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远论文,有礼论文,是傅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804（1999）03-0085-05
公元265年，司马炎受“位禅”，史称“晋武帝”。 晋王朝建立不久，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晋书·傅玄传》作“虚无放诞”，即虚妄浮夸之意）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
“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一个完整的德目。清远，是臣僚道德自律的坐标。再往细处说，清是清亮、清纯、清俭的意思；它的对立面是浊，浊即浑浊、污浊、恶浊。清浊之争，是东汉以来政权上斗争的焦点，骨鲠清亮的直臣如杨震、李固、杜乔、黄琼、李膺、窦武、陈蕃、傅燮等及一大批党锢之祸中献身请命的太学生，他们都争一个“清”字。他们吁清朝廷排除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奸佞恶浊的宦官干政。从此，社会上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两千年来，每到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清”、“浊”就出现新一轮的斗争。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清浊是判然可分的。有人甚至笼统地认为：封建社会，官场是浊的，学界是清的。与“清”相连属的“远”，是指高远的襟怀、远大的志向和深远的思考。“礼”就是克己复礼，就是广泛理解的道德实践中的每个社会成员有等差的规范。合起来说，“清远有礼”是对直臣的全面的道德要求。
傅玄认为，朝廷礼聘了清远有礼的大臣就可以做到“教化隆于上”，就有可能做到利用圣主先王的学说启迪感化老百姓。教化就是礼乐教化。对此，荀子讲得很多，两汉儒生所发挥的教化中心论是沿着荀子的学说前进的。如《礼记·乐记》上有这样的话：“周之道德，礼乐交通。”他们讲正人心、重伦常、美风俗等德治的巨大责任，都统摄在“教化”这个词里。因此，“教化隆于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理论，而“清议行于下”则是傅玄标举的全新内容。傅玄从“处士横议，匹夫抗愤”（《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汉末清议运动中，看到古代民本思想得到了新的发挥，也从中看到社会公正舆论给予现实政治的巨大影响。清议运动达到高潮时，发生了“党锢之祸”，成批的士子不惧祸患，以附党为荣，连声名早显的皇甫规将军也以未隶党籍为憾。清议巨大的声势和曾有过的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傅玄的脑海中升腾起美好的崇敬，他幻想用朝廷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支持清议，使清议成为洗刷封建统治污垢的基本力量，他构想的新的封建政治的图景就是“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当然，自上而下的教化力量和自下而上的清议力量必须有一批贤臣辅佐运作，使这上下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合力，以保证政治的清明。用贤臣、通上下之志使政治具有某种透明度的思想是傅玄政论中反复论证的命题。他在《傅子》卷一《通志》篇里论证了通上下志的绝对必要性，透彻地阐明了贤臣的作用“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之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闻矣。”他推阐秦之速亡与汉享国四百年之由，除了人们熟知的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恶闻其失”（《傅子·通志》）外，他特别强调了汉之能任贤臣，才使政治趋向宽简，得民心。他列举汉之直臣周昌、周亚夫、朱云、辛庆忌干政时，颇触皇帝之逆鳞。直臣最可贵者，乃在“通直言之途”，“以为直言不闻则己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内，谀者顺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傅子·通志》）
