构变迁效应也越高。
三是(4)式右边分子项中的第三项除以LP[o](即
)是生产率增长效应，它是由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导致的各个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将我国1978～2011年的相关数据代入公式(4)，可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同时也可根据公式(4)分别求出三次产业的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见表5)。
从表5可见，包括静态和动态在内的结构变迁效应之和在1978～2011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起到的作用程度为40.9％。从三大产业来看：首先，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负值，因为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出，劳动份额呈现负向变化，不过与结构变迁效应相比，第一产业内的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显著(x13＞x11＋x12)，即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下降1％，而导致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于1％，说明第一产业内的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其次，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正值，但低于第二产业内的生产率增长效应(x23＞x21＋x22)，这说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内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等因素，或者说，对于第二产业而言，产业内的技术效率上升和技术进步带动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程度大于因结构变迁导致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程度；其三，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最为显著，因为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从农业流出的剩余劳动力，其就业人口从1978年的0.5亿上升到2011年的2.7亿，劳动份额从12％上升到35.7％，相对于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村而言，其流入第三产业极大地提升了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相应带动了经济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大于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x31＋x32＞x33)，表明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结构变迁效应所产生的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和提高起的贡献作用最突出，高于产业内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所起的拉动作用。
(二)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上面我们分析了1978～2011年我国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产业中的不同特点，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作用程度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及趋势。所谓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指的是当结构变迁效应和劳动生产率都为正值时，结构变迁效应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例(当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时，则其贡献率为零)。我们把1978～2011年划分为7个时段，1978～1985年、1985～1988年、1988～1991年、1991～1998年、1998～2002年、2002～2006年、2006～2011年④，我们在每一个波动周期内计算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以平滑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性，使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可度量。
首先，考察经济总体中结构变迁效应对总体劳动生产率提升所起的作用程度(贡献率)，总体上看，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显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但从长期看，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在波动中显现下降的趋势(见表6)。
表6显示：(1)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在不同阶段的波动性较大，高时可达50％(1985～1988年)，低时可趋近于零(1998～2002年)；(2)在长期中显示出逐渐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发生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其次，考察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变化特点(见表7)。
表7显示，在1978～1985年，由于农村经济改革推动了效率提升，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出，因此结构效应为负值，但农业内部生产率增长效应达到0.195，从而拉动整个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值(0.140)。在随后的两个阶段(1985～1988年、1988～1991年)，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总体上仍是流出，所以结构效应为负值或很低(－0.014、0.001)，而同期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未有显著提升(0.010、－0.020)，进而导致这一时期总体上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在两个经济低迷期(1988～1991年、1998～2002年)，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是正值，表明这两个时期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比重在上升，这是结构演进意义上的发展的停滞。但自1991年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始终是正值，尤其是1991～1998年、2002～2006年和2006～2011年，第一产业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保持了较高水平。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使农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对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负值，即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上升，表明农业内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业生产率增长效应大于结构变迁带来的负效应，因此，可以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从1978年的70％以上降至2011年的36.7％)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正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可能。
其三，考察第二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见表8)。
