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与清初史事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天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疫病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疫病防治手段落后的时代，在帝王专制政治的时代，并不是难以理解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一些疾病的致病原因往往被解释为“天意”而加之以各种迷信色彩；更因为一旦疫病降在某个决策的帝王头上使之丧生，便会导致政治天平的倾斜：如权位的空白和争夺；政策的改变和社会的动荡等。在清代，天花曾与三个皇帝的命运相关，其中有两个被夺去了生命，一个竟因此而取得了皇位。晚清19岁的同治帝死于天花，因其没有子嗣，乃由其母慈禧太后扶立光绪帝，继续一手独揽政权的史事尽人皆知。但人们对清代早期有关天花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却知之不多或知之不详。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发病者，伴随着高烧、惊悸、烦燥、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引起脓毒败血症而在数日内导致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所以在中国古代，这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一直是以没有特效药的疑难病症而使人感到恐惧。
其实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天花。两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葛洪在其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天花的症状。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宋真宗年间（998-1120年）已经发现以鼻吸感染皮肤的方法预防天花。到明朝，得天花已只是多发于儿童，绝大多数成年人一般都有一定的免疫能力①。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并不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治乱兴衰及政治的稳定。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的恐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时期留下的有关蒙古族和女真（满）族的史料中，这种记载却屡有发现。这种情况已引起了史学家们的注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费克光先生就曾因此对明代后期蒙古与明朝关系的改善原因发表看法。他认为：“庚戌之变”（1550年）前后数十年，蒙古入塞抢掠，因部众染天花致死者众多，最后不得不转而采取和平贸易的“互市”方式，这是“俺答封贡”实现的原因之一②。
一般说来，蒙古族和女真（满）族居住、生活的塞外和东北地区，气候较为寒冷干燥；加之其生活方式以游牧、狩猎为主，这不仅造成了人体自然免疫抵抗能力较强，且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广泛传染甚至造成多人的死亡，则多因部众南移，入居中原湿润温和地区的最初不适应和与汉人接触所致。
因此，正是在最初移居和适应时期，天花致病、致命的威胁和后果便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这些民族人民的恐惧，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影响了政治的稳定。
明末，女真（满）族迅速崛起于东北。自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七大恨”誓师反抗明朝后仅数年之间，其势力便布及整个辽东。女真（满）从一个山区狩猎采捕生活的民族一变而为辽东农业区的主宰。从当时留下的档案和文献看，女真（满）确实刚刚开始对农耕经济生活的适应过程，但却并未提及天花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可以肯定天花当时已被女真（满）人所了解。努尔哈赤死后的1627年初，继任汗位的皇太极发动对义州（今辽宁义县）的军事进攻，前线的将领要求皇太极增派蒙古军，建议“勿以未出痘者遣之，患痘症”。这是《满文老档》中有关天花的第一次记载。皇太极同意这个建议，并嘱咐诸将：“倘遇时行痘疾，可令我未出痘之诸贝勒及蒙古未出痘之贝勒还，如何？若无妨碍则行之，其均由尔等审度之。令未出痘之蒙古诸贝勒还时，其随从亦酌量遣回”③。从资料判断，当时后金受天花之害者已大有人在，对天花流行的担心和惧怕，已经影响了后金正常的军事活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女真（满）族进入辽东和皇太极对明朝的连年战争中，“未出痘”也被一些厌战者作为迥避出征的借口。皇太极死后，肃亲王豪格出于对多尔衮摄政的不满，对派令他领兵出战大发牢骚，扬言：“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致我於死乎？”④当然这些牢骚同样也被多尔衮用来作为制裁豪格的罪状。
当时，后金政府对天花的防治方法似乎一直仅限于隔离而没有较为有效的免疫和治疗手段。在1628年，辽东一带天花流行的范围较广，后金派往朝鲜的使臣甚至向朝鲜国王提出，朝鲜也流行痘疫，因此只能绕道而行，应该“移置痘疫者”⑤。1631年至1632年后金又一次大范围流行天花，时“国人多出痘”，不仅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且后金政府的一些正常活动也不得不停止。1631年初，皇太极大宴蒙古来朝的王公额驸并赠赐大量的物品后，听到出痘的消息，不敢出宫送行，只好取消这一仪式⑥。1632年底，皇太极的哥哥，时为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病逝，皇太极草草看视死者后，连葬礼、祭坟等活动都未参加⑦。除了对天花防范采取深居简出、减少集会活动的消极预防方式外，对一些年纪小的儿童和少年，后金还设置专门的被称为“避痘所”的“忌地”，加以人为的强行隔离。直到入关前，天花一直是令满族人头痛的、无可奈何的疑难可怕病症。
