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好人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人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好人主义泛滥，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圆滑，不讲正气讲和气。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包着让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
●好人主义泛滥，有法有纪不依，执法执纪不严，违法违纪不究。对违法违纪者进行处分，往往是说情的多，评功摆好的多，离开原则讲宽容讲保护的多，更有甚者，领导竟出面“揽过”；
●好人主义泛滥，见错不错，见怪不怪，见义不为，见恶不愤，甚至见死不救。面对坏人作恶，大多是挺身而出者少，袖手旁观者多。
好人主义已经和正在成为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行病。它不仅影响了党风廉政建设，也影响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对此，应大声疾呼：反对好人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也作出很大的努力。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考验，一些不良习气和不良作风已经或正在党内滋长蔓延，好人主义就是当前党内存在的一种不良习气和不良作风。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严肃指出，当前党内好人主义盛行，并一再告诫全党要讲政治、讲正气。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之所以多年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好人主义盛行是一个重要原因。
“空洞”在不断扩大
如果说好人主义的泛滥，是党的自我净化、自我保健这个“臭氧层”中的“空洞”，那么，这个“空洞”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向。
其一，党内讲政治、讲正气的空气不浓，必要的思想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必要的思想斗争被削弱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大容易开展得起来，毛泽东同志当年批评过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由主义有所抬头，出现了一种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圆滑，不讲正气讲和气的倾向。少数地方和单位，党内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包着、让着。批评是晴蜒点水，避实就虚；自我批评是浮光掠影，避重就轻；批评和自我批评几乎变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
其二，执纪执法滞后于立纪立法，法律纪律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被打了折扣。由于好人主义的影响，纪律、法律的执行力度被削弱了。在一定程度上，执纪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法有纪不依、执纪执法不严、违纪违法不纠的现象并不鲜见，办关系案、人情案的却时有所闻。在反腐败斗争中，好人主义的消极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好人主义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在客观上又给反腐败增加了阻力和障碍，这就使得中央反腐败的一些部署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一些单位，讨论给违法违纪人员的处分，往往是说情的、评功摆好的多，离开原则讲宽容、讲保护的多，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的反而相对孤立。还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当一个人犯了错误，甚至触犯了党纪国法时，有的领导竟出面“揽过”，把本与自己无关的错误硬往自己身上揽，以开脱当事人的责任。
其三，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为一些人所冷漠，社会道德水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由于党内好人主义盛行、法纪的约束力度被削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全社会都急切地呼唤好人，但又为好人主义的泛滥所深深困扰。一曲《好人一生平安》，激荡神州大地好多年；党和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张鸣歧、孔繁森的光辉事迹无不叫人感心动耳、回肠荡气。一个人遇到别人的帮助，无不发出沉重的感叹：“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见错不错，见怪不怪，见义不为，见恶不愤，甚至见死不救的现象也时有所闻。在坏人作恶的现场，哪怕有数十、上百人围观，也往往是挺身而出者少、袖手旁观者多。就连公安人员在侦破案件或缉拿人犯时，找人提供线索，也往往遭到知情人的拒绝。好人主义泛滥的结果，必然是正气不张，邪气上升；好人受气，坏人神气。
总之，好人主义已经和正在成为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一种流行病，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也扭曲了人们的良知，影响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它不仅影响党风廉政建设，也影响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好人主义不是什么好主义
分析好人主义的种种表现，就不难发现，好人主义大体上有三种情形：一是盲目的好人主义，就是是非不分，同情和放纵坏人坏事。这种好人主义，是东郭先生式的好人主义，是寓言《农夫和蛇》中农夫的那种好人主义。二是自觉的好人主义，就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来求得和平和亲热的好人主义。第三种是被迫的好人主义。就是在正不压邪的情况下，向坏人坏事妥协、投降的好人主义。眼下流行的好人主义，主要是自觉的好人主义（被迫的也是自觉的）。而且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在党和国家的公职人员身上。