君王之私欲难餍，百姓之饥苦无穷，这个巨大的矛盾如何使它不断地调谐，这是“君人南面术”里臣道最关注的内容。傅玄多次论证了贤臣的调谐作用，而充满信心地提出了举“清远有礼”之臣这个臣纲。“清远有礼”之臣，首先他应有清誉，而清誉自然来自社会下层士庶的清议。不难看出，如有骨鲠清亮之臣在朝，势必疏导清议而匡正朝廷，规范帝王的私欲。有理由说，只有“清议行于下”，秕政与君失才能显示清楚；而贤臣驭清议以匡正之，才有可能使教化获得说服力。因此，“教化隆于上”，教化的内容应相当程度地结合清议。这个结合，傅玄有个巧喻，《傅子·假言》篇中说：“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调，百品以成。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水火矛盾是激烈的对抗性矛盾，而置釜鼎（即锅）于其间，则水火各得其用。贤臣、直臣就是这个锅。傅玄在《假言》篇里用这个虚拟的巧喻通论对立项的应用，指明一切矛盾体都可以用“陈釜鼎乎其间”的方法解决对抗性矛盾。以哲学的观点看，君民这个矛盾体最好的“陈釜鼎乎其间”就是任用贤臣，从根本上讲，贤臣从属于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君的利益。但是，如果老百姓被压迫得活不下去，或者，虽能勉强维持但无积极生产以奉其上的兴趣，则国家这个大厦就将倾颓，遍地烽烟的农民起义就要发生了。因此，为了促使国家这个具有调节全社会成员利益的“机器”有效运转，达到长治久安，臣僚的贤明与否，就具有关键作用。傅玄的时代，国家这个学说还未发育成熟，但有关“南面术”的讨论已达到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治理国家方面，“君道”、“臣道”这些政治范畴从荀况以来已有了充分的论证，但科学而简明地把握“臣道”这一范畴则是傅玄的巧喻所具有的独创性。
傅玄痛心疾首的“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是导源于曹魏政权的。曹操从他逐鹿中原开始，讨黄巾，收编三十万青州军，奠定了实力地位，然后各个击破割据势力袁绍、吕布、张绣等，讨平称雄东北的少数民族乌桓，直到最后统一了北方。在这段战争岁月里，他推行了“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彻底扫除了东汉以来用名教治天下，征辟孝廉为吏的所谓“德治”路线，一时间，“乘时之士，颇慕纵横”（刘师培语）。这在改变社会风气上所起的作用，清初的顾炎武看得最分明，他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放荡不循规矩）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可见，不仁不孝的跅驰之士集中到曹操的麾下，在打天下时充分发挥了才干。但这个用人路线的确是两刃剑：用兵治国上起了积极作用，败坏道德、盅惑人心上也起了不应忽视的消极作用。曹丕执政的时候，他的统治思想有些趋向道家，稍重个性，情志滋彰，伦理道德的规范仍然被弃之一旁。于是，“虚无放诞”的风气像洪水一样泛滥。
“好法术”、“慕通达”的政策，给了仁义道德的礼防以毁灭性的打击。但不容讳言，顾炎武尚未细察与此同时的社会大动乱给予名教堤防的冲决。这一点，作为史学家的傅玄在他甄录的史料中，让我们看到了道德败坏到何种程度。《傅子》卷三有一则记载说，“汉末有管秋阳”与其弟避难途中，杀了一个同行的伙伴作粮，后来遇赦回了家。对杀人充粮这种极为野蛮、残忍的事端，据说中书令荀彧与少府孔融有过激烈的辩论。荀彧指斥管秋阳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说：“秋阳贪生杀生，岂无罪邪？”而孔融居然说“食伴无嫌也”。孔融持的理由很荒谬：第一，说管秋阳杀人以保存自己合乎孝道；第二，所被杀者不是“会友”（指有文才的好友），就如同“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言食伴是杀非类）。孔融是否说了此种令人骇异的话姑且不论，然而令人注目的却是在动乱之年人们的道德观念已化为乌有。管子说得好：“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伦理道德的建设总是和安居乐业同步的。曹操崇奖“跅驰之士”，逐鹿中原的持久战争，共同酿成了道德沦丧的苦果。足食足衣的屯田政策可以使社会恢复安定，而毁方败常的严重后果则一直延续到两晋的覆亡。伦理道德的沦丧岂仅两晋士大夫普遍无德操，而社会风气的窳败令史家为之叹息。
到曹睿当皇帝的时候，乃祖乃父反名教的政策所导致的“虚无放诞”已经在社会上滋生了成批的“浮华交游”子弟。他们不受检束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使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上面我们引证的顾炎武《日知录》里所谓的董昭“太和之疏”，这里需要稍稍加以引申。董昭在此疏中尖锐地指出：“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已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己知，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在邺城谋反，坐死者数十人；黄初二年，孙权遣使称臣，布衣曹伟竟擅自致书于权并赂交京师，文帝闻而诛之。）无以加也！”董昭揭露了浮华子弟们结党营私的种种罪恶：不但侵犯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淆乱社会舆论，刺探政府机要，冲击要害部门……这些都是执政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浮华交游”的产生是“虚无放诞”合逻辑的发展结果。没有道德规范的放纵言行，我们不能只看到它活跃思想有利于辨析，属于哲学范畴的合理性因素（即使清谈趋向玄谈者），也应该考虑到它冲决一切道德堤防的清谈朋党活动对政治的腐蚀作用。
