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刊的两个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报刊论文,基本特征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0)01-0069-06
晚清报刊是中国新闻传播史近代部分的主要讲述对象。近几年，笔者在编纂《清史·报刊表》的过程中，对晚清报刊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晚清报刊有两个具有全局性的基本特征：一是传统报刊与近代报刊并存，二是以报纸为主。这两个特征，在一些中国新闻传播史(包括新闻事业史)著述的近代部分中，曾被忽视或误读。
传统报刊与近代报刊并存
一些中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在讲述鸦片战争后的历史时，很少再提及邸报、报房《京报》、《辕门钞》等传统报刊，以致易被误解为鸦片战争后此类报刊已经被近代化的新型报刊所取代。但事实上，近代报刊出现后，传统报刊不但没有消亡，反倒曾有较大的发展，并借助近代报刊的转载，影响达到顶峰，在晚清大部分时间里，在北京和全国大部分地区，在传播国内时政信息方面，处于主流媒介的地位。
关于近代报刊出现后传统报刊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的证据，可谓相当充分。一是现存的传统报刊实物，大部分是晚清光绪、宣统年间的。二是有关清代传统报刊的史料，所记大半是晚请时期的情况。这些史料，很多论著均有引述，本文不再列举。
近代报刊是近代化的传播媒介，是传统报刊的必然替代发展模式。但鸦片战争后，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长达70余年，传统报刊也没有被替代。以《宫门钞》、谕旨、章奏为内容的传统报刊，源远流长，与皇权至上的政体已紧紧连在一起，只要封建王朝存，它就在。张勋复辟时，报房《京报》的重新出现就是明证。在晚清的历史情境中，在近代官报出现前，在传播朝廷、地方督抚施政信息方面，属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体系的传统报刊，长期处于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深烙着外来文化印记的近代报刊，不仅没有迅速取代传统报刊，反而以转载等方式，主动接纳传统报刊，成了两种异质报刊的组合物。《字林西报》等外文报纸，《香港中外新报》、《万国公报》等中文报纸，从创刊伊始就翻译、转载报房《京报》。晚清国内中文近代报刊在文字版之首刊载宫门抄、谕折、辕门抄等是通常的作法，连革命党人办的报纸也不例外。很多近代报刊设立“京报全录”专栏，有的还出版专门附刊或《京报》汇编本。这样，在近代报刊较为兴盛的沿海沿江城市，传统报刊虽然最先受到冲击，但表现方式却主要是被转载。
传统报刊是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驿传等制度内形成和长期运行的，自成体系。近代报刊出现后，传统报刊作为一种陈旧的惰性文化，颇为封闭、保守，在北京和内地大部分地区，依然故我，陈陈相接，长期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与近代报刊有什么互动，除了被转载以外，就是从光绪年间起，有的曾改为铅印，有的曾代印、代派近代报刊，直到光绪末年，才有个别报房兼办小型近代报刊。①在光绪末年以前，传统报刊在经营上反倒堪称兴旺。据方汉奇教授考证，在北京，挂了招牌，有名称可考并公开发行《京报》的报房，乾隆年间开业的有两家，同治年间开业的有4家，光绪年间开业的有15家。其中，仅1900年至1905年这一段时期，就有6家报房同时运营。据载，河南省塘报局“1907年又移至行宫角东路南。当时开封任提塘的是满族人塞拉灰，因销售京报颇有积蓄，于行宫角东大建宅院，塘报局也就改设那里。”②以上情况表明，在距清政权崩溃只差几年的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北京和一些省会的传统报业尚未明显衰落。即使在清政权垮台后，一些报房仍以代派书报等方式继续生存。广州光复后，新创刊的《光华报》的“代理”处中就有“老城内仙湖街高记报房”。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传统报刊的中心。八国联军入侵前，外国传教士在京断续创办的几种期刊，态度谨慎，内容偏重科学文化知识，不大涉及中国时政，期发数百、千把份且寿命不长。1895年康有为等创办的《万国公报》，由报房代印、代送，样式与报房《京报》相同，但内容与《京报》有别，令京城士人“骇之”，和《中外纪闻》一起，只存在了5个多月。继之而出的《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状亦如《京报》，看来也是由报房代印、代发的，虽然刊载谕折，开始分割传统报刊的领地，但只出到八国联军入侵前。③此前，北京没有一家专业经营的近代报刊，故梁启超说：“以京都首善之区，而八国联军割据以前，曾无一报馆”。④传统报房不声不响地长期占据着北京的报业市场。八国联军占领期间，日本人办的《北京公报》，报房拒绝代送，订户甚少，不久即停。1900年以后，有日本外务省背景的《顺天时报》、发行曾过万份的白话报纸《京话日报》等强势、新型媒体的涌现，改变了京城报界传统报刊长期独占的格局，这些新式报纸也刊载宫门抄、谕旨等，对传统报刊构成了严重挑战，其中对传统报刊冲击最直接的是此间出版的一批新式官报。
