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威尔论文,媒介论文,核心论文,统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4-0074-09
同大多数关注媒介控制的知识分子一样，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追寻的是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即媒介为什么会反民主？媒介为什么会被各种利益所控制进而控制大众？应该在哪些方面改变媒介？与众不同的是，他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所养成的对语言的敏感融入到了这种理解和解释之中，揭示出政治认知的内在问题：我们为何相信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宣传，尽管其主张与众多明显的证据相悖，甚至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他一直批评行为主义语言观的目的是“通过观察和操纵说话者的物理环境来预测和控制人的语言行为”，这又使他对媒介控制的理解和解释含有对政府和媒体语言使用的剖析。更为重要的是，在奥威尔问题的统摄之下，他建构了反思媒介控制的独特话语，为我们认识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媒介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考方法。
一、奥威尔问题的内涵与意义
乔姆斯基一生都致力于解决人的本质问题(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他认为，要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必须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一个是奥威尔问题(Orwell's Problem)。罗素曾对柏拉图问题做过最好的表述：“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为何他们的知识却如此丰富呢？”[1]37与此相对，奥维尔问题则是：“为什么人对事实似乎知之甚少，尽管现实中的证据是如此丰富？”[1]39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悖论：人有充分认知外部世界、实现自由的能力，但在认知的过程中，人又无处不受到控制。
乔姆斯基认为“柏拉图问题”具有科学意义，与语言研究联系密切，他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揭示人的认知方式进而揭示人类心智的本质。至于奥威尔问题，他认为这是个严肃的现实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紧密相关。他试图通过大量的事实剖析来揭示人性如何受到压制和扭曲，统治阶级如何掩盖事实，歪曲、操纵和控制信息从而控制民众思想以便维护其统治。柏拉图问题涉及到认知的许多方面，可简单表述为：尽管生活中证据如此之少，我们的知识为何如此丰富呢？特别是：我们为何具有如此复杂的母语知识？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相反，奥威尔问题是一种政治质疑：尽管生活中证据如此之多，我们为何如此无知？特别是：我们为何相信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宣传，尽管其主张与众多明显的证据相悖，甚至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在形成政治观念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对众多显而易见的证据视而不见。
对于柏拉图问题，乔姆斯基从语言学角度给予了明确的解答。按照他的生成语法论，人在大脑中有一个先天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这个语言官能本身内含的一种普遍语法构成了人的语言官能的初始状态和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为不同的语言提供某种程式，并转换为各种语言的表层语法。乔姆斯基认为，正是因为有“语言官能”这一生物机体进化遗传的禀赋，人才有认知世界的巨大能量和能力，才能用一种逻辑结构来观察、认知和理解世界，于是，人才有无限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才有属于人的创造性和综合判断。
这一解答实际上又蕴涵了另一个问题：人的认知能力受限于人的“语言官能”及其提供的语言程式。于是，问题的另一面便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部小说之中揭露的“语言的堕落”：语言成为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和蛊惑民心的艺术。《动物庄园》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语言控制现象：为极权统治服务的宣传家总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恐怖可怕，让有问题的现状显得美不胜收，缺乏理解力的民众欣然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众从不思考，没有疑惑，自己感觉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于是，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宣传家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一九八四》揭示的语言毒化问题也折射出语言控制现象：控制所有的记录，从而控制人的思想，使过去的事成为没有客观生命的东西，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以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新语”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乔姆斯基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封闭人们的视野。这里且不说在一个极权体制下，国家能有足够的力量统辖和封闭人们的思想和认知，即使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最民主、自由和多元的社会中，国家宗教(the state religion)和控制着媒体的意识形态机构也能通过“制造共识”(manufacture of consent)和“操控共识”(engineering of consent)，使得民主社会的百姓们成为无知或头脑简单的傻瓜。这样一来，奥威尔问题便指向更内在的社会批判。在他看来，大众媒体是一个向公众传播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其功能是娱乐大众、提供信息，向个人灌输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把个人整合进大的社会机制之中。在一个财富集中、阶级利益矛盾突显的世界里，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制度化的宣传。美国的媒体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宣传。虽然美国政府对宣传一词讳莫如深，实际上美国的大众传媒就是政府宣传的工具，是国家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①
