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重大关系问题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大规模传入马克思主义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已近百年。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入中国实践与优秀文化，造就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丰功伟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罕见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相应产生了全球瞩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科学分析有关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加以科学解答。
一、“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视域
“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之所以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一个重大关系，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会碰到以下一些问题：基于国外实践经验而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来源？什么是其发展动力？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与中国实际之间发生矛盾时，什么是判定真理的标准？如此等等。对这一系列尖锐问题的解答，就必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解释学路线：其一是“以文本为中心”教条主义的文本解释学。按照这一思路，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来源和剪裁中国实际的唯一标准；文本解读是获得真理的主要路径；掌握文本的人是真理的主要代表。其二是以“改变世界”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践解释学或出场学。按照这一思路，只有中国的实践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是获得真理的主要路径；广大的中国革命实践者是解读文本和掌握真理的主体。毛泽东在70年前发表的《实践论》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第二条即实践解释学的路线，反对第一条即“本本主义”的文本解释学路线。
在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这一原则基础上，《实践论》科学解答了两个关系问题：其一，来自国外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其二，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的关系。《实践论》强调“还原法”，就是将普适性文本意义、普遍化的理论还原到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因而将所有理论形态、结论和观点都还原为出场形态。语境就是历史实践，理论不过是某一历史、民族实践的理论表现。因此，当它需要跨历史、跨民族地传播和应用时，就不能直接地变成普适性的，而是需要通过本土民族实践的再检验。《实践论》凸显了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将实践直接作为一切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实践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究竟是原初理论的简单传播论、移植论、结合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新理解、解释和重新创造，重新出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观。《实践论》批判了一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不是原初理论结论的“现成在手”，照搬、传播和移植，而是“重新上手”、重新出场和重新创造。一切脱离实际、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本本主义解释学学风，文风不正，误导实践和群众，应当加以摈弃；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原则都必须在中国实践中重新加以检验，加以修正和发展，就是说，要根据中国实践重新出场。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作者中心论还是读者中心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学。如果是作者中心论，或者是文本中心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是原初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全盘照搬和简单传播，那么，接近作者或文本的“赫尔墨斯”就获得了比亲身实践者同时也是理解主体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不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迷信，那么，中国实践者，特别是作为中国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永远不能成为自主理论创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永远因为缺乏主体而停步不前。要走中国化自己的道路，就必须反对“理解的自我遗忘”，坚持理论来源于自主实践和自主创造。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动力。只有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中国化实践的理论表现和出场形态：其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来源于中国实践，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中国解答。《实践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它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一切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话语根源，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指明了正确的来源。鲜明的“问题中心”和“问答逻辑”决定了：昨天的中国问题是昨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今天的中国问题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其二，中国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实践，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依然靠中国当代实践推动。中国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充满问题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常规。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发展，中国化是与时俱进地转换的产物。不能将任何阶段性的理论形态僵化，因为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针对特定历史问题、在独特出场路径中的出场形态。因此，任何创新的中国化创新成果都有可能重新被僵化和教条化，只有在继续创新的实践中才能保持创新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工程，展现为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历史过程。任何阶段性的中国化思想成果都是这一历史之路上的伟大“路标”，不过是那一阶段上“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的出场形态，而不是封闭未来发展道路的障碍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入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验”需要上升为中国理论，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三，中国化实践是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年马克思特别反对将他的“仅限于西欧”的历史观结论变成超然于世界的“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基于一定的民族实践，因而都具有产生真理的民族实践边界条件的限定。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在俄国的传播必须受到俄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俄国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差异性的民族和国家的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而重新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其四，中国化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飞跃、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曾经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从而保证其胜利。我们的理论、学术、观点能否最终去指导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这是理论的目的。一切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都是正确的理论；一切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都是正确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实践解释学路线，是否排斥对中国以外的全球问题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确，狭隘的经验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中国国情不同于国外，中国问题不同于西方，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只需要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反思与总结。他们把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探索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将之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截然区别开来。这至少是一种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的“中国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误解。