表8显示出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的波动。在1991年前的四个阶段，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的贡献率超过50％(依次为68.4％、68.1％、56.3％)，表明在这一时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是依靠结构变迁效应拉动，即主要由结构变迁形成的资源配置结构优化而导致，这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变革推动结构变化加快有关，也与当时的短缺经济有关。在短缺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开始发育，计划经济有所松动，使得大量的资源迅速地流入第二产业，使其结构变迁效应迅速扩张，进而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上升做出了首要贡献。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开始下降，表明在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竞争加剧，供不应求的状况逐渐扭转，第二产业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越来越为其发展的首要，而劳动力份额的流入形成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逐渐降为次要，产业的市场有效需求越是不足，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越是依赖于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依赖于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构升级，不可能在原有技术、产品、产业结构不变的基础上依靠扩大要素投入量拉动劳动生产率提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98～2002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和内需不足的困扰，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接近于零，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占据了全部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率份额。一般来讲，结构变迁效应和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相互间存在这样的逻辑联系，结构变动加快，更多的资源从其他产业流入本产业，根本原因是本产业的效率和发展速度相对更高，而效率本身取决于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状况，当产业的技术进步不断加快，那么，产业内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会不断增大，这种产业内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增大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使本产业的效率逐渐高出其他产业的效率，这样就会吸引要素从其他产业领域流入本产业，这种流入加速，就会提高本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经过一段结构变迁效应提升加速后，产业效率优势所导致的要素流入量增长会逐渐趋于均衡和稳定(这既受产业间竞争，进而趋于均衡的影响，也受市场供求状况的约束)，相应的结构变迁效应会减弱，而与此相对应，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会相对提升，尤其是在产业面对的市场有效需求饱和条件下，产业内的竞争会加剧，从而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促使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增大。这种提升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会反过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的绝对和相对效率，进而又一轮拉动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的增长，两者之间在长期内形成这种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交替领先的格局。因此，我国第二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对其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由1978～1985年的68.4％，到1985～1988年的68.1％，再到1988～1991年的56.3％，自1991～1998年开始降至18.5％，相应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上升至81.5％，直到1998～2002年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达到100％，而后开始了逐渐下降，而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逐渐回升，2002～2006年和2006～2011年，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回升到35.8％和30.5％。
其四，考察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见表9)。
表9显示了第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波动状况。波动规律与第二产业基本相同，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与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相互之间总体上呈现交替领先的格局。在1978～1998年之前，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占优，除1988～1991年与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基本持平外(49.4％∶50.6％)，其余年份都占60％以上。1998～2002年，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呈显著下降趋势(18.2％)，产业内生产率增长率成为主要拉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力量(81.8％)，而后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又开始回升，2002～2006年回升到34％，与第二产业不同的是进入2006～2011年，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回升出现了较大波动(17.7％)。与第二产业的另一不同点在于，第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由占据首位到退居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贡献率之后在时间上要晚些，第二产业是在1991～1998年出现的，而第三产业则是在1998～200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在1991～1998年就已出现，因而迫使第二产业内部竞争加剧，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及结构升级加快，从而产业内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91～1998年便成为拉动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力量，而第三产业出现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市场竞争加剧相对迟些，是在1998年之后的事情。因此，产业内生产率增长效应超越结构变迁效应成为拉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首要力量，是在1998年之后。
三、产业结构演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986～2007年)
(一)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测度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把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投入量对产出的贡献扣除之后，其他各种要素综合地对产出做出的贡献，这里的其他各种要素主要包括知识增进、技术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提升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产出增长率减去资本和劳动投入量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后的余额。在一个非均衡的经济中，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要素边际生产率不相等，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流动促使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相对高生产率的部门，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是产业结构变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总产出的增长在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实现的部分后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各个产业部门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另一部分则是结构变迁带来的全要素效率增长。因此，计算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基本方法便是对照总量水平(Aggregate Level)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和部门水平(Sectoral Level)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⑤