好人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好人主义者一般不会拿自己的利益、掏自己的腰包去讨好别人，它讨好人的资本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好人主义讨好人，目的在于放“春风”，收“夏雨”。当然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具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特点。从交易对象上看，它有时并不确指某个特定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它“施恩”的对象，今后可能用得着，也可能用不着；从交易的时间上看，具有滞后性，即“施恩”在前，渔利在后，这有点像“期货交易”。
政治生活中的好人主义，往往是一种市场侩作风，一种政客行为。在好人主义者那里，对于是与非、功与过是清楚的，只不过是怕得罪上级、得罪同僚、孤立自己而不敢实话实说。他们在是非功过面前，往往是察颜观色，窥测方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场面，用废话来敷衍搪塞、隐去自己的真实立场。或者攀援而上，伏地而行，溜须拍马，看别人的脸色说话行事。
国家公职人员搞好人主义，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一个社会使用公职人员，为的是维护秩序和正义，促进发展和进步。每一个公职人员在党政机关中有一个身份，就得扮演一个角色，就得按照这个角色的要求来履行职责。而好人主义者则往往从一己私利出发，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该主持的公道不主持，该明断的是非不明断，该批评的不批评，该表扬的不表扬。这种人所领导的单位，一定是是非不清，功过不明。既没有公正，也没有廉明；既没有和谐，也没有效能。
总之，好人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扭曲，一种人格的缺失，是社会良知良能的腐蚀剂。它牺牲公平，损害正义；怂恿邪恶，打击好人；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我们中国人历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用好人主义来指导这些，都不可能如愿以偿，甚至会南辕北辙。用它来治党治国，则是党和国家的不幸。因为，好人主义造成的功过不分，赏罚不明，能毁掉人们循规蹈矩的动机，能毁坏维护有组织社会的必要信心。一个社会，只有当人们能从别人那里期待到忠诚和友谊时，社会秩序才有可能维持。而好人主义就直接妨碍一个社会借以存在的相互信赖。用好人主义来指导修身齐家尚且不行，用它来平天下就更谈不上了。
总而言之，历史不相信好人主义，社会不需要好人主义，有作为的执政党和政府不奉行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辨析
好人主义是仁爱？有人作过统计，一部《论语》中，有107 处讲到仁爱。好人主义者每每打着仁爱的旗号，对犯错误的人甚至对坏人，讲恻隐，离开原则讲爱护干部。其实，对犯错误的人一味地姑息迁就，到头来，对小错的仁，就使得犯错误的同志不吸取教训，酿成更大的错误。至于对坏人的仁，更是不能成立的。列宁说得好，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即使好人主义者主观上是真诚的，客观效果也一定是适得其反。
好人主义是宽容？相对于偏狭、刻薄而言，宽容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离开原则、离开是非讲宽容，则是十分有害的。在好人主义者那里，他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大肚能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诚如鲁迅先生所刻划的那样：“折衷、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他们明知本单位的干部职工犯了错误，既不批评，也不指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也视而不见、见而不问。因此，这种宽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一种纵容，于同志、于事业都是有害的。
好人主义是一种修养？好人主义者每每以修养自我标榜，他们对坏人坏事，讲温良恭俭让；搞棉里藏针、韬光养晦，任何时候都不说一句使人不愉快的话。他们不敢嫉恶如仇、愤世嫉俗、怒形于色。他们讲能屈能伸，见人只说三分好，搞“恕道”，不搞“直道”；有不同意见，也只是腹非，从不当面表达。这样的人，自以为修养深厚、处世古道。他们遵循的这些原则，作为一种策略，在对敌斗争中有时也许是可取的。但在党内、在同志之间则是不必要的。党内应该讲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如果在党内也搞起了这一套，这种修养就成了一种叫人防不胜防的心机、城府。当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讲策略，不讲修养，一味地直来直去不好。有不同意见，应该平心静气、惠风和畅地讨论。须知，凶神恶煞固然可怕，口蜜腹剑则更可怕。
好人主义是一种领导艺术？严己宽人、以德服人、以身示教，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但这种艺术，与态度暧昧选票多，官官相护、和平共处朋友多，瞒案压案、说情袒护回报多，为尊者讳、八面玲珑得月多的好人主义是有区别的。与旧官场上的耍弄权术、施放烟幕、设置圈套的权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人，不是用忠实的履行职责来换得忠诚和支持，促进忠诚和凝聚力的产生，而是把好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营的手段，作为一种政治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手段。表面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对手时才露出毒牙。这是一种野心家、阴谋家的作派。有的好好先生，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担担子，并不是没有是非之心，而是试图表现一种大家风范、大将风度，让人死心塌地投入他的门下。因此，共产党人的领导艺术与封建官场上的权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讲究领导艺术为名搞好人主义，是一种党性不纯的表现。
搞好人主义是一种自我保护？有人说，在现实条件下，正直之士难以安身立命，搞好人主义是逼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坚持原则上级不高兴，同级不配合，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搞好人主义，求人时就不灵验，办事无人捧场，退休后没人照顾。不搞好人主义，不仅应得的利益得不到，既得的利益也可能会丧失。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如果听任好人主义泛滥，到头来危害的必然是整体利益，而且首当其冲的是正直之士的利益。如果一味地自我保护，到头来是保护不了的。因此，搞好人主义以求自保，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相反，它是一种自私、一种怯懦，是一种弱者的哲学，一种胆怯者傻乎乎的自我欺骗。
综上所述，好人主义的面具尽管美妙，但其实质是丑陋的。我们揭开它的几副面具，目的就是让大家学会鉴别它，从而憎恶它、抛弃它，并使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然，光口诛笔伐是不够的，还必须拿起武器来，人人诛之。