很明显，乔姆斯基已转换了“奥威尔问题”的语境，即从极权主义跳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其逻辑在于，极权主义体系的思想控制远没有民主社会有效，因为知识分子只是服务于国家，鹦鹉学舌般地复述官方教条，人们很容易识别出这种纯粹的宣传。相反，民主体制寻求的是限制和决定整个思想范畴，它让基本的设想都不能得到表达。[2]在极权主义体系中，人们一旦识别了基于思想控制的宣传，往往会推动思想解放；而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人们在公平正义、平等表达的语境中接受着基于利益关系的思想控制，而且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当民主以全球化的方式推行的时候，人们越来越失去对民主的反思力量，越来越失去对“奥威尔问题”的警惕，习惯于坐享某种民主制度、程序与理论，而失去创造民主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深刻地剖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我们有必要面对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问题。
二、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
民主体制为什么会寻求限制和决定整个思想范畴？其基本的秘诀在于，民主政治生产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它又总是想架构这种权力关系，而“架构”的发生往往需要借助于普遍意愿、公共利益得以推行，但推行的结果往往是权力支配关系的形成和传播权力的分配。柏拉图认为，自由就是服从理性的统治，而个体在根据理性法则生活、实现善的能力上有差异，只有那些聪明的执政者才能自觉地接受道德权力的约束，进而约束底层社会分子，保证城邦的秩序和每个个体的真实利益与内在潜力。现在人们都明白，把传播权力给予抽象的理性人，这其中隐含了多么危险的专制逻辑。而在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民主观里，所谓“必须尽力表达普遍意愿”，“抱着道德责任感行事和考虑公众的利益”，又预设了制造共识的玄机。托克威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这样审视美国民主政治下的“舆论的暴政”：“在美国，多数在思想的周围筑起一圈高墙，在这圈高墙内，作家可以自由写作，而如果他敢于越过这个雷池，他就要倒霉了。这不是说他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危险，而是说他要成为众人讨厌和天天受辱的对象。……他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前，本以为会有人支持，而在发觉无人支持后，已把自己全部暴露于众人的面前。于是，责骂他的人喊声震天，而与他想法相同的人，则失去勇气，不敢做声，躲避起来。他只好表示让步，最后完全屈服，保持沉默，好像不该说真话而后悔了。”[3]在这种民主思维中，所谓的“舆论的暴政”呈现的是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亦即舆论在权力运作中被建构的过程：在民主社会，人们珍视主权，渴望主权，但当他们越是想通过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而赢得公民权利时，他们就越会失去主权，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使人拜倒在多数人的支配权面前，为获取传播中的支配权而自觉接受多数人思想的奴役。这时，“主权在民”、“公共精神”等民主政治理想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工具化、程序化、官僚化的“多数人的统治”以及人的奴性的再生产。
虽然与传统的民主主义相比，托克威尔更注重思想与人格的独立以及人与人的平等，但他并未进一步揭示报刊如何制造“舆论的暴政”，如何迷失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而是注目于在达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等方面报刊所扮演的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受到了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时，“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4]于是，他指出，报刊的作用主要是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及其执行办法，使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的人知道彼此的想法和感受，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
可是，乔姆斯基正是从这种由媒介建构的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与赫尔曼(Edward Herman)一起致力于研究美国新闻媒体如何迎合上层阶级，愚弄百姓，如何在民主的外衣下操控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认为只有使民众认识到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只有让他们了解到美国媒体宣传的运作模式，才能使民众幡然省悟，明白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那么他们对政府的行为就能进行更加理智的判断，就能对损害公众利益的举措进行抵制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实现真正的民主。