运用式(6)求解我国结构变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在数据上要求计算经济总体和各产业的资本及劳动的边际报酬，计算经济总体和资本及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经济总体和各产业部门的资本及劳动的存量和变化，所需要的数据基本上可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投入产出表中找到(目前有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共七张投入产出表)，或者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找到。⑦具体测算结果见表10。
(二)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变动趋势
表10表明两个趋势：(1)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相比较，前者具有逐渐降低趋势，而后者则有逐渐提高的趋势。这说明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经济增长趋势中，并非始终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扩大，而是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实现高速增长，进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张，同时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支持，这与克鲁格曼所批评的东亚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拉动增长而效率并无提升的情况是不同的。克鲁格曼(1994)在其《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指出，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长，而不是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不可持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东亚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进而引发了对中国高速增长的要素效率是否提升的质疑。从我们的分析看，如果说我国经济增长在1998年之前具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的特征，那么1998年之后的增长则越来越体现为通过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拉动，从长期趋势看，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持续提高的，而要素量投入的贡献相对来说是趋于下降的。(2)在全要素生产率内部，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净技术进步效应相应地持续上升。产业结构效应提高主要依靠两个力量，一是产业间竞争形成的效率差别的推动或吸引，使产业结构变化可能加快，二是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机制发育促进并实现资源在产业间自由充分的流动。在我国进入新时期内，由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脱离效率原则，所以，在体制改革展开特别是市场化进程开始之后，资源迅速地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从效率低的产业流向效率高的产业，进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中，产业结构效应作用突出；若在短缺经济下，对产品需求旺盛，产业内的竞争并不剧烈，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压力尚不严重，因此，产业内的净技术进步效应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率中的作用相对较弱。不过，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短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克服，尤其是当有效需求出现严重疲软(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时，产业内竞争加剧，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净技术进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起的作用增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内部这种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与净技术进步效应间的彼消此长的趋势，似乎反映出我国要素效率的提升从主要依靠市场化的改革带来的制度性力量逐渐转向主要依靠竞争带来的技术进步的力量。事实上，对于处于体制转轨中的非均衡的我国经济而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程度交替变化是正常的。当产业间效率差别显著、结构性非均衡突出时，产业结构变化有可能加速，当有一定的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支持时，基于效率基础的结构升级更为加快，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作用更为显著；当经过一段产业间结构迅速变化，产业间要素的效率差距逐渐缩小，或者同时体制性活力不足，资源在产业间基于效率差别的流动会放缓，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就会降低，而对产业内技术进步要求更为迫切。尤其是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产业内技术进步会加速，因而净技术进步效率会提升，当产业内净技术进步效应提升积累到一定程度，长期内不同产业间的要素生产率差异会出现新的不均衡格局，产业间效率水平在新的基础上会进一步扩大，如果存在合理的体制条件，特别是政府与市场能够协调，便会推动产业结构在新的水平下进一步升级，结构变迁效应会再次增大，直到新的均衡格局出现，净技术进步效应会重新加速并开始新的累积。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作用逐渐降低和净技术进步效应逐渐增强的趋势表明，一方面，当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业间要素效率差异逐渐缩小，或者说缺乏显著效率突出的产业拉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时，不能也不应主要依靠投入量扩张拉动增长，否则便是结构不变的重复建设，势必导致低水平的产能过剩，而应主要依靠各产业内的技术进步，依靠产业内部效率的提升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当产业间要素效率明显存在差异，或不同产业由于产业内技术进步积累不同而出现新的产业结构差异，要素边际产出差距在新的技术结构下重新拉大，就应当也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竞争秩序，以保证并推动产业结构加速升级。
四、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突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水平高于结构升级的水平，或者说结构演进相对滞后，对经济有效均衡增长产生了深刻影响。
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要求之间仍有相当大的不适应。一方面，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更重要的是与同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其均存在显著或比较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结构高度的相对滞后已深刻约束限制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使我国投资需求有效增长遇到深刻的结构约束。表11显示的是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的状况。
从经济规模和人均GDP水平看，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2年我国GDP总量已近52万亿元，按汇率法折算已达8万亿美元左右，占全球GDP比重在10％左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已达3.8万元左右，折算为美元已达5800美元左右，已超过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线(3400美元)，若按购买力评估法(PPP方法)，据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我国就已达到6710国际元，也已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340国际元)，按世界银行2011年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1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共36个国家)，人均1026～40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共54个国家)，人均4036～124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共54个国家)，124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共70个国家)。