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渡期平衡向市场经济循环转变时的暂时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渡期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将当前的变化与历史情况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周期循环，以1998年为界分为二个过程：1、 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拉动经济过“热”增长—基础产业“瓶颈”制约发展—采取“紧缩”经济政策；2、 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引起经济增长下滑—基础产业产品“积压”—采取“扩张”经济政策。
其中， 在第一个过程里经历了四个短暂上升和下降的经济波动：1978—1980，1980—1983，1983—1991，1991—1997，历经了“五五”，“六五”、“七五”、“八五”四个五年计划，“九五”正在实施。在五年计划中，一般是第一、二年，项目上的多，投资增加，经济加快发展；第三、四年达到波峰，第四、五年调整，压缩。体制性因素形成经济自发冲动的动力，政策性因素针对过“热”发展，进行反向控制，正反方力量相互作用，成为形成和制约波动的二个主要因素。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向上起作用，宏观调控政策向下起作用（“紧缩性”政策）。由于这种情况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完全计划经济国家表现都不一样，仅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产生，我把它称作为过渡期的平衡。
1998年开始的第二个过程就不一样了，从经济自身看是“冷”不是“热”，从调控政策看，是“松”不是“紧”。据此判断，这种经济回落不是一个即将反弹的经济波动，而是一个与第一个过程相互联系的循环过程。199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在连续多年快速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增长突然一反常态，自然下滑，国家不得不结束适度从“紧”方针，在近20年的经济调控史上首次采取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西方经济学称为扩张性政策。先是扩大需求的金融政策，5次降息， 取消贷款规模限制，但是作用不明显，银行存款不减，企业贷款不增。6月份， 又配之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打击走私等措施，直接投资1000个亿，银行配套资金1000个亿，促使经济从7月份起开始回升， 回升态势持续到今年五月份。经济增长又开始回落，扩张性的呼声又起，孕育着新的一轮扩张性措施的出台。这些证明经济与政策发生了双逆向的变化。
为什么经济在多年高速增长后突然出现下滑？今后中央调控政策走向如何？这些都要求我们研究经济增长与下滑的真实原因，未雨绸缪，以提高驾驭当前的市场经济的自觉性。
本文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以与经济理论界共同探讨。
一、经济增长是怎样过“热”的？
在周期循环的第一个过程中，市场的基本态势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这一宏观现象是由微观现象派生出来的。
80年代初，因为国有企业深层次关系没理顺，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消费基金、投资基金、信贷基金“三个膨胀”现象。首先是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出现了消费基金、投资基金“两个膨胀”现象：前者是企业内部的膨胀，后者是企业外部的膨胀，理论界称为企业经济行为不合理。企业内部膨胀指：在企业内部或初次分配中，消费侵占积累，企业外部膨胀指：在企业的外部分配关系中即企业的积累上，企业依靠国家，侵占国家财政资金，“拨改贷”后，又转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争贷、抢贷，愁借不愁还，前人借债，让后人还帐。内外膨胀具有内在联系：内部膨胀是内生的，外部膨胀是派生的。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膨胀”发生在生产领域，然后又引起流通领域中“信贷膨胀”，货币过多发放的现象，即生产领域初次分配中的消费膨胀和再分配中的投资膨胀使一定量物质产品流通所需货币量增加，使原有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以完成商品流通任务（“三角债”是一个表象），对银行形成倒逼机制，在一片资金短缺的呼声中不得不增加信贷、增发票子。货币发行过多，社会需求过大。微观变化转化为宏观变化，引起两个结果：
第一是增长的数量方面出现需求拉动的经济过“热”，在有利的市场形势下，因为国有企业不用自有资金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却想方设法诱使政府和银行向自己投入，这种“倒逼机制”引起信贷膨胀和通货膨胀。出现先膨胀，后调整的“政策周期”。国有企业奖金发的过多，内部积累不够，发展不起来。
这时期乡镇企业利用时机，发展迅速，个体私营企业异军突起。但总的说这两部分量上还小，改变不了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局面，国家不得已实行“紧”的政策，直到1997年。
第二是增长的质量方面即经济结构方面出现经济结构轻型化。由于居民收入相对于生产发展速度增长过快，V+M过多，购买力过于集中地投向轻工业产品，导致经济结构自发调整，使轻工业产品的价格猛涨和扩张，形成了全国产业结构轻型化的形势。重工业基础产业产品如煤炭、电力、钢材等由于跟不上轻工业扩张的需要，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