乔姆斯基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观念。一种民主观念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众能有效地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而且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公开的、自由的。另一种民主观念是：必须禁止公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同时必须严格控制获得信息的途径。而后者在理论和实践中由来已久。美国宪法是以维护上层阶级特权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传统为主导的，其目的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永久利益不被颠覆，其‘永久利益’就是财产权，那些无产者或毫无希望获得资产的人不能指望得到足够的权利”。[5]麦迪逊宣称，政府的责任是保护少数富人。这就是美国民主体系从最初到现在的指导原则。宪法保护的是有产者的权利，它确保的是富裕的少数人的利益不受贫穷的多数人的侵犯。被富人把持的政府会使普通民众分化、边缘化，因为他们害怕普通民众的力量。于是政府和商业集团紧密结合设定议事日程，通过宣传操纵公众舆论，潜移默化地塑造、控制民众的思想。250年前休谟曾说，政府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存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乔姆斯基认为，政府“越自由民主”，就越有必要控制民众的思想以确保他们对统治者的服从。[6]28
在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中，宣传大行其道并引起了早期媒介理论家拉斯韦尔(Horald Lasswell)的注意。他结合了行为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宣传理论。他认为传播者需要有一个精心谋划的长期宣传策略，并创造出主导符号或集体符号。他预设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宣传过程，认为成功的社会运动是通过各种媒介长年累月地宣传主导符号而获得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要进行理性的政治辩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通大众愚蠢无知并且囿于自己的精神病症，只能屈从于宣传家的操纵；民族唯一的希望就是让社会科学家驾驭媒体的力量来宣传“正义”，抵制“邪恶”。[7]81-82拉斯韦尔当时认为大众媒体的控制权应该掌握在新的精英手里，并把这些人称为“科学技术专家”。他倡导的为正义而宣传的理论成为美国政府和官方机构努力“改善”和传播民主的基础。
与他同时代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普通民众不可能像经典民主理论所假想的那样管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周围的世界并理性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有着长期新闻从业经验的李普曼逐渐抛弃了传统的民主理论和新闻角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民主观。他主张以“民主艺术性的变革”来“制造共识”(manufacture consent)，即通过新的宣传手段使大众在意见上达成一致。他认为大众根本无法理解公众利益，公共事务只能被一个“特殊阶层”(specialized class)中足够聪明的“能负责任的人”所理解和处理，普通民众是不知所措的乌合之众(bewildered herd)，他们只能是民主活动的看客。[8]李普曼认为对媒体进行温和而有效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社会免遭愚昧者的践踏，应该让那些善意的“技术专家”用科学的方法去伪存真、控制信息。李普曼一生中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于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的宣传观，乔姆斯基在其几乎所有的论及媒体的著作中都进行言辞激烈的讽刺和批评。因为他们的宣传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型塑”(shaping)观和“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模式的影响，其立论基础是普通民众不具备知识和能力来理解、判断、处理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情。这与乔姆斯基对普通人能力的认知是截然不同的。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乔姆斯基看到人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innate language faculty)，这种能力深深根植于人脑之中，进而他认为人类的智力能够通过它自身内部的源泉而获得知识，它也许要利用外界的感官材料，但它建立的认识体系所依据的概念和原理却是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全然超越任何训练和经验。[9]在乔姆斯基那里，民众具有普遍的、先天的认知能力与知识结构，他们本身并不是头脑一片空白的愚昧者。而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并通过所谓的“刺激—反应”学习模式来获得，人类行为完全由其行为的后果所塑造和控制。乔姆斯基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指出，行为主义的相关理论之所以受到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的青睐，是因为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对民众进行塑造、操纵和控制。在这一点上，乔姆斯基与奥威尔遥相呼应，后者在目睹一个小男孩赶马车的情景时曾联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10]换言之，行为主义理论把普通民众设定为被动反应者，解构了他们的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从而有利于把他们纳入某种知识与技术的控制体系之中。