究其原因，是因为分析中国的实际需要一个全球维度。对中国的实际、特殊国情首先需要在“世界”和“中国”的贯通上去加以分析。就矛盾特殊性而言，造成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全球化世界”与“中国”关联作用的结果。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社会性质的在场前提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造成一个时代矛盾普遍性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脱离资本全球化这一矛盾普遍性根源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这一矛盾特殊性。正是资本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社会实际的特殊性质，不了解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国情。反过来，认识矛盾普遍性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准确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对实际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矛盾普遍性上，而还要以矛盾普遍性、共性为指导去重点深入地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
其次，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世界的两极化，从而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出场语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就是从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差异的实际出发，当然离不开对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的认识。只有对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和结构的深刻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本国的“置身性”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尽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差异造成了问题的差异和出场形态的差异，但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的不同方面而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联手，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中国的简单“传播”或“跨国平移”的结果，而是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加以重新理解、重新创造即重新出场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决不仅仅是撇开对全球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单纯“中国视域”的产物，而是对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
二、“中国问题”、“中国立场”与“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究竟以“理论形态创新为中心”还是“以问题为中心”？当然是后者。以“问题反思”为中心，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聚焦“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专利。因为，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可能来自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立场。
立足于“外国立场”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国外“中国学”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由来已久。国外的“中国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到欧洲、美国的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以及各国外大学内设的东亚研究所、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各种基金会和教会支撑的研究所，甚至各位汉学家，都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或多或少的思想借鉴。但是，由于研究者政治立场、中心话语、价值向度的差异，无论对“中国问题”的选择、研究和解答都不可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聚焦“中国问题”，更要有“中国立场”。任何探索、研究和解释都不可能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西方中心论”决定了来自西方的研究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见。马克思在研究东方问题时，也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将“仅限于西欧各国”的结论简单平移到东方社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实践解释学路径，包括了鲜明的中国立场。所谓中国立场，就是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主体价值应当站在中国本土的、民族的和大众利益基点上，站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基点上，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研究。我们的存在决定了立场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会有“理解的自我遗忘”。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任何理解都有前理解的条件，立场肯定是其基本条件，它构成了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价值指向。立场不同，对“中国问题”的选择就会不同，提问方式也必定大相径庭。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以明确方向。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问题大国，可以打开、可以追问的中国问题可以车载斗量。但是，究竟何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答的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这是理论创新和思想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向，取决于主体的立场选择。不同主体有不同的立场，因而才有方向的各自不同的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稳固的发展创新的动力。为了其他目的，可以有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但是难以持续。不断解答中国问题、创新中国化理论需要“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只有为了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不断进取、创新率先、解答难题，才可能形成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创新理论。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才有正确的终结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于解答中国问题，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服务的效果，也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标准。