众所周知，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汉民族矛盾因满洲贵族统治者施行的酷杀、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的民族高压政策而急剧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了汉人的普遍顽强抵抗。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中，在北京等地实行的满汉强行隔离⑧和迁居也是诸项政策中较为严酷的一项。而这一政策出笼背后的重要原因，除了为避免满汉直接摩擦、冲突以及避免满族汉化等因素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满洲贵族惧怕天花传染所采取的隔离。而这一点却历来被史学界所忽略。
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为暂缓满汉民族矛盾，就曾在辽东实行满汉“分屯别居”，以使满汉互不相扰。入关之初，满、蒙八旗兵及家属几乎全部迁居至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满汉杂居共处。顺治五年（1648年）8月突然下令：北京城内，“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贸卖取价，各从其便。”并“定限来岁岁终搬”。按当时对此项政策的解释，是说京城满汉官民“争端日起，劫杀抢夺”，“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何日清宁。”“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⑨。这似乎又是“分屯别居”政策的再版。其实除了避免满汉纠纷，减少磨擦，减少满人对汉人直接欺凌侮辱的表面原因之外，这一措施与当时圈占汉人土地的政策相表里，其实质是剥夺汉人祖辈世代在北京内城的居住权，最大限度满足满族的特权和利益。同时当时满洲贵族统治者已在考虑以满汉隔离使避免满族汉化的政策在事实上得到贯彻。然而这一政策的最初动议和试行却都是以隔离以防天花为出发点的。
满族入关后，满、蒙旗人因水土不服，与汉人交相传染，患天花者与日俱增。顺治二年（1645年）“京城出痘者众”⑩。还在年初，为防止传染，清廷颁敕旨：“凡民间（指汉人——引者）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11)。当时被驱逐的汉人主要即集中在南城。天灾复加人祸景况惨不忍睹。巡视南城的汉御史赵开心在奏疏中冒胆向多尔衮指陈：患痘者遭逐已可惨可怜，“而有司奉行不善，有身方发热及生疥癣等疮，概行驱逐者。”这一事实既表现出了对防范的高度紧张，也明显表现出借机将隔离扩大化以满足驱汉民于城外的倾向。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其所著《北游录》中更指出：“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於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12)。这种实事求是、充满同情感的记载，已被赵开心所证实，他说：“贫苦小民，移出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13)。可见，这种驱逐汉民的惨状已非个别现象。赵开心在奏疏中建言：“请嗣后凡出痘之家，必痘疹已见，方令出城。有男女抛弃者，交该管官司，严加责治。其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处，庶不致有露宿流离之苦”。他的意见虽被批准同意，但是是否真的由“工部择定村落”，是否真的不再将“身方发热者也一并驱逐”，便不得而知了。这年年底，随着天花传染的加剧，驱逐汉人官民的做法更形扩大，终于导致了两年后汉人迁移南城政策的出台。谈迁所谓“东江米巷商某捐钱三十万助迁”，恐怕即指此事。据记载，当时多尔衮独掌大政，十余岁的顺治帝曾“避痘塞外”(14)。在京城，朝廷专门设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内城民人痘疹迁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15)。
其实，这场北京汉人的大灾难并未就此结束。虽然在当政的摄政王多尔衮死后（顺治七年，1650年），“其令稍弛”(16)，但到顺治十年（1653年），天花传染又再次流行，十月，顺治帝因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被李定国阵斩，尸体至京，“欲亲临其丧，诸王大臣以彼地出痘，力
乃止”(17)。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天，朝廷“仍逐疹如前”(18)。到年末，“中宫出疹，上避南海子（在永定门外，京城南二十里——引者注）。惜薪司日送炭以往。十二月，命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亡论男女大小，俱逐出”。当时，顺治帝尚在年轻，未经出痘，吓得东躲西藏。满洲大臣，“家有子女出痘者亦不入直”(19)。而汉人被逐城南后，仍不得安宁。社会因天花传染和严厉的隔离政策而处于经常的动荡状态。
尽管清统治者千方百计想尽办法防患天花，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2月5日），春节的节日气氛正浓，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终因染天花而崩逝于养心殿。这一突然事变，立即在民间引起种种谣言和猜疑，同时也确实给清初的政治带来重大影响。
如前述，得天花者发病迅速，可在数日内致人死命。正值春秋鼎盛的顺治帝死前五日（1月31日）还曾亲往悯忠寺（即今法源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仪式，回宫即卧病在床，天花迅速发作。初六日，顺治帝便已自知“患痘势将不起”(20)。“初七晚，释刑狱……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一般官民人等“始知上疾为出痘”(21)。半夜，“圣驾宾天”。正因如此，民间在惊疑之际，加上当时猎奇者和反抗清朝统治者们别有用心的猜测及杜撰，平时崇佛的顺治皇帝之死便被说成了“出家”，至今仍有人认为是一桩“疑案”。
