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社会党在选举上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哀叹或庆贺社会主义灭亡的风潮似乎仍未彻底平息。目前，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社会党已掌握了政权。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党仍代表一股决定性的选举力量。在中欧和东欧，前共产党已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或作为政府成员或作为反对派领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面对这些现实，那些自负地断言社会主义已死亡或即将死亡者，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他们的社会主义评说。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民主党不仅拒绝了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而且接受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限制国营部门，节省社会福利开支，以及认为通货膨胀比失业更具威胁的思想。他们断言，现代社会民主党已处于守势，已不太强调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甚至已较少使用这个词。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一直存在着，而作为共产党专制的变种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不仅如此，在西欧以民主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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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末的临近似乎有助于从更广阔的未来角度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分析。
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认为，观点趋同是组成结构松散的协会（以第二国际的命名著称于世）的所有社会党的共同特征：
（1）社会党认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就是不断趋同。 因为不间断的工业化决定了结构相同的阶级社会（分为少数资本占有者和广大无产者）。
（2）因而，社会党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 具体体现为（在等待资本主义灭亡中的）折中主义：1889年通过的第二国际政治纲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久之后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要求第二国际所有政党进行斗争，以达到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和解目标：（通过选票）争取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民主；建立生活保障（健康、教育、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节，实行8小时工作日。
社会党所采取的是完全一致的战略和策略原则立场：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并拥有同样的愿望——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建立在国际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和平主义含混概念基础上的共同的“对外政策”。
（3）这一假定的趋同并不是纯粹的思想意识上的趋同。 从世界角度而言，则确实存在着某种真正的趋同性，如帝国扩张、获取殖民地、相互依赖性扩大（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倾向），以及随着在俄国或意大利那样不太发达的国家中日趋表现明显的“赶上他人”的思想意识增强，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趋同。
这一趋同运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认为，20世纪的欧洲处于长期的内战阶段，这是欧洲历史上最悲惨、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而在此之前，即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社会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已出现分裂。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策略被抛弃。而实际上，社会党人只是在与其他党建立联盟（如在瑞典、魏玛共和国、法国、英国等）的前提下，才第一次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自此之后，尤其是1929年危机后，随着民族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发展，国际经济被肢解。与人们在19世纪末的设想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危机非但没有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还使其发生倒退（如在英国），或者说使其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1939年，欧洲主要国家为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所垄断。
20世纪下半叶（至少在欧洲），形势发生逆转。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取代长期的内战局面，历史上最长、最繁荣的发展阶段取代资本主义危机。在中欧和东欧，苏联共产党占统治地位。而在西欧（除了不容忽视的、实施专制统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在内战、准民主和军人政权中摇摆不定的希腊），（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奥地利）社会党和人民党两党联盟以及（法国）拒绝明确的资本主义立场的政党，则接受了趋向于折中道路的第二国际最初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战后之时，尚没有一个明确亲资本主义的左翼大党取得政权。甚至所有保守派都把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放在首位。