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相比，我国结构演进的高度相对滞后，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仅为45.9％，不仅低于当代中等收入国的平均水平(67.5％)，甚至低于当代低收入国(49.9％)，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显著高出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水平：高收入国平均为25％，中等收入国为34.3％，我国则为44.6％，在当代世界只有中低收入水平的东亚和太平洋国家达此高度(44％)。也就是说，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与中低收入国家的结构更为接近。这种结构演进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市场化滞后，特别是市场机制所需要的服务业发展落后、信息化对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促进融合作用不足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而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差距过高，二元结构性特征突出，表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加剧发展上的失衡为代价的，而这种失衡的加剧，又会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
从就业结构高度演进来看，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改革初期的70％以上(相当于当代低收入穷国的状况)降至现阶段的36％左右，但总的来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之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之低，与我国经济增长所达到的水平不相称。如果说我国三大产业增加值结构高度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那么就业结构高度滞后程度就更大，表12显示的是我国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对照。
表12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幅度最大(2011年比1978年提升了22.4个百分点)。这也印证了前文分析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中，第一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为负值(劳动力净流出)，第二产业为正值，但低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第三产业)。首先，比较而言，我国就业结构高度低于增加值结构高度，这说明一方面是增加值高度演进带动就业结构提升，另一方面增加值结构高度缺乏足够的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支持。钱纳里曾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资料构造出一个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标准结构，若以我国现阶段的增加值结构中的第一产业比重与其对照，我国已超过人均2000美元(以1970年美元计算)发展阶段，但按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对照，我国仅处于400～600美元阶段，这也表明我国经济二元化结构特征显著。⑧其次，在这一过程中，各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在逐渐接近，但相互间差距仍是显著的，这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失衡。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显著低于其就业比重，并且两者相互间差距仍然在扩大，没有任何收敛趋势，该比重在1978～2011年已从0.4演变为0.27，二者失衡现象进一步加剧；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差距最为突出(2011年为46.6％∶28.7％)，并且在长期变化中有轻微的缩小趋势(2000年之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较就业比重的差距更为突出)；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高出就业比重的差距虽不及第二产业悬殊，但相互间接近的速度却较为迅速，两者之比，从1978年的1.96，持续降至2011年的1.25。一般而言，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应逐渐趋于一致，这是产业间劳动生产率趋于均衡的趋势，也是产业间发展均衡的重要体现。美国2008年三大产业的产值比依次为1.1％、20％、78.9％，相对应的就业比重依次为2.3％、23.2％、74.5％。当代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大都在5％左右，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大都在70％以上，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大都在20％以上，产值比与就业比基本上也都是相似的。⑨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相去较远，且长期里虽有接近的趋向，但速度并不显著，由此产生一系列增长中的失衡现象，突出的一点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加剧收入分配的失衡，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7.6％，而同期增加值比重为10.1％，这意味着37.6％的从业者在初次分配中只能分得10.1％的增加值，而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均高于就业比，尤其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8.7％，却在初次分配中分得46.8％的增加值，这种结构失衡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显著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能解释居民收入差距的40％以上。⑩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又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消费需求疲软恰是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进而导致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进一步考察期间产业劳动者报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将会发现劳动者报酬上升速度缺乏足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支持。据测算，1992～2010年我国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年均劳动报酬增长14.5％(按现行价计，若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要低于此水平)，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报酬以年均增长18.1％居首位，第三产业人均报酬以年增长率为11.6％居其次，最迟缓的是第二产业，人均从业劳动者报酬年增长率为11.1％。(11)这表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已进入加速提升阶段，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加速，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内会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削弱。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提升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中，实体产业效率基础较为薄弱，尽管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所体现的工业化进程与当代世界工业化完成水平相比，已经进入后期(产业结构高度H值已达0.666)，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H值已达到1)，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当代实现工业化目标时应有的水平相去甚远，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仅为0.147，显著小于1，即显著小于当代实现工业化目标时的第一产业标准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与当代世界工业化标准要求相差显著仅为0.462，同样显著小于1)，换句话说，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达到的高度相比，实体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尚未达到相应工业化进程应有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存在脱离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结构“虚高度”，这是要素成本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上升相对低于成本上升速度，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泡沫”的根本原因。
