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戊戌变法论文,张元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140-06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3日，即“明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国是大定密保人才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其中关于张元济，称言：
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画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
“肩任艰大，筹画新政”一语，按照康有为当时的政治策略，是进入“制度局”之类的政治决策机构。该折还强调在变法时期须“破格用人”，“盖行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又称言：“查康有为、张元济现供职京曹，梁启超会试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对，若能称旨，然后不次擢用……”①徐致靖的保折，引出了重大政治后果。当日光绪帝明发谕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材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6月16日）预备召见。”②这是前所未有的特例。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刑部候补主事，1896年为总理衙门章京。他是当时京城中较为激进的改革派人士，因《时务报》等因，与梁启超、康有为相接近。
6月14日，光绪帝按照其原计划由宫中前往颐和园，而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之事，只能在颐和园仁寿殿进行。③查当日军机处《早事档》：“内务府、国子监、厢红旗值日。翁中堂开缺回籍谢恩。荣中堂谢署直隶总督恩。山西知府崇祥谢恩。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召见崇祥、康有为、张元济、荣中堂、军机。”④由此可见当日光绪帝召见的人员名单及其原委。召见在早朝后进行，张元济排在崇祥、康有为之后，是第三位被召见的。
此次召见后，张元济颇受重用。铁路矿务总局成立，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张荫桓调其为该局兼行章京；京师大学堂成立，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奏调其为大学堂总办（张元济后辞此差）。
对于这一次召见的情况，多为人们熟悉的史料是张元济于51年后发表的回忆录，即1949年10月6日在《新建设》上发表的《戊戌政变的回忆》，称言：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甚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我说：“皇上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他听了之后，叹口气说：“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我当时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觉得这位皇帝也够可怜了，也不便再说甚么。光绪就把话头转到我们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光绪对外边的事很熟悉，知道我们在办学堂。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甚么事我已经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你下去罢。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⑤
张元济的回忆有着明显的差误，其中最为重大者，是将觐见的地点弄错了，张称在西苑勤政殿东暖阁，即今中南海瀛台以北。我个人以为，张元济回忆错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勤政殿”之名称。光绪帝6月16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张元济、荣禄等人，该殿当时也称为“勤政殿”。张可能对“勤政殿”一名记忆深刻，将颐和园的“勤政殿”误为西苑的“勤政殿”，以致称“这个殿现在已经改变样子，看不出了”。⑥当日被召见的知府也只有一位，并不是两位。然而，一个年已82周岁的老人，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发生一些错误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关于召见的内容，张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西南的铁路交通，二是北京的通艺学堂；对于当时的政情，光绪帝仅说一句话“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张还提到康有为的召见仅“一刻钟”。
读了张元济此期日记，才了解到他此次作回忆录的背景。1949年9月，北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被邀参加。他的《赴会日记》记录了此中的详情。摘录于下：
9月14日 余初次到勤政殿，讨论《共同纲领》。午后一时三刻乘车赴中南海，到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并非戊戌年德宗召见之处。）英儿偕往，留坐外室。响导人引至一殿签名……代表陆续至，见陈鹤琴、何燮侯、张志让、王芸生……
18日 叔通送来张志让信，申言乞余追述戊戌政变时事作有统系的□□，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登达于《新建设》杂志，并欲在开会期前进行。
19日 与毛泽东游天坛……二时半陈毅来，述毛泽东君意邀余至天坛一游……陈言毛主席在天坛相候，至则毛候于祈年门外，相与握手，寒暄数语……毛与余与谈戊戌政变情节，又询余德宗召见仪式，又问余昔年在官情况，又问在官受禄几何……