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背后的操控力量特别警觉。他看到美国政府虽自诩为一个民主的政府，但一直以来实施奉行的却是李普曼的“精英主义统治论”，普通民众只是民主的旁观者而已。美国政府宣传的逻辑是：普通民众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们对公众利益不能做出最佳的判断，需要被精英引领，需要用宣传的手段来加以控制。美国政府一直深谙拉斯韦尔的“技巧政治”和李普曼的“艺术性的民主”。美国政治的实质内容是：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向民众灌输各种信条和主张，预先设定一整套思想框架。他们制造“必要的幻像”与有效的情绪化的“简单化画面”，利用媒体巧妙地制造共识和假象，以便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使民众在政治上保持冷漠、服从、被动的常态。在极权主义国家，政府可以挥舞大棒防止人们出轨，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必须求助于宣传手段。其中的逻辑十分清楚，宣传之于民主主义国家正如大棒之于极权主义国家。
宣传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在于它能够制造共识，而这是通过推动同质化构建和压制不同声音才得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政府的政策(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本来是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政府就可以操纵舆论，控制公众的思想，诱导他们支持政府。乔姆斯基注意到伯纳斯(Edward Bernays)和李普曼早就对此做了解释。伯纳斯曾说：“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对全社会有益的建设性的目标和价值得到一致的同意。”李普曼曾坦率地说：“美国的民主实践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制造共识已成为一门艺术和普选政府惯用的机制。”[11]通过“制造共识”，政府的政策顺利得到公众的支持，民主也在形式上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不同的信息来源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那些来自权威机构和官方渠道的新闻未经任何审查修改就被媒体全盘接受，而那些来自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组织以及与统治集团观点相左的信息往往会被媒体压制或忽略。
席勒(Schiller)和斯普劳尔(Sproule)对宣传的特征所做的描述是：使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并不断重复那些简单化的东西；进行暗中的、大规模的、精心组织的传播活动；使用精心设计的狡猾语言阻止深刻的思考。[7]85乔姆斯基认为，在美国奉行这些原则的宣传如今依然存在，而且更加隐秘、复杂、有效，这是比专制更巧妙、更有效的一种压制。美国政府声称它的媒体是独立的，媒体的责任是挖掘和报道事实的真相，新闻从业者本着不偏不倚的职业道德和客观标准报道新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大财团为政治经济背景、遵从资本效益最大化逻辑的美国传媒时时偏离着这一切。
三、新闻过滤器：美国媒体深层的运作机制
美国传媒如何制造共识呢？乔姆斯基继而发现美国媒体深层的运作机制。在与经济学家、媒体分析学家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他们归纳出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1)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唯利是图；(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3)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4)把“炮轰”(flak)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5)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这五个过滤器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精英的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以便精英的规划得以前行”。[12]118
第一个过滤器是指当代媒体经营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媒体控制权的集中化。[12]3-13乔姆斯基以詹姆斯·克兰(James Curran)和希顿(Jean Seaton)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媒体的研究为基础，证明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如何成功地扼杀了工人阶级的激进派报纸。随着新闻界的工业化，这一过滤器越来越有效。1986年，美国虽然有2500多家媒介实体，但其中的29家大型媒体占据了媒介的大半个江山。从其提供的24家媒体巨头的财政数据来看(除去3家未提供数据的公司)，平均资产达44亿美元。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媒体都是一些被富人们所把持的大型公司。它们成为能设定国家议事日程的“私有的信息文化部”。
许多传媒公司完全融入了市场机制，而其它媒体也同样受到股票持有者、董事和银行的压力。出于盈亏底线的考虑，它们一味地追逐利润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由于政府放松了对媒体所有权集中的限制以及对交叉拥有权与非媒体企业控制媒体的限制，媒体进一步与市场体系相整合，成为了唯利是图的机构。毕竟媒体是一些大公司整合而成，拥有和管理它们的人属于小部分同样的精英，他们控制着私有经济和国家，有着相同的观念，并从自己代表的团体利益出发看待、压制、控制和塑造媒体。他们唯一清楚的是，媒体的市场是广告商而不是大众。因此，他们懂得通过大众把媒体卖给广告商，又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媒体内容。
此外，乔姆斯基认为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关系是媒体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媒体在政策上依赖政府的支持，于是它们不惜重金游说议员，经营与政客之间的关系。十大媒介巨头的29名外界董事中有15位是前政府官员。媒体已经和大公司、大银行及政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媒体想与它们保持亲密关系，希望它们透露消息，希望被邀请到记者招待会。对于记者而言，年轻人最初想做诚实的记者，但为了个人发展，逐步使自己所说的话变成了体制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记者就会变得富有、有特权，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甚至可以成为国务院发言人。