“三个膨胀”的合力就是国民收入“超分配”，2：2变成了4：4，收入多了，钱贬值了。这段时期经济的特点是：微观上国民收入“超分配”在宏观上拉动了经济的粗放型迅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轻型化。
国民收入“超分配”，个人收入用不了，通过银行信贷积累至今，形成下列结果：
首先是个人剩余购买力和储蓄的增加：1978年，中国的储蓄结构是个人占3.4%；国有部门占96.6%，其中国有企业占53.2%；在1996 年，这一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储蓄为83%，国有部门占17%，其中国有企业为14%。
其次是国有企业资产的债权化：1996年，国有工业部门占用70%的贷款；在国有企业总资产中，信用资产（包括银行信用资产和商业信用资产）比重即负债率目前已超过80%（流动资产负债率99.2%），总量3万多亿。
再次是银行企业资产虚拟化，效益下降：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估计高于20%，按20%计算，不良资产已达8000亿元。（有文说国有企业拖欠银行的不良债务达10000多亿，约占银行信贷资产总额的40 %），如果其中有30%无法收回，其损失为2400亿元，为银行所有者权益的132%，银行已经“资不抵债”。 居民实际上已成为国有企业的最大的债权人。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随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变坏而升高，这就形成了“泡沫”。
第一个过程的起点是形成“泡沫”，过程的顶点是“泡沫”开始破灭。“泡沫”形成时，个人储蓄存款上升，国有企业贷款上升，形成银行欠个人，企业欠银行，实际上是企业欠个人的圈子。个人是消费（储蓄）基金的积累，企业是债务的积累，银行是对企业的债权和对居民的债务的同时积累，国有企业资产大部分成为以银行为中介的个人债权，自有生产资金不足，最后是银行呆帐、坏帐的上升，资金周转不灵，“惜贷”、“畏贷”、“拒贷”。部分国有企业开始破产，这意味着“泡沫”开始破灭。由此影响到宏观经济，使经济循环从第一个过程转变为第二个过程。
微观从“超分配”影响转为“萎缩性分配”影响的关节点是1996年。当年宏观上的指标表现良好，如GDP增长10%，价格上涨率控制在7%以下。但微观形势不好，国有企业停滞、亏损。
二、经济增长是怎样变“冷”的？
在循环周期的第二个过程中：市场的基本态势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买方市场。和前一个过程的卖方市场正好相反。
卖方市场是供给方占支配地位的市场，在供〈求的情况下发生，此时买方竞争，竞争结果是涨价、质量下降，社会劳动进入；买方市场是需求方或消费者占支配地位的市场，在供〉求情况下发生，此时卖方竞争，竞争结果是跌价、质量上升，社会劳动撤出。
第二个过程经济增长下滑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引起的，卖方市场是怎样转化为买方市场的？
萨伊法则认为：商品是用商品来交换的，卖就是买，反过来，买也就是卖，一种商品过剩，就是另一种商品的不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只有结构失衡即个别商品的过剩，没有普遍的商品过剩。
萨伊的观点在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是对的，由于有价值规律对社会总劳动流出流入的调节，货币与商品的分离虽然有了危机的可能性，但还不会成为危机的现实性。从全社会看，整个社会分为买方和卖方，把全社会买卖行为综合起来，卖就等于买，买就等于卖；供给与需求，无非是一种行为的两个方面，卖出就是获得购买力，获得的购买力与卖出的商品价格相同，个别与社会是相同的，卖方必然要成为买方，买方必然先是卖方，购买力等于卖出商品价格。货币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马克思批评萨伊否认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从他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同于一般商品生产角度来说的，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资本主义商品过剩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矛盾的表现。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三资企业等）所占比例不大，私营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仍然是有区别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不起支配作用。
根据上述原理分析，在我国现在的商品生产情况下，虽然个别的暂时的局部的过剩会产生，但不应产生全面的生产过剩。这就提醒我们应当研究这一问题：1998年全面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本来能够购买全社会全部商品的购买力到哪里去了？或者说：过渡期平衡是怎样失去平衡的？
有人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人说是大水原因、有人说是我国企业技术档次低的缘故，这些都不全对。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全国外贸出口增长10 %能拉动GDP增长1%，1998年上半年全国外贸上半年增长4%，只是贡献小一点，但不会下拉。东南亚金融危机应当首先影响经济外向度高的地区。但是实际情况是：经济外向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1998年一季度，全国工业总产值增幅在8%以上的有14个省，分布在东部地区（8个），中西部地区只有6个。应当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影响， 但不是社会总需求减少最主要的因素。