在清廷的所谓“新政”下，从1902年起，《湖南官报》、《北洋官报》、《政治官报》、《内阁官报》等一批中央和地方政府官报相继出版。它们以刊载《宫门钞》、谕旨、章奏、《辕门钞》和公牍等为主，又加之正式的官方身份，对传统报刊造成了直接冲击，特别是对由各省驻京提塘向地方传发的邸报，及与地方近代官报同城的《辕门抄》，是取代性的。但现存光绪末年、宣统年间的报房《京报》数量很多表明，近代官报对报房《京报》等民营传统报刊，取代作用有限。新式官报主要以摊派的方式派发到各级官府。报房《京报》等系小本经营，面向个人传统订户，内容集中且传发快捷，价格低廉，送报上门，这些特点使其仍能保住部分固有市场。近代报刊兴起后，传统报刊已成为近代报刊发展的障碍，尽管《申报》在创刊之初就撰文阐述两种报刊的不同，但国人多未刻意加以区分，反而对传统报刊的悠久历史时感自豪。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将《宫门钞》、《京报》列在首位，并注明仍“存”。汪康年在1898年创办《时务日报》时，仍似是而非地说“日报之制，仿于中国之邸抄，而后盛行于泰西。”⑤
晚清，传统报刊凭着封建专制政体的延续和历史的惰性，并没有消亡，因内容一成不变，简陋陈旧，经办者社会地位低下，习以为常，在当时已被花样繁多的近代报刊所遮盖，在后世又多被归入古代报纸之列，较少述及，倒是晚清来华外人作为新奇闻见有所记述。但传统报刊在晚清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一众官员、士大夫获知中央和地方政情的重要渠道，连“故大学士陈宏谋、曾国藩等，均以点读邸钞为课程。”⑥传统报刊所受到的取代性冲击主要在清末最后几年。在传统与现代、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中与外、官与民等多元博弈的格局中，传统报刊与中外文近代报刊的冲突、融合与并存，是世界近代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是晚清报刊的一大特征，对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是一个至今仍看得见、摸得着的例证。传统报刊仍存和近代报纸首载谕折现象，是晚清报刊中明显的封建性表现，联系到后来报纸上的“大总统令”直至“语录”，对中国报刊中的封建余绪，中国新闻传播史不能小觑甚至无视。
以报纸为主
除了传统报刊与近代报刊并存，晚清，在近代报刊方面，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以报纸为主。
近代定期报纸、特别是日报的产生，是世界新闻传播媒介的划时代发展。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近代(现代)新闻传播史，⑦在新闻媒介方面，主要讲的是报纸，惟独中国特殊，不少中国新闻传播史著述近代部分讲了许多期刊，并伴随此种现象，出现了一种说法，即报刊不分。较有代表性的是《近代中国报史初篇》，该文以“报纸杂志没有区别”为题，专设一节，论述中国在19世纪乃至1904年日俄战争时，周刊、月刊都报导新闻，报刊不分。⑧有些著述比之前进了一步，即认为近代报刊在传入中国后，起初报刊不分，到20世纪初才有所界分，如《上海新闻史》就认为晚清近代报刊从1900年起才“报与刊畛域渐分”。⑨通观晚清的近代报刊，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报刊并不是土生土长而是从西方传入、移植的，是近代新闻传播业全球化的结果。在近代报刊方面，中国是后发者，出现近代报刊的时间不仅晚于欧洲国家，也晚于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在亚洲，晚于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等，⑩从一开始起，近代报刊在中国所缺乏的就不是基本模式而是较快发展的条件。在近代报刊移植进中国的19世纪上半叶，近代报纸和期刊在西方已经历了200年左右的发展，从形式到体裁都已较为成熟，以日报为主早已是欧美新闻业的常态，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独立报纸、大众报纸在欧美长足发展，已成为新闻媒介的主流，期刊的影响与地位已越来越退居到日报之后。而中国第一批近代报刊，无论外文还是中文，都是欧美人士直接创办的。此种情境，决定了中国近代报刊的起点和基本形态。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报刊是外文报刊，这些外文报刊从一开始起就有报有刊并以散页报纸为主，只是限于出版地的外人数目、贸易、交通等条件，其中的报纸起初多是比同期欧美日报简陋、单薄的周报，但从19世纪50年代起，在船期等因素的推动下，日报渐多。这些外文报纸是中国近代报刊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其读者主要是外人，但它们是后起的中文近代报刊的主要译载对象，(11)对中文报刊始终有着示范作用等直接的影响。