傅玄23岁撰集《魏书》时，就已清楚地感受到“虚无放诞”的危害。《傅子》卷三记载了魏明帝的亲信大臣侍中刘晔用两面手法（“持两端”）愚弄魏明帝的事。其时，魏明帝锐意伐蜀，咨之刘晔，晔大表赞成；刘晔熟知群臣于伐蜀疑虑甚多，遂在大庭广众高论蜀绝不可伐。他甚至对能参与机密的中领军杨暨也使以欺诈。后来欺诈败露，“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犹死。”傅玄评论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刘晔论伐蜀可谓虚无放诞也！对于他的败亡，傅玄还有一段精彩的推论：“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在傅玄看来，“清远有礼”之臣富于韬略，貌似拙诚，而咄咄逼人的“巧诈”之臣似乎是“独任才智”的。“大智若愚”是政治家成熟的标志，而“巧诈”者“不与世士相经纬”、“独任才智”是不足取的。《傅子》卷三中又有一篇《马钧传》，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他的痛愤。马钧是一位杰出的机械专家，他改良了织绫机，研制了指南车，创制了龙骨水车，……他满足了魏明帝娱乐的需求，为他创制了水转百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工官任命。他的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工艺创造，不但没有获得朝士的赞誉，甚至连起码的理解也没有，哂笑辩难接踵而至。从马钧的遭遇我们看到：当时朝士“虚”到极点，他们热衷于徒拖虚言，对马钧一件件成功的实效也不愿意正视。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拿马钧的名和字加以讥讪；连年仅十来岁的裴秀也抓住马钧不善言的特点，聒噪不已，善辩若毂，自以为得计。为了争取对马钧的合理待遇，傅玄说服安乡侯曹羲，阐明“悬言物理”之害，引喻孔子“取人不以一揆”之古训，论证马钧乃天下之奇巧，称赞他的实际成就超过了公输般、墨翟、张衡。傅玄的全部努力只得到了大权在握的曹爽的冷遇，“忽之”。魏明帝末年，辇毂之下崇虚黜实以至于此。
当时一批严肃的士大夫对虚妄浮夸也殷忧不能释怀。太和六年黄门侍郎杜恕上疏痛论明帝临朝之失在于不能近察群臣之贤否，防止“望风希指”、“密行白人”之诡诈滋蔓（“望风希指”指窥测皇帝私欲以迎合之，“密行白人”指潜伺他人之过失以告发给皇上），忧心这将会导致“天下背道趋利”。杜恕是位能臣，他的忠贞史家有定评。侍侯了魏之三帝的王昶，他告诫子侄不可沾染交游浮华之恶习，他谆谆教导子侄说：“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的儒道互补论是他附官多年的阅历之言。浮华累于虚伪，朋党难于自全，这为而后的政治斗争所证实。曹爽、曹羲、邓、李胜、毕轨等在“高平陵事变”中毁家丧命者，皆被蒙上虚伪朋党的罪名。
从傅玄的史论中，我们至少看到两位他盛赞的“清远有礼”之臣。一位是曹操的谋主、中书令荀彧。《傅子》卷三对荀彧的道德事功作了如下的概括：“荀令君之仁，……期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黩，谋能应机。孟轲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在傅玄看来，荀彧仁德慊慊，足以服众。助曹操统一大业的一大批谋士如郭嘉、荀攸、仲长统、陈群、钟繇等都是经荀彧推荐而受到曹操信用的，这就是“明以举人”。在君相汉献帝、曹操之前，荀彧从未有面谀，背后亦无怨黩，真真是忠荩谋国。在多年征战中，荀彧为曹操所设的奇谋，屡有应验；特别是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先处于劣势，而复有刘表在背后威胁极大，几于不能支持，荀彧说服曹操坚持取得胜利。荀彧的“有礼”，其荦荦大者即在处理曹操逼汉献帝诸事端上持迂回姿态。他既佐曹操势力日盛，又不愿亲见汉献帝逊位，在这两难的处境中以饮药自尽谢天下（详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荀彧很清楚雄才大略的权相曹操终究要取代孱弱之主汉献帝，但他恪守儒家的“礼”，不愿助曹逼宫。“礼”在这儿，仅仅是名份的需求。还是曹操懂得荀彧的价值，他曾说：“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傅子》卷三）
