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中国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1943年出版的、当年影响极大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有如下定论：蒋介石推出这部书的动机，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目的是想挑起新内战。①
在审视这一结论的推导过程中，笔者发现结论背后的许多历史因素被简单化了，多数研究成果沿袭以往“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话语，未能深入讨论处于中外政治风云中的蒋介石的思想、心路变化因素，以及与此纠葛不清、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之纷争等多方面的情势。因此，关于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的问题，值得重新探讨。
本文主要通过参与《中国之命运》初稿撰写、并负责校订出版的陶希圣档案记录、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的中共党史文献等，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在历史细节上下功夫，尽可能客观地解读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中国之命运》被视为“反共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为何说它是“反共宣战书”？三、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争论背后，国共两党领袖交锋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一、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
关于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大陆学者几乎众口一词：是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何以出现这个定论？笔者放下一节解答，我们先来分析蒋介石本人的写书宗旨，再来推导蒋介石撰著的真实动机所在。
首先看当事人、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是怎么讲的：
自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②
为此，陶希圣还特意作了解释，他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出于蒋介石的两段训词，第一段是194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国庆节。史家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这一场面，他说：“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群众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③就在这次庆祝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蒋介石声明：
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④
另一段训词是在次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正式签字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⑤
陶希圣强调说：“《中国之命运》的宗旨，就是上述两段训词。”⑥两段训词都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关。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陶的陈述难免有党派倾向，但他说出了写这本书的历史背景。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遂和中国结成地缘战略伙伴，从以前互不相干转为心腹盟友。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中国开始迈向“世界四强”，美英允诺战后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但蒋介石坚持战后废约与中国现有国际地位不相符，美、英应当在战时就放弃在华特权。
从当时蒋介石一连串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废约愿望之迫切和强烈：
1942年3月，蒋介石不满外交部向盟国提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的言论。同月，蒋借助中国战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及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国内新闻舆论界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4月23日，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文章毫不客气地谴责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却继续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宋美龄要求那些以抗战名义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班门”滚回英国。文章措辞尖锐，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社会形成一股同情中国的舆论潮流，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从4月起，华盛顿和伦敦为放弃对华特权一事频频商议。8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英国外交部，现在是采取确切步骤的最好时机。
9月2日，蒋介石为促成和华盛顿速订新约之事，派魏道明替换胡适接任驻美大使。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蒋介石亲自草拟交涉要点，要求美方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⑦5日，蒋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美方表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意向，敦促美国政府“做一件能够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带头声明放弃“对华条约中包含的不平等条约”。同一天，蒋授意陈布雷以新闻稿的方式表明中国政府敦促美国率先表明废约态度。⑧7日，宋子文复电：“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蒋介石不同意，迭电相催：“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立即与之开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
使蒋介石深感意外的是，没等宋子文开口，美国政府于9日正式通知宋子文：“美国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美国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完成上述目的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美国同时通知英国外交部。就在同一天，美英两国正式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⑨并于10月10日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之际公开宣布这一决定。接着，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相继表示了同样态度。⑩
检阅以上的国际外交变故，我们才能体会蒋介石当天在日记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11)蒋介石立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近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12)
蒋介石激动地表示他为美国“此一壮举所感动，实无适当言词足以表达与欣慰之感情”。行文至此，笔者也就理解黄仁宇所说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13)就在这一天，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31年国庆节遥致祝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找来陶希圣商议撰写一部书，目的“是要教导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的国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与世界各国国民平等相处”。(14)
以上主要是陶希圣的叙述。蒋介石本人也记载有他写此书之目的，就在蒋与陶商量撰写《中国之命运》一周后的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定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国家之国民也。(15)
从中看出，藉着“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是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特权。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被废除了。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16)
对于中国人来说，取消西方列强近百年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其意义之重要，从当时《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可见一斑：
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6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17)
综上所述，在时间上，陶希圣叙述的蒋介石两段训词都与《中国之命运》一书出台密切相关，蒋介石发表第一段训词后的同一天，即找陶希圣商谈撰书一事。发表第二段训词时，正是蒋介石反复修订书稿之时。正由于如此，蒋介石在撰写《中国之命运》时，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也占据颇多篇幅。
