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徘徊——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俄罗斯论文,路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俄罗斯政府更迭和金融风暴，使得全世界舆论又一次集中到莫斯科。有的关注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有的断言“叶利钦时代”从此结束。我认为，1998年俄罗斯社会各种危机的总爆发，几年来积累的矛盾更为尖锐，昭示着7年之久的“资本主义试验”在俄罗斯全面失败。
98“分水岭”——资本主义试验的失败
1998年俄罗斯危机四起，矛盾重重，政局动荡，金融危机几乎将经济引入了瘫痪的边缘，社会犹如从悬崖坠入深渊。人们发现，到1998年，在叶利钦的政治庇护下，年轻的俄罗斯改革派所进行的“资本主义试验”已走过七八个年头。向上追溯，戈尔巴乔夫改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也过去了13个风雨春秋。这些年来，俄罗斯经济衰败、政治危机、国力孱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俄罗斯科学院著名学者、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罗戈夫写道：“历时7年草率的改革将经济彻底搞垮，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今天的俄罗斯只剩下了原苏联人口的一半以上，领土面积缩减近半。俄罗斯国民总产值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昔日金戈铁马，今朝雄风不再。＃
政治生活领域，权钱勾结，黑社会猖獗，派别林立，传统官僚和新生寡头你争我夺。官场腐败，丑闻不断，俄罗斯几次在国际腐败“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到头来，连一度为柏林墙被推倒而欣喜若狂的西方自由派人士也感到沮丧，他们已经很难把俄罗斯及一些东欧中亚国家划入“民主国家”之列。
在社会经济领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不聊生。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产值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一半。与年轻的改革派设想的结果相反，惨痛的社会代价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市场经济”关系。国家垄断演变成“寡头垄断”，僵化、缺乏自由竞争，暴力和欺诈盛行，使年轻改革派引进的西方化市场模式充满危机。
1998年，改革派为俄政府设计的金融“金字塔”终于坍塌。国库空虚，1998年9月联邦政府收入只有50亿卢布，且已经大幅度贬值。不包括俄罗斯各银行和公司所欠500亿美元的债务，俄罗斯外债超过1550亿美元。普通居民的财产缩水严重，银行储蓄损失一半。舆论形容，1998年夏，俄罗斯政府等于宣布“破产”。
1998年，俄罗斯各种政治经济矛盾达到极点，犹如火山爆发之势，金融危机只是火山喷发的导火索和最亮点。7年前，同样是莫斯科的夏天，如果说1991年的“8·19事件”宣告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模式的终结，那么可以说1998年的夏天风暴则昭示了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进行的“资本主义试验”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将成为俄罗斯社会变化一个阶段性的“分水岭”，但这决不意味着改革坦途的开端，俄罗斯社会仍处于十字路口的两难的抉择之中。世纪之交，俄罗斯社会面临着一次艰难的跨越。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
进入70年代，苏联的旧体制近乎僵化，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随着苏共领导人的更替，苏联内部出现了一次绝好的变革机遇。当时出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一度拥有90%以上的群众支持率，被开放的知识分子视为“改革的化身”。戈氏在批判“行政命令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幻想着“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苏共先是旁顾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随后纷纷到北欧的瑞典等国，谋求社会民主主义的“真经”。然而实际改革不力，使得方向上的选择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战略上的失误加之操作上的错误，使戈氏的改革离成功越来越远，而社会中激进的思潮却日益浓烈。在东欧风波的启发和西方样板的影响下，激进派高喊“打倒一切、重新再来”，“自由、独立、向西方看齐”。
1990年，叶利钦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宣布，俄罗斯彻底摆脱“共产主义”，俄罗斯这个民主的“新生儿”将与老牌的西方国家同时站在“世界文明国家之列”。多年来，叶利钦一直小心谨慎地避开使用“资本主义”的词语（注：参见罗伊·麦德维捷夫：《俄罗斯资本主义？》，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第6页。）。不过戈尔巴乔夫改组的失败，使一种逻辑越来越鲜明地印在叶利钦等人的头脑中。直觉告诉叶利钦，既然苏联70年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赛中败北，既然改革、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只有完全抛弃此制度，全面采取和推行西方社会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指望老的苏共官员，只能依靠年轻的一辈。叶利钦自己将是他们的政治“庇护神”和“保护伞”。
与有所顾忌的原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不同，自由派先锋波波夫、盖达尔直言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注：参见盖达尔：《胜利与失败的日子》，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365页；《真理报》1990年4月16日。）。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用，无需任何民族性的修改（注：参见符·索格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1985～1994》，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8页。）。丘拜斯直言，私有制和市场是俄罗斯社会富足的保证。当时一位激进的女经济学家的一段话，几乎代表了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主流思潮。她写道：“每当我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战后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将所有的共产主义象征物搬进博物馆。等到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的复兴之日。”