认为1998年大水影响经济增长，这没有看到1998年经济增长下滑的特点，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这时不是资源不够影响生产，而是需求不足制约生产，是生产的“准”相对过剩，钢材、水泥、煤炭、电力、服装、电器等卖不出去，大水消耗了物资，对短缺经济是一种制约，对“准”过剩经济是一种刺激，只会有好处。
认为我国企业技术档次不高被淘汰，这只是微观的解释，不是站在宏观立场上的解释。为什么在原来的市场条件下没有被淘汰？为什么原来没有竞争过度现象？为什么正好1998年全国出现经济增长下滑呢？不能把宏观问题研究变成了微观问题，把平衡问题变成了竞争问题，把总量问题变成了个量问题。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供求平衡上的首先失衡是由国企引起的。由此开始循环的第二个过程。
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下岗工人出现始于1996年，乡镇企业在这一年没有什么变化，农业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有国有企业可解释1998年经济下滑，因果关系先后相继，在时间上是吻合的。1991—1995年国有企业破产案例是1520家，1996年猛增到6300多家。1996年，国家经贸委提出了一个破产方案，即在6.5万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对长期亏损的1.5万家，在5年之内每年破产3000户，逐年破产，这样就会面临每年增加1300万下岗工人及其容纳问题。1997年出现1500万下岗工人， 600万登记失业的工人，还有一部分在银行的维持下运转的国有企业，随着银行制度改革和给企业提供无效贷款的困难，也面临极大困难。
这么大规模的的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和运转失灵，对宏观经济造成如下影响：
一是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减少，引起宏观失衡
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中，最先引起变化的是最终需求减少，由国有企业工人收入下降引起的社会购买力下降引起，然后由乘数作用传导到中间需求和投资，引起卖方过度竞争和乡镇企业倒闭等一系列变化。
首先，1997年累计出现2000万下岗、待下岗工人，若每人减少工资400元，社会总购买力会减少80个亿， 这引起生活消费资料产品的销售困难，企业再生产受阻，资金沉淀，一部分生产力落后，无销路企业被淘汰。平衡被打破了，乘数效应加剧了这一过程，如果资本系数为4， 减少一份最终需求会减少四份投资，这样， 直接社会需求80 亿会影响320亿社会总需求，引起累积性萎缩， 轻工产品的萎缩引起重工业基础产业的更大的萎缩，煤、电、耗材都更大程度减少。
然后是中间消费需求减少：6300多家破产倒闭企业停止运转后，也暂时停止对煤电、钢材、运输、建材、油的需求，这又更进一步引起基础产业产品的相对过剩和隐性下岗工人。乘数效应再次加剧这一过程。
接着，又引起全社会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的局面。储蓄／收入＝储蓄倾向，消费／收入＝消费倾向，储蓄+消费＝收入，储蓄与消费在收入内是此消彼长关系。
下岗失业作为一种威胁，导致在职工人乃至社会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国有企业工人、干部，以前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担心，有“铁饭碗”，退休工资，不用操心养老保险，现在见到别人下岗，担心自己的企业、职位也不保准，企业会破产、政府要分流，人人都有危机感，为了预防未来不测，节省即期消费，准备未来生活或个人投资，由此形成全国储蓄存款上升的局面。此外，国有、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造，吸收了一部分个人消费基金，这部分资金对面临困境的企业来说是杯水车薪，不够还债，但减少了消费需求；取消福利分房的房改政策，在长期，可能会推动商品房出售，但在近期，购买住房吸收了一大部分职工原准备用于消费的可用基金，房改资金进入储蓄，封闭运行，暂时也没有扩大投资需求。其他如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改革等带来的支出预期远高于人们收入预期，影响了消费。
储蓄并非坏事，如果储蓄能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但是，由于破产倒闭企业使银行产生呆帐坏帐，使银企关系恶化，中央为防备金融风险，也加快银行商业化改革步伐，加强条条控制，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等项措施，银行约束的突然硬化，使原来多少还依赖银行信贷资金搞投资、技改的国有企业减少了投资需求，他们对生产资料、劳动的需求增量减少，减缓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步伐。现在，中央为扩大内需，虽然放松了银根，但实际上，银行考虑自身利益，给国有企业贷款减少，出现“名松实紧”的状况，储蓄存款虽然上升，却不敢贷款；国有企业生产资金一片叫紧。企业倒闭只是部分企业萎缩对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影响，银行“拒贷”则对整个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产生影响。这又进一步减少对生产资料生产如煤、电、油、运、材、钢等的社会需求。
在国有企业倒闭和下岗工人出现之前，尽管国有企业占用了许多银行贷款，大面积亏损，潜在矛盾不断积累，但是企业仍在生产，工人仍拿工资，宏观上社会需求变化不大，它与社会供给保持着一种平衡关系，经济增长方式在粗放形式下维持着过渡期平衡。当国有企业逐步破产倒闭时，社会总需求减少，平衡就被打破了。这一打破，就以累积的程度扩散。