当时书稿在党内高层征求意见时，被批评最多的也是关涉不平等条约的内容，认为此时仍批评友邦，有损心腹盟友关系。但面对诸多批评，蒋介石不为所动。陶希圣说：
委员长认为中国百年国家积弱之势与国民从自大转为自卑的心理，都是导源于列强的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尤其是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目的。现在不平等条约由于革命抗战之坚贞奋斗而得以解除，一般国民如何改变其民族自卑感而培养起民族自尊心，国家如何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地位，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这就是中国今后的根本课题。……倘如删去这些章节，那就是全书失其意义了。(18)
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看重废除不平等条约事件，是他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西方观察家认为蒋介石有一种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幻想。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社会难以摆脱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早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政府主要外交目标。1930年1月，取消列强治外法权的谈判进人与各国会商阶段，但因日本侵入中国东北而停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首篇里赫然声明：(国父)“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直接涉及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就占了三章。费正清就说过：“该书为庆祝1943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19)邓野也说过：“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20)今年，邓野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再次强调：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21)
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过多地强调民族自尊，全书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00万册并成为必读之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英译本也一再推迟出版，1946年1月份，美国六位国会议员提出要国务院自己翻译这本书，却遭到重庆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文件。
因国共两党纷争，民国史往往被人为断为两节，两边都有自我设限，以致我们读史需作常识性补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蒋介石的思想逻辑、心路历程来看，引发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密切相关，甚至可说是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最主要动机。
二、“反共宣战书”
那么，几十年来，中共党史为何一直沿用蒋介石出书动机“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又或者是“蒋介石欲挑起新内战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等观点呢？这一论断是怎么提出的？是否符合史实？
我们发现，这一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当年毛泽东亲自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运动中的一句关键词，提出者是陈伯达，他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22)陈文是当时中共组织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中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篇，由毛泽东亲自修订并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为写此文，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到激动处，陈伯达可谓“笔泪俱下”。陈伯达不无得意地说：这篇文章“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他还借用李六如的话形象地概括道：它甚至“顶了几个师的力量”。(23)
翻查史载，陈伯达的话显然夸大了。陈伯达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21日，此时，已是胡宗南部队撤出陕南的第11天、蒋介石公开声明对边区“无进攻之意”的第10天之后，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处于退却阶段，何来“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果这是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一篇“宣战书”，“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动员令”，那么，书一出版当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而不是事隔4个月后才组织大批判。
那么，这几个月里，国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妨深入一层分析。
从1942年上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也就是《中国之命运》推出前后一段时间里，国共双方并未出现剑拔弩张情形，相反是双方频频往来的和谈时期，当时双方都希望将国共问题纳入政治解决轨道。两党出现这种新思维，主因是世界出现变局。
在中共一方，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后，苏联无暇东顾，延安失去国际支持。同时，莫斯科希望中共支持国民政府积极抗战，以解除东线之忧。面对新局势，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意识到，随着苏联和美、英结盟，世界大势为之一变，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将出现一种妥协局面，国共关系需作重新调整，做长期合作的打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讲话，动员全民奋起抗战。
在国民党一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盟友，连一向瞧不起中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即致电蒋介石：“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24)美、英的支持，令孤身抗日苦撑近4年的蒋介石突然有了“绝处逢生”的慨叹。他先前预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25)这一天终于到来。借助外部特别是美国的力量打败日本，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现在，在美国支持下，中国正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迈向世界四强地位，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如此崇高。按陶希圣说法：“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42-1943)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增高到了顶点”之年。(26)1942年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国家与地区)最高统帅之后，第一次成为国际性头面人物。这年的6月1日，蒋介石的肖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个人声望逐渐高涨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他的威胁在消减。在这种背景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新的和谈方式，应该说，受莫斯科指示的中共一方更主动。
1942年7月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约见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问题，并随即在发表的“七七宣言”中作出和解姿态：
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谈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27)
国民党作出积极回应。7月11日，国民党派张治中和周恩来、董必武会晤，周恩来提出妨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对国共谈判之事满口答应。蒋介石于8月14日再次接见周恩来，提出“国内的问题应好好解决”，甚至提出希望一周后去西安会晤毛泽东。(28)毛泽东获悉也表示：“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29)但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摸不清蒋介石急切见毛的意图，担心蒋对毛不利，只派出林彪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林彪特别向蒋介石转告毛泽东的意见：今后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30)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仍对亲自见蒋谈判一事深感兴趣，但一再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
