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最初是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现代化运动，进而影响到欧洲、北美，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而中国现代化曙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
从1860年洋务运动到现在，即公元2011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已过去了151年，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洋务运动至清王朝垮台，辛亥革命至国民党结束在大陆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本文就第四阶段的现代化运动与中国模式作一分析。
一
在人类历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巨大。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化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历史盛会已经过去了31年，但这一会议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并影响21世纪中国的历史，因为自此以后，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所谓向现代化整体推进，是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现代化进程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现代化。而且这一进程几乎没有中断，到目前一直处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
3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年均接近10％的持续增长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到2010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GDP总量已达到39.8万亿元人民币，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 5.879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20多倍；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位次从改革开放初期全球第10位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人均GDP水平从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提升至4400多美元。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带来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变化，引发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
了解中国模式，实际是要了解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秘密。笔者以为，中国32年经济持续增长，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在此期间保持了总体的稳定，没有出现较大或较长时期的社会震荡，并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外，形成中国模式有以下三大支柱，也对经济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
（一）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模式
中国自改革开放初期就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极大调动了中国亿万人民参与市场经济的热情，经济自1993年至1997年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在保持国有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民有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通过制定赶超战略和加速发展战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结合，特别是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巨大积极性，或者称之为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成熟国家市场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政府利用计划经济时代全能政府所形成的动员能力，整合资源，利用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县成为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和孙公司。应当承认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政府“公司主义”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包括地方政府相互间的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带来的问题是，市场潜力和发展动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
（二）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之谜：二元经济结构为工业化、市场化长期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现有的户籍制度，存在重要的缺陷，就是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换句话说，农村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诸多权益，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不平等的。但正是这种有着重大缺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几亿农民到城里打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创造了条件。如果遇到经济危机或工厂停工，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其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仍可以维生，因而可以避免因大量失业而引发的社会动荡或大量农村居民拥入城市可能产生的大量贫民窟。而政府却不必承担或很少承担这些农民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应当看到，由于政府管制的放松，农民的人权状况，无论自由还是福利，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无疑都有着巨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较，存在不尽如人意的人权状况。2010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9.6％，但至少有25％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居民，难以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另一贡献，就是目前的土地所有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各级政府在公共利益名义下，对农民使用的土地进行征用。改革开放32年来，在农村土地征用方面，支付了约30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出让金，其中90％以上为各级政府和开发商获得，而农民只获得了全部土地出让金的不足10％。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高达2.94万亿人民币。各级政府和开发商获得的巨额的土地出让金，为资本积累、公用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提供了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也为一些官员“寻租”和一些开发商的资金积累创造了条件。
（三）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格局
200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同时启动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成功，从2003年至2007年，开始了第二次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中，对外贸易成了中国近年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马车。此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巨大的市场，连续多年保持了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称号。发达国家在增加对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通过雇佣当地廉价劳动力、使用当地原料，在当地制造大量他们所需要的生产品，并销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提供了税收和就业机会，同时也将大量污染留给了中国。由于过度依赖这种“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即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发展模式，再加上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加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全球“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短短几年，中国通过劳动力价格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迅速成了世界工厂，并跃居全球进出口总量第一的位次。
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32年经济增长的奇迹作一个归纳，可以作以下描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通过制定赶超战略，实现大干快上和“唯GDP论”，采用“拿来主义”和“复制模仿”，一方面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加大国有企业对经济的主导，依赖土地财政等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通过出口导向，两头在外，加上人口红利和中国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诸多优势（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正处在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实现了短期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和目前高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32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文明进程、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腐败，公民的权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突出，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等等。此外，改革开放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比如，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矛盾，政府公权力过于张狂和缺乏有效监督和宪法赋予公民权利难以得到充分实现的矛盾等等。目前面临的是以下四方面的发展困境：
（一）发展方式转变
自1996年以来，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2011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转变发展方式之所以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是因为，中国经济32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虽然解决了10多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依赖，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发展不仅使自身跃居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前列，也使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
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过度依赖，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出口商品和劳务已经在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但近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华的投资企业提供的。由于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中国制造”出口所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一般利润率只有3％至5％，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又是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实现的。
中国工业是重化工业带动的模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运行特征。一方面是能源消费人均占有量低，另一方面却是能源利用率低。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我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这种低效率被认为是把中国推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