最后，由于市场不利，民间投资不敢跟进。我国社会各阶层生活差距、收入差距已初步拉开，1995年末，全国个人存款100 万元以上的约有1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拥有的金融资产1万亿，占当年全国储蓄总额的三分之一。收入高的人基本生活消费已经满足，多余的钱存入银行，没有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又引起投资品的积压。
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对进出口影响，这样的递次传递，层层作用，引起社会总需求减少，使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二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淘汰，重工产品积压，使波动更大
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消费方面即需求方面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总需求减少，原先的供需格局被打破了，卖方竞争加剧，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乡镇集体企业和中小企业。特别是技术档次较低的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一大支柱力量。据安徽测算，乡镇企业对于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77%。与国有企业不同，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下降不是自发的， 而是外部原因即市场需求减少造成的，但是乡镇企业面大量大，一旦下降，就会以累积的程度进行，对经济影响比国有企业更大。再如安徽，乡镇企业从1996年46.9%的增长速度下降到1998年的7.1%。 这一下降速度比国有企业快的多。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迅速回落，十分明显地大幅度地拉动全国经济增速下滑。
为什么乡镇企业这么脆弱？一是所有制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变化，乡镇企业中贷款办、官办的较多，个体私营经济成份不大，1998年1 月至6月份，全国乡镇企业比上年同期增加12%， 其中个体私有企业增幅比集体工业高13个百分点。二是技术结构、产品结构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下降时，必然要淘汰一部份社会生产力，乡镇企业技术档次低、规模小、首先受到冲击，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为甚。
其次影响的是对重工业产品需求，煤炭、电力、钢材、水泥，石化等，都曾经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不景气，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减少，基础产业必然表现为产品积压，它们是经济发展速度的晴雨表，速度快，就成为“瓶颈”，速度慢，就会更大规模积压产品，这是因为重工业资本系数比轻工大，投资期长，反应速度慢的缘故。从全国看，1998年一季度，重工业回落4.3个百分点； 轻工业回落1.3个百分点。基础原材料、 投资类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下降幅度较大。1999年1—2月，全国重工业比上年同期增长11.7%，比轻工业快2.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支持上述观点。
从农业方面看，1998年虽然受水灾，但是旱灾一大片，水灾一条线，全年仍是丰收的，农民收入增加不快，但是相对稳定，对经济下滑影响不大。
三、新经济运行环境的特点和可能持续时间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前经济的过“冷”与以前的过“热”正好形成一个循环，当前消费的萎缩是对过去超消费的平衡，是一个受价值规律影响而相互弥合的过程。去年的经济增长下滑是这个循环中的必然一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一循环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有企业，微观影响宏观。要想降低下滑幅度，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减少社会总劳动的浪费，当前的着力点不仅要放在宏观扩需调控上，还要放在国企改革的攻坚战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才能促使当前循环更快结束。尽快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衡之中。
经济发展总是在波动中实现的，这是永恒的规律，但是每种波动由于依赖的循环不同又有质的区别，这是特殊规律。当前波动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如果说前些年经济发展在取得成绩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那么1998年上半年和当前经济自然下滑是多年积累的体制性矛盾的显露和解决，是改革成本。没有这一成本，就不能达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已近20年，从整体上讲，还没有完全达到改革目标，企业债务沉重，扭亏脱贫困难，“维持成本”巨大，不少企业已经出现净亏损，难以为继，如果再拖下去，会付出更多。发自国有企业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是个泡沫，是关系不顺的一种表现，只要关系不顺，问题会越积越深。必须要进行改革攻坚战，彻底解决问题。目前经济环境，对国有企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是国有企业彻底脱贫的截止期。国企或是脱贫，或是淘汰，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犹豫时间。