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12]14-18正如克兰(Curran)和希顿(Seaton)所说：“广告商实际获得了发执照的权力，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报纸在经济上难以为继。”[13]基于他们的研究，乔姆斯基认识到，广告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曾如何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报纸。在广告大行其道之前，报纸的价格依商业运营成本而定。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吸引广告商的报纸可以承受低于生产成本的定价。以广告为基础的体系往往会使只依赖销售营利的媒体边缘化或消失。有了广告，自由市场不会产生一个由购买者做出最后决定的中性体系。广告商的选择将影响媒体的兴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先驱日报》(Daily Herald)的消亡，在它倒闭之时仍拥有470万的读者，几乎是当时《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和《卫报》读者总和的两倍。根据克兰的研究，它的消亡完全是由于其读者的构成对广告商没有吸引力。那些吸引富裕阶层、反映富裕阶层的媒体会得到大部分的广告业务，而那些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媒体则因得不到广告业务而逐渐走向破产。
于是媒体争相赢得广告商的青睐，以它们的节目来满足广告商的要求从而获得资助。对电视台而言，收视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可依“观众质量”的不同而获得8亿到10亿的广告年收入。而所谓的“受众质量”看中的是受众的购买力，而不是受众本人。这样大众传媒所谓的“民主”就是以收入作为度量衡的选举制度的又一翻版。
工人阶级与激进派媒体受到了广告商的政治歧视，这种政治歧视通过强调购买力而被结构化到广告分配中。不少公司拒绝资助意识形态相敌对和自认为会损害它们利益的媒体。绝大多数时候它们选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保守的节目。大的广告商很少会赞助对公司严厉批评的节目。广告商也会避免那些影响“购买情绪”的节目。他们会寻找那些轻松愉快的节目，散布购买信息。随着市场对节目经济效益压力的增加以及管制的放松，以广告为基础的媒体会渐渐增加广告时间，而将那些涉及重要的公共事务的节目边缘化甚至清除掉。
第三种过滤器是新闻源。[12]18-25出于经济和利益的考虑，大众传媒和有权势的新闻源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媒体需要稳定而可靠的新闻素材，却不能承担在各地派驻记者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这就在经济上决定了他们会把资源集中在新闻频发的地方，如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等。另一方面媒体为了维持其客观形象，同时也避免诸如诽谤之类的法律案件，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新闻源。这样一来，官方以及大公司和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自然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主要信息源。这些官僚机构定期发布大量新闻素材以满足新闻机构的需要，它们的身份和地位使消息看起来更为可信，更容易被人认可。
乔姆斯基和赫尔曼看到：这些权威机构看似资助媒体，为它们提供新闻原材料，为媒体制作新闻减少了成本，但实际上这些机构获得了特权，它们的声音轻松地通过了把关人的把守。权威新闻源会定期地利用这些优势来操纵媒体，将媒体置于它们控制的议事日程和框架之中。出于这种依赖，媒体会含糊其辞或以保持沉默的方法不去触怒新闻源，破坏与新闻源之间的关系。有时官方新闻源的统治也会被受人尊敬的、具有权威性的“专家”所削弱。他们有时发表与官方相左的见解。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收买专家来解决，比如，将他们聘为顾问，资助他们的研究项目，甚至直接雇用他们成立所谓的智囊团。这样他们就可以按照政府和市场的既定方向来行事。
第四个过滤器是炮轰和强制执行。[12]26-28炮轰是指对媒体节目或评论的反面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书信、电报、电话、请愿或是国会议案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诉、威胁与惩罚等，这些炮轰来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来自个人。对媒体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轰规模很大，那么媒体就会耗费大量资源应对，广告商会撤回赞助，个人和小型媒体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颇具威胁性的炮轰是与权力紧密相连的。来自权势的炮轰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白宫可能会给报社老总们写信、打电话或向自己的支持者间接地表示对媒体的不满。他们资助右翼分子监控媒体或者资助智囊团来攻击媒体。乔姆斯基列举了著名的炮轰机构如美国法律基金会、媒体与公众事务中心、媒体准确报道、自由之家等，他们对媒体不断发难，但是媒体对他们的意见却格外重视。乔姆斯基认为，国家就是最大的炮轰媒体者，它不时地攻击、威胁或是修正媒体，让媒体回到既定的路线上。
第五种过滤器是把反共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乔姆斯基称之为美国的国教。[12]29-31共产主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基和地位，所以它成为缠绕有产者心头的幽灵。反共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用来反对任何威胁到财产权的人，或用来反对主张与共产主义国家或激进主义调和的人。媒体通常对于一切异己之见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排斥。