第三，三次产业的成本结构(收入结构)深刻影响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影响需求结构，由此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
增加值的成本结构，反映的是生产要素从初次分配中得到的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间接税净额)是政府征税形成的收入；企业的收入则分为两部分，一是盈余，二是折旧。表13给出的是1997年和2007年我国三次产业的成本结构。
这种成本结构的特征在于：首先，各产业间差距显著。以2007年为例，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成本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例达到94.84％，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比例则在35％左右，而在生产税净额上第一产业几乎为零(0.1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分别为20％和11％以上。其次，虽然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最高，为41.36％，但从绝对水平看并不高，中国现阶段经济成长中劳动成本仍处在相对较低阶段(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55％左右(1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很高，现在已达94.84％(这一部分包含了部分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收入)，但第一产业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从而对整个成本(收入)结构影响较低。第二、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较大，但这两个产业的增加值中，劳动报酬占比却比较低(分别为34.2％和35.5％)，而从营业盈余(资本要素所带来的直接收入)来看，第一产业接近于零，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中营业盈余所占比重相当高，接近甚至超过劳动报酬占比，这表明在我国初次分配中，相当大的部分首先成为资本要素的收入，再加上企业的折旧，企业收入(营业盈余加折旧)占比达到44.15％，远远大于劳动者报酬占比(41.36％)，这就决定了企业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具有更大的支配权。再加上政府收入(生产税净额占14.48％)，更多的国民收入将通过企业和政府转化为积累，并形成投资，通过高积累、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其风险在于，如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失衡，劳动者的收入占比过低会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进而投资形成的产能难以找到有效需求，形成产能过剩。
从动态上看，以2007年与1997年作比较，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所占比重在上升，而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下降，特别是在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0％左右，相应地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10％左右，说明在利益分享上，企业资本所得大于劳动者所得的增速。在第三产业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劳动者报酬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下降近20％，相应地企业盈余比重提高了近20％。这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资本密集的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有关。相比较而言，政府生产税净额比重提高并不显著(不到一个百分点)，但需注意，生产税净额并非政府税收收入的全部，在再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和企业营业盈余中还需支付税赋(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等)。因此，静态地看，我国各产业中劳动报酬占比仍偏低；动态地看，其增长速度也偏低，所以消费需求相对疲软及相应的生产能力过剩便会由此而加剧。
第四，我国产业结构上存在“反效率配置”现象，不仅使已有的资源配置效率落差没能更有力地推动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而且扩大了资源配置的产业结构性效率差异。
利用1992年和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可计算出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所占份额、各个产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报酬以及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表14、表15、表16的结果显示了各产业的资源反配置效率的状态。这些反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存在，使得我国不同产业间已有的资源配置效率落差未能充分利用，即资源未能有效地从效率低的产业及时流向效率高的产业，反而扩大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落差，也就是加大了产业间效率差距。这既有发展上的原因，更有体制上的原因，关键在于市场竞争不充分，限制了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13)
表14显示，从资本份额来看，第一、第三产业资本所占份额都在下降，第二产业资本份额在上升，表明在此期间资本主要向第二产业集中，不仅新增资本主要在第二产业中形成，甚至部分旧有资本也向第二产业转移，但同时，经济总体和实体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元/1元资本)普遍下降。因边际报酬近似于毛利率，毛利率普遍相应下降，其中，第一产业的毛利润率下降最快，第二产业资本边际报酬也显著下降，但相对下降速度慢于第一产业，只有第三产业的毛利润略有上升(资本边际报酬从0.217上升为0.262)，但其绝对水平始终低于第二产业。实体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并加速，表明各产业的资本深化加速，资本产出比提高较快，进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意味着，投资需求的增长将会趋缓，产出增长率可能会下降，或者说，若无技术进步加速，若无产业间资源流动加速即产业结构升级，继续扩大投资必然带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加速，从而市场性(非政府性)投资需求会趋于减缓，加剧内需不足，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率。(14)
表15显示，第一产业的劳动份额显著下降，表明劳动要素正从农村农业流向城市非农产业，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重要体现，但第二产业劳动所占份额从高于第三产业变为低于第三产业，表明第二产业吸纳劳动的速度在下降，资本可能在挤出劳动。尽管表14显示第二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高于第三产业，但是，一方面，第二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显著高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劳动份额被显著挤出进入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其他产业，这本身意味着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结构效应的损失；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中资本边际报酬绝对水平虽然高于第三产业，但动态地看，其资本边际报酬处于加速递减中，而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水平虽低于第二产业，却处在上升中。若继续加大资本向第二产业的集中，意味着资本从边际报酬上升领域向边际报酬递减加速领域进一步集中，这本身便会推动资本配置效率逐渐降低。