同时，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如果不向“硬约束”转变，国有企业吃银行“大锅饭”，愁借不愁还的局面就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再者，银行如果不改革，不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银企关系不理顺，银行的呆帐坏帐就会越来越多，矛盾也会越积越深。这对防范金融风险十分不利。国有商业银行全国一个法人， 其信用风险依赖于国家政权， 但是加入WTO以后，外国银行竞争，难保不发生问题；全国农村信用社6000 多个法人，各自自负盈亏，抵御风险能力弱，必须在源头上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知道经济增长下滑原因后，应当能推算它的持续时间。去年有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回升，这是把循环混同于波动， 意味着不需要继续实行扩需政策了，这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经济会在谷底运行一段时间后缓慢自发回升，这没有看到当前循环的特点。我以为，在扩张性政策作用下，经济会适当回升，但是在现有基础上，经济自发回升阶段已经结束，我国目前已进入“准”相对过剩经济，即低水平基础上的相对过剩。就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也不会自发过“热”发展，我国经济从此摆脱短缺经济步入相对过剩经济，以后市场将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是共性。在过渡期失衡和市场经济循环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区别是引起相对过剩的基础不同，相对过剩的水平不同，这是个性。当前如果没有人为的调控和扩大内需的措施，经济会继续下滑，即与相当一批逐步破产国有企业和下岗工人同时存在。直至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全吸收和消化被淘汰生产力，经济才会进入新的循环和波动，当然新波动的增长率未必会达到第一阶段那一幅度。目前调控拉动作用也是有限的，许多政策必然还要缩小内需，比如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住房、教育、医疗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股份制实行和群众持股，加上社会差距继续拉大，银行呆帐坏帐的消化和吸收，都会减少最终购买力。国家扩张调控也要有成本，要足以补偿乃至超过减少的购买力才能见效，调控的作用其实很象泄洪，是一种慢慢释放，振动小一些，但彻底解决问题的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因此应把问题估计的透一些，准备应付困难的时间长一些。
从目前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程度看，国有企业已经大大缩小，影响逐步减弱，其他经济包括私营经济逐步增加，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见表：
工业所有制变化（工业总产值）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其他经济
197877.60%
22.40% 0.00%
199054.60%
35.60% 9.80%
199726.50%
40.50% 33.00%
（摘自《扩大内需—中国式的“新政”》第45页，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年版）
这提出一个问题：当国有企业搞“活”，部分不“活”的国企进行战略性调整后，经济运行环境会不会重新变热？我以为不会，搞“活”的国企不会重复出现“二个膨胀”的问题，否则就不叫搞“活”。个体私营经济产权结构与国有企业完全不同，不会出现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出现的现象。私营企业壮大以后，会质变并局部出现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矛盾，但这仍然是以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主。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循环是市场经济的循环，国家将进行新的调控，比如收入分配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来熨平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所必然出现的波动。
结论：从此过剩经济代替了短缺经济，再就业问题代替了通货膨胀问题，买方市场代替了卖方市场，集约经营代替了粗放经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
买方市场下的经济，从速度上看减慢了，但从质量上看档次提高了，这是粗放型开始向集约型转变的标志，产品价格趋于下降，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正常表现，真正的市场竞争会迫使每个企业以价值为轴心降价。那种价格一放就涨的现象只是过渡期的特点，前些年，伴随着通货膨胀的20%以上的增长速度是不正常竞争的表现。这是经济增长放慢蕴涵的积极意义。当然，GDP每下滑一个百分点，将减少80 万就业岗位，这又是经济增长放慢的消极意义。所以仍然要采取一定的政策加以调节。
