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美国公共新闻对记者身份的新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身份论文,记者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支持者普遍对20世纪末美国的民主状况不满或感到担忧，主张通过新闻媒介来改善和提升民主，但同时他们也对美国新闻界的状况也满怀忧虑，公共新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梅里特写道：新闻业的重要性已被侵蚀，它丧失了自己的目标，变成了一个平常的文字和视觉行业……如果要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如果要确保我们专业的前途，那么就有许多东西需要改变。[1]在梅里特所描绘的丧失目标的新闻业中，也存在许多迷失方向的记者。他们找不到追寻的目标，不知道应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于是就有了重新定位身份的需要。公共新闻运动不失时机地为困惑中的美国记者打造了一种新的身份，即“公共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罗森所提出的“公民身份”(civic identity)，[2]可是，这个新身份不但未获美国新闻界的广泛认同，反而招致了批评。
一、新身份及其引发的争议
要弄清什么是所谓的“公民身份”，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记者身份。在社会学语境中，身份一般是指使某事物成为某事物的一系列稳定的排他性因素。对于社会人而言，身份是一种区别于其他人的社会标识。对于一个专业而言，所谓身份就是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标识，那么记者身份大体也就是由记者专业的一系列的特殊业务活动、特殊专业理念、特殊社会角色体现出来的“特征混合体”。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记者寻找专业身份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创造自己独特的业务活动，即采访、速记等；二、形成专业理念，即客观、平衡等；三、厘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即“人民的斗士”、“看门狗”以及普利策所说的“船桥上的守望者”等。当然，这并不是三个分离的步骤，而是一个互渗、渐进的过程。
在公共新闻运动的支持者眼中，记者身份中最重要的是其社会角色，所以他们首先为记者打造了一个新的社会角色，继而按照新的社会角色的要求修改了专业理念、职责范围与业务方式。新闻记者在民主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梅里特指出，记者必须抛弃一些看似不容置疑的角色，如“看家狗”、“政府之外的人”等，应该通过成为公共生活的“公正的参与者”或“裁判”重塑新闻专业的重要性。”[3]所谓“公正的参与者”，就是参与到民主政治活动中去的记者，具体而言就是指组织公共新闻运动的核心活动——公众讨论会并对其做报道的记者，加上“公正”二字，旨在强调记者作为公众讨论会的组织者在做“裁判”时必须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抛开记者是否有权组织、引导公众讨论会，是否能够公正无私地做裁判等政治性问题不谈，这一角色定位给新闻界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首先，这扩大了记者的职责范围。“看家狗”的职责只是观察政治环境，揭露问题，并不参与政治活动，而“公正的参与者”不仅要报道新闻，还要担当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和“裁判”。其次，按此角色定位，客观、中立的新闻价值理念应被抛弃。按照一般性的客观性原则，记者只应报导而不应参与事件，因为不能“置身事外”观察，记者的头脑就容易受到事件的影响，报道也很难客观。而“公正的参与者”提倡的是参与式的新闻观，它要求记者不但参与还要组织公众活动并做报道。这样一来，报道的客观性似乎就难以保证。一位公共新闻的支持者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候选人与选举结果，我们不需要坚持客观性原则和中立原则……我们应该认识到记者是社群的一部分……不是与他们分离的冷静沉着的观察员。”[4]最后，这一角色定位还改变了具体的新闻业务方式。一般情况下，报道的话题由记者自己选择。在公共新闻运动中，作为讨论会的发起者，记者常常根据事先的民意调查确定讨论议题，大都是当地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会后记者再对讨论会以及与议题相关的问题做报道，这实际上就等于让民众直接设置了新闻议程。这样设置出来的新闻议程被称作“人民议程”。总而言之，所谓“公民身份”，就是要求记者以民主活动的“公正参与者”和裁判重新定位自己；不受客观、中立等传统新闻观念的约束，勇于站在市民的立场上表态；扩大自己的职责范围，不但报道新闻，还要组织参与民主活动；置身于市民之中，给予他们设置新闻议程的权利。
