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个案论文,空间论文,列斐伏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逼着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论化[1]（P310）。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后现代主义与其基础即晚期资本主义具有着互为表里、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的理论前提是，认为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决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更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性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2]（P149—150、251）。
当然，本文尤其关心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实际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这就是，究竟要对空间概念本身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化还原，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加以空间化改造？是空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3]（P104）？如后期的列斐伏尔（一译作列菲弗尔）就给人以一种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左右客串与摇摆的印象。据此，戴维·哈维与卡斯特（Mannel Castells） 一度指责列斐伏尔是一位“空间独立论者”，因此屈从于一种空间拜物教。而他们二人则很明确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城市空间地理问题研究中的更基础的地位。而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索亚则很坚决地用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本体论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历时性逻辑。詹姆逊则把列斐伏尔丰富的多层次的空间辩证法思想简化为一种辩证的空间性认知图绘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评介一下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来源的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空间的生产”思想。
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超越历史唯物主义”？
列斐伏尔晚年曾经这样满怀信心、激情洋溢地预言说：
辩证法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了。只不过这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的一样……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与历史性与历史性时间相关联，或者与诸如“正—反—合”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时段性机制有什么关系了……因此，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新的与悖论式的辩证法：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因此，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对黑格尔的历史性的驳斥，达到对辩证法进行批判，此法已不奏效了。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通常是指什么，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恢复……这就是从精神的空间走向社会空间的过程……在政治科学中，在城市现实的理论中，在对所有的社会的和精神过程的分析中……我们不再说什么空间的科学，而只说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知识（理论）……这个最普遍的产物[4]（P14、17—18）。
他的本意不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要把辩证法空间化。针对结构主义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共时性方法，针对技术官僚社会所导致的知识领域的过分专业化与碎片化，他重新提出一种以空间化行动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想象，即把现代社会各种具有自足性自律性外观的经济、政治、文化子体系重新加以辩证整合。表面上看，“空间的生产”最重要的敌人是阿尔都塞与福柯，而其实是那个通过符号之镜/抽象空间而牺牲真实界的历史性参考系与日常生活实践起源的拉康。列斐伏尔通过重新激活马克思社会生产概念的“空间性实践”内涵来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意义。
列斐伏尔有些幽默地夸张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与总体性意义。他认为，空间在社会经济世界中能够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第一，它起着许多生产力中的一种生产力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其他生产力包括工厂、工具与机器等等）。第二，空间本身可以作为大量地生产出来供人们消费的商品而存在（例如去迪斯尼乐园旅游）；也可被用于生产性的消费过程（如用于开设工厂的场地之用）。第三，它可以充当政治性的工具，以更便于体系的控制（如建筑公路，警察镇压游行示威者）。第四，空间充当巩固生产力与财产关系的基础作用（如豪华社区为富人，而贫民窟为穷人）。第五，空间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一个形式（如表面上中立而实际上掩盖经济基础的形式的产生。这一点足以表明，它远非中立的。比如，公路系统看上去中立，其实却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便利；它让更多地原料源源不断地、轻捷便利、物美价廉地供应给资本主义市场）。第六，在空间中始终具有某些肯定性的潜能（如真正的人类创造性才能就潜存于其中，还有某些正在复活返璞之中的空间所包含着的无限潜能，均可以为那些遭受压迫与控制之苦的人们带来福祉）[5]（P209）。
空间（化）：一个动词及其社会本体论意义
空间是列斐伏尔最为信赖的、本真的东西，它提供了让最初始的“真实”重新战胜想象界的本体论基础。换言之，关键的问题是，“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6]（P154）。