在中文近代报刊方面，虽然最初曾遇到缺乏中文铅活字等困难，但从诞生伊始仍保持了近代报刊的基本模式。最先出现的中文期刊是雕版印刷的，但1853年就改为了铅印。报纸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出现，是英文日报馆附出的，并在种数上旋即超过了期刊。世界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月一册，内容以传教为主，基本没有新闻，中国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是册状月刊，以文章为主，只有少量介绍各国概况的所谓“新闻”，两者的期刊特征都很明确。香港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遐迩贯珍》(册状月刊)与第一份中文近代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单张周3刊)，上海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期刊《六合丛谈》(册状月刊)与第一份中文近代报纸《上海新报》(单张周刊)，无论刊期、版式和内容，都有明显的区别。在欧美报刊和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的榜样作用下，中文近代报刊在初始阶段就奠定了有报有刊、以报纸为主的基本业态。
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此时，独立报纸、大众报纸在英美等国的发展如日中天，《泰晤士报》正处于黄金时代，影响及于世界。此等盛况，带给中国报人的是震撼和仰慕，王韬、郑观应、陈炽等呼吁仿照西方创办新报的文章，题目就是《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日报》、《报馆》等，最推崇的是“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的《泰晤士报》和“一日至颁发十万张”的“美国日报”，(12)在当时还没有泛指报纸期刊和专指期刊的中文词汇的情况下，他们把所有的近代报刊都称为“日报”、“新报”、“报馆”、“新闻纸”。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报刊不分，不知道新式报刊中有诸多种类。郑观应在《日报》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泰西各国……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13)
出于对日报的推重，国人自办的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就多为日报。而对于期刊，中国的早期报人也有基本的感性认识。王韬早在1857年就参与过《六合丛谈》月刊的编撰工作。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中文报馆在出版散页日报的同时，就开始附出册状旬刊、月刊等期刊。如申报馆就出有《四溟琐记》、《寰宇琐纪》等文学月刊和《点石斋画报》旬刊。1897年，严复等人在创办《国闻报》(日刊)的同时，还办了《国闻汇编》旬刊。对此，严复特地作了解释，说：“咸同(1851年至1874年)以来”国内一些地方陆续“设立报馆”，“自上年”(1896年)起，又新出了《官书局汇报》、《时务报》、《知新报》等报，以及“讲专门之业”的《农学》、《算学报》等报，“凡此诸报，其撰述事例可略分为二类：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可分为两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者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本馆编报之冽，大要亦有二：凡寻常之事，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义取观览明晓者，皆登之每日续印之报。至重要之事，亦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苟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14)上文不仅解释了同时出版日刊与旬刊的用意，还概述了此前国内日报、旬刊在内容、读者方面的特点。由于晚清的第一份旬刊是1884年问世的以社会新闻画为主的《点石斋画报》，其读者不会以“士大夫读书之人者为多”，再加上从1884年到1895年全国总共只出过4份旬刊，而从1896年8月《时务报》(晚清第5份旬刊)起，出现了一个旬刊热，到《国闻报》创刊前的1897年10月，14个月里就出现了6份，故上文所说的“旬报”当不是“咸同以来”而是“自上年”以来的。该文提到的报刊中，《农学》、《算学报》的读者倒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者为多”，但分别是半月刊、月刊，故上文所说的“旬报”当不是严格地限于旬刊，而是包括旬刊以上的期刊。上文表明，1897年时，对日报和以旬刊为代表的期刊的各自特点，国人已有所认识。
当然，国人在报与刊之间，只要财力等条件允许，更倾向于办日报。湖南维新人士在《湘学新报》旬刊之后，又办了《湘报》日刊。参与创办的谭嗣同对此的解释是：《湘学新报》以“新”自诩，然十日一出，“谓之新可也，谓之日新不可也。于是同志诸友，复创为《湘报》。日一出之，其于日新之义庶有合也。”(15)高度强调了日报比期刊时效性强的特点。1898年，《时务报》在颇受欢迎的情况下，为“仿欧洲各报之例”，(16)也另办了《时务日报》。