如何走向资本主义？
在俄罗斯新一轮的改革派看来，一旦俄罗斯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当今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为社会造福。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法则——优胜劣汰，主张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俄罗斯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几年后，西方经济学家指出，俄罗斯年轻改革派在描述市场经济浪漫美景的同时，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自己也陷入了一个个理论误区。
首先，俄罗斯年轻改革派所崇尚的古典资本主义与当今西方社会的经济模式有着很大差别。英文原版经济教科书中的一些原则和成熟市场经济社会的做法与转轨过程中的俄罗斯经济相差甚远，结果造成了西方“偶像”失灵。
其次，认为推行自由贸易、宏观稳定和放开价格，政府便可“撒手不管”，私有市场便能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经济从而获得强劲的增长。俄罗斯改革派在极力追求上述目标的同时，却严重忽略了发挥市场作用不仅需要低通胀，更需要良好的金融规范、竞争环境以及良好的经济透明度。没有一个强固、有效的金融市场，经济很难动员有效的储蓄和配置资本。市场往往无法弥补缺口（注：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1998年1月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发表的年度演讲，参见《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第三，俄罗斯对“私有制”的理解还停留在19世纪的传统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学者认为，从未有过人们普遍接受的产权理论。私有制的优越，在大多情况下包含着人们哲学性的思考、经验性的阐述和理论上的推理。在产业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社会产权的多样性日趋明显。对于转轨国家来说，所有制改造困难更大，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等问题。
第四，短时间放弃国家的管理作用并不意味着市场关系的自动确立。确立有关市场关系的经济、法律制度和习惯比过去的行政管理要广泛而复杂。
第五，在经济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俄罗斯所进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往往导致“寻租”和更大的腐败，而不是导向创造财富。
在一些转轨国家中，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对“民主、自由”等问题同样存在着种种误解，这也是导致俄罗斯政局不稳、权力对抗的直接原因。几年后，俄罗斯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怪胎”。
俄罗斯式的资产阶级——孕育、发迹与膨胀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沙皇时期的俄国，总是处于东西方的门槛上，资产阶级从未成为强大的阶级势力。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宣布，资产阶级自此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之后，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剥削阶级”。社会的阶级成分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60年代，苏联共产党提出，社会正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一过渡过程大约需要20年，下一代的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历史无情地开了一个玩笑，20年后，苏联非但没能实现“共产主义”，就连“社会主义”也被葬送。一夜过后，人们发现，改变了“颜色”的俄罗斯社会已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天下。不过，虽然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小私人企业主，但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霸主”却是极少数的“金融工业集团”。舆论估计，仅5年左右的时间暴发起来的6家私人财团就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50%，掌握了金融、能源等命脉部门。除此之外，新生的私人财团还收买并掌握了主要的新闻媒体，操纵舆论，影响政局，形成了地地道道的“金融寡头政治”。面对这样的局面，人们不禁要问，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他们是怎样发家和暴富的？又是怎样进行原始积累的呢？社会学家指出，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并非“横空出世”，他们诞生于苏联解体的混乱之中。旧制度的“掘墓人”发财致富，在苏联解体的“葬礼”上完成了原始积累。
观察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的轨迹，人们发现，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孕育、发迹直至膨胀的过程恰恰与“改革”相吻合。俄罗斯“新贵”靠出口原料、能源发迹，通过截留财政预算和私有化分割国有财产，形成强大的私人财团垄断……
一、发迹于进出口领域。戈尔巴乔夫时期政策不一，管理失控，法律政策漏洞颇多，这给苏联新生的“商人”大量可乘之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外贸放开，在暴利的诱使下，原料出口许可证和配额成为争相抢夺的对象。一时间，权钱勾结，肆无忌惮，形成了一张张有形无形的“灰色经济网”。
