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如何重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06)01-0016-03
神话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中国现代神话学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神话研究者对于神话的基本见解仍非常片面，仍主要局限于从文学的、史学的角度理解神话，或者把神话当成人类童年的天真想象，或者当成上古历史的残存记忆，从而完全忽视了神话在知识哲学的意义上所呈现出来的古老智慧。西方学术界对神话的认识，在19世纪，以维科的“诗性智慧”说为代表，表达了浪漫主义幻想的复归文学原点之需要。到了20世纪，比较的眼界从欧洲中心论拓展到真正的世界范围，所谓世界各地“原始人”的神话第一次获得可以同希腊罗马神话相提并论的地位。坎贝尔的“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之命题，比浪漫主义神话观又进了一步。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充分显现了文化他者的神话之再发现对文学想象世界的激发和重塑作用。
进入21世纪，神话对我们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将是其所蕴涵的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笔长久被文明人所忽略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一种对今人也具有重要教训意义的超前智慧。神话足以充当现代人的生态导师，其主要根源就体现在神话思维的物我不分的浑融性质上。神话从来不突出超越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人类主体，因而也绝不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狂之中。从神话的认识论历程中，我们不断获得神话的新的滋养。神话所内在的人类文化基因，决定了神话即便远离人类神话时代依旧“神力”无限，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指明并提供了返归自然的航向与能力。这也就是神话不断为人类世代重述的根源。那么如何重述神话，如何聆听与重解神话的谕旨呢？这正是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重述神话”无疑是2005年全球出版界最热闹的一幕——30多个国家的知名出版社联合组织各国小说大家——其中既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不少获诺贝尔奖提名者以及畅销书作家参与“重述神话”，然后互相翻译为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同时推出。对这样一种类似命题作文式的跨国组织的文学写作运动，多数人都会将其看成纯商业炒作行为。当重庆出版社获准加盟，苏童入选为中国重述汉族神话的签约作家时，文化人和专家们还表现出相当的沉默。然而，如果对当代文学和影视中的新神话主义潮流有所感悟，理解了神话如何从19世纪时的“人类童年幻想”置换为今天可以跨文化而分享的无比深厚的“文化资本”，那么就能透过炒作，期待各国诸神重新降临的盛景了。有眼光的出版家已经预感到一个空前的世纪品牌即将诞生。
19世纪是西方理性宣布神话消亡的世纪，而20世纪则是神话全面复兴的世纪。历史的反讽就是这样让人始料不及。150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诗意的笔法告诉人们，神话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成为希腊人的幻想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火神)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雷神)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神使)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 (P112)
比马克思稍晚登上思想史的尼采，更宣布西方基督教文明所保留的惟一神——上帝也死了。两位思想者的着眼点不一，却都不大看好神话的未来。可是在他们身后的这个世纪，神话却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雄心的自我忏悔而起死回生般地复活了。