基于中国立场、研究中国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中国化理论形态。仅限于西欧的一系列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理论框架与表达方式，是否完全可以平移到中国，是否存在着东方的或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对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作为最好的典范，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三、实践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特思想资源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不仅是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也同时是经过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媒介过程。这一媒介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结合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除了恩格斯和列宁提到的“三个理论来源”而外，还是否存在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者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同时存在着两个思想传统：西方的和中国的？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自己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发现这一点有着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表明，正如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系列思想理论来源一样，东方的，特别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从儒、道的“大同社会”理想，到大乘佛教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民族从来就不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资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语境，就立即被崇尚这一思想情怀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文化所认同、接受，因而迅速扎根、开花结果。前理解中的文化相似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当然，无论儒、释、道，也无论何种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与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的思想形态，虽然具有某些今日社会主义可以汲取的优秀思想和社会因素，但是在总体上不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和发达社会基础上的，因而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些思想还具有历史的消极因素，因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积淀越是深厚，则对于未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会越大。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次深刻的思想与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更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思想资源；我们不仅需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地继承，更要进一步研究这一优秀思想遗产如何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五千年思想资源史不仅使我们的理论创造有了民族自己的文化血脉，而且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不仅可以填补整个马克思主义创造史的东方理论史的缺失，更可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化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必然结果形态和历史转换形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出场是全部历史出场的继续，也是全部思想史的真正继承和创新者。在这一文化脉络上，我们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立场、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才能够既坚决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做西方文化的跨界平移，才能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思想成果在中国实践的应用或结合，而认识到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之根。我们也才能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做是所谓“儒家化”或者“道家化”、“佛学化”，而认识到它是一种对传统任何思想的批判性超越，包括对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转换创新。没有批判、创新和转换，任何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的而不可能是科学的。马克思当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价值评价的态度在今天依然可以成为我们评介传统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尺度。一句话，传统价值只有在现代变革中才有价值。
四、中国化与区域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领域
在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的研究中，以往学界还只是探索了“中国化”，而没有触及“区域化”。其实，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区域化进程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论需要和发展趋势。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区域化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正在源源不断地形成新经验，创造新精神，提出新见解，产生新观点和新理论，正在形成区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鲜明地方本土特色的区域形态。
时代提出“马克思主义区域化”，并不是故作标新立异之语，而是有客观的根据，这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区域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区域化实践结合的产物。这里所指的“区域”，并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划概念，不是简单指一县、一市或一省，而是指在同一个地方文化模式影响下、具有大致相同地理环境和区位空间特征的集合体。区域的边界和属性，大致是由共同的地方文化模式、大致相同的人群文化心理和语言、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和区位空间特征构成的。因此，区域往往是跨省市的，也可能对某一省份来说，仅仅是其管辖范围的某一局部。实践是认识、理论发生的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通过各个不同区域的实践才能产生，因此，区域化的实践造就的区域化的理论应当是中国化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包括差异甚大的若干区域的泱泱大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进而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高存在形式。但是，这一结合，首先是通过相互差异的各个区域的实践实现的。这一结合也具有各个区域的经验特点和理论创造，因此必然产生区域化的新经验、新思想、新观点，从而逐步积累为区域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全国各区域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全党实践智慧的结晶。
从时间上来说，区域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当代才能产生。为什么？一是因为实践的积累程度和独特程度使然。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条件下，全国实践没有太大差异，因此就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独特的实践和理论。而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各个区域发挥了主体创造精神，根据本土情况大胆探索发展之路，造成独特实践，逐步开拓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多元性、多样化实践相结合，就需要、也可能产生区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理论创造，需要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知识能力。过去，由于思想禁锢和知识素养不够，领导干部与理论工作者都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论化地思考本地实践中的问题，总结本地经验。这一任务往往就由全国、全党主要领袖人物、主要理论家去承担。因而，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主要指由中央主要领导集中全党智慧而提出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必然。今天，一方面，面对全国各区域纷繁复杂的、差异化的探索和实践，需要各种本地区的理论创新和解答；另一方面，今天的各地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已经大大提高，已经在较长时期的自主理论研究与指导实践过程中成为思想探索、理论创新的能手。因此，打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就不仅仅是中央的任务，也是各个区域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其二，区域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独特的区域优秀文化结合的产物。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文化既是一个具有有机整体性的存在，又是包括若干相互区别和差异的区域文化构成体。齐鲁文化不同于燕赵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楚文化也相互区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就一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人格。在不同区域文化生态与文化精神中，几乎同样的发展实践就会产生不同的、相互差异的发展结果，形成不同的发展选择，造就不同的发展之路。区域文化源远流长，风格别具。马克思主义进入各个区域文化圈，与其优秀文化价值相结合，就会造就不同于别的文化生态下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结合是更深入、更细致化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也是本土文化气派、区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过程。