要转变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十二五”期间核心的议题。从很多省区市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看，发展目标均着眼于“翻番”，仍然是一幅快速增长的态势，推行的仍然是加速发展战略。在今后十年，如果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局部战争、国家动乱，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同时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只有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一，且不论当时人均GDP是否仍排在全球的100位之后，中国的赶超战略才算最终完成。只有到那时，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二）创新不足困境
创新不足，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制约：
一是现有体制机制的制约。由于政府拥有过多的支配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时不是主要从经济效益去考虑，而是把对“政绩”的影响放在首要地位。政府主导的政绩考核是大干快上，是“唯GDP论”、“唯高速论”，这已成为官员升降的玉律。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的两会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难在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而观念产生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干部考核标准则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大干快上的政绩考核标准。
由于经济体制尚未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根本转变。因而在经济生活的相当多的领域，计划体制的力量仍很强大，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宏观调控中，有时计划体制还得到强化，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由于政府有制定优先发展产业规划和各种审批的权力，企业就会有通过游说和贿赂，而不是通过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来增加盈利的行为动机。现有体制导致创新不足，其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以财税体制为例，分税制迫使各级政府发展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产业，而不是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去规划、去发展产业。
二是创新文化的制约。影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因素，从更深层次考虑，则是创新文化的缺乏。涉及品牌、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发挥专利拥有者的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
要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必须源源不断创造出引领潮流的创新产品。只有那些能源源不断生产市场上还没有新品类产品的国家，才能真正占领国际市场，才能拥有一批国际品牌，并提升经济整体品质。也就是说，技术上的自主创新，是提升产品性能、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美誉度的根本途径。而要自主创新，就必须加大研发力量，必须培育创新环境，必须打造一大批在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也就是说，经济强国真正的奥秘，在实验室，在创新环境的培育，在优质的具有防范风险的金融体系中。
但要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创新环境，以及有利于批判型公民的成长，则有赖于公民社会建设，需要改变国家强势、社会弱视的局面；有赖于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教育体制，需要鼓励“异想天开”，宽容失败。
（三）对公权力监督制约乏力
把公权力放进笼子里，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定律。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公权力得到严格限制，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但由于中国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社会对于公权力的制衡能力相对弱化。这就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公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经常逾越法律允许的边界，使公民权利难以得到实现，导致了政府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大量冲突；二是公权力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或腐败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这就使得腐败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因而腐败至今仍是严重影响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的突出问题。
（四）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公共政策制定出现的问题。政府出台一些公共政策时，公正性受到置疑。垄断性利益集团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此外，政府利用强大的税收能力，使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家。近年来，我国税收和政府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都在20％到30％以上，“国富民穷”是长期积累的不争事实。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使得集中到国家的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不公平，一部分人获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
二是国有企业的垄断。长期以来，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在这种观点支撑下，国有病愈益严重。“国有病”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等方式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三是两极分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有所增长，但相当一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极其缓慢，另有一部分人迅速暴富。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最富有的不足1％的人的财富几乎占到全部中国居民财富的一半以上。特别是一些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运动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即贫富差距拉大，低收入人群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小。
中国模式和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首要的工作是量上的扩张。在第一产业增加值超过40％的改革开放初期，不可能走提高劳动力素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道路。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只能缩小跨越这一历史阶段的时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对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进行改造。
要对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进行改造，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进而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而要规范政府的行为，一项基本的要求，就是各级政府，都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介入，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但要实现上述要求，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力量通过强力的制衡、约束政府，迫使政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而要约束政府的行为，涉及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从长远看，其弊端逐步显现，有可能超过其积极作用。政府的经济调节，应当有明确的界定，而不应随心所欲。政府应当减少甚至完全退出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货币发行和稳定价格总水平。政府不应管个别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会破坏市场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政府只有遵守上述基本规则，才能大大减少对经济的无规则干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二是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市场经济规律有清晰认识，对市场经济原理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而不是强调自身特殊性，无视人类社会几百年发展对市场经济原理的认识。当前，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是重中之重。国有企业必须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这一认识应当得到遵守和严格执行。应当大幅提升垄断国企上交给政府的红利，至少不应低于30％。同时，加大对民有企业的扶持力度，扩大对民有企业的开放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减少对民有企业过高的税收，等等。如果2015年中国民有企业前十强能够进入中国企业30强，说明这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成效。
财税体制改革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要围绕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平税负、节能环保等。市场价格是经济活动最为灵敏的信号，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要素市场。如果资源价格长期扭曲，是十分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
三是加大社会领域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让进城的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而不是“被上楼”、“被进城”，等等。
四是提高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十二五”规划涉及公共产品与服务九项内容，但最主要的就是基本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遗憾的是“十二五”所涉及的公共产品与服务量化指标偏少，今后五年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够有多大的进展并不十分清晰。
五是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要约束政府行为，从更深层次出发，就是要建设一个能够有效约束政府行为的政治体制。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各级人大必须对政府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严格控制政府过高的行政支出。政府出台的涉及民生的重大项目，必须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又涉及深层次的普选等政治体制改革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理解，对市场经济的精髓——个人利益作用原理以及通过“看不见的手”对个人利益调节等基本原理和规律缺乏认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原理和规律基础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制衡和权力监督缺乏足够认识，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缺乏深入理解，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理论上准备不够。这必然影响中国建立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也必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实际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路已经十分明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以民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政治制衡、新闻监督、充分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通过公民权利的实现维护社会公正，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进一步加快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
只有严格限制政府的行为，使各级政府的行为都建立在严格依法的轨道上，中国模式发展的困境才能克服，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真正完成。而要达到这样地步，至少还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