后来乔姆斯基对第五种过滤器进行了一些扩展和补充。由于苏联的解体，反共的标签对民众已经不灵验了，于是政府对反对者又贴上了其它危险的标签，如国际恐怖分子、毒品贩子、疯狂的阿拉伯人、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等，这样反对者的影响就明显削弱了。一方面，他们轻易地过滤掉了持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以此恐吓民众，使他们受到牵制和控制，不再注意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意识形态方面，现在美国精英层信奉的是“自由”市场的神话，市场是好的、民主的，一切非市场机制都是反民主的，值得怀疑和排斥。
通过这五个过滤器，精英阶层的观点顺利地在主流媒体中传播，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则被有效地清除了。这一切没有粗暴的干预，发生得非常自然，以至于大部分人包括新闻工作者自身都认为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解释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这些因素已内在化到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之中。这样一来，在本质上，美国媒体是反民主的，这种制度的基本形态昭然若揭：通过媒体宣传，政府和商业集团掩盖了政策的真相，欺骗公众支持政府行动；媒体是大企业或更庞大政治经济集团的一部分，发挥了“制造共识”的功能，而几乎不会代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声音与利益。但同时乔姆斯基和赫尔曼也强调，该宣传模式是一种权力分散的控制和加工体系。个体和组织的独立行为使这些过滤器发挥作用，他们并非串通一气，并不总是有着相同的观点和相近的利益。
四、宣传模式有效性的社会基础
为了佐证美国传媒运作的主要特征，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收集了很多证据。在他们看来，美国最早掌握宣传技巧的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而且他的政治宣传得到了媒体和商务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事实上组织和推动了宣传工作。一战爆发之初美国人民强烈地要求和平，没有任何理由要卷入欧洲战事，但是威尔逊政府却积极致力于战争并成立了“克里尔”政府宣传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在短短6个月内，该委员会通过恐吓和引发极端爱国主义的狂热将爱好和平的人民变成了狂热的战争贩子。这就是宣传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历届美国政府的宣传工作都成绩斐然。随后同样的手段被用来激起强烈的“红色恐惧”(Red Scare)，成功地瓦解了工会联盟，清除了诸如出版自由、政治思想自由等危险问题。在对外政策上政府把“国家利益”作为政治话语，绞尽脑汁地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世界各地扩张势力。在美国每一次的海外冒险中，媒体都成为了政府的工具和帮凶，它们选择性地传播消息，并不惜捏造假消息。从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到里根、克林顿直到今天小布什政府，从越战、海湾战争、“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从中东问题、中美洲问题到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无论哪一个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时都是面目全非的。事情的真相被谎言深深埋葬，而且它们假借的是自由的名义。
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宣传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乔姆斯基和赫尔曼将美国人大体分为四个群体。[14]处于最上层的是精英群体，主要是商业界精英(包括媒体宣传机构的老板)和政界精英(与商业精英往往是同一批人)。乔姆斯基认为，这些人是假象的散布者。同时，他们似乎受媒体宣传的影响相对较少，原因是，他们必须清楚理解客观世界才能维护自己在其中的特权地位；第二个群体由新闻记者以及学术专家中的“世俗传教士”(Secular Priesthood)构成。这些人主要是通过传播为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以获取自己现有的地位，他们通常有意、无意地欺瞒普通民众。久而久之，他们也受到了自己言论的影响，并逐渐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第三个群体是受过良好教育、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媒体宣传的首要目标。这主要是由于中产阶级掌握着相当的资源，在政治上也相对活跃，如果这些人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他们可能将对现存的权力秩序造成重大的危害。只有使他们蒙在鼓里，精英阶层才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和推行各种政策。最后一个群体是政治上不被动员的下层阶级。这一群体的成员从现存体制中获利最少，尽管他们受思想灌输的影响较小，但由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而且缺乏必要的条件，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他们对现存体制并没有构成很大威胁，他们只是媒体宣传的次要目标。可见，在美国媒体宣传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各个群体被赋予的作用和预期要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在四个阶层中，乔姆斯基强调媒体的宣传得到了受教育阶层的支持，而要引领大多数世人的思想，重要的是要控制美国社会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媒介和教育系统，当奖学金颁给墨守成规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乔姆斯基认为，正是由于统治者对此早有认识，宣传模式才会如此有效。
尽管宣传效果显著，但乔姆斯基和赫尔曼也承认它不可能无所不包地解释所有的媒体事件，媒体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制造共识，而且该宣传模式并不是媒介效果模式而是媒体的行为模式和表现方式。[15]261媒体的运作并不总是产生简单的同质化的结果，政策也并非完美地得到执行。媒体有着一定的自治权，个人的和职业的行为准则也会影响具体的媒介事务，媒体中同样会出现一些不同政见者的观点，但它们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会被边缘化。一般情况下媒体在官方的日程安排下影响舆论、引导舆论，但是当公众利益与精英利益产生明显冲突，当媒体有独立的新闻来源时，官方的政策路线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置疑。特别是当精英层固守各自的利益而产生分歧时，媒体上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它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景象。