23日 晨九时赴勤政殿开会……张志让乞余追述戊戌政变事，拟登入《新建设》杂志，偕北大学生三人：宓汝成（浙江宁波）、陈昌杭（四川成都）、吴家麟（福建福州）来为余记录，并代借到梁卓如所著《戊戌政变记》三册，送来备考。又携示《新建设》所载吴泽《记戊戌政变》一文，畀余阅看。（所记颇多错误）余就记忆所及，为三君讲述。殊觉凌乱。至三时而毕。辞去。余告知如有须与我讨论者，请再来。
26日 吴家麟来，持所记追忆戊戌政变问答稿交余复阅。嘱其明日来取。渠在午后七时。
27日 七时，吴家麟来，以修正戊戌政变的回忆稿交付，并还与《戊戌政变记》三册。吴君交来胡思壮〔敬〕所撰《戊戌履霜录》二册，留阅。
10月2日 吴家麟暨其同学宓、陈二君来，续关涉戊戌政变绪余。未写讫，适沈衡山偕汝兼来，吴君三人遂辞去。
3日 又与宓、陈、吴三君信，言戊戌政变所可追忆者大约已尽于前文，此外无甚可述。昨日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乞转达张志让先生。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元济已成了硕果仅存的戊戌老人了，由他出面写回忆文章，当然有着政治上的意义。此事由张志让写信托张元济的朋友陈敬第（叔通）来请求。⑧然从毛泽东次日约张元济同游天坛，即与张元济谈戊戌政变，特别是光绪帝召见一事来看，此中又似有毛的身影。张元济当时的参考材料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与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与张元济相比，两书作者离政治中心更远。该文最初的形式，是由北大学生宓汝成等人作记录的“问答稿”，后由张改为“回忆稿”。张也自称“殊觉凌乱”。
三年后，1952年冬至节，张元济又作《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他在序言中说明原委，称言：“余羁栖沪渎，卧病有年，友朋眷念，存问不绝，谈次每以戊戌政变时事相询。暌隔多年，太半遗忘，病榻无聊，偶忆及当时闻见，或身所亲历者，随得随记，成杂咏若干，不能依次叙述，敢云诗史，聊答客问而已。”而当时翦伯赞正在编纂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也是促其完成的一个原因。⑨其中的一首，关于光绪帝召见事：“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张又作注，称言：
余与长素同膺徐学士致靖之荐，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是日黎明至西苑门外朝房预候，长素已先在，未几荣禄亦至。膳牌下，长素先入，约历一小时出。余继入，至勤政殿东偏室，内侍搴帘引入，余进至军机大臣垫前跪，德宗问汝在总理衙门供职。又云：闻汝设一通艺学堂，有学生若干人？作何功课？余答现习英语及算学，均是初步。德宗云：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又问有无铁路课程？余答未有，将来大学堂开办，必须设立。德宗云：闻印度铁路已开至我国西藏边界，现在云南史涉事繁，由京至滇，路程须两三月，相形之下，外交焉得不受亏。余答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材，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在在均关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材，皇上注重翻译，尤为扼要之图，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能逐渐起色。臣在总署，觉得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须早为储备，现仅有同文馆及外省之广方言馆，断不敷用。德宗语音颇低，然辞气和蔼，屡谕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余见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亦不敢多言。未几，谕令退出，约时不过三刻。⑩
张元济这一段回忆，增加了一些奏对内容，主要是人才培养和大学堂之事。而康有为的觐见时间从一刻钟变成了一小时，并称自己的觐见时间为三刻钟。此次回忆，离其召见已有54年。
张元济这两次时隔甚远的回忆录，由于刊于195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流传很广。后来的研究者也多有引用，以说明当时的史实。
然而，若更加细致地寻找，还不止这些。张元济另有一些记录，更能说明当时的实情。
1941年，即张元济召见后的第43年，作《清宣统三年排印本康有为<戊戌奏稿>跋》，也谈到了当时的觐见。称言：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余以徐子静学士之荐，与长素先生奉旨同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是日晨，余至颐和园朝房谨候，长素已先在。未几，荣禄踵至，盖亦奉召入觐也。长素与荣谈，备言变法之要。荣意殊落寞，余已窥其志不在是矣。有顷，命下，荣与长素先后入。既出，余入见。一室之内，独君臣二人相对。德宗首问余所主办之通艺学堂之情状，次言学堂培养人才之宜广设，次言中国贫弱由于交通之不利，痛言边远省分须数月方达，言下不胜愤慨。余一一奏对。约一刻许，命退下。旋闻翁常熟师罢斥之命……
这一篇跋文，张元济注明为“八月十二日”。时张元济正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的“孤岛”上海，蛰居于霞飞路（淮海中路）的上方花园。他作此跋文的背景，我还不很清楚，但在跋文中明显表示出对康有为激进改革的不满，以至于感叹道：
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拳乱。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11)
然于此篇中，他虽说明了召见的地点在颐和园，但将召见先后的顺序弄错了，并称召见的时间仅“约一刻许”。这毕竟是43年之后的回忆了。
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是当时张元济的两封信，对此次召见有着非常详实可靠的记录。其一是1898年7月27日（六月初九日），即召见后的第41天，张致汪康年信，称言：