四、反周期的政策趋势预测和对策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是自发的，经济回升是自觉的，主要得益于政府反循环周期的财政扩张政策，这一政策起了国民收入再分配作用，释放了原已存在的购买力。1997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超过46000亿，1999年达到53000亿，这一数字存在银行贷不出来， 就会对社会再生产造成障碍，使物质产品因缺乏货币购买力而不能实现。但是，如果私人不用的钱国家来用，银行不贷的款用财政来支出，这就化不利为有利，社会存在待实现商品，不会因注入货币而引起通货膨胀，银行存款给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提供了活动余地，为银行信用转化为财政信用提供了条件。
今后的政策会怎么样？根据以上分析，可将1998年视为一个政策转折点，从中央实行扩需政策那天算起，我国已告别了以反经济过“热”为主的“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阶段，代之以反经济下滑为主的“松”的宏观调控政策阶段。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今后的政策必然是扩张性政策。
有同志说，去年增长1000亿元国债是短期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后还要坚持适度从“紧”。这是对当前经济运行特性的认识不足。扩张性政策不会是主观随意的，只能针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因此它不会是一时的。当然财政扩张政策在扩大即期消费时会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债务，使财政赤字增加，从而缩小远期消费，我国承受能力有多大，如何偿还？这在以后要解决。但目前还有很大的调控余地。至少3 年左右不会变，美国1983年公债利息支出就达1286亿，占财政总支出的13%。我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今后主要对策是要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穷人花费其所得，富人得到其所费”是市场经济下解决微观和宏观矛盾的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借用。比如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扩大消费有好处，我们可以考虑在扩大内需时用一部分资金建立一个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宁养人不养企业这句口号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养人并不仅仅是消极的，不仅是社会安宁问题，而且有商品实现问题，否则社会购买力不够。社会保证每个愿意劳动的人有一口饭吃，可以树立在职人员信心，老是担心生老病死，不敢花钱，消费倾向上不来，生产也上不去。当然，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让他们在获得收入时同时付出一定量的劳动，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做不会增加过剩，只会增加社会总供给量和总消费量，从整个社会观点看，人民的消费远没有满足，不存在需求不足问题，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只是指社会购买力不够，增加劳动，就增加了总购买力。所以，在扩大对公共设施投资时，不应忽视对能增加有效供给的生产的投资。消费信贷是另一项目，过去仅仅是企业信贷，现在重点对象可以适当转移，不排除短期内以消费者为主要对象的选择，以便及时把银行储蓄贷出去，下岗再就业人员也可以贷，建立健全必要的担保制度。
还要把富人手里的钱掏出来，政府引导，个人出钱，鼓励民间投资，扩大生产，尤其是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有条件地鼓励富人消费，英国经济学家曼德维尔文章《蜜蜂寓言或个别人的恶习—社会收益》说：“骄奢给上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一奇怪而可知的恶习竟成了推动商业的最重要的力量”。消费对商品社会是实现商品的购买力，富人节俭对社会不利。从长期看，可以考虑以后的转移支付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鼓励富人扶贫和资助社会福利事业。
就中央财政而言，应改变量入为出的观念，可以实行赤字财政，但是不包括地方财政，因为地方没有实现全国平衡的权利和义务。中央则必须在内需不足时担负扩大内需的责任，计划经济需要平衡，商品经济不需要，当银行信用发生障碍时，可以用政府信用弥补。
最根本的措施是扩大全体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和工人收入。扩大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农业工业化道路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工人购买力途径在目前主要是搞活国企，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抓企业家的选择，一条抓消灭亏损源。选择企业家的重点是奉公有能的问题，这方面现在注意不够，应对相关规律进行专门研究；消灭亏损源的难题是社会保障即资金筹措的问题。
对于循环第一个过程的历史欠帐问题，包括银行呆坏帐问题，不可急于解决，必须缓慢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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