最典型的生财之道是利用权力关系，从事国际倒卖。原苏联以盛产原油、钢材、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著称。由于市场封闭、卢布比价的因素，90年代初期，由于受卢布汇率因素影响，苏联的石油价格实际只为世界市场平均价格的1%。钢材、化肥、铝、镍等有色金属的价格也远远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国内外市场的巨大差价，暗含着巨大的利润和无限的商机。为个人发财，部门主管官员、新生商人相互勾结，争取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然后用卢布低价收购石油、钢材等原料，在国际市场高价抛售。仅1992年，这类收入就高达近1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
1991年的冬天，苏联面临着饥荒的危险。国家对粮食进口提供大量补贴。进口商购买粮食所需的外汇，可向政府申请外汇，只需支付当时比价的1%。政府拨付的外汇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商业贷款。然而，进口后的食品却按市场价格销售。这样，实际上等于把国家的补贴送入了少数人的腰包。1992年进口补贴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巨额的差价以“租金”的形式同样流入了有权人的囊袋。
随着价格自由化政策的推行，盖达尔政府全面开放国内市场。于是不少商贩将眼光集中到进口或走私外国货上。一时间，各种舶来品如汽车、食品、化妆品以及大量假冒烟酒涌入俄罗斯市场。巨额的卢布资金兑换成外汇流到境外。一位俄罗斯新贵向报界透露了自己当时赚钱的“秘密”。1989年，他利用关系，买通海关，将用卢布购得的铝锭转手卖到德国。然后又将赚来的外汇购买了传真机、电脑等苏联急需产品，返销国内。这样，3～4个月的时间，5万美元变成了500万，100万卢布变成了1个亿。
可能是害怕俄罗斯局势不稳，许多出口商并不急于把外汇汇往俄罗斯，而是将大量外汇寄存于西方银行，经常是国有或公司的资金存于私人帐户。据美国学者估计，以各种名义寄存于西方银行中的资金约合200多亿美元，相当于西方七国允诺提供给俄罗斯政府的援助总额。俄罗斯专家估计的数额更大，仅1992年底到1993年的一年时间里，以出卖原材料等手段转移到国外的资金约400亿美元。而在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提交叶利钦总统的一份关于反经济犯罪的报告中指出，1991～1996年期间俄罗斯流失的外汇约1500～3000亿美元。
二、投机倒把，生财有道。不少俄罗斯商人都感叹，说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捞钱”的大好年代。在70多年计划经济的教育下，苏联大多数老百姓还未明白“钱—物—钱”公式的意义，而此时少数人借机“搭车”，早已腰缠万贯。
三、“共青团”商人帮。“共青团”商人帮指的是由青年团干部演变而来的商人阶层。在俄罗斯，这种独具特色的现象被称为“共青团经济”。
80年代末期，经济变革开始后，青年团干部们有了用武之地，纷纷“下海”，在商界大显身手。后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俄罗斯金融界、演艺界的“风云人物”。在苏共中央的支持下，青年团系统获得了“提取卢布现金”的特权。手续费一般为1%～5%不等，而“中心”所获的利润的18%～30%上交苏共中央。几年后，这些共青团干部成为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成为“新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据近几年的社会调查材料分析，原苏联时期的共青团干部在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比例为17%，在金融领域比例更高，不少人掌管着“私人财团”或“工业帝国”，被舆论称为“金融寡头”。
四、房地产买卖中的权钱交易。俄罗斯经济改革开始后，涌现出大批的商业性公司，他们急于寻找安身之处。政府办公机关积极响应，向各类商业机构包括外国公司出售和出租房产。在房地产租赁和买卖过程中，权钱交易普遍，以权谋私严重。现俄罗斯“媒介大王”古辛斯基就是以房地产起家的。
在俄罗斯房地产市场上，捷足先登者占据了优势。现在，莫斯科市的房价紧跟市场的潮流，可谓一路攀升。莫斯科房地产价格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直逼日本的东京、大阪。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深知房地产业是块“肥肉”，将建筑市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容许他人染指。
五、偷税漏税和减免关税。在俄罗斯，偷税漏税甚至成为一些企业生存或发展的惟一手段。据调查，俄罗斯70%企业家都有过偷漏税的经历。1997年初，俄罗斯检察院总检察长尤·斯库拉托夫在提交议会的一份报告中称，全俄260万法定纳税人中有1/3不向税务机关报表，不履行纳税义务。特别是一些特大型企业拖欠税款更加严重，1.4万家欠税大户所欠税款占拖欠总额的40%。
俄罗斯一些机构经常利用各种名义，疏通关系，寻求减免税赋。例如，与俄罗斯最高层领导关系密切的“体育基金会”，利用减免税的特权，大量进口酒类。仅此一项，两年中使国家预算少收入10万亿卢布。据俄罗斯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官方减免的税收总额达100万亿卢布，拖欠的税款为147万亿卢布，而国家的税收总额为200万亿卢布。也就是说，减免税额占税收总额的一半，拖欠税款则高达75%。争取减免税赋或各种优惠成了各利益集团游说的目的。
六、涉足证券市场，搭建集资“金字塔”。俄罗斯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为不法分子敛财提供了机会。1993～1994年，全俄先后发生2000多起金融欺诈案件，涉及到各阶层居民。如“MMM”等精心设计的“金字塔”曾显赫一时，其造成的恶果影响甚大。
七、“红色资本家”的演变。俄罗斯学者认为，早在苏联时期，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逐渐失落，经济管理干部从中得利。他们从幕后步入前台，操纵着一场不流血的隐形革命。原企业领导通过各种手段，或改头换面、更换招牌，或分身有术、另换旗号，将“管理权”逐步变为“所有权”，从而实现了一场“隐性革命”。
八、获取贷款，截留预算——银行资本开始积聚。几年的时间，俄罗斯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2000多家商业银行。不少新生银行或财团正是借国家得以壮大的。利用财政代理制度，商业银行截留预算拨款。农业部门、国防部以及全俄退休基金会都出现了预算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造成“三角债”盛行，拖欠工资严重，社会影响很大。