可以说，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宣传逻辑的揭示，往往显得激愤有余而理论分析不足，并且其理论分析常常会转化为某种基于神圣使命感的宣传：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让普通民众在民主进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维护自己的权益，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的确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现实：“公共领域”遭到严重侵蚀和削弱，民众在这种媒介环境中更多地成为了头脑简单的消费者而不是有着批判意识的公民。在他那里，真正的民主不可以同时拥护资本主义社会或任何有阶级划分的社会。因为他认为民主起作用的前提是相对平等地得到各种资源——物质的、信息的以及其它方面的资源。正如当年杜威所强调的，当大型经济集团通过控制生产方式、交流、舆论、交通和通讯，并集中控制新闻媒体和其它舆论宣传机构而主宰国家生活的时候，民主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质内容。[6]36然而，乔姆斯基所设想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无疑充满了一种乌托邦的色彩。但正如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所说：“即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似乎虚无缥缈，我们也能懂得，人类的政治活动可以使我们居住的世界更加富有人性。”[6]10
五、如何在媒介研究领域扩展“奥威尔问题”
乔姆斯基近年来虽著述颇丰，但他对美国媒体的研究基本在上面论述的框架之内进行。他的现代宣传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媒体宣传的运作机制，揭示了美国媒体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关系。在他眼里，现代大众传媒不断地被操纵，成为权力的运作机构和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
然而，他对美国媒体的大胆批判和与众不同的理性思考似乎超出了主流媒介分析家可以接受的极限，此外，乔姆斯基言辞偏激，语气反讽，因此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他们厌恶借对宣传模式的批判而对整个体制进行谴责，在他们眼里，美国媒体大体上是好的，接近权的不平等令人遗憾但仍可忍受，而且媒体的多元化和相互竞争会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个后现代理论风行的年代，这种整体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似乎容易遭到人们的嘲笑和排斥。他们视该理论为过分简单化的共谋论(conspiracy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具论。甚至一些左派媒体分析家如菲利普·舒勒辛格(Philip Schlesinger)、皮特·戈尔丁(Peter Golding)、格兰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丹·哈林(Dan Hallin)等也对此提出了批评。[15]266-267他们质疑的是宣传模式的决定论(determin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媒体的运作似乎完全由五个过滤器决定，没有考虑到外部的影响因素，没有细致分析经济力量是如何建构了媒体表达的范围和形式，而且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并非是媒体宣传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此外，该模式突显了过滤器在全局上的干预却忽略了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乔姆斯基整个宣传理论是一种宏观的建构和批判，是一种演绎式的逻辑论证。虽然他一直著书立说，不断地用时事论证自己的宣传理论，但是他的论证方式是粗略的，在许多媒体事件的阐释中缺乏对五个过滤器细致的、动态的和微观的分析。而且他的举证都是依赖档案和文献，没有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结合在一起。此外，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论证主要集中在内政外交上，很少涉及大众文化，这使得其媒体研究的结论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媒体研究是乔姆斯基对奥威尔问题探究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封锁人们的视野。他一生孜孜探求的柏拉图问题与奥威尔问题，看似截然相反实则相互联系。正如乔姆斯基所说：“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解奥威尔问题，识得其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严重性并克服之，人类几乎不可能发现柏拉图问题和其它挑战我们智慧和想像的诸多问题的答案。”[1]41
但是，乔姆斯基并未完成对奥威尔问题的探索，这一问题还有待在两个层面进一步开拓：一是公众逃避自由与媒介控制的关系；二是媒介话语的社会控制机制。
注释：
①乔姆斯基研究美国媒体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New Mandarin,1969)、《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1988)、《必要的幻像：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1989)、《威慑民主》(Deterring Democracy,1991)、《媒体控制：宣传的辉煌成就》(Media Control: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1997)、《宣传与公共意识》(Propaganda and Public Mind,20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