何谓“空间（space） ”或者“空间（l'espace） ”？在列斐伏尔看来，它主要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他所说的空间，不仅仅是指事物处于一定的地点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性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他的隐喻性的‘空间’，最好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空间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 ”[7]（P154—155）。空间化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一种先验的几何形式抽象物，而是一种辩证的反思瞬间，一种发生在社会活动与空间和社会地理环境各个方面之间的、生产的经济方式与文化想象之间的过程的辩证法。
列斐伏尔理论的核心是生产与生产行为空间的概念；空间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的概念，而不是自然的概念或者精神实体的概念。换言之，“（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6]（P26）。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推而言之，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而且更是其本体论基础或前提。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空间性存在的社会存在；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6]（P129）。
总之，空间只能被辩证地把握，因为它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如同马克思的交换价值。它同时既是物质实体（具体），即人类劳动的物质化外在化现实，又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压缩集束（抽象）。这种具体的抽象性同时既是社会活动的中介（抽象），因为它构成它们；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成果（具体）。易言之，它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物，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设/生产者。
空间化：一个后生产的身体实践概念
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主要不是指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具有尼采式的“生命的（身体的）生产”这种更广泛的内涵。他的空间观是与身体理论密不可分的。身体是空间性的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身体只能在空间中展现，而空间的发生起源是身体性的活动。与福柯把身体看成是空间的“约束与规训”的产物，把身体看成是权力空间的铭刻这种消极的生产观与权力观身体观不同，列斐伏尔更接近尼采，用身体体验想象空间，用身体的实践展开去体现去构成空间。在身体与其空间之间，在身体于空间中的展示和它对空间的占有之间具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关系。在产生物质领域的（工具与对象）影响之前，在通过这个领域获得自我丰富从而自我生产之前，在导致其他的身体而进行自我再生产之前，每个具有生命的驱体都已经是空间并拥有其空间——它既在空间中生产自身也生产出这个空间。“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6]（P170、173）
列斐伏尔的“身体化空间”的生产本体论理论，既含蓄地批评了列宁的物质本体论式的实体主义的空间观念，甚至也含蓄地批评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理论。他说，马克思连蜘蛛结网究竟是不是一种工作也说不清楚。而像蜘蛛这样的动物也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左右方向与位置。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比如蜘蛛、贝壳类动物等等而言，最基本的方向与空间性的标志器首先是身体性质的，只是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为人类的空间性的标志。同时，空间的最原始性的身体化实践基础，是人的身体的剩余能量与激情，而不是理性与工具技术。只有剩余的能量才具有创造力，才能让生命从苟延残喘状态中挣脱出来。它修改或导致了一个新的空间。
显然，列斐伏尔是从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禁欲主义传统角度，并结合尼采的反生产、反辩证法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理论进行了过度诠释。他强调的是一种广义的身体化的生命化的生产，而不是一种物质生产；是能量的积累与消费，而不是生产产品的积累与消费。空间不再是抽象思维形式或纯粹精神意义领域，而是身体实践空间实践过程，是身体与空间互动化的结果。
“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对社会形态概念的重新图绘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生产”思想有四条规则[6]（P30—64）：一是物质即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二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三是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四是如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判定新空间的出现？新空间在什么时候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厘清这些问题，也就厘清了相应的历史分期。列斐伏尔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概念。借助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他将迄今为止的空间化历史过程理解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绝对的空间——自然状态；二是神圣的空间——埃及式的神庙与暴君统治的国家；三是历史性空间——政治国家、希腊式的城邦、罗马帝国；四是抽象空间——资本主义，财产的政治经济空间；五是矛盾性空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化意义的对立；六是差异性空间——重估差异性的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
与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相类似，列斐伏尔首先提出他所谓的绝对空间或者自然空间（即“绿色的”区域），这是一片尚未被殖民化的或者未被经济、军事、政治帝国主义所染指或奸污的、本真化的纯洁之地。但正像马克思很少花费笔墨分析人的类存在与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列斐伏尔很少花时间来研究绝对空间。与马克思将其注意力大量地集中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上面一样，他的兴趣点是批判地分析他所谓的抽象空间。这种抽象的空间是从某个像城市规划设计者那样的抽象的技术主体角度来看的空间。但抽象的空间并不恰恰就是理想主义的，它实际上取代了历史性的空间。抽象的空间是以某些与绝对相关联的空间的缺席（如树木、蓝天等等）为特征的。它把固定的物体转变为图像与拟像，把空间简约化为一种城市化的设计规划的对象。抽象的空间是一个支配性的、征服性的、控制性的与权威性的空间（甚至包括野蛮的粗暴与暴力），一个压迫性的空间。进而言之，抽象的空间是一个权力工具。于是，统治阶级使用抽象空间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取得对不断扩大的空间的控制权。