美国的新闻界对公共新闻支持者所塑造的记者的“新身份”看法很不一致。有的表示支持和肯定，但是大部分人却并不认同。一份较为全面的调查报告指出，公共新闻思想和公共新闻实践对美国新闻人的观念、信仰、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5]有记者写道：“传统新闻记者对公共新闻支持者提出的‘哲学问题’——记者的社会角色问题，以及记者的使命与目标等所有问题的回答是：做好新闻。”[6]对于让人民设置新闻议程的做法，《纽约客》一位编辑调侃道：“如果记者开始像服务员一样等候公众和民意调查专家的命令，那么结果将会是不好看的。”[7]最耐人寻味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记者大卫·布罗德。1990年，面对投票率低下，民众政治热情衰退的状况，他呼吁美国记者成为“行动者”，发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因此，罗森曾称他为“这个国家最值得尊敬的政治记者”。一段时间后，布罗德却坚持要与公共新闻的支持者“划清界限”。他表示，他头脑中的记者业务“非常老套”，具体而言就是走到街上敲别人的门，然后与人交谈，留意别人说了些什么。他承认他希望新闻界有所改进，但是同时也希望把记者做的事与市民领袖或政治家做的事区分开来。[8]显然，他对公共新闻运动——特别是组织公众参与讨论的做法并不赞成。
美国记者中有些人不接受这个“新身份”，首先是因为这一“新身份”与新闻专业主义发生了冲突。
二、新身份不被接受的原因
新闻专业主义可以说是在新闻专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与专业行为、规范相关的诸多观念的集合，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利他性的思想系统，如：“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9]从整体上看，以上观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新闻业为公众利益社会发展服务。然而，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学家的专业的研究，特别是“权力论”专业研究揭示，专业主义在本质上是利己性的。早期的西方社会学专业化研究，关注一个行业是怎样一步一个台阶地发展，通过某些特质如专门技能、培训体系、行业协会、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的积累，最终成为一个专业的过程。此类研究实际上是在强调：一个专业的兴起是符合社会的价值与需要的，专业化的过程把利他性元素综合了起来，以确保此专业形成后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权力论”则认为，专业化研究关注单个专业的组织形态以及它对于社会的意义，却忽视了专业活动的具体内容与不同专业之间的竞争，而且衡量性的特质太过抽象，培训时间多长、知识专门到什么程度，难有精确标准。“权力”论进一步指出：专业化在根本上是个政治与社会的过程，是一行业为取得其优势地位而进行权力角逐获得对工作的合法性控制状态即自主性(autonomy)的过程，是将稀少的资源如特殊知识与技术转换成社会与经济报酬的尝试，那些利他性元素，只是为取得特权而做的策略性宣称。[10]也就是说，新闻专业化的过程，就是记者、编辑为取得优势地位而与其他专业或团体进行权力角逐并获得自主性的过程，在这个角逐过程中产生的新闻专业主义自然也就是利己性的，它捍卫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治领域，抵御着外来势力的入侵，目的是为了给新闻从业人员谋取利益。
明确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利己性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美国记者不接受“公民身份”。
第一，公共新闻扩大了记者的职责范围，要求他们组织政治活动，这就把记者卷入了与布罗德所说的市民领袖政治家等专业的竞争中。显然，记者在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因为他们不具备与组织政治活动相应的技能和知识积累，是“非专业”的，可能受到专业人士的种种指责。这样一来，记者不但不太可能成功的取得这个领域的控制权，反而可能因为竞争失败而失去在专业化过程中已经获得的优势地位。
第二，客观、中立等观念不仅是使民众得到真实信息的保证，也是使记者免于批评的盾牌，所以鲜有新闻媒体敢于公开反对。公共新闻的支持者要求记者报道自己组织的民主活动，勇于表态，要求记者放弃追求中立、客观，这就敲碎了新闻专业抵挡外界批评的盾牌，所以招致新闻业界的反对。