晚清，尽管不少中文旬刊、半月刊、月刊等也刊载新闻，但新闻多是译编、汇编，有的本就是文摘性期刊，有的新闻只占全刊的较少篇幅或侧重某一方面，如教会新闻、外国新闻或科技新闻等，不能只根据期刊也刊载新闻，就说晚清“报纸期刊没有区别”。提出此说的《近代中国报史初编》共举了《中西闻见录》月刊和日俄战争时的《万国公报》两个实例。其实，《中西闻见录》虽载有新闻，但却偏重科技新闻，且只占很少篇幅，位于最后，全刊绝大部分内容是科技知识文章，是一份地道的科普期刊。《万国公报》初为新闻周刊，但从1877年第451卷起，开始在卷首刊载传教、时政、知识等文章，1889年改成月刊后，时论、知识等文章大为增加，新闻退居次要地位，到日俄战争时，原新闻栏目也改叫“中国杂志”、“各国杂志”了。在名称上，在1900年以前，中文没有与英文“Magazine”一词相对应的词汇，无论报纸还是期刊，受邸报等传统报刊的影响，名称多含一个“报”字。《上海新闻史》根据“丛报”、“世界”、“杂志”等词在中文期刊名称中的被使用，认为报与刊从1900年起才开始界分，并认为“‘杂志’两字是从日本输入的”。(17)但中文近代期刊此前早已存在，“杂志”一词早在1862年就已被上海的中文月刊《中外杂志》用于刊名，(18)中文期刊不是因为“丛报”、“世界”、“杂志”等词被用于刊名或从日本传入才产生，才与报纸分野的。
晚清国内中文近代报刊，在刊期上有日刊(含周6刊及早、午、晚刊，共约696种)、2日刊(约24种)、周3刊(约9种)、3日刊(约11种)、周2刊(约8种)、5日刊(约33种)、周刊(约99种)、旬刊(约141种)、半月刊(约102种)、月刊(约302种)、双月刊(约11种)、季刊(约9种)、半年刊(约4种)、年刊(约13种)、不定期刊(约22种)，以及因缺乏记载而刊期不详者约390余种。(19)其中，在报刊名称中，含“日报”字样的209种，还有很多含“时”、“晨”、“早”、“午”、“晚”、“夜”、“双日”、“半星期”、“五日”、“七日”、“星期”、“周”等字样；自称“杂志”的81种，还有许多含“旬”、“十日”、“半月”、“朔望”、“月”、“季”、“年”、“学报”、“丛报”、“世界”、“汇编”、“萃”等字样。这表明，晚清国内中文近代报刊是各有定位、有所界分的。从刊期、版式、内容等方面综合地看，从日刊到周刊属报纸，旬刊及以上者属期刊，但这是大体上的，不是绝对的，也有部分例外，例如某些5日刊、周刊等。(20)
进入20世纪后，国人对报纸与期刊的认识有所加深。这方面确实有日本的影响，梁启超1901年12月辑录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将报刊分成“日报”、“丛报”两类，并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中，对“丛报”概念有所解释：“丛报者指旬报、月刊、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21)《时务汇报》1902年5月末刊载的《新旧各报存目表》，将报刊分成“册报”、“日报”两类。尽管这两种分法都不够科学，但说明国内报刊界对近代报纸与期刊的区别，已开始进行总体性的归纳与概括。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年1月)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报律》虽然没有从法律上对报纸与期刊直截了当地加以界定，但其关于交纳办报押金的“第四条”规定：“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五百元；每月发行三回以下者，银二百五十元。”(22)第一次从法律上承认了报刊界对报纸与期刊的划分标准，对周刊及以下短周期刊物，采取了加倍防范的态度。
晚清，在报纸与期刊两者中，行业内更看重报纸。1910年成立的中国报界俱进会，43个会员单位中，绝大多数是日报社，日报是报业的主体是业界和社会的共识，而期刊往往和书局，即出版界相关联。在一个近现代社会，在纸媒中，报纸是传播广告等商品信息及新闻的主力，一般来说，影响力大于期刊，但开办、维持费用和投入的人力也比期刊高，故笔者以前曾以为，在晚清中文近代报刊的构成中，期刊的种数会超过报纸。但令笔者意外的是，经统计，晚清中文近代报纸在全部中文报刊中所占的比重相当高，仅日刊、周6刊、两日刊、周3刊、3日刊、周2刊就共约748种，在全部已知刊期的国内中文近代报刊中占50％多，如果再加上那些属于报纸的5日刊和周刊，所占比重更大。故仅凭晚清国内中文近代报纸的总家数，就能量化地证实报纸的主体地位。当然，报纸在纸媒中的主体地位，并不取决于家数上的多寡，而是要看总发行量。尽管晚清大多数报刊都没有留下发行总数的统计数字，但仅以1897年的《申报》一家为例，其一年的总发行数估算当远超过同年的国内全部期刊。
中国新闻传播史著述近代部分所以对期刊讲述过多，除与报刊不分说有关外，主要还是源于一些客观原因。
首先是报纸发展慢，规模小，主体地位不很突出。多元化的社会虽然造成了晚清报刊的多样化，但一个贫穷的国度不可能有发达的近代报业，政治、思想因素虽然对报业的发展有显著的压制或促进作用，但报业所能达到的规模归根结底还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晚清报纸的家数虽然不少，百年中还出现过三次办报高潮，但终清之世，偌大的中国也未出现一家发行超过20000份的日报。在晚清的经济状况下，办出一份能与《泰晤士报》、哪怕是与日本的一份知名日报相比肩的报纸，始终只是王韬、梁启超等两代报人的梦想。(23)况且，晚清中文报纸的内容多较为单薄，和期刊相比，除了广告等经济信息及本埠新闻、国内新闻外，在报道外国新闻和传播新知、提供娱乐等方面，优势并不明显甚或居于下风；在思想和政见方面，报纸、特别是商业性日报往往较为谨慎、偏于保守，其中还不乏格调不高的文娱小报；在版式方面也迟迟没有完全近代化。