列斐伏尔强调，在实施对绝对空间的统治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力量，虽然这种权力的实施过程是隐蔽的。他之所以贬低经济因素与生产力的作用，因为他确实认识到抽象空间的权力以及对抽象空间的掌握赢得了大量的利润。这就是说，不单单是工厂创造利润，而且铁路运输线与高速公路这些为工厂提供坦途、运输原料与销售产品的空间，也创造了大量的利润[8]（P163）。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始终强调矛盾的重要性。当抽象的空间充当矛盾的消防员时，它也扮演了矛盾的滋事者角色，把潜在的矛盾公开化。虽然列斐伏尔为人们甘愿受抽象空间的控制而任其宰割的消极状态感到大惑不解，但他相信人们最终会由于不堪忍受空间的矛盾折磨而冲决压迫的罗网。实际上，与马克思关注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析一样，列斐伏尔也强调，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状态中，看到一种新的空间类型的曙光正在天际闪现。
这种新的空间类型，就是差异性的空间。当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试图同质化地控制每个人及每一件事物和日常生活时，差异化的空间却在强化差异而从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当抽象的空间正在无情地摧毁整个自然生命世界的有机整体——这种“天然的空间”时，差异性空间却在竭力恢复与重建这种自然天成的世界。当然，“列斐伏尔对抽象空间的批判，远远多于他对这种抽象空间的改变的希望空间的论述”[8]（P163）。
三重性辩证法：一种后现代式的辩证认识论想象
列斐伏尔的空间化辩证法是一种三重性辩证法（Une dialectique de triplicite/triple dialectic） 。请注意，对他来说，三重性的空间辩证法不等于是黑格尔—马克思式的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或层次，而是彼此不可分离的同时并存的三个面向维度。这就是：
第一，物质性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 。它是指那些发生在空间中的并穿越过空间的自然的与物质的流动、传输与相互作用等方式，以保证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空间的实践，作为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因而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与经验的一种中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这相当于马克思的直接的与自然打交道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空间化重述与改写。
第二，空间的表象化（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它是任何一个社会中（或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是知识权力的仓库。这相当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上层建筑。这种空间被社会的精英阶层构想成为都市的规划设计与建筑。他们把这种空间视为“真正的空间”。他们经常把对空间的表象作为达到与维持其统治的手段。例如，都市化设计者、规划者与建筑师们一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城市更新模式，即拆迁原有的贫困人口居住区，取而代之以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社区。这就是美其名曰的都市化迁移。这个过程更多考虑的是中产阶级与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需要、发展利益与生活兴趣，而穷人则非其所愿地被赶到所谓新居——那狭小而拥挤的、火柴盒般的高层建筑群中。他们被迫过上一种拥挤但是没有邻居的、孤独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所以，穷人的“空间的实践”，被那些支持都市空间规划改造的成功人士们梦想的“空间的表象”所残酷地剧烈地改变了。这是消费社会、都市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穷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次次严重的空间化控制与剥削。
第三，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al spaces） ，即精神的虚构物（代码，符号，“空间性的话语”，乌托邦计划，想象的风景，甚至还有诸如象征性的空间、特殊的建筑背景、绘画、博物馆等等这样一些物质性建筑物），以便为空间性实践提供某些具有崭新意义或可能性的想象[6]（P33）。再现性空间同时包含着所有“他者的”亦真亦幻的空间。空间的表象所控制的不仅是空间性实践，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再现性空间。当统治阶级成功人士们兴高采烈地创造出自己的空间表象时，再现性空间则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悄然隐去了。已如上述，空间的表象总被那些手握重权的社会阶层视为“唯一真实的空间”，与此同时，再现性空间则透露出“空间的真理”。这就是说，它们反映了人们的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不是本质上的那种被某些都市规划者们所创造出来以便于统治的抽象真理。不过，在当代世界里，再现性空间如同空间的实践一样，它们均受着空间的表象专制垄断地统治之苦。事实上，列斐伏尔的观点已经悲观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认为，“再现性空间已经消失在空间的表象之中”[8]（P162），技术设计的“真实空间”（true space） 正在冒名顶替人们身体要体验的“空间真理”（truth of space） [6]（P397—400）。
列斐伏尔其实是把空间的以上三个维度的认识特征分别概括为感知、认知与体验：作为物质性空间实践（materialized spatial practice） 的被感知空间（the perceived space） ，作为空间的表象物（representation of space） 的认知性空间（the conceived space） ，以及作为再现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al space） 的亲历性空间（the lived space） 。但这种三重性空间辩证法的争议之处在于，它只是相对主义强调了体验、感知与想象之间具有辩证的而不是因果决定论的关系，因而仍然遗留下了含糊其辞的东西。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三重性空间辩证法如果成立，那也是建立在物质性空间实践这个“归根结底”的决定因素基础之上。但三重性空间辩证法中却有这样一个暗示性的预先性，即不是出于本体论的预先性或优先性，而是出于政治选择的考虑，空间性想象位于其思想的核心。“由于政治选择的考虑才使列斐伏尔对再现性空间与亲身体验的空间以特别的关注。由此出发寻找一种出发点，一种同时改变整个空间的阿尔法点。是生动的亲历的社会空间，而不是其他任何空间，才是列斐伏尔的无限的阿尔法点。”[9]（P68）而实际上，列斐伏尔的后学者们所看好的，正是他的再现性空间理论。如索亚将其重述为“第三种空间理论”，而詹姆逊则把它改造成为“认知图绘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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