堵住好人主义这个“空洞”
既然好人主义是党和政府自我净化、自我保健中的“空洞”。那么，要维护并增强党和政府自我净化、自我保健的功能，就要向好人主义宣战，就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大显神威，以堵住这个“空洞”。如何堵住这个空洞呢？
第一，要讲政治，讲党性，提高党员、干部克服好人主义的自觉性。要解决好人主义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党员、干部队伍的问题。最近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指示，是克服党内好人主义的重要武器。因为好人主义与党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是相违背的。好人主义实质是个人主义。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从党性和党的原则出发，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端正判断事物的立场和方向，严肃政治纪律。要敢于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如果把自己的人缘、选票看得比党和人民的利益还重，就谈不上讲政治和讲党性了。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奉行好人主义，从思想根源上讲，还因为有一种雇佣意识在作怪。他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党和国家的主人，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而把自己当成了为党和国家打工的“打工仔”。因此，才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用来送顺水人情。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国家干部，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党和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党是自己的党，国家是自己的国家，事业是民族共同的事业。党有前途，国家有前途，自己才会有前途。从而自觉克服雇佣思想，克服好人主义。只有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抛弃了好人主义，好人主义的市场才会逐步缩小。
第二，要大力倡导讲良知，讲正气，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良知，就是对真善美、假丑恶的正确认识，也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们应当具备的道德观念。人们的良知水平提高了，好人主义的市场就会缩小。有人说，共产党员只要讲党性就可以了，不必讲良知。这是片面的。当然，良知并不等于党性，党性比良知更高。一个人有良知，不能说他有党性；但一个共产党员具备了党性，却不能没有良知。人变得麻木甚至变坏，首先是从泯灭良知开始的。一个人如果昧了良心，那就连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不配做，更不用说做共产党员了。同样，一个人搞好人主义，也是从良知的动摇、良知的蒙尘开始的。如果不讲良知，不讲正义，人们都各怀心机，精于选择，巧于经营，处于一种“清醒”的麻木状态，好人主义就要泛滥成灾，“歹人主义”就要甚嚣尘上了。
第三，要努力营造一个使人们敢讲真话，敢讲实话，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环境。缺乏这样一个环境，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营造一种好的环境。因此，要努力清除封建遗毒，在党内和全社会提倡开诚布公、赤诚相见、披肝沥胆，搞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到桌面上来。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要造成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从容讨论的气氛。对于那些敢于为党和人民利益说真话的人，应该予以表扬和鼓励。有了这样的环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轻便起来，拿得起这个武器的人就会逐渐多起来。
第四，要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努力提高民主的质量。现在考察和任用干部，搞民主测评，相对于过去那种神秘主义、封闭主义的做法来，要进步得多。但这种做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民主的范围太小、质量不高上。有一些德才兼备的正直之士，就因此而丢了选票，丧失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封建官场上，忠君容易爱民难。忠君既得宠幸又得实惠，爱民既担风险又不实惠。因此，要通过扩大民主的范围，提高民主的质量，使领导干部自觉地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两者真正统一起来。就是说，选人用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要在更大范围内，更切实地开展民主评议，把干部的发现、考核、奖惩放在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因为，不论是谁，不论他把好人主义怎样贯彻到底，好人主义也只能讨好少数人，不可能讨好大多数人。比方说招生、招工、录用干部，你搞好人主义、开后门，就要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开一个“后门”，至少要挤掉一个“正门”。要针对好人主义的这个特点，把选人用人真正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之上。选择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来领导和管理我们的党和国家。
第五，对因搞好人主义而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连带责任，使搞好人主义的人感到成本高、有风险，得不到好处。现在搞好人主义没有（或少有）风险，而且回报率较高。往往是放了“春风”就能收到“夏雨”。有的人甚至就是靠当好好先生起家的。少数好人主义者得到了好处，尝到了甜头。这是一种消极的导向，也是好人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多用正直无私的干部，善用本质好、有本事、有的也许还是有争议的干部。把消极的导向变成一种积极的导向。同时，还要追究搞好人主义造成损失者的责任。谁因为搞好人主义而用错了人，办错了事，造成了重大损失，就要追究谁的责任。在这方面要立出规矩，该规矩要清楚明确，便于操作。与之相应的是，要建立清晰透明的办事制度，做到岗不漏人，事不漏项，责权分明，公开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