表16显示，1992～2007年间，第三产业的资本劳动比从高于第二产业变为低于第二产业，表明第三产业吸纳了更多劳动。如果说第二产业是资本挤出了劳动，那么第三产业就是劳动相对地挤出了资本，这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079，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042，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大体是第二产业的两倍。但是，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不仅绝对水平低于第二产业(表15中第二产业劳动边际报酬水平始终显著高于第三产业)，而且，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也低于第二产业(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都在上升，但第二产业上升速度快于第三产业)。这表明，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依赖规模扩张，其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都有待提高。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劳动不断被从生产率高的第二产业挤出进入生产率相对低的第三产业，那么自然会形成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性损失，而资本又同时难以加快进入亟待提高资本密集度的第三产业，却不断加快挤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加快的第二产业，自然会逐渐导致资本效率的结构性损失。这种要素反效率配置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经济转轨中的国家，关键在于市场化不够深入和完善。一方面，要素市场不发育，特别是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发育不充分，竞争秩序不完备，限制了要素按效率要求的市场流动；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中的政策导向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实际效率水平及要求相互脱节，特别是一些政府行为的投资背离市场效率要求，包括地区间的结构趋同以及大量的重复建设等，都是形成要素反效率配置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
本文分析表明：(1)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是GDP规模的迅速扩张，同时伴有产业结构演进，即不是单纯的增长，同时实现了质态的发展；(2)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和达到的高度，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3)我国经济增长并非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同时具有产业结构演进带来的效率上升的支持，进而不同于克鲁格曼等所批评的东亚泡沫；(4)无论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上还是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上，我国都具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结构变迁效应作用程度超过净技术进步效应，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结构变迁效应作用逐渐降低，净技术进步效应作用程度相应提升，但近年又出现交替性的波动；(5)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根源在于效率水平低，包括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性效率都亟待提高，否则无以克服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而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是形成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现阶段的通胀与经济“下行”并存的双重风险)的根本原因；(6)因此，转变发展方式是克服失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在于结构调整，结构战略性调整首先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形成产业效率上升，其累积性效应形成产业间效率落差增大，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增强，空间扩大，推动结构演进，提升结构变迁效应；(7)无论是产业内的技术进步还是产业间的结构变迁，在制度上都需要构建具有公平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培育，都需要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包括主体秩序(企业制度)、交易秩序(价格制度)等，当然，完善市场秩序的关键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现阶段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
注释：
①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曾以《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为题目(作者为刘伟、张辉、黄泽华)，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但当时的数据是截至2005年之前，本文将分析年份延长到2010年，增加了新的数据并重新做了测算，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②最近运用这一方法分析新型工业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结构变迁效应的研究主要有Fagerberg(2000)、Timmer(2000)和Peneder(2003)等。参见(1)Fagerberg Jan,"Technological progress,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11),pp.393～411.(2)Timmer P.M.,Szirmai A.,"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manufacturing: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 examined",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11),pp.371～392.(3)Peneder Michael,"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3(14),pp.427～448.
③表内数值后括号内的变量是用以指代该数值的矩阵变量。
④基于我们对1978～2011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判断，尽可能在每一时段内包含较系统的经济周期特点。
⑤参照Syrquin(1984)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式，即Syrquin,M.,"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In:Syrquin,M.,Taylor L.,Westphal L.E.eds.,Economic Structure Performance Essays in Honor of Hollis B.Chenery,Academic Press,1984,pp.75～101.
⑥具体公式的推导可参见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该文计算年份截至2002年，主要是因为需要依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而那时见到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是2002年的，本文的分析则运用原有方法和公式，引入2007年(最新公布截止年份)投入产出表数据，做出进一步考察。
⑦存在问题的是“资本存量”的计算，在这里引用薛俊波(2007)的计算方法，即永续盘存法，我们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历年的资本存量(参见薛俊波：《中国17部门资本存量的核算研究》，《统计研究》2007年第7期)，本文所用数据口径与薛俊波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估算的资本存量基本一致。
⑧Chenery H.B.,Syrquin M,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5-197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⑨美国的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NIPA数据，发达国家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⑩刘伟：《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11)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2)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3)张军(2002)认为，资本深化导致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加速，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GDP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参见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
(14)表14、表15、表16的数据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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