其三，区域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对各地发展实践中重大理论问题反思解答、创新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理论探索最青睐于先进地区。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总是在解答最前沿的问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先进地区“率先发展”就“率先遇坎”，在前无古人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率先全国面临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所未见答案的种种理论问题。不解放思想、不从理论上突破就不能在实践上前进，不发展理论就不能创新探索。因此，理论创新、探索新的结论就成为先进地区率先发展、改变世界的必要的思想前提。一次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积累，就为区域化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一创新和发展之所以是区域化的，是因为许多理论探索是在特定的区域边界条件严格约束下的思考，其中虽然有大量的、可以进一步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的因素，但是就其直接的理论结论和风貌来说，还带有浓郁的区域特色和地方个性。
区域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区域化是中国化在区域范围内的深化、细化和具体化，它永远属于中国化的思想体系，永远受后者的指导。但是，它又源源不断地提供、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理论。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升华的需要。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真理性只有与具体的、区域的人们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保证。
马克思主义区域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和基本方向。克服教条主义、反对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变成不顾空间差异地抽象笼统地照搬照抄的根本途径，就是将之区域化、具体化。
五、精英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有标准的精英形态，造就一大批能够深度掌握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学者，形成学者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马克思主义更要大众化。因为大众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实践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要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革命大众冲破了文本守望者的教条主义理解而创新、创造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变成广大群众手中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过程。
大众化是一个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转变为大众文化能够认同、理解和掌握的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的过程。
大众化应当有五个基本环节：
第一，大众常识化。常识是大众经验的社会形式，是支配大众日常工作与生活实践的主要观念形式。因此，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入大众常识，才能成为大众支配自己行动与实践的主导观念。理论转化为大众常识的过程只有琢磨大众常识的内容和特点，针对大众日常生活关注的兴奋点，有强烈针对性地加以解释和宣传，才能逐步进入。
第二，大众心理。大众关注和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只有抓住大众的根本利益，才能抓住大众心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出发，把为民谋利益、谋幸福，把民生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争取大众的切入点，从而成为大众利益的守望者。
第三，大众实践。只有大众实践才是改天换地、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大众实践的正确理论，也同时是经得起大众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话语。
第四，大众日常语言。大众的生动活泼的话语来自生活第一线，日常语言既通俗易懂又富于民族智慧。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话语如果不能进入日常语言，也就难以真正进入大众的心理。语言是存在的家，没有日常语言的家，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大众化。
第五，大众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在精英文化中孕育成为理论思维方式，但是，需要在大众文化认同中重新回归生活的感性。世俗化感性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泉。当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决不等于“尾巴主义”，而是要成为不断引领大众文化前行的先进文化。
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方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正如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是时代差异的出场关系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题经历了不断的转换：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形态也不断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毛泽东思想出场语境——历史地平线转换的思考。它包括：什么曾经构成当年毛泽东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或“原初语境”？什么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毛泽东生活在一个以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出场形态)为中心的旧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造成的边缘化国家环境造就了毛泽东思想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成为其新世界观赖以建立的历史地平线。这是一个以帝国主义到处建立全球殖民统治、使落后国家和地区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时代。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形成了两极化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殖民地。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造成的边缘化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语境成为毛泽东思想出场的历史地平线，而毛泽东思想就是对这一帝国主义统治下边缘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所作的深刻反思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对旧全球化时代边缘国家和地区人民革命问题的成功解答，也必然随着旧全球化时代的逝去而逐步丧失其某些理论的价值。虽然它的问题谱系与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一般本质和规定的揭示，因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具有与日俱增的价值。然而也无可否认的是，旧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历史的边界与局限性，从而必须要为当代语境所修正。今天，与旧全球化时代相比，新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方式、全球结构、内在张力、控制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因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新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重新出场。差异化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造就了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出场学的理解框架包括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所谓两大地平线，即历史地平线与理论地平线；而每一个地平线的变化又界分为从“当年”到“当代”两个时代维度，因此可以区分为四个基本模块。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就呈现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新旧更迭，“当年马克思”就必然地需要转换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出场逻辑。马克思主义通过重新出场而秉持在场，通过历史的差异而保持同一，通过否定与创新而保持思想的生命与活力。这就是“同一”与“差异”的历史循环。
今天，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每一个新时期到来，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中国都能够自觉地在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论形态，以划时代的观念指导创新实践，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命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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