而在对外政策（涉及北约组织和欧洲一体化）或国有化方面，社会党之间并没有趋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加强同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即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与资本主义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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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前，完全有理由将欧洲左翼党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完全不同于其他两类，是由所谓的中欧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共产党组成。它们同西欧左翼一样，具有某些传统特征，如致力于社会平等，鄙视市场力量，认为国家比市场（尤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将会做得更好。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民主和个人自由方面）则非常明显，无须赘述。
第二类主要指“北欧”社会民主党，其中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树立了最为典型的榜样。如果把“北欧”的范围扩大（在有关政治问题上，我们不应对地理问题过于认真），那么也应把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和英国工党以及比利时社会党并入北欧模式。所有这些党，一般来说都通过与其他党结盟，在相对较发达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过政权。它们的任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管理和合理分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它们大多（特别是瑞典、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力量强大，以人民为基础，并有众多党员。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建立牢固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类主要指南欧社会党。我们把这一类又分为两小类。法国、意大利为一类，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为一类。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一直是最大的左翼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专制统治时期，共产党是重要的反对派力量。而当这一专制统治垮台后，社会党便成为最大的左翼党。
这些“南欧”社会党（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社会党）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自身现代化以及发展过去没有或很少的社会福利政策。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或（希腊）军人政权的“准民主”阶段后，它们掌握了政权，在巩固民主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它们是在70年代中期后、即“30年黄金时代”结束后上台的，未能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阶段的成果，因此不得不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地位。
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一直强于社会党），虽然法国一直处于欧洲最富裕国家的行列，意大利在1960年重新被归入这个行列，但现代化问题对于它们同样是个重要课题。
在这两个国家，只是在“共产党的反常现象”消失、也就是说只有当法国共产党（1981年）不再是最大的左翼党以及意大利共产党改变为社会党之后，社会党才得以掌权。
同任何分类学一样，这三类之间的区别、即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北欧“传统”社会主义与南欧“现代化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属于社会党内部重大差异。如希腊社会党较之西班牙社会党所受到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更大。瑞典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战后执政时间最长（从战后直至苏联共产党垮台，几乎连续45年，而英国工党执政仅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16年）。尽管社会党内部差别仍然存在，但应从欧洲范围左翼党空前趋同角度重新给以定位。
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把自己界定为社会民主党的后共产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后共产党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市场经济新理论，尽力对市场力量进行控制、保障就业和维护社会福利事业。在对外政策上，它们欲成为欧盟和北约组织中一员（但最终命运不尽相同）。它们的这些做法使它们（可以说不折不扣地）抛弃了它们的共产党的历史，接近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模式。在一些年里，在苏联体制垮台的推动下，这些（过去）坚定地倡导集中计划经济和实际上的一党原则的人们，接受了被列宁斥为叛徒和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继承者的历史立场。
在西欧，尤其自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进入欧洲政治行列后，把北欧社会党同南欧社会党分开的鸿沟概念已失去合理性。这一重要的趋同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大约70年代中期），右翼专制制度连同组织严密、能破坏稳定的极右政党相继垮台。在第二阶段，葡萄牙（70年代）、西班牙和希腊（80年代）社会党取得政权。80年代初，法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左翼政府，其执政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如50年代的摩勒和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社会党、激进党和人民共和党联合执政）仅维持不到半年时间，其间左翼最大的党（法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派。1944—1947年的民族团结政府（社会党、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党联合组阁）由中间派或右派控制。至于1936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共产党和激进党联盟）不到一年便宣告解散。