天花虽无法改变清政权的性质，但它所导致的最高权力握有者的改变，它所突然造成的权力真空，将预示着：一、是否有合适的继承人选；二、统治集团的派系势力的突然升降沉浮或可能由此引发的改组和权力争夺；三、统治政策亦将随着新的权力持有者的登台而发生改变，及所有这一切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事实证明，就皇位继承人的选定上，虽然满族当时并未有一定制度保障，即无嫡庶长幼顺序，然而由于顺治帝青年而逝，他虽曾有8个儿子，其中4个早殇，剩下的也都年岁幼小。最大的是次子福全，时年仅9岁（生于1653年9月8日），三子玄烨时年8岁（生于1654年5月4日）。据史书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次诸子向父皇问安，顺治帝问及诸子志向，福全以“愿为贤王”对，而玄烨却说：“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22)”。透漏出小玄烨的机敏。尽管如此，顺治帝生前在指定继承人选上并没有一定的意向。在他临终时，甚至有选兄弟辈以传大位的打算，然而在何人继位的争执中，传位于皇子的意见占了上风。而选择何人，却又以皇太后、顺治帝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的主张为定，最后选立了玄烨为继承人。
孝庄皇后为什么选立玄烨，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除了小玄烨自小表现的优异品质和聪颖天资外，更重要的原因仍和天花有关。
如前文所述，顺治十一、十二年间，北京城内天花泛滥流行，吓得满族王公亲贵甚至皇帝四处躲藏。顺治十一年玄烨降生，正是天花肆虐的主要对象。为避痘，出生不久的玄烨便由一位姓孙的保姆（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带往皇宫西华门外稍北的一座府第，负责照看。据英和《思福堂笔记》卷二记：“西华门外福祐寺后殿供奉神牌，书‘圣祖仁皇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书圣制一首。地为龙潜旧邸，后（雍正元年，1723年——引者注）改为梵宇（即称福祐寺——引者注）。”《清圣祖仁皇帝制文集》中康熙六十年谕：“今王大臣等，为联御极60年，奏请庆贺得礼。钦惟世祖章皇帝，因联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联六十年来抱欠之处”。所谓“未得一日承欢”云，其实是，天花流行时，玄烨仍未能幸免，但染天花后，经照料，不久即痊愈回宫。顺治帝很少关顾这个小皇子，玄烨是由祖母博尔济齐氏带大的。因此他深得祖母的喜欢，也自小养成了对祖母的依恋之情。在顺治帝弥留之际，博尔济吉特氏坚持立小玄烨为继承人虽已在情理之内，而种种理由中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
可以肯定的是，年富力强的顺冶帝竟以天花突遭不幸，这对他本人以及整个统治集团来说都是震惊慌恐的。因此，当倍受顺治帝信任、并被其称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陈明自己的意见：应立已出过天花的玄烨为继，因他已有对天花的终身免疫力，可免再遭不幸时(23)，不仅深切皇太监的愿望，也得到了顺治帝的首肯。玄烨继立的结果终于确定。
顺治帝因天花的突然辞世，也终于使得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对顺治帝为政时种种不尽如其意的作法有了改弦更张的机会。诸如习汉俗，重用汉官超过满人（事实并非如此——作者注）；违背祖制，任用太监等便皆以顺治帝遗诏自责的方式而为玄烨即位后的政策定下了基调。
在玄烨即位后的康熙朝前期，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病仍对清朝的政治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对蒙古的政策上。出于将蒙古作为定鼎中原、统治汉人的一个重要同盟者及稳定北部边疆政策的考虑，清朝一直对蒙古王公贵族采取优遇拉拢、联姻亲善的安抚政策。其中蒙古王公的“年班”、“轮班”的进京“朝觐”和木兰“随围”制度都是重要内容之一。
一般说来，蒙古王公贵族对进京“朝觐”并无不满和反感，因为他们也希望得到“大皇帝”的承认和支持；另外，中原的制度和文化，京城的风物与繁华，尤其是大量的赏赐对他们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不过，对天花的恐惧却一直成为这种政治、经济与外交往来的一大障碍。在康熙朝前期，《清实录》中有关这种耽心的记载经常出现。为寻求一个较为妥善的办法，一直被康熙帝所重视。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王朝平定了南方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后，更把政治注意力转向北方。四月，康熙帝出喜峰口北上巡视，选中了长城外与蒙古相接近的今河北围场县，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这就既可以借围猎提高满蒙八旗兵的军事素质和骑射技能；又可利用这一活动，接近蒙古王公，使他们不再“以进塞为惧”，朝见皇帝，联络感情。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凡有可能，清朝皇帝每年都要到这一地区避暑，“秋狝”，并为此逐渐修建了口外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使之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防止和耽心传染天花就这样促进了清王朝有效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清初，在民族活动频繁的特定背景下，一种正在被认识和认识不清的传染病——天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影响了民族间的关系和交往；影响了统治阶级间的政治利益和统治政策，给本已充满魅力的历史事件增添了耐人寻味的不尽思索。