20年以前，笔者所写的第一部小书之开篇，曾经以“神话‘复兴’的文化背景”为标题。当时不曾料到，20年后还会回到神话复兴的题目上来。上世纪80年代，我们似乎刚从那种把革命领袖当成红太阳崇拜的群体神话信念中解脱出来，是加拿大人弗莱的原型理论启发我们觉悟到，人间小太阳神(从“皇”的意象到“天子”概念，再到革命领袖)与天上大太阳神(原型)对应的所谓“天人合一”式交感理念，是早自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产生的农耕神话观念的延续、变形或者改写。弗莱采用了一个弗洛伊德曾经用为术语的英文词displacement，来说明神话在后世的这种既延续又有所变化的规律性现象。当时觉得用汉语中的一个词不好把握displacement的语义张力，就用两个词合成，翻译为“置换变形”。于是，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太阳神崇拜象征，到头顶发光的人间圣“王”(皇—煌煌)信念，以及相应的“天子坐明堂”的仪式建筑理念和君王“早朝”的官方符号礼仪传统，再到这一代人熟悉的现代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唱词，就可大致梳理出一个核心的神话主题在我们5000年传统文化中不断地被重构或者重述的轨迹了[2]。时下正流行的刀郎的几首歌，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戏仿或戏说意义上的重述神话吧。
2005年5月15日，我碰巧在伟人故乡的湘潭大学讲学，一位修外国文学的女生(研究生)提问说：为什么太阳崇拜在日本等邻国文化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连国旗都是太阳旗，而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却没有明显的体现呢？事后想，这问题可以做如下理解。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以手机的象素和奔腾芯片的换代速度为动力的“现代化”，正在让我们迅速遗忘传统，包括19世纪马克思时代的传统和20世纪近在眼前的现代传统，就连我们本土“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研究生都已经完全忘记了上一代人刻骨铭心的太阳神话。可见我们国家民族这几十年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也太快；如果神话时代的夸父有我们今天这样与时俱进的本领和速度，追上并且超过十个八个太阳都绝不在话下。5月16日在去韶山的朝圣之旅中，康辉旅游公司一位帅哥导游小吴告诉我，由于红色旅游的勃兴，今年有组织来韶山的游客将有破纪录的1500万人。我联想到，这数字已经大大超过了许多小国的人口数，也超过了我国总人口十三亿的百分之一，其“拉动”地方经济的效果一定非常可观(仅韶山几个景点的门票合计100元左右)，但其中会有多少人从这里的参观中恢复文化记忆，在自己的心理中(不论是意识的层次，还是无意识的层次)“重述”太阳神话呢？人类学认为，世代相沿袭传承的仪式，就是文化记忆的最重要的活载体，是古老的文化信息经过象征编码和保存的绝好储藏库。如果把组织性的参观旅游也当成一种现代人的仪式活动，那么它对唤起参与者被遗忘的神话信息，治疗现代性的文化传统遗忘症，应会有作用。当然作用效果会因为参与者的年龄、悟性和经历而有差异。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参与者多少有些比较神话学和象征学方面的知识训练，像《达芬奇密码》中参观卢浮宫的主人公那样，那么仪式性的游历将能唤起重述神话的深刻体验，乃至心理学家所说的那种令古今千百万虔修者孜孜以求的神圣高峰体验。
通过打通理解的displacement和重述观念，对文化的遗忘与记忆之辩证法，也许能有更透彻的体会。以文学史为例，只要承认神话是文学的源头，那么整个的文学史，就可以看成主要是由各种自觉的与不自觉的神话重述链接而成的。不仅中世纪的经典《神曲》和现代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尤利西斯》都是重述古典神话，去岁轰动世界影坛的史诗巨片《特洛伊》也是以现代多媒体表现技术再创造神话，就连《哈姆雷特》或者《红楼梦》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的文学经典也还是。当你了解到，年富力强的弟弟杀死自己年老体衰的哥哥而登上王位不仅不是违法的弑君，反而是神话信仰时代正常的权力更替习俗，那么哈姆雷特的困惑就不仅是丹麦王子介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价值观冲突的困惑，而且也是神话信仰的原初合法性与现代人权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之困惑了。同理，鲁迅后期小说《故事新编》是完全自觉的重述神话，就连他为新文化运动开端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也是首次以白话文重新讲述的吃人神话。倘若把视野从文学史拓宽到文化史，情况依然会呈现出重述或置换变形。借用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不是废弃了神话和非理性以后的新发明，而是西方原罪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复生(参看《甜蜜的悲哀》开篇)。
有了如此的文化整体关照，那么2005年出现的这第一次有意识地跨越国族和语言界限的集体性重述神话，与其被看成文学上的一次“准联合国”式行动或“小诺贝尔丛书”，不如看成自上帝变乱人类语言的巴别塔倒塌以来，一次重建巴别塔的智力和想象力的大探险。
探险的结局或成功或不成，都不会影响探险本身给人的体验与刺激。
21世纪的人要对马克思和尼采说：神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