第三，“人民议程”等活动伤害了新闻专业的自主性。新闻界人士之所以反对让人民设置议程，是因为对于新闻记者特别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新闻记者而言，用自己的慧眼发现问题并做报道，能够体现自己的专门技能并获得声望与利益，就如同医生做高难度的手术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们把设置议程看作是一种不能受他人干涉的权利。从“权力论”的角度审视《纽约客》编辑对“人民议程”的反应，我们也许可以说，新闻界眼中的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而是不受包括民众在内的一切“外力”控制的自由。一般而言，一个专业的专门知识越精深，受到“门外汉”指责的可能性就越小，专业的自主性也就越大。不可否认，与律师、医生等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自主性是比较小的。当这个小得可怜的自主性还受到“人民议程”的侵蚀，新闻界人士没有反应就显得奇怪了。
第四，无论是从名称还是从具体内涵来看，“公民身份”都体现出亲近普通民众的平民主义倾向，但是精英主义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核。为了保证在专业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专业内部也会设立竞争机制，以增强整个群体的竞争力。在内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人就是所谓的专业精英。成为精英的关键也许不只在于对本专业知识或技能的熟练掌握，而更在于运用这些技能和知识创造出的象征意义。比如说，一提到名记者，人们想到的不一定是他们所作报道的好坏，而是他的采访对象——一个记者的地位与他的采访对象与事件有关，名记者的采访对象大都是重要的公众人物和重大事件。所以，愿意开展公共新闻活动，接受平民主义色彩的“公民身份”的，大都是一些发行量偏低、影响力较小的地方报纸的记者。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的精英记者，大都对公共新闻不以为然。罗森本人也观察到了平民主义的公共新闻活动与以专业精英之间的冲突，他说：“在全国性媒体和那些常常抬起头等着指示的地区记者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我不认为精英新闻人对此十分理解。”[11]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利己性本质而把其益处一笔抹杀。与先前的专业化研究相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出发点的“权力论”只是更加合理的对专业化和专业主义的形成做出了解释，并未否定专业化与专业主义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比如说，行业规章制度与道德规范对于减少社会个体的失范行为以及社会的稳定无疑有积极作用。从美国新闻史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对于社会责任和服务公众意识的强调的确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从一方面来看，美国记者不接纳“公民身份”，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它可能危及新闻专业已取得的优势地位，从另一方面来看，是因为他们担心用大量的精力组织和参与公众讨论，就难以保证头脑的冷静，难以制作出好新闻，难以扮演好“看家狗”的角色，记者的身份就有可能“错位”。
三、结语
美国记者不接受这个新身份，还是因为它未获得社会的认同。要确立一种专业身份，除了需要获得同行业的认同之外，还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记者身份可以说是记者的主体意识，记者建构身份的过程实际上是就寻找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可惜的是，到2002年为止，开展过公共新闻活动的报纸还不到全美报纸的五分之一，而且大都是一些发行量偏低，影响力不太大的报纸，再加上公共新闻报道仅仅是媒体所有新闻报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大部分民众对这些活动仍是一无所知。当然，有一些读者对记者的新形象表示欢迎，然而民众最希望新闻界提供的，也许仍是公正、客观、及时的新闻，所以有民众这样问公共新闻的支持者：“你们从事的是改变社会的专业还是报道事实的专业？”[12]
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但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迷惘。记者也是一样，他们常常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惘。社会环境在不断变化，而且“与很多专业相比，新闻工作有其特性，使得新闻从业者有多重身份认同的交集。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专业人士，又是媒体组织的雇员；是专业群体的成员，还是公众人物。”[13]因此，这样那样的困惑会时有发生。无奈的是，公共新闻为“解惑”塑造出的新身份，却仅仅是一张用来自我欣赏的“自画像”——大部分美国记者没有接受这个“新身份”。它引发了对记者身份的一场辩论，美国新闻界与美国新闻学界都参与其中，这场辩论也许还未分出胜负，但却唤起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