二是晚清有些中文期刊、特别是一些时政期刊，或思想新颖，或主张激进，在某一时段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些时政期刊也应适当载入新闻传播史，但由于期刊的分众性和长周期性，它们长于政论，短于新闻，总体上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晚清新闻传播领域以报纸为主的格局。可是，因期刊易于异地和跨时段流传，易于收藏，受众又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故保存下来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相对较多，易为后世治史者所偏重。例如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开山之作的《中国报学史》，作者就有被所见所藏的期刊所绑架之嫌，(24)给了期刊与其实际历史角色并不相符的过多笔墨。该书在讲述近代报刊在中国的肇始时，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占有资料并不完全的情况下，认为“我国现代报纸……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25)因此，不是先讲率先产生的外文报纸，而是首先从“中文杂志”讲起，逐一讲述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30余种外人主办的中文期刊，其中居前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还是外国人在外国创办的，只是近代报刊传入中国的背景，本不是中国的期刊，但该书仅对《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记述，包括插图，就多达5页。(26)在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方面，该书在正确指出“日报之先导”，首先介绍了《昭文新报》等报纸后，又以“杂志之勃兴”为一节，讲述了从《时务报》、《清议报》直到宣统二年的《保国粹旬报》等诸多期刊，并在专设的“鼓吹革命之健者”和“留学界之出版物”两节中，讲了包括《民报》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浙江潮》等一批留学生期刊。该书基于作者身为资深报人的素养，对晚清的报纸与期刊有明确的界分，但在讲述中采用的一报纸、二杂志，近乎平分秋色的二元形式，以及所讲的具体内容，多被后来的新闻史著述所袭用，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近代部分过多讲述期刊的始作俑者。
三是受政治和话语环境的影响。晚清时，教会系统留下了大量有关教会期刊的记载。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关清末革命期刊的资料曾被系统整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很长时间里，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和宣传工具的观点居统治地位，左右着人们对报刊史的认识和报刊史教科书的讲述重点，以报纸为主的商业性报刊往往成为批判对象，记述甚为简略，以期刊居多的进步和革命报刊则备受青睐，意义和影响常被放大。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都是新闻史对期刊记述过多的重要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反对从政治和思想的角度对历史上的新闻媒介进行认识和评价，而是反对片面性和简单化，反对因主次不分而导致的对历史的扭曲，在当前的良好研究氛围中，继续过多地讲述期刊，照旧沿用通史的叙事框架与话语，反映的是思想的保守、平庸与贫乏，中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的思想性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但深化必须从尊重历史事实、明确研究对象开始。
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是从报刊史起步的。从清代、民国到当代，以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为代表，众多学者为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现今国内新闻院校使用的新闻史教科书，不再是“报刊史”、“新闻事业史”而是“新闻传播史”了。新闻传播史与报刊史既相联系又不相同，近年来的一些中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已虑及于此，进行了一些改进，但仍没有基本去除以往报刊史、通史和宣传本位语境遗留或造成的不科学成分。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与研究者，包括学习者，对现有的教材还不甚满意，正孜孜于使中国新闻传播史达致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的层次。怎样致力，从何入手？笔者认为，近代(亦应包括现代)新闻传播史把报纸作为所述媒介的主体，重新构建新的叙事框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此，将以报纸为依托，主要讲述新闻的传播历史，包括新闻业务、办报思想与报业经营管理等的发展史，便于全面讲述报人群体的成长而不是只突出少数政论家，有助于减少与通史、文化史、宣传史的重复，便于与其他国家的近代报业相比较，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的历史进程与特征，有助于既讲发展，也直面落后，并对导致发展与落后的原因进行分析或反省，中国新闻传播史教科书的科学性、思想性和专业性庶几可大为加强。