弟四月廿八日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不过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12)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人，1892年中贡士。他曾任教张之洞家塾，并在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任教，又因与梁启超办《时务报》而名声大振。他是张元济的同乡兼同年，两人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此次张元济给他去信，是因为7月26日《时务报》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接办，张表示安慰。两人毕竟是熟友，故信中对召见内容有着较多的透露。从中可以看出，张元济虽是初次召见，但光绪帝对他似很信任，有“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言论，严厉批评了当时的政治高层。可见这位青年皇帝的企图心与无奈状。
又过了九天，8月5日（六月十八日），即召见后的第50天，张元济致信沈曾植，对此次召见的情况，有着更为详细的叙述，称言：
济前者入觐，约两刻许。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大旨谓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喏，不达时务（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者三）。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一一皆亲切言之。济随事敷陈，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次则延见群臣，以宣抑滞；再次则设馆储才，以备咨询，而归重于学校、科举两端（外间传言非无因也）。天颜甚霁，不自觉言之冗长。当时默窥圣意，似蒙听纳，然见诸施行，乃仅空还题面，无人乎缪公之侧，岂得谓我皇之不圣明哉。(13)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1880年进士，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他与张元济是同乡兼同事，往来极为密切。此时沈曾植丁母忧，正在湖北武昌张之洞处游历。光绪帝不仅表示了对政治高层的不满，并增加了“铁路当兴”的内容。张元济也提出了自己的三项建议：一、坚定意志，不为反对意见所困顿；二、召见群臣，以宣达自己旨意，不被军机大臣等“抑滞”；三、兴学校，改科举。其中“改科举”一项，很快便化作“废八股改策论”的正式举措。也就在这封信中，作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还谈到了光绪帝力图革新的很多事情：
四月廿三日明定国是之谕，乃两宫同见枢臣，当面指示者。自常熟去国后，举行新政，明诏迭颁，毫无阻滞。其融泄之情必更有进于畴昔者矣。更可喜者，长素呈进《泰西新史》、《列国岁计》后，即时有索书之诏。近且阅《时务报》（诏总署按期呈进）、《官书局报》（朱批曰“平淡无奇”）、同文馆所译《新报》（嫌太少，令多译）矣。又令总署呈进电报、问答（逐日呈递）暨全球地图、各国条约矣。果于此因势利导，所造岂有限量？乃在廷诸臣不惟不喜，而且忧之。
建设学堂，上意欲访〔仿〕照日本。已屡令裕使绘图进呈。日使来署，请阅学堂章程，不过应酬之言。上见问答，又令章京往询，请其指导一切。上以是施，下不以是应，可为痛哭也。
嘉定则甚劳，缘暑中诸事，上常切实考问。每日总办进内，必为备抄夹带也。(14)
这是我所看到的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政治态度最详实、最可靠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今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光绪帝的改革意旨和整个政治高层的因循拖沓乃至暗中对抗。而那个时期的种种说法，皆可从此信中得到证实。
由此可以认定，关于张元济召见的实情，似以其光绪二十四年的两信为准，而其后来所作的回忆，似可不再当作史料之用。
顺便地说一下，据张荫桓日记，召见的前一天，张元济与康有为、李鸿章还在颐和园附近张荫桓的临时寓所共进晚餐：
……傅相（李鸿章）有明日诣谢太后之事，冒雨回园，索留行厨。余（以下张墨笔抹去数字）遂留待一宿。傅相、长素、菊生共晚饭毕（以下张又墨笔抹去数字），劝以早睡。即返卧房草奏昨日促仲山面交抄片，奉旨交议者也。(15)
而这一天晚上，康有为、张荫桓、李鸿章与张元济又有何言谈，不见记载。
注释：
①孔祥吉编：《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年，99-101页。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又，徐致靖保折很可能是康有为起草的。再又，1953年6月，叶恭绰发现徐致靖保荐康有为、张元济等人“亲书荐牍”，将之寄给张元济。张元济于6月17日致叶恭绰函称：“徐学士荐举长素，兼及下走，前此从未识面。被荐之后，未敢私谒。其荐牍从未获睹。不意尚有存稿，甚愿一观。”10月23日再致叶恭绰函称：“前承寄示徐子靖［静］学士亲书荐牍，托人录副，录成交还，而原稿竟被弟失去，仅以副本寄呈，至今耿耿。每一念及，寝馈为之不宁。昨在室内举行大收，忽于故纸堆中检获原物，为之狂喜。”（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284页）
②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该谕旨与徐折当日呈慈禧太后。由于当时光绪帝住在城内宫中，这一道谕旨可以认为是光绪帝独自决定的。
③按照预定计划，光绪帝于下旨之次日（14日）赴颐和园，16日返回。召见康、张时，他仍在颐和园，可直接得到慈禧太后指示。选择这一时间召见，可能是有意义的。
④军机处《早事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汉文档册》，208/3-51/2169(4)。又，《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记该日被召见的京官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四年外官召见单》记该日被召见的外官为：“荣禄，署直隶总督；崇祥，山西遗缺知府。”
⑤张元济口述、汝成等笔记：《戊戌政变的回忆》，《新建设》第1卷第3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324-325页。