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31)中共认为“这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是“时局好转的开始”，即使国民党“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32)毛泽东还于12月1日，写了一封缄件给蒋介石，内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进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33)
由于中共的积极回应，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时，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解决两党统一团结问题，希望真团结，不是政治手段。蒋介石甚至声称：只要他活着一天，就绝不会让中共吃亏。(34)1943年3月28日，何应钦明白无误地告诉周、林：国共两党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能再有摩擦发生。敌人一贯政策，是以华制华，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使我们内部不能团结，如果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将来只有同归于尽。(35)周表示同意，林也表示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彻底合作。应该说，这一时期，两党对于合作问题的态度均是积极的。
这段你唱我和时期，正是蒋介石酝酿、写作、修订和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间(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如果说，蒋介石一面与中共和谈，一面谋划撰写一部意在掀起反共高潮的理论书籍，于逻辑和情势都说不通，更何况国际社会也不允许蒋介石“内讧”。美、英为共同对日，多次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
那么，《中国之命运》是如何与“反共高潮”沾上边的？
陈伯达说，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延安也很快看到了”。但中共这段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并没有过多关注重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连当时重庆《中央周刊》杂志组织《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活动，熙熙攘攘地公开发表了300来篇文章的时候，延安也没动静。至少到6月2日止，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内容，也“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情。”(36)为统一全党思想、方针和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国之命运》尽管被捧为“领袖经典”，在大后方红极一时，却委实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线。6月1日，毛泽东还致电前线的彭德怀，“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37)双方对和谈都怀有诚意。
这也意味着，《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并没有被视作“反共宣战书”，甚至都还没有引起中共的注意，为何到了7月下旬，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出现180度的转变？
导致国共关系趋向恶化的诱因是5月22日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之后。在蒋介石看来，中共是共产国际移植中国的“傀儡”，不是中国土壤里生根成长起来的，它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无关。蒋介石早年就反对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独立自主。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存在就有了问题。更何况蒋介石知道共产国际的解散，是美国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
蒋介石在5月31日《本月反省记》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38)蒋介石虽然高度评价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但如何转变为对内政策仍十分谨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历来抱有戒备之心，和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蒋介石明白，国共终不可能和衷共济。蒋希望借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心头大患，但碍于国内外舆论，尤其国际舆论，蒋介石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因此，在共产国际解散的第三天，蒋介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但表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39)事实上，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国民党也一直克制，没有在党报《中央日报》上置评一词，正如学者朱鸿召所言：国民党对于共产国际解散事件的态度是“大题小作”。(40)
6月10日，周恩来、林彪返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前夕，蒋介石覆缄毛泽东，内称：“兹承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会晤，尤为欣慰。”(41)此时，双方谈判虽无成果，但谈判大门仍没关闭。
将“中共问题”紧张化的是“戴笠方案”的提出，6月，戴笠提出“解决中共问题”方案，其目的是“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目标，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42)胡宗南在边区南部布防16个师，正是要对延安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国民党虽然萌生反击中共意图，但最终没有迈出诉诸武力一步。7月6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森致电美国务卿，传递了蒋介石的态度：国民政府不希望由于进攻共产党，被人冠以在中国挑起内战的头衔。面对美国人的疑心，蒋介石这个姿态不得不表明。
因此，当胡宗南已将3个军团16个师部署完毕，以求“收复陕北地区”时，蒋介石仍按兵不动：“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43)蒋介石明白“紧事三分输”的道理，不敢贸然行动。
毛泽东也清楚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国共开战，有一细节可看出延安的“镇定自如”：重兵压境之下，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44)这些细节隐藏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方针，号召“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45)
在内外因素迫使下，7月10日，蒋果然令胡停止行动，11日蒋、胡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之意。杨奎松分析说，“蒋之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46)这一论点是符合事实的。7月13日，蒋介石高调地对国民参政员表示：“宪政自应提前办理”，“希望统一军政与实施宪政同时办理”。(47)蒋介石以为可将中共容纳进一种政治结构之中，实现他所谓的“政治解决”。
综上所述，陈伯达说《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动员令”一辞，更多的是党派斗争、政治宣传的意识形态用语，与事实无关，不应成为一种史学论断。就在陈文发表的前几天，也即是胡宗南撤兵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就说过：“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迅速破产。”(48)总不会打败了“反动派”才来批判“宣战书”吧？此后蒋介石虽仍有剿共意识，但终未付诸行动。按照史家杨天石说法，“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更谈不上所谓“高”。(49)政治使历史记忆断层，时至今天，我们如果仍是沿用当年的政治宣传话语，未免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被称为“反共宣战书”之背后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7月下旬胡宗南大军撤离后，才突然把《中国之命运》作为“反共宣战书”大张旗鼓地进行大批判呢？
主因有三：
首先，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和谈被搁置。
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前夕，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林，谈判“须搁一搁”。不久，16个师布防边区南部，这都使毛泽东大为不快，认为蒋介石让周恩来、林彪回延，继则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50)毛泽东的“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的愿望可能落空。
本来，作为一种战略预设，毛泽东早在1942年4月就提出“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且认为“他们布置很久了”。(51)至于“高潮”迟迟未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使得国民党内部问题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势。(52)后随着国共进入和谈阶段，毛泽东不再提“第三次反共高潮”言论。
但是，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和谈搁置，重庆政府不仅发起军事攻势，政治攻势也相随而至。在国民党宣传情报部门的鼓动下，6月到7月间，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团体，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应同共产国际一起解散，将军令和政令统一到国民政府之下。就连毛泽东的同乡、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样观点：一个国家政党可以有多个，而只能一个政党拥有军队，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走议会道路。(53)