密特朗的重大功绩是将共产党置于政治上孤立地位，使社会党成为最大的左翼党。
在这一趋同过程中，意大利一直落在后面。克拉克西不是密特朗，他在最后的危机时刻不是勇敢地同急剧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的意大利共产党合作，而是宁可支持天主教民主党。这一意大利怪现象的结束决定了社会党的失败。社会党在失败后才有可能同其他左翼党派建立广泛而全面的联系，在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协商和协议，建立一个左翼政府。
同样地，以执政时间长和充分就业引为自豪的北欧社会民主党，也加入了这一欧洲趋同过程。它们已无法保证充分就业。直至1990年，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3 %失业率还仍被视为糟糕透顶和令人不能容忍。而在1996年底，瑞典的失业人数比例超过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它们（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已陷入停顿，捍卫已取得的成果已成为左翼关心的主要问题。
这无疑缩小了南北欧之间的差距。尽管差异依然存在，但冈萨雷斯执政时期的西班牙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当政时期的希腊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发展不容否认。
在“欧洲一体化”范围内，趋同性表现更为明显。80年代初，帕潘德里欧执政时期的希腊仍被视为欧洲边缘上的反帝国主义国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掺杂着强烈反对欧盟和北约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科斯达斯·西米迪斯领导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则开始完全接受这样的思想：脱离欧洲，希腊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欧盟已为欧洲左翼政治路线提供了最明显的范例。所有中欧和东欧后共产党都想加入这一联盟，认为它将给它们带来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在西欧，曾一度对加入欧盟表现迟疑的社会党，也改变了立场，申请加入这一联盟。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申请获准，挪威则未能如愿。长时间对欧盟持冷漠态度的政党（如英国工党），目前虽然还远说不上是狂热的“拥欧派”，但（至少在它们各自国家内）已重新调整他们在欧洲一体化主义者中的立场。
一些国家（其传统社会党的主要左翼竞争对手是共产党）的左翼内部竞争减弱，有利于欧洲趋同范围进一步扩大。左翼党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频繁，如（丹麦和挪威）社会民主党同社会主义人民党、（瑞典和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后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绿党经常进行合作。80年代初，英国工党明显向左转，主张加强国有化政策，并表现出中立主义、和平主义和强烈反对欧共体的立场。面对欧洲和全球范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它的重大战略路线开始改变。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中—左翼党（而在金诺克领导时期工党这一重新定位过程业已开始）。英国在很长时间内曾是欧洲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即其左翼党（从组织和形式上）一直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代表。现在已不是这样。布莱尔认为他的党已成为一个“亲实业家”的党。工党过去也曾是欧洲惟一的把实现财产集体化作为最终目的（至少在修辞上）的政党。现在也不是这样了。
苏联共产党垮台不到10年，东、西欧左翼便开始使用了一种从未使用过的团结语言和腔调。这与共产党建立至1989年苏联解体后这一阶段形成鲜明对照。而在1917年前，各左翼党之间的差别也已很明显。那时在英国，强大的工会运动分裂为改良主义的自由党和工党；在德国，力量强大、组织健全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真正的国中之国，等待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到来；在巴尔干大部分地区，一些由孤家寡人控制的尚未成型的组织，要竭力摆脱大量存在的农民协会形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残余势力对大部分劳动者阶级仍有很大影响。在法国，1905年才问世的社会党，当时只是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实则分为尖锐对立的两股力量，即（茹尔·盖得为代表的）激进工团主义和（让·饶勒斯所代表的）渐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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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洲的趋同倾向仅部分归因于苏联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实际上，柏林墙的倒塌并未给社会党造成直接影响，或者说否定它的政策。应该说，除了因显而易见的原因前共产党被撇在一旁，惟一真正感受到影响的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希腊也同样深感不安，但主要是由于地理原因而不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由于巴尔干半岛政治格局的改变，希腊不得不重新审查它的立场。因为它已不再是这一地区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土耳其的影响有可能向这一地区以及前苏联南部共和国扩大。
冷战的结束使欧洲政局变得复杂和多样化。不应低估它对欧洲趋同、特别是对东、西欧左翼趋同的影响。全球化是这一东、西欧左翼趋同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不容否认，资本主义全球化显然有助于左翼走出建立在社会保障和充分就业原则基础上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领域。