据权威的估计，不少俄罗斯银行90%以上的资金都是国家预算款项。这样，靠着国家资金的营养，一些银行的规模急剧膨胀。俄罗斯银行家已经顺利地跨越了“发家致富”阶段，完成了“原始积累”，走过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牌财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道路。
九、私有化——俄罗斯式的原始积累。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在私有化过程中，权钱勾结，私有化变成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大舞台”。新生的权贵、旧经济官僚、暴发户、境外资本和黑社会势力摩拳擦掌，纷纷上场争抢最大的“蛋糕”。一夜间，俄罗斯涌现出不少亿万富翁。石油部门几乎被私人财团分割完毕，有色金属行业被私人垄断，盈利的企业或一些大型战略性企业成为争抢的对象。
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呈送叶利钦总统一份报告，其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境内外犯罪集团的手中（注：参见〔俄〕《独立报》1997年1月17日；《消息报》1997年2月6日。）。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注：参见〔俄〕《论据与事实》周刊1996年第30期。）。舆论普遍认为，私有化成就了俄罗斯式的原始积累。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注：参见叶·盖达尔：《国家与变革》，莫斯科1995年版，第103页。）。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私有化的结果是，旧官僚、影子经济成分等才是真正的赢家。
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1998年，俄罗斯“亚博卢”集团领导人格·亚夫林斯基在美国《外交》杂志5月至6月号上发表长篇文章，题为《俄罗斯虚假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俄罗斯正在建设一种打着民主幌子的寡头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的模式，俄罗斯离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距遥远。它巩固了带有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而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联共产党垮台后，它只不过更改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新的执政精英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共产党，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而只是一群无比贪婪的人。暴富的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经济命脉，左右政局，介入总统竞选班子。
1998年7月31日，原苏共数届领导人的谋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阿尔巴托夫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从现实社会主义到史前资本主义》，称盖达尔之流按照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模式，将俄罗斯带入了狄更斯描写的那种冒险、犯罪和非人性的时代，回到了早期资本主义。
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混乱，甚至引起了一些西方纯正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反感。金融大亨索罗斯多次批评俄罗斯资本主义是“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他甚至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直面俄罗斯新生寡头，骂俄罗斯的私有化是“犯罪和盗窃”。1998年4月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俄罗斯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而组成的‘大杂烩’”。他称叶利钦是经选举产生的但却是独断专行的“沙皇”。
《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在8月21日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非但没有逐渐演变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反而创造了自己发明的一种奇怪和腐朽的新制度。文章举例说，在经济生活中，大部分企业已私有化，但是经营中却没有执行财会制度、债务或破产的法律。普遍存在不纳税、拒付工资和不偿还欠债的现象，而利润经常转移到国外。俄罗斯缺少鼓励投资或精心管理成本的措施。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俄罗斯年轻的资本主义领头人已显得信心不足。他们一方面害怕官僚垄断这个“庞然大物”，另一方面也在金融寡头这个迅速膨胀的“怪胎”面前束手无策。在助手的提示下，前政府副总理涅姆佐夫提出，俄罗斯应建设“人民资本主义”，并建议叶利钦总统以此作为国家口号加以采纳，结果无功而返。
俄罗斯向何处去？
俄罗斯本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世纪之交，突然间不知何去何从：既不能跻身西方社会，又不愿与亚洲国家为伍。过多的“主义”之间的选择，几乎使俄罗斯迷失方向。1996年，蝉联总统的叶利钦向全国发出号召：在全俄范围内寻找“民族思想”。看来，“主义”也好，“思想、道路”也罢，俄罗斯终究需要在“文明”、“道路”等争论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然而在俄罗斯的现实情况下，形成一种方向性、团结大多数力量的“俄罗斯主导思想”谈何容易！社会矛盾重重，各种派别严重对立，社会冲突时刻有激化的危险。正如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一样，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内部犬牙交错，极不协调，各权力部门相互牵制，地方分离倾向加剧。这些都影响着政局的稳定，制约着有效权威的形成。
98危机过后，人们注意到，俄罗斯舆论和社会情绪有些变化。惨痛的教训足以使人警醒。人们密切地关注以普里马科夫为首的政府能否有足够的政治意志和智慧，披荆斩棘，救俄罗斯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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