这种直言中共地方政权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泽东最为羞恼和不能接受的。毛泽东马上将此与《中国之命运》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搞“武装割据”言论联系起来，认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
其次，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莫斯科态度转变有关。
1943年7月，陶希圣认为“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扭转期。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开始在国际与国内受到各种诬蔑与打击”。(54)也就是说，从7月起，莫斯科开始批评重庆政府，莫斯科《红星报》发表有关中日战争的专文。在陶希圣看来，作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抗战的光荣都加到中共身上，而对国民政府不赞一词”。8月8日，“莫斯科发出了围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号，那就是《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长篇通讯，诬指国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55)
莫斯科对重庆政府态度转变与它战后格局的安排意图有关，苏联的对华政策，目标始终是确保其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1943年夏秋，苏军开始展开战略反攻，德军节节溃败。盟军胜利，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考虑战后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亚洲有一强国与苏联平起平坐。这年10月莫斯科会议上讨论《四强宣言》时，斯大林态度坚决地反对中国加入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机构，而罗斯福则决心要中国加入世界四强。罗斯福这一打算，是为了最终打败日本，同时战后蒋政权可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屏障。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的决心是，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则不惜流会。”反复无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让步。(56)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奠定。这是后话。
最后，批判《中国之命运》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呼应。
进行了一年多、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迷信的延安整风运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从容、主动地处理国共关系提供条件。此外，这时的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深挖国民党特务阶段，为回应国民党的军事、政治进逼，也需要发起一场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性质的大论战。毛泽东趁国民党军事威胁解除、国际舆论于已有利之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民主”间隙，组织人马对这部“领袖著作”进行批判，“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57)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毛泽东说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其一，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清算王明路线，以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看来，王明错误之一，是听信蒋介石，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越是对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批判，就越能肃清王明路线余毒。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可以放开手脚清除党内残余的亲苏分子。8月5日，在批判《中国之命运》高潮时，毛泽东以中共总学委主任的名义向全党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本质的教育，批判王明“蒋委员长怎么讲，我党中央怎么讲”的右倾论调。(58)并声称，“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是“蒋介石的应声虫”。(59)
其二，批判《中国之命运》也与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深挖国民党特务的“审干”、“反奸”任务相呼应。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60)7月15日，康生在这一天作了著名的《抢救失足者》报告，从此，“审干运动”进入“抢救运动”，所谓“抢救”实质是抓国民党特务。当时曾想自杀的刘白羽回忆说：“审干运动像是狂风暴雨，而真正的抢救高潮，却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满巨大的恐怖。”(61)“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自我批判会是多么令人痛苦。”(62)这一天，被延安的“公家人”称为“黑色的七月十五”。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63)
革命的张力和恐怖有时来自革命内部，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300人，被打成特务的竟有267人。(64)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若夫观察到：“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65)这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但据高华研究，光是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五”，就连积极批判《中国之命运》的副总编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学委委员。(66)据统计，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67)“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68)毛泽东要在思想上改造、组织上改组，全党上下思想一致，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以适应未来的抗战胜利新形势。
延安整风使全党相信，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延安中央党校校长邓发这段话很有代表性，邓发说：“我们究竟走《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呢？还是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国家观念、有民族天良的热血青年，……绝对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统治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我相信中国青年是会选择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道路。”(69)被国民党奉为领袖经典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必遭对手批判，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就在这一年，世界大战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在欧洲战场，苏军开始反攻德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在太平洋战场，经中途岛之战、所罗门岛之战后，日本海空军节节败退，美军转入反攻，同盟国胜利在望。国共两党领袖都在为战后作准备。
在毛泽东批判《中国之命运》的背后，我们看到：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历史舞台主角，但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结果之上。
对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黄仁宇的这句话形容得最贴切：“两党领导人针锋相对地以传媒既作武器也为战场地鏖战。”(70)他们心照不宣地关注着同一个问题——未来天下。毛泽东一开始将《中国之命运》当作“反共宣战书”来批判，是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为中共在舆论上争取民心。应该说，争取一个怎样的抗战结果来安排未来中国的政治秩序，是两党领袖不约而同考虑的问题，他们为此展开各自的文韬武略。
世事如棋局。如毛泽东所预料，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71)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72)这一年时局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毛泽东心里，答案逐渐清晰。
注释：
①参见何虎生：《蒋介石传》，中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43页；《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4页；北京：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第499、502页；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2页；何仲山等：《毛泽东与蒋介石》，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程舒伟等：《蒋介石秘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页。