新的泛欧洲左翼已接受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强制力。这一强制力会达到什么程度无疑将成为今后争论的焦点。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社会党都对全球化概念详加阐述，以对它们在行动时不得不予以考虑的这种（全球化）强制力做出解释或为之辩护。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实现左翼内部的趋同，而且有助于实现左翼和右翼的趋同（而从更广泛的角度说，这一趋同不可避免地要以左翼确立的条件为基础）。实际上，这样的趋同在过去已出现过。如在50－60年代，左翼和右翼（民主立宪右翼，不是极右翼）都重视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
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90年代的形势也因此发生转变。左翼精神状态变得较为悲观。在东欧，后共产党被看成是反对（不可避免地使调节作用丧失的）市场力量和全球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堡垒。
但是，从根本上说，不管社会党成功与否，都将会陷入痛苦的两难境地：是否能够把国际共同体所要求的金融秩序调整好，同时保证社会福利，并进一步促进工业的新发展。
实现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左翼的最大愿望。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趋同标准所带来的困难，可能会给欧洲统一主义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使欧洲成员国左翼受到伤害。另外，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重新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种形势对右翼比左翼更有利。欧洲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都赞成一体化，它们似乎日渐对右翼民族主义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缺乏热情感到失望。这在意大利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国家，市场以其特有的方式（里拉与德国马克的比价升值，米兰交易所成交额达到最高点）接受了左翼的胜利。在希腊，西米迪斯受到银行家和雇主们谨慎的欢迎。在英国和西班牙，人们不再相信企业老板会自动联合起来反对左翼。在意大利，象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样，后共产党要极力保持稳定，右翼则摇摇不定。但是，要说这些是否标志着左翼同资本主义新的妥协，还为时尚早。
由此，可以说，左翼内部的趋同伴随着左翼同右翼的趋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感受到全球化经济的强制力，那么这一强制力必然会迫使两个不同政治营垒接受相同的政策。因为，失业人数增加将会造成国家财政的普遍危机。而扩大金融市场（不管对左翼还是对右翼来说都一样）将会减弱对外汇比价的控制。
最后，通讯系统不断扩大的同质性，特别是由于宣传媒体的作用也有利于趋同。在广播和电视的影响还不太大的时候，各个政党较多利用自己的组织和亚文化传递信息。甚至在竞选期间，相当重要的信息也是由党的领导人传达给党员，再由党员在其工作的地方进行宣传，使信息为公众所掌握。50年代，在公共场所或大厅举行的重大会议上，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能够直接同党员对话，并用严谨的措词向党员详细阐述党的立场。现在，大部分政治信息则是通过通讯系统传送。党的领导不再直接与党员见面，但要面对人数更多但并不太专心的听众。他们要同情景喜剧、电影、电视系列剧竞争。讲话应简明扼要。这样，政治家的讲话便具有了电视广告短片形式、即成为要人们接受政治产品的广告用语。由于用词几乎一样（如繁荣、无通货膨胀、低税收、优质的公共服务等等），因而他们的讲话听上去都差不多。由于重要领导人较容易进入媒体，因而公众的兴趣明显集中在他们的个人特点上。基于这一点，领导人能否当选经常取决于他在电视上的表现效果。这样当领导人需要即刻作出决定时，就不会再有时间民主地向党员进行征询。因为对于对手的政治声明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就使党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领导人手里。过去，大部分政治决议要由党的全体领导干部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现在则是由领导人（被认为实际上能够强迫他的党接受其选定的新的政治路线）通过电视宣布。如奥凯托有关改变党的名称的提案，以及布莱尔有关撤销党纲中第4条款的决定， 尽管通过正式渠道向党员进行了通报，但实际上是借助了媒体的效果。而党员对领导决定的异议，可能会使党的力量被削弱，并使党在今后的竞选中失败。
为此，人们开始为在电视上的形象表现问题所困扰。需要等待才能知道是否为此要付出代价，并且代价是否高了。目前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缓慢长久的欧洲向美国靠拢的过程。如果从长远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就能看出，在欧洲漫长的即畏惧又期盼的美国化过程（社会保障体系消减成对最贫困阶层的起码救济；财产分配不平等现象极大加剧；取消国家控制的企业；建立按市场需要分配资源的手段）中，欧洲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个小插曲。
同样，这一欧洲的趋同也表现为可以推动左翼党前进的思想体系瓦解。这样，欧洲左翼不能再单靠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理论工具摆脱目前困境。
因而马克思主义（如果作为论证性理论，非常有用，而作为决定现实政策的指南则不太适用）被抛弃了。
而更有意义的是，西欧社会党的真正驱动力——凯恩斯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却能对资本主义产生长时间的巨大影响）不再受宠了。
失去了行动指南的左翼党（或多或少公开地）采取了防御性战略。其基本思路是：承认市场力量可调节而不能消灭；调节通常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协调来完成；必须遏制公共支出的增长；维护而不是扩大社会保障；私有化不可避免，并且在消灭垄断的情况下是人们所期望的。追求平等的诱人目标，同时要考虑保护刺激与竞争的需要；国际金融组织的权力、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力量，只能由国际协议而不是个别国家单方面的政策来抗衡。欧洲政治趋同的其他标志则通过左翼对欧洲一体化普遍持有的积极立场——减弱与国家中央集权制之间的紧密联系，承认分权制的益处——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似乎在世界无人能敌，并准备“把所有民族都卷入世界市场网络”的时代，这样的防御性意图可能不会表现出它所应有的防御性。
[陈双苑译自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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