⑥事隔三年之后，翦伯赞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为此事专门写信询问张元济，张于1953年6月12日致翦伯赞函中称：“先生垂询戊戌四月廿八日弟与长素同被德宗召见，是否在颐和园，抑在中南海？就弟记忆系在西苑，并非颐和园。西苑距西华门极近，颐和园则在郊外，相距有十余里之遥，殿名似非‘仁寿’，而为‘勤政’，德宗召见臣子则在殿之东偏一间，其规制亦不宏敞也。殿之扁额，弟未亲见，亦仅闻诸人言。当时内监至朝房导引入殿，却未见有今之所谓中南海者，或别有门径欤。”（《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284页）
⑦《张元济日记》，下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222页、1229-1231页、1234-1235页、1238-1239页、1242-1243页。又，该日记还记：（1949年10月）8日，“晨郭沫若偕其夫人来，称见余《新建设》《戊戌政变的追忆》一文中有于晦若名，为其夫人兼祧祖父，故偕来，并以手册嘱题数字……昨日《新建设》社以万四千元来，云系赠《戊戌政变的追忆》稿费。及问，则来人已去。因作书托伊见思派人送还。”12日，“昨郑振铎介绍俄前代办齐赫文，因读余《戊戌政变追忆》特来访，谈康有为事。订于九时半来，久候不至……以梁任公信札一卷还江翊云，约至上海再题。”（同上书，1249页、1255页）
⑧张志让(1893-1978)，早年参加南社，入哥伦比亚大学，习法律，为民国时期的大律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敬第(1876-1966)，字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次年赴日本学习法律。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1949年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⑨张元济于1952年12月15日复翦伯赞函称：“当时弟被黜革，谣诼纷纭，先母在堂，深恐老人受惊，亟于检点行装，奉母南返。经过情形，无暇记录，匆匆已五十余年。近人时有以旧事相询者，弟病榻无聊，撰成《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七绝若干，首首皆有注。现在尚未写成。或可稍供甄择。不久当可写完，容即寄呈。其中或有与《新建设》所载者复出。该件弟处并无存稿，可否请向《新建设》代索一分，即日惠寄上海敝寓，俾得删去繁复之处，以归简净。”（《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283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350-352页。又，该书的《书目解题》称：“《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十八首并序，张元济撰，原稿本。”（同上书，632页）张元济于1953年5月11日致翦伯赞函称：“去年底寄呈拙作《戊戌政变杂咏》十六首，计荷垂詧。报载贵会编纂近世史料《戊戌变法》，六月可以出版，甚以先睹为快也。”6月12日致翦伯赞函称：“再，拙作《戊戌政变杂咏》第十二首‘围宫何事能轻举’一绝，注文措词过于迂曲，易令读者怀疑，现拟修订数言。前见报端广告，大著须下月出版，此时当尚未印，弟拟将此诗注文改正之字如下：‘观此日记’四字改为‘果如所言’，如蒙许可，乞就大稿中予以改正，再行发印。”10月22日致翦伯赞函称：“本月七日肃上寸函，敬谢《戊戌变法》全部四钜册之赐，计荷詧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283-1285页）可见该稿由翦伯赞征集而得。“十六首”为“十八首”之误，“果如所言”四字亦改。又，1953年5月18日张元济致李廷燮函称：“弟病榻无聊，去冬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作，顷印成清稿。谨呈上一册。”5月21日致陈垣函亦称：“弟病魔久扰，岑寂无聊，去冬有《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作。静思陈迹，聊写悲怀。顷已印成清稿，谨呈一册。”（同上书，中册，516-517页、741页）看来其稿当年另印就“清稿”，分送好友。
(11)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1103-1104页。
(12)《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52页。又，该信最初发表于《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737页。
(13)《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75页。标点有所变动。“无人乎缪公之侧”，典出于《孟子·公孙丑》，原文为：“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此处之意为，张以光绪帝之侧无贤大臣而担心。
(14)《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75-677页。“常熟”，翁同龢；“长素”，康有为；“裕使”，驻日本公使裕庚；“嘉定”，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泰西新史》，即李提摩太译马恳西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岁计》，为林乐知译麦丁富得力辑《列国岁计政要》。官书局报事，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给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的交片谕旨：“所有官书局译印各报，著自五月初一日起，每五日汇订一册，即按逢五逢十日期，封送军机处呈递。钦此。”（见该日军机处《上谕档》、《随手档》）“学堂”，指正在兴办的京师大学堂；“问答”，即当时总理衙门与外国使节的谈话记录，即今称“备忘录”；“署中”，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办”，总理衙门总办章京。
(15)王贵忱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澳门尚志书社，1999年，166-167页。又，四月二十五日张荫桓日记称：“……随至总署，知有旨康有为、张元济廿八日预备召见（以下张墨笔抹去两行）。”（同上书，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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