附：赘言
上文草成后，作者有幸在故宫午门外参观了“古今中国名人蜡像展览。”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一尊尊蜡像确实令人拍手叫绝。尤其是康熙皇帝的蜡像，威严端肃，真与故宫珍藏的画像一模一样，塑造得相当逼真、生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毕竟是功亏一篑，未能真实反映康熙皇帝的容貌，忽略了康熙皇帝曾患天花，脸上留有“痘痕”的事实。
不仅因为康熙皇帝是一伟大、杰出的君主，出于美化（而不是写真）君上和先皇的目的，清朝的画师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给康熙皇帝的画像在脸部画上麻点，只能大致反映康熙帝的容貌和形象。但是今天，作为企图重现历史人物真实相貌的艺术工作者，完全应该虑及到这一点，不仅单凭历史上留下的画像作根据，还应力求考证参阅历史文献，弄清和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患天花痊愈的人，一般说来都会在脸部留下痘痕（俗称麻点或麻子）。清代官方所修及私人篡述的文字中，凡涉及唐熙容貌的描述，都未明确提及康熙容貌的这一缺陷，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康熙朝，不少外国传教士曾服务于宫廷，日侍康熙帝左右。在他们写给本国的报告中、日记里，对康熙帝相貌描述相当详细、真实。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写到：
陛下，在向您呈献他（康熙皇帝）的肖像时，唯一使我担心的，是画家的笔可能歪曲他原来面貌。假如这些线条不是全部描绘得十分精细，但至少我敢保证，这幅画是非常真实。……康熙今年44岁，执政已经36年。他一身丝毫也没有与他占据王位不称之处。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白晋：《康熙帝传》196页《清史资料》第一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俄国政府供职的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奉沙皇彼得一世之命率使团出使中国，受到康熙皇帝热情友好的召见。他在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召见的全过程。对康熙帝的容貌也做了细致的描述：
博克达汗（即康熙帝—引者注）约50岁（其实只有39岁—引者注），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几乎没有胡子，脸上有麻点。
为了证实这一事实，整理伊台斯笔记的作者特地为此加了A.W.哈麦尔编《清朝显贵人物》中的描述：
康熙与其同时代人路易十四一样，脸上有麻子。选择康熙作为他死于天花的父亲顺治皇帝的继承人，部分原因是康熙已生过天花，故可望张寿。（见《俄国使团使华笔记》213页，商务版，1980年。）
其实描述过康熙帝这一相貌特征的传教士尚有几人，兹不多引。国内学者对此也有谈及，如郭松义在最近出版的《清朝皇帝传略·康熙帝玄烨》一书写道：
玄烨两岁时仍染上了天花。多亏孙氏的精心照料，逐渐康复，但他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颗稀疏的麻点。（《清朝皇帝传略》）105页，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
由此可见，正如历史资料的真实可靠性需要认真考证一样，历史上留下来的人物画像与照片不同，有时也需要参证时人客观的记载，才能基本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注释：
①郭振球：《中国医学百科全书》42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3年。
②参阅费克光：《天花是“庚戌之变”的起因吗？》，哈尔滨·第二次明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③《满文老档》下册，第810页
④《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39页。
⑤《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3409页。
⑥《满文老档》下册，第1092页。
⑦《满文老档》下册，第1353-1356页。
⑧《满文老档》下册，第1231页。
⑨《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0，第465页。
⑩《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1，第254页。
(11)《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4，第101页。
(12)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355页。
(13)《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4，第101页。
(14)《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3，第737页。
(15)俞正燮《癸已存稿》卷9，第250页。
(16)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355页。
(17)《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8，第13页。
(18)谈迁《北游录·纪闻下》第355页；413页。
(19)英和：《思福堂笔记》卷上，第23页。
(20)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
(21)张宸：《平圃杂记》卷2。
(22)《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4页。
(23)（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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