②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③[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九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15页。
④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203页；[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5页。
⑤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第203页。
⑥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第204页。
⑦“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一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23页。
⑧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⑨陈立文：《抗战期间中国争取国际地位之努力论文集》，第59—60页；参见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第182页。
⑩何虎生：《蒋介石传》。
(11)“蒋介石10月10日日记”，参见[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305页。
(12)[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305页。
(13)[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14页。
(14)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5)[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306页。
(16)何仲山等：《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77页。
(17)《时代》周刊，1943年7月12日，转引自李辉：《封面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18)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第205页。
(19)[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20)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1)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页。
(22)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第207页。
(23)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版，第71页。
(2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2)，第89页。
(25)[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12页。
(26)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第202页。
(2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1942年7月7日)，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28)“周恩来关于蒋欲约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载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8页。
(29)“毛泽东关于见蒋为改善国共根本关系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3日)，载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69页。
(30)“周恩来关于林彪见蒋经过的报告”(1942年10月27日)，载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70页。
(3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794页。
(32)“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33)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转引自[美]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41页。
(34)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73—475页。
(35)《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第2911页。
(36)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3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页。
(39)《王世杰日记》(第4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版，第78页。
(40)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4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转引自[美]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41页。
(42)《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第2952页。
(43)《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44)《王恩茂日记》(1943年7月13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45)“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2页。
(4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78页。
(47)“黄炎培日记摘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增刊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
(48)《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第2964页。
(49)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第407页。
(50)“毛泽东于7月13日发给彭德怀和中央各局电文”，载《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第2963页。
(51)“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做时局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5页。
(5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1页。
(53)何家干：“乱世书生左舜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8年6月29日，B39版。
(54)陶泰来：《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55)陶希圣：“关于‘中国之命运’”载《潮流与点滴》，第210—211页。
(56)[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345—346页。
(57)“毛泽东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给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58)参见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144页。
(59)参见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144页。
(6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7月1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5页。
(61)刘白羽：“心灵的历程”，载《刘白羽文集》第9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74页。
(62)L.H及G.C.L的陈述，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当时在延安。见[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63)《中华民国实录》(抗战烽火)，第2978页。
(64)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65)弗拉基米若夫8月21日日记，参见彼得·弗拉基米若夫著：《延安日记》，第155—156页。
(66)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页。
(67)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68)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69)邓发：“谁爱护青年？谁残害青年？”，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第17页。
(70)[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44页。
(7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44年6月5日)，载张树军等(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上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页。
(72)参见《中央日报》社论，194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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