注释：
①北京的聚兴报房1907年创办了《京话时报》。
②《河南新闻事业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3页。
③《中国报学史》谓：《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殆戊戌政变，斯报遂被裁撤”。(《中国报学史》44页，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但笔者发现，湖北等地的报刊光绪二十六年(1900)还在连续转载《官书局汇报》。《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约停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
④《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40页。
⑤汪康年《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4月，第271页。
⑥见1903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奏折，转引自《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第49页。
⑦英文“modern”一词，既可译成近代，亦可译成“现代”。本文依照中国史学界的习惯，仍沿用“近代”。
⑧《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2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12月。
⑨《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68页。
⑩与1807年澳门出现近代报刊相比。
(11)“《上海闲话》云：‘上海报纸……尤得有一大助力，则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故十数年前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第99页。
(12)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6页。
(13)郑观应《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345页。
(14)严复《国闻报缘起》，《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98、100页。
(15)谭嗣同《湘报后叙》(上)，《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418页。
(16)《时务报》1898年3月3日第53册《告白》。
(17)《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71页。
(18)《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国难后第1版)72页有对《中外杂志》的介绍，并附有“同治壬戌六月”《中外杂志》第一号的封面照。这表明，“杂志”用之于期刊名，源于中国，是否影响到日本，未见记载。但“杂志”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不排除日本在近代将之用于期刊，使之约定俗成为期刊的代名，并从1900年起再传入中国。
(19)本文中关于报刊的数字，凡未另外注明者，均据《报刊表》。随着《报刊表》编纂工作的继续，将有少许变动。
(20)有的周刊是报纸，有的周刊是期刊，此种情况，至今依然。
(21)《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39、41页。
(22)《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年10月，第320页。
(23)从19世纪70年代国人自办近代报刊起，到1911年，约两代人。
(24)“绑架”只是比喻。如果是报刊史，较多记述期刊亦属在理，但应说明主次。然“报学”之意已超出报刊。
(25)《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第115页。既曰“我国现代报纸”，就不能把外文报纸排除在外。
(26)页数据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国难后第1版。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混同于中国报刊，据笔者所知，源于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等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著述，国人中较早被误导者是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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