傅玄敬仰的另一位“清远有礼”之臣是诸葛亮。《傅子》卷三有一则总体评述诸葛亮的话。他道德赞叹诸葛亮是这一时期的异乎寻常的人（“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接着，傅玄从几个层面论证：其一，“治国有分”。“分”的概念为荀子所强调，即职分、名分要有合理的等差，来抑止社会的纷争。可见“分”即是“礼”。诸葛亮以法治蜀，就是成功地实践了“治国有分”。贾诩曾对魏文帝说：“诸葛帝善治国”（《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其二，“御军有法”。可举一个妇孺皆知的例子，即“挥泪斩马谡”。其三，“积功兴业，事得其机”。这是说诸葛亮审时度势，佐刘备建立蜀汉王业的过程中，事功积累得很丰厚，时机、事机把握得很准。其四，“人无遗刃，出有余粮”。似亦指诸葛亮治国治军甚有章法。出入对举，
括倾全国之力北伐，前线战士云集，赖木牛运粮，军食已足，而后方留兵虽少，但安谧如故。《傅子》论诸葛亮的这一条，虽然不是言完意足的完整章节，但却是现存最早评论诸葛亮的文献。嗣后，袁准以极大的热情论评诸葛亮的历史贡献，发挥尽致，其论点直承《傅子》（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正论》）。诸葛亮之“清远有礼”，当世人即有口碑。
汉末之谋“君人南面术”者，他们的理论都是儒道名法兼综的。儒取孔孟的崇仁斥佞避巧伪，重在道德自律；道取贵柔守雌，以虚静待物，是一种宏观气度；名取循名责实，明于逻辑的优点；法则以法、术、势求大一统之轨。当然，“兼综”并不是某种比例的凑合，而是交融互补。荀彧是曹操成就大业的谋主，是参与创建魏国的元勋；诸葛亮是蜀汉政权最重要的建基者。二人的思想里都融入了儒道名法的积极成分，而又各显优异之风采。长久以来，史家都景慕两人道德上的高卓。傅玄以为荀彧是可继孔孟道统的数百年一显的大贤君子，袁准盛赞诸葛亮是蜀汉“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的英雄，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正论》）。二人卓越的政治才能又是很不相同的，（如荀彧的识机善断，诸葛亮的谨慎周全）这个卓越的政治才能就充分体现了“清远”。两人在处理君臣大节方面，尤其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地辅佐庸主刘禅，都显示出“礼”字的道德含量。至于清议的潜在力量，此处也可举二例。《资治通鉴》建安二年载，方袁绍称雄河北，天下畏服时，荀彧为增强曹操打倒袁绍的信心，精辟地分析出袁绍的“十败”与曹操的“十胜”，即“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个方面。这“十胜”、“十败”的分析当然免不了有虚誉的地方，但从总体上讲，他的分析使曹操信服了。这不单表现了荀彧的才识过人，更雄辩地说明了“十胜”、“十败”的分析中，集纳了来自士庶的十分丰富的清议。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总结出前汉之所以兴隆，是“亲贤臣，远小人”的政策的胜利，而“亲小人，远贤臣”是后汉所以倾颓的原因。这一亲一远的因果逻辑是千古的施政格言。不言自明，这格言里融入了汉末清议的大量生动内容。诸葛亮、刘备“叹息痛恨于桓灵”（诸葛亮《出师表》）者，就是叹息汉桓帝、汉灵帝没有采纳清议的往事。傅玄概括的这两个典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的意义。
傅玄心目中既有荀彧、诸葛亮这两位典范，他为什么不再举清远疏里明白地加以引证呢？这是由于傅玄上疏之年（公元265年）， 即司马炎篡位成功之日，在这以前五年（公元260年）， 司马昭假贾充之手杀了高贵乡公曹髦。在晋代魏的严酷年代里，出了一批佞臣，如贾充、王沈、荀顗、荀勗等，而竟未出一位“清远有礼”之臣。引荀彧、诸葛亮显然是要触时讳的。然而，傅玄在疏文里明确指出：“陛下龙兴受禅，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在这篇小文里，我们着重讨论了“清远有礼”，而此处必须明确“未退虚鄙之士”并非虚文，而是暗指从龙之臣贾充，裴秀等。如果说“未举”是一个高要求的话，那么“退虚鄙”则是个低要求，用以试探刚“受禅”的晋武帝司马炎。傅玄痛论数十年间士风虚鄙之由，自然地引入本题，这种“避实就虚”，论者的苦心孤诣隐然可见。历史有时也会调侃一些忠谠之士。傅玄疏奏以后，“上嘉纳其言，使玄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通鉴·卷七十九》）好主张不被采用，只是装点了晋武帝开国的气氛。贪残的司马氏政权一开始就没有少自振作的决心和